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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遭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侵略战争。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紧急动员，组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规模空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陷空前凶恶的日本强盗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缴械投降。
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的抗日大军里面，近800万海外华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们不仅纷纷组成抗日团体，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捐款捐物，支援抗日，甚至大批侨胞远涉重洋，回国参战。正面战场，敌后战场，野战兵团，地方武装，前沿阵地，后勤运输，各条抗日战线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介绍的仅是新四军里的三位华侨校官的抗日事迹。
善于带兵用兵的陈绍痕
陈绍痕，生于1917年。少年时因家庭贫困，他跟随亲友到菲律宾做工谋生。1938年1月，为了抗日救国，响应祖国的召唤，陈绍痕毅然参加了沈尔七等领导的菲律宾归国华侨服务团。在远渡重洋回国途中，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和阻力，终于在1938年2月来到福建龙岩白兔，参观访问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同年4月，服务团全体人员调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1939年春毕业，陈绍痕被分配到苏皖前线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句容、溧水、镇江、丹阳四县抗敌总会警卫连任排长，后任句容县警卫连连长。时过半年，他把一个80多人的连队发展到140多人。他指挥的京杭国道一仗和镇江高庙山一仗都打得很好，各歼敌一个多连，1943年秋先后被提拔为副营长、营长。他常说：“要带好兵才能打胜仗。一个指挥员能否带好兵，是衡量一个指挥员才能的重要标志”，“一个兵就是一份战斗力，指挥员一定要有爱兵观念。”一次，他看到连里战士黄福山生病发烧40℃，就想尽办法请医生，并亲自护理，直到烧退。黄福山感动得流泪说：“陈营长比我亲生父母还要亲。”
1943年日寇、汪伪政权动员了大量兵力，对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陈绍痕在茅山反“扫荡”战斗中负了伤，战士们要他下火线，他坚决不肯，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一下，又冲上一线，端起机关枪对敌扫射，直到把敌人打退。他英勇顽强的精神，令大家十分感动。他说：“打仗，流血、牺牲不奇怪，我早有准备。”在天目山龙岭保卫战时，敌人两个团来进攻，情况非常紧张，有的同志感到坚守很困难，问他怎么办。他说：“人在阵地在，坚决把敌人打退，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由于他坚决果断，战士们勇敢杀敌，终于把敌人两个团的进攻打了下去，守住了龙岭阵地，取得了天目山保卫战的全胜。
1945年1月，新四军向浙西进军，陈绍痕带的部队编入为主力兵团。从游击战转入运动战，他的担子更重了。进军的第三天，在孝丰西庙市与国民党第六十二师一个团遭遇，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下起了毛毛雨。这时，陈绍痕发现公路上有很多兵马向南走，穿的衣服，戴的帽子与新四军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肩上扛的机关枪比较多，陈绍痕准确判断了这个情况，认定是敌人。他命令六连孙永安连长沉着应战，深入虎穴，掠其虎子。在陈绍痕灵活指挥下，我军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俘敌300多人，缴获机枪10多挺，我方竟无一伤亡。这以后，陈绍痕不断总结作战经验，研究对策，在孝丰、天目山、草明山、狸头桥又取得连战皆捷的重大战果。
日本投降后，陈绍痕任我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四十八团副团长，后相继参加了华东解放战场上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在山东鲁南战役中，他脸部和双手被冻得破裂流血，仍同战士们一起在雪地挖工事。在莱芜吐丝口战役中，他带部队打进圩子，连续三个晚上没有睡觉，身体疲倦，两眼布满血丝，同志们劝他到碉堡里休息一会儿，他说：“眼看着敌人不消灭，休息也不安宁。”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到战斗结束。在外线出击中，因马蹄坏了，马不能骑，他同部队战士一起步行前进，还帮走不动的战士扛枪，背行李。通过河南防泛区时，两天没有吃上一顿饭。他对同志们说：“饿肚子是常有的事，为了不让全国人民再受压迫剥削，我们挨点饿、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革命战士能吃苦，才能打胜仗。”
1949年春，陈绍痕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是年32岁。
一切为了抗日的林友映
华侨赤子林友映，出生于马来西亚一华侨商人家庭。1938年初，从南洋回国，参加了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三年的抗战洗礼，林友映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四军指挥员，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团第一营教导员。他很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常说：“作为一个军人，不会打仗不行；作为一个部队的政治工作者，不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更不行。”他针对三个连队的不同特点，在全营开展学军事、学文化、学理论活动，让他们相互取长补短。他还亲自给干部战士上哲学课，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使全营指战员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紧紧拧成一股绳，成为十八旅战斗力较强的主力营。在短短的4个月中，连续取得了江苏江（都）高（邮）宝（应）地区临泽镇、王营、大李庄、虹桥子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临泽以北地区的多次“扫荡”，保证了新四军和民运工作队在临泽以北地区的开辟工作。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扫荡，部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刚到临北时，已经是12月份，但大家都还是春秋装，没有被子，每人只有一个小包裹、一套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然而大家都充满着革命的乐观精神，决心要在临北这个大熔炉里锻炼和考验自己，做个坚强的抗日战士。林友映看到战士们的乐观情绪，心里非常高兴。为了改善战士们的生活，他不但发动全营指战员一起想办法，寻找经济和生活来源，还常常把家里寄给他的钱和物拿出来交给营部，供大家使用。
1942年春节前夕，营部考虑部队平时生活艰苦，很难吃到肉，想改善一下伙食，让大家过个愉快的春节。可是直到除夕早晨，伙房里仍然连一斤猪肉都没有。当营长为这件事作难时，林友映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怀表，交给司务长，要他立即拿到市场上去兑换猪肉。司务长不肯接收，为难地说：“教导员，你带兵打仗，很需要表……”“不用说了，快去吧！”司务长在营长的许可下，只好把怀表拿去换了两头猪。晚上，战士们高兴地吃着“辞岁饭”，有说有笑，十分愉快。当他们得知猪肉是用教导员的怀表换来的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我们的教导员不远万里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现在又为了我们过个好年，竟把陪伴他上学读书、行军打仗多年的怀表拿出来换了猪肉。他真是把一切都交给了祖国，把一切都献给了抗日。 林友映常说：“多团结一个人，就多增加一分抗日救国的力量。”部队到临北不久，他和群众打成一片，男女老少都喜欢和他攀谈。他也经常走门串户与群众促膝谈心，讲抗日保家乡的道理，讲农民的心里话。久而久之，大家也就越听越想听，越听心里越亮堂，更加感到新四军是自己的军队，更加信任和热爱新四军。不少父母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要他们好好跟教导员一起打日伪军，保卫家乡。林友映对党的统战工作很认真，做得很有成效。他曾多次找原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乡长徐震之和被俘的伪军官兵谈话，向他们宣传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要他们迷途知返，共同抗日，不要助纣为虐。在林友映耐心说服教育下，他们为新四军做了很多工作，使临北公路两侧成为新四军自由活动的区域。临北地区刀会本来是一支中立的群众自卫武装，领导权掌握在地方上层人物的手里。他根据上级的指示，首先拜会刀会的头领，说明新四军抗日保国、反对日本侵略、反对伪军压迫剥削的主张，向他们宣传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过民运工作队和部队的共同说服开导，在事实面前，刀会群众看到了林友映说的和新四军做的完全一样，处处为抗日，事事为人民，思想上逐步发生了转变，行动上主动向共产党靠拢。最后，林友映终于把刀会争取过来，成为配合新四军抗日和保家卫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2年4月8日，日伪军100多人从王营出发到郭氏桥“扫荡”。林友映闻讯后，迅速带领驻扎北舍、河沟头的一连、二连分头包围郭氏桥，1000多名刀会群众也赶来助战。下午3时战斗打响，他命令部队坚决消灭来犯的敌人，为乡亲们报仇！说完就和战士们一起勇敢地冲向敌人。经过一阵激战，敌人丢下十多具尸体，龟缩进吴家祠堂。这是一幢有十几间瓦房的四合院，敌人一面据此顽抗，一面架高电台呼唤救兵。林友映发现一名日军爬上天井的白果树架设天线，立即命令战士“消灭他！”侦察员“啪”地一枪，那名日军从树上栽了下来。接着第二个爬上去的日军也啃了泥巴。一连好几次，爬上去的日伪人员都被打了下来。傍晚时分，敌人熏起浓烟作掩护，才把天线架好。为了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消灭敌人，林友映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对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顿时，枪声、锣声、牛角号声和喊杀声响成了一片。
当林友映指挥部队快要攻入祠堂进行瓮中捉鳖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于是，他一边果断地指挥部队压住敌人的火力，一边掩护刀会群众迅速撤退。在刀会群众安全撤退后，林友映一面端起机枪“哒哒哒”地向敌人扫射，一面大声地命令部队撤退。忽然，通信员小陈发现林友映的腿上负了重伤，鲜血直流。他马上背起教导员一口气跑了五六十米。敌人越追越近，林友映看着通信员背着自己，还带着枪撤退，实在费力，就对小陈说：“你赶快带着枪先撤，不要管我，快！”“不！我一个人不走，要拼大家一起拼！”林友映用力推走通信员，自己静静地伏在地上，等敌人靠近时，用力甩出了最后两枚手榴弹。随着“轰轰”两声巨响，十几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可就在这时，林友映的胸部也连中数弹，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
战斗结束后，军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隆重地把林友映的遗体安葬在潼岭庵。许多群众按照民间的习俗，每年清明节都备下酒菜到墓前去祭奠他的英灵。抗战胜利以后，为了永远怀念这位抗日的华侨赤子，当地政府根据人民的请求，把郭桥乡改为“友映乡”，并将从他遗体里取出的弹头陈列在宝应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中，让人民世世代代缅怀这位为抗日献身的华侨赤子。
敌工战线大显身手的林滔
1912年林滔生出于福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由于家庭困难，1928年到印尼爪哇泅水一家首饰铺当徒工，后参加反帝大同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不幸被捕入狱，1934年获释，被当局驱逐出境。为此，他于1935年赴日本，进入明治大学学习经济专业。除读书外，他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领导的留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全国抗战爆发后，林滔毅然弃学归国，并于1938年2月抵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因他精通日语，被批准参加了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团。是年7月，他随工作团抵达武汉。武汉失守后，他被中共组织安排到西北军何基沣部开展敌工工作。1939年他奉命进入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随着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壮大，师政治部、各旅、军分区和地方党政机关成立了对敌工作部、科。这些敌工机构在新四军第五师敌工部部长林滔等的领导下，运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公开的、秘密的各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1940年至1941年下半年，日军投诚士兵不断增多，林滔积极领导敌工部部署广泛开展瓦解日军的工作，先后制定并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等政策。他亲自向部队有关人员教授日语喊话，广泛开展瓦解日伪军的工作。林滔还将俘虏的日本士兵，陆续送往国民党第五战区，再经第五战区转送重庆周恩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及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主持的日军俘虏管训机构进行感化和教育。与此同时，第五师敌工部于1941年成立了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将30余名日本投诚士兵组织起来，并任命圾谷义次郎为支部长。为充分发挥这些日人盟员的作用，林滔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们，他指导日人盟员重点利用语言上的优势和熟悉日军内部情况的条件，编写日文对敌宣传材料，广为散发，以动摇日军军心，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在此期间，林滔还组织日本盟员和第五师敌工队窃听日军电话，了解日军动态和军事行动，为第五师取得历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来源。
林滔对培养自己的敌工干部工作十分重视。他所领导的敌工部在紧张频繁的反“扫荡”斗争中，先后两次举办敌工干部训练班。1943年夏，林滔领导下的“敌训班”结业的100余名学员与日本反战同盟盟员搭配，组成若干对敌工作队（简称敌工队），成为第五师各旅、军分区部队一支支宣传瓦解敌人的生力军。1940年以后，先后争取了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八十二师师长汪步青所部1500余人起义参加新四军，以及伪第十师第三旅第七团800余人反正。据统计，8年抗战中，向第五师投诚的大股伪军共有12股，计6600余人，这和林滔积极开展敌工工作是分不开的。
（责编 郄智）
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的抗日大军里面，近800万海外华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们不仅纷纷组成抗日团体，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捐款捐物，支援抗日，甚至大批侨胞远涉重洋，回国参战。正面战场，敌后战场，野战兵团，地方武装，前沿阵地，后勤运输，各条抗日战线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介绍的仅是新四军里的三位华侨校官的抗日事迹。
善于带兵用兵的陈绍痕
陈绍痕，生于1917年。少年时因家庭贫困，他跟随亲友到菲律宾做工谋生。1938年1月，为了抗日救国，响应祖国的召唤，陈绍痕毅然参加了沈尔七等领导的菲律宾归国华侨服务团。在远渡重洋回国途中，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和阻力，终于在1938年2月来到福建龙岩白兔，参观访问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同年4月，服务团全体人员调到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1939年春毕业，陈绍痕被分配到苏皖前线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句容、溧水、镇江、丹阳四县抗敌总会警卫连任排长，后任句容县警卫连连长。时过半年，他把一个80多人的连队发展到140多人。他指挥的京杭国道一仗和镇江高庙山一仗都打得很好，各歼敌一个多连，1943年秋先后被提拔为副营长、营长。他常说：“要带好兵才能打胜仗。一个指挥员能否带好兵，是衡量一个指挥员才能的重要标志”，“一个兵就是一份战斗力，指挥员一定要有爱兵观念。”一次，他看到连里战士黄福山生病发烧40℃，就想尽办法请医生，并亲自护理，直到烧退。黄福山感动得流泪说：“陈营长比我亲生父母还要亲。”
1943年日寇、汪伪政权动员了大量兵力，对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陈绍痕在茅山反“扫荡”战斗中负了伤，战士们要他下火线，他坚决不肯，让卫生员简单包扎一下，又冲上一线，端起机关枪对敌扫射，直到把敌人打退。他英勇顽强的精神，令大家十分感动。他说：“打仗，流血、牺牲不奇怪，我早有准备。”在天目山龙岭保卫战时，敌人两个团来进攻，情况非常紧张，有的同志感到坚守很困难，问他怎么办。他说：“人在阵地在，坚决把敌人打退，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由于他坚决果断，战士们勇敢杀敌，终于把敌人两个团的进攻打了下去，守住了龙岭阵地，取得了天目山保卫战的全胜。
1945年1月，新四军向浙西进军，陈绍痕带的部队编入为主力兵团。从游击战转入运动战，他的担子更重了。进军的第三天，在孝丰西庙市与国民党第六十二师一个团遭遇，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下起了毛毛雨。这时，陈绍痕发现公路上有很多兵马向南走，穿的衣服，戴的帽子与新四军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肩上扛的机关枪比较多，陈绍痕准确判断了这个情况，认定是敌人。他命令六连孙永安连长沉着应战，深入虎穴，掠其虎子。在陈绍痕灵活指挥下，我军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俘敌300多人，缴获机枪10多挺，我方竟无一伤亡。这以后，陈绍痕不断总结作战经验，研究对策，在孝丰、天目山、草明山、狸头桥又取得连战皆捷的重大战果。
日本投降后，陈绍痕任我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四十八团副团长，后相继参加了华东解放战场上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在山东鲁南战役中，他脸部和双手被冻得破裂流血，仍同战士们一起在雪地挖工事。在莱芜吐丝口战役中，他带部队打进圩子，连续三个晚上没有睡觉，身体疲倦，两眼布满血丝，同志们劝他到碉堡里休息一会儿，他说：“眼看着敌人不消灭，休息也不安宁。”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到战斗结束。在外线出击中，因马蹄坏了，马不能骑，他同部队战士一起步行前进，还帮走不动的战士扛枪，背行李。通过河南防泛区时，两天没有吃上一顿饭。他对同志们说：“饿肚子是常有的事，为了不让全国人民再受压迫剥削，我们挨点饿、受点苦又算得了什么？革命战士能吃苦，才能打胜仗。”
1949年春，陈绍痕在淮海战役中光荣牺牲，是年32岁。
一切为了抗日的林友映
华侨赤子林友映，出生于马来西亚一华侨商人家庭。1938年初，从南洋回国，参加了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过三年的抗战洗礼，林友映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四军指挥员，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五十四团第一营教导员。他很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常说：“作为一个军人，不会打仗不行；作为一个部队的政治工作者，不会做思想政治工作更不行。”他针对三个连队的不同特点，在全营开展学军事、学文化、学理论活动，让他们相互取长补短。他还亲自给干部战士上哲学课，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使全营指战员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紧紧拧成一股绳，成为十八旅战斗力较强的主力营。在短短的4个月中，连续取得了江苏江（都）高（邮）宝（应）地区临泽镇、王营、大李庄、虹桥子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临泽以北地区的多次“扫荡”，保证了新四军和民运工作队在临泽以北地区的开辟工作。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扫荡，部队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刚到临北时，已经是12月份，但大家都还是春秋装，没有被子，每人只有一个小包裹、一套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然而大家都充满着革命的乐观精神，决心要在临北这个大熔炉里锻炼和考验自己，做个坚强的抗日战士。林友映看到战士们的乐观情绪，心里非常高兴。为了改善战士们的生活，他不但发动全营指战员一起想办法，寻找经济和生活来源，还常常把家里寄给他的钱和物拿出来交给营部，供大家使用。
1942年春节前夕，营部考虑部队平时生活艰苦，很难吃到肉，想改善一下伙食，让大家过个愉快的春节。可是直到除夕早晨，伙房里仍然连一斤猪肉都没有。当营长为这件事作难时，林友映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怀表，交给司务长，要他立即拿到市场上去兑换猪肉。司务长不肯接收，为难地说：“教导员，你带兵打仗，很需要表……”“不用说了，快去吧！”司务长在营长的许可下，只好把怀表拿去换了两头猪。晚上，战士们高兴地吃着“辞岁饭”，有说有笑，十分愉快。当他们得知猪肉是用教导员的怀表换来的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我们的教导员不远万里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现在又为了我们过个好年，竟把陪伴他上学读书、行军打仗多年的怀表拿出来换了猪肉。他真是把一切都交给了祖国，把一切都献给了抗日。 林友映常说：“多团结一个人，就多增加一分抗日救国的力量。”部队到临北不久，他和群众打成一片，男女老少都喜欢和他攀谈。他也经常走门串户与群众促膝谈心，讲抗日保家乡的道理，讲农民的心里话。久而久之，大家也就越听越想听，越听心里越亮堂，更加感到新四军是自己的军队，更加信任和热爱新四军。不少父母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要他们好好跟教导员一起打日伪军，保卫家乡。林友映对党的统战工作很认真，做得很有成效。他曾多次找原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乡长徐震之和被俘的伪军官兵谈话，向他们宣传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要他们迷途知返，共同抗日，不要助纣为虐。在林友映耐心说服教育下，他们为新四军做了很多工作，使临北公路两侧成为新四军自由活动的区域。临北地区刀会本来是一支中立的群众自卫武装，领导权掌握在地方上层人物的手里。他根据上级的指示，首先拜会刀会的头领，说明新四军抗日保国、反对日本侵略、反对伪军压迫剥削的主张，向他们宣传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过民运工作队和部队的共同说服开导，在事实面前，刀会群众看到了林友映说的和新四军做的完全一样，处处为抗日，事事为人民，思想上逐步发生了转变，行动上主动向共产党靠拢。最后，林友映终于把刀会争取过来，成为配合新四军抗日和保家卫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2年4月8日，日伪军100多人从王营出发到郭氏桥“扫荡”。林友映闻讯后，迅速带领驻扎北舍、河沟头的一连、二连分头包围郭氏桥，1000多名刀会群众也赶来助战。下午3时战斗打响，他命令部队坚决消灭来犯的敌人，为乡亲们报仇！说完就和战士们一起勇敢地冲向敌人。经过一阵激战，敌人丢下十多具尸体，龟缩进吴家祠堂。这是一幢有十几间瓦房的四合院，敌人一面据此顽抗，一面架高电台呼唤救兵。林友映发现一名日军爬上天井的白果树架设天线，立即命令战士“消灭他！”侦察员“啪”地一枪，那名日军从树上栽了下来。接着第二个爬上去的日军也啃了泥巴。一连好几次，爬上去的日伪人员都被打了下来。傍晚时分，敌人熏起浓烟作掩护，才把天线架好。为了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消灭敌人，林友映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对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顿时，枪声、锣声、牛角号声和喊杀声响成了一片。
当林友映指挥部队快要攻入祠堂进行瓮中捉鳖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于是，他一边果断地指挥部队压住敌人的火力，一边掩护刀会群众迅速撤退。在刀会群众安全撤退后，林友映一面端起机枪“哒哒哒”地向敌人扫射，一面大声地命令部队撤退。忽然，通信员小陈发现林友映的腿上负了重伤，鲜血直流。他马上背起教导员一口气跑了五六十米。敌人越追越近，林友映看着通信员背着自己，还带着枪撤退，实在费力，就对小陈说：“你赶快带着枪先撤，不要管我，快！”“不！我一个人不走，要拼大家一起拼！”林友映用力推走通信员，自己静静地伏在地上，等敌人靠近时，用力甩出了最后两枚手榴弹。随着“轰轰”两声巨响，十几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可就在这时，林友映的胸部也连中数弹，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
战斗结束后，军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隆重地把林友映的遗体安葬在潼岭庵。许多群众按照民间的习俗，每年清明节都备下酒菜到墓前去祭奠他的英灵。抗战胜利以后，为了永远怀念这位抗日的华侨赤子，当地政府根据人民的请求，把郭桥乡改为“友映乡”，并将从他遗体里取出的弹头陈列在宝应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中，让人民世世代代缅怀这位为抗日献身的华侨赤子。
敌工战线大显身手的林滔
1912年林滔生出于福州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由于家庭困难，1928年到印尼爪哇泅水一家首饰铺当徒工，后参加反帝大同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2年不幸被捕入狱，1934年获释，被当局驱逐出境。为此，他于1935年赴日本，进入明治大学学习经济专业。除读书外，他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领导的留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全国抗战爆发后，林滔毅然弃学归国，并于1938年2月抵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因他精通日语，被批准参加了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团。是年7月，他随工作团抵达武汉。武汉失守后，他被中共组织安排到西北军何基沣部开展敌工工作。1939年他奉命进入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随着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壮大，师政治部、各旅、军分区和地方党政机关成立了对敌工作部、科。这些敌工机构在新四军第五师敌工部部长林滔等的领导下，运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公开的、秘密的各种形式开展对敌斗争。1940年至1941年下半年，日军投诚士兵不断增多，林滔积极领导敌工部部署广泛开展瓦解日军的工作，先后制定并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等政策。他亲自向部队有关人员教授日语喊话，广泛开展瓦解日伪军的工作。林滔还将俘虏的日本士兵，陆续送往国民党第五战区，再经第五战区转送重庆周恩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及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主持的日军俘虏管训机构进行感化和教育。与此同时，第五师敌工部于1941年成立了反战同盟第五支部，将30余名日本投诚士兵组织起来，并任命圾谷义次郎为支部长。为充分发挥这些日人盟员的作用，林滔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们，他指导日人盟员重点利用语言上的优势和熟悉日军内部情况的条件，编写日文对敌宣传材料，广为散发，以动摇日军军心，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在此期间，林滔还组织日本盟员和第五师敌工队窃听日军电话，了解日军动态和军事行动，为第五师取得历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来源。
林滔对培养自己的敌工干部工作十分重视。他所领导的敌工部在紧张频繁的反“扫荡”斗争中，先后两次举办敌工干部训练班。1943年夏，林滔领导下的“敌训班”结业的100余名学员与日本反战同盟盟员搭配，组成若干对敌工作队（简称敌工队），成为第五师各旅、军分区部队一支支宣传瓦解敌人的生力军。1940年以后，先后争取了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八十二师师长汪步青所部1500余人起义参加新四军，以及伪第十师第三旅第七团800余人反正。据统计，8年抗战中，向第五师投诚的大股伪军共有12股，计6600余人，这和林滔积极开展敌工工作是分不开的。
（责编 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