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轮》也许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从市场角度看,尤其如此。它不仅从未赢得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或《古拉格群岛》那样的高誉,而且正相反,它至今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40年来,世界上没有几家出版商敢于接手。英译本至今未能出齐。美国的索尔仁尼琴专家爱德华·埃里克森担心它将永绝于英语读者。在今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此书根本不可能赚钱,因为发行收入连支付翻译费用都不够。
　　这部巨大无比的小说几乎是非文学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反文学。你很难想象,一个20世纪的小说家,会用一种比19世纪更倒退的方式来写作。我们常说的“有血有肉”的主人公的缺失,或许还称不上最大的弊病,要命的是它过度的铺陈和稀见的情感。
　　如果能穿越时空,如果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还活着,并且年轻,而我有幸坐在他对面,听他讲出这部巨著的构思,我或会非常激动。“让我们来写十月革命吧,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甚至更早,从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开始,那是俄国此后80年苦难的源头。主人公是个忧国忧民的大学生,像我那早夭的父亲一样,无限热爱托尔斯泰……”真好啊,我已迫不及待。可惜不是这样。小人物很快让位给了软弱的君王、短命的首相、被蠢材包围的将军和暗藏杀机的革命家。小说家君临于文字之上,成了自命的历史学家。他是全知的,又是无奈的。尽管不曾明言,但他多么希望,革命那“遏止不住的……压倒一切的……血红血红的车轮”不曾辗过俄罗斯的原野。只是这样一来,他努力寻找的革命的真正成因也便永远不会出现。
　　如果斯托雷平没被刺杀,如果他的改革能够延续,会不会停转红轮,留下一个开明的皇权专制?会不会就不再有十月革命那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历史臆想注定永无答案。“这一次开枪是整个20世纪的一次预演,”索尔仁尼琴写道,“这两颗子弹已经杀死了整个王朝。”
　　任何将索尔仁尼琴视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的确确是反动的。他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在他看来,两者皆会导致社会解体,国家混乱,文化绝灭。相反,只要人民克己复礼,掌权的强人宽仁擅断,索尔仁尼琴甚至会支持一个更有秩序和效率的独裁政权。
　　《红轮:往日叙事·第一卷》厚达千页,原书名为《一四年八月》,所述中心事件乃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俄军的惨败,亦前述至1906～1911年斯托雷平的当政,繁复而庞杂,但并非不堪卒读。
　　书中的尼古拉二世有时并不那么优柔寡断,且出于“爱好和平之心”,果断制止了日本对中国的强盗行径,使之“放弃了朝鲜和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只占台湾。“真是人不在老少,马不在高低。这位初出茅庐的少年沙皇居然做出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想都不敢想的事。”索尔仁尼琴写道,“尼古拉对东方确实独具慧眼,也许他是第一位领悟到向东方大大扩展是俄国的使命的沙皇”,为此他“愿意保护中国,防止欧洲人侵略它。依靠这一承诺,我们从中国获得了在北满建筑铁路的权利”,还得到了旅顺口。这些话既鲁莽又刺目,伤我的感情,也难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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