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吕布尔斯先生是在1998年，即他卸任后的第四年。因处女作《荷花戏台》在德国出版，应出版社邀请，我飞往慕尼黑开始在德国诸城接受采访兼签名售书的旅程。
　　也许是出版社觉得我的书收益不错，便给我订了头等舱机票。从阿姆斯特丹到慕尼黑行程只有一个来小时，多花好几百荷兰盾真是可惜。 而且飞机很小，头等舱和经济舱的区别只是一个坐在前几排一个坐在后几排，连放膝盖的地方都是一样宽窄。
　　不过当我看到坐在前排的吕布尔斯先生时，顿时觉得出版社的钱花得不冤枉。等到飞机升入高空可以解开安全带时，我小心地站起来走向这位荷兰前首相。他正闭目养神，听到有人来时，却并不感到惊讶。他请我坐在旁边的空位上，耐心地等我自我介绍。我说自己的第一本荷文小说近期将在十几个国家出版。这不，德文版刚问世。他细心地听我说话，而且就常人不会注意的细节向我提问。
　　我一点也不觉得他是近60岁的人， 在像扫帚一样超浓的灰白眉毛下，闪耀着智慧而朝气蓬勃的眼睛。我更不觉得他几年之前曾是呼风唤雨的国家领袖。他对我这平民百姓彬彬有礼，让我感到曾是他选民的欣慰。
　　他问我能为我做些什么，我答道，相反，我想为你做点事， 送给你一本书。他马上拿出名片，叫我把书寄给他。我一看，他的办公室在荷兰中部城市的一个工业区，除了做科研和在大学教授课程外，他还从商。
　　在这以后过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中午突然收到一个电话。“你好，我是吕德，”电话里的人说。我问吕德是谁，“我是吕德呀，”那人仍用昵称做自我介绍。我搞不清他是哪位，直接了当地问他贵姓。吕布尔斯，他说。他说收到了我的书，并表示感谢。
　　平时口若悬河的我，惊讶到忘了如何回答。“你的书很值得看，”他说，“不过不是政治小说，而是讲少女情窦初开和女孩之间友谊的故事，也许女人更爱看这种书。”他耐心地等我说话，但我还是不争气地张口结舌，一言不发。他只好彬彬有礼地同我告别，挂上了电话。
　　一年之后，荷兰皇家餐饮协会中餐部要举行大型春节庆祝活动，叫我帮忙请几位国家领导，我便想到了吕贝尔斯。休息期间，我第二次看到吕贝尔斯先生。他同我握手说，笑着说：“露露你现在有第二职业了。”后来，他还和我的搭档——荷兰电视台前新闻播音员叙谈往事，均是他当首相时他们合作的经历。
　　在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因为他同年年底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的高级官员，办公地点也从荷兰移至美国。2004年，荷兰媒体上关于这位前首相的新闻突然铺天盖地，说新闻，因为我实在不想用“性丑闻”三个字。当然，如果那些报道属实的话，说它是性丑闻也不过分。
　　据说吕贝尔斯掐了一位51岁女同事的臀部，随后，他被媒体称为“掐屁股专业户”。在联合国的调查尚未有结论时，新闻界早已把此事渲染得天花乱坠。事发后不到一年， 吕贝尔斯向联合国递交了辞呈。在告别会上，他的同事全体起立，为他对联合国拯救难民事业所做的贡献鼓掌感谢。他的副手张伯伦说：“您使我们相形见绌，您激励我们不断前进，您激励全世界各地难民奋发图强。我们感谢您，因为您的工作在很多人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1982年成为荷兰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到1994年以执政期最长首相的身份卸任，再到2000年赴联合国，直至2004年丑闻爆发并与一年后辞职，吕布尔斯的政治生命从年轻力壮到年过花甲。据他解释，那位女同事告他是因为他未提升她为部门主管。无论谁是谁非，我作为旅居荷兰靠爬格子吃饭的华裔作家，与吕贝尔斯先生的交往和通过媒体对他的报道也只能了解到荷兰政治的几个切面而已。
　　首先，高官卸任后与平民区别不大，荷兰也有交通堵塞问题，但不会缘于高官或前高官出行。其次，高官摸女同事臀部有如摸老虎屁股，万万不能。老百姓不能未经允许摸别人臀部，政治家尤为不能。此非小节，政治家的表率乃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其三， 一旦你过雷池一步，不管一生对国家对社会甚至对难民贡献有多大，都会前功尽弃。其四，不管媒体的报道得对不对，就像嫁出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最后，媒体爱高官的性丑闻，就像猫儿爱吃鱼。高官在这类问题上如履薄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风气。
　　不过丑闻归丑闻，人们心中总有一个天平。吕贝尔斯在很多荷兰人心中仍是令人尊敬的前国家领导人。不知我是否还有机会见到年近古稀的他。如果有的话，我将告诉他，无论如何，他使我更尊敬荷兰这个高官与庶民平等交往的国度，认识他以后，我渐渐把“草民”这个词从我的字典里删除。代替它的是“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