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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形式对长春市四所高校中的四十五名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处在中等水平，且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表现出不均衡分布。他们的交际技能和跨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尤其在后一项上相对薄弱。SPSS软件分析数据表明，受试者的不同背景因素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动机 跨文化知识 交际技能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在今天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个人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国内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学生或社会各界有各种跨文化需求的人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而对于教师却鲜有人关注，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也相对匮乏。评估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以此为依据找到提高和完善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 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本研究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四十五名来自于长春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以及长春工业大学四所高校，具有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的专业和非专业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这些英语教师具有不同的层次、条件和经历，对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和分析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适性。
2 问卷的设计
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学历、职称、授课对象的专业及是否具有跨文化交际经历。第二部分是测试题目。题目设计合并、修改了Chen & Starosta和Spitzberg & Cupach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问卷共80道选择题，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它们分别代表了跨文化交际动机、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答案设计采用莱克特五级量表，其形式是从“非常同意/我经常这样”到“非常不同意/我从不这样”。
跨文化交际动机问卷采用了Chen & Starosta的跨文化敏感性测评表，包括24道选择题，测评以下五个因素：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交际专注度。跨文化知识问卷包括20道选择题，主要取自现代语言欧洲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odern Languages）的卑尔根“Can Do”计划网站上提供的Blueprint for a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Intercultural Awareness，测试以下因素：日常生活行为与传统知识、社会习俗和规范知识、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知识、语言交际知识、非语言交际知识。交际技能问卷主要基于Chen & Starosta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中的跨文化灵敏性框架设计而成。主要测试以下因素：讯息技巧、恰当的自我表露、行为弹性、互动经营、社交技巧，也就是神入/移情的功夫。交际技能问卷据此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12道选择题，测试讯息技巧、恰当的自我表露、互动经营和移情能力；第二部分测试行为弹性。行为弹性若通过对相关描述的判断很难测试。因此，本研究采用并改编了Arasaratnam的跨文化交际技能测试题，共包括6个跨文化交际情景、24道选择题，测试受试者对于交际情景中的其中一个人物应该怎样说/做的判断。由于原测试题是从多元文化角度测试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此被相应改编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交流技能描述。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45份，收回有效答卷45份，回收率100%，采用无记名答卷方式，结果比较客观可信。
三 结果与分析
测试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信度为0.7454，说明该研究设计比较合理，结果可信。
1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整体水平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整体水平如下：跨文化交际能力问卷最小值为满分的63%；但均值仅为满分的72%；全距为86，峰度小于0，可见数据分布比正态分布要平坦，且离散程度较大。因此，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处在中等水平，且个体差异较大。
2 跨文化交际动机、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的结果数据及分析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受试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跨文化交际动机、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三个方面的水平分析如下：
跨文化知识的全距为43，比其它两项都大很多，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大。在跨文化知识问卷中，不及格的人数较多。整体看来，受试者的跨文化知识水平较低。跨文化交际动机方面的数据中，均值、中位数和众数三个数值比较接近，由此说明数据呈正态分布。交际技能问卷中，虽然不及格人数只有一人，但分数超过满分的70%的人数只有三分之一，且分数的离散程度也稍大。因此，比较看来，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处在中等水平，且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表现出不均衡分布。他们的交际技能和跨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尤其在后一项上相对薄弱。
3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其三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度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其三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可以表明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三个因素中的哪一个因素的相关度最高，或者说受哪一个因素的影响最大。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知识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高于同跨文化知识和同交际技能之间的系数。由此说明，在三个因素之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受跨文化知识的影响最大。另一方面，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动机以及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两个相关性系数要比跨文化交际动机和交际技能的相关性系数大，进一步说明跨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一点也得到了Kramsch Claire的验证。
4 跨文化知识与其五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度
由跨文化知识的五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得知，社会习俗和规范知识与跨文化知识的相关性系数在所有的系数中是最高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知识与跨文化知识的相关性系数次之。因此，这两个因素在跨文化知识中尤为重要。高校英语教师亟待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满足大学英语教学的需要及其自身素质的提高。而提高这种能力的主要方法在于增加跨文化方面的知识，其中又以社会习俗和规范、价值观、信仰和态度方面的知识为重。
5 受试者的不同背景因素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了T-检验来验证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否受他们的背景因素的影响。性别、学历、职称、授课对象的专业背景无论是在各个测试层面还是整个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果出人意料。从表面上看，上述结果似乎与我们的想象背道而驰，但是如果将其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即中国英语教育存在着内容结构上的缺陷，因其只注重语言结构性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关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上述现象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由于教学体系中没有跨文化部分的内容，而教学大纲中又不要求教师传授相关知识；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历），授课时间越长（职称），以及用英语授课的时间越久（授课对象），其能力的增长不外乎就是掌握了更多的词汇、更精通的语法知识，以及更精于课堂知识的传授。因此，学历、职称和授课对象的不同并未对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肯定学校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依然是培养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在保持现有教育特色的同时，要重视跨文化知识内容的传授以及相关能力的培养，并在教材设计、教学大纲以及各类英语等级考试方面添加这部分内容。本文认为，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可以成为这种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田。
跨文化交际经历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各个层面上产生了显著影响，经常与外国人交往的受试者的得分远高于对照组。鉴于受试者具备基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与外国人交往的频率就成为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手段。
问卷结果分析还显示，年龄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低年龄层（≤29）受试者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上要明显优于对照组。这主要是由于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语教学改革，导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在内容、方法等各方面与对照组存在显著的不同。这说明已经实施的英语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效。但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距离高水平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强和深入英语教学改革，将跨文化知识内容贯穿到教材设计、教学大纲以及各类英语等级考试中。在现阶段，为了建设一支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师队伍，应为各个层次的教师举办文化讲座、理论研讨、学术交流等活动，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四 结语
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希望能够引起语言学及英语教学界对高校英语教师这一特殊群体跨文化交际能力足够的重视，在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上完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同时对包括英语教学改革及英语师资培训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可行性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08】第267号。
参考文献：
[1] 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0期。
[2] 胡超：《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许力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7期。
[4] Arasaratnam,L.A.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from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A New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 Dissertation.（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2003.
[5] Chen,G.M., & Starosta,W.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A synthesis. In B.R.Burleson（Ed.）,Communication Yearbook,1996,（19）:353-384.
[6] Clarire,Kramsch.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7] Spitzberg,B.H.,& Cupach,W.R.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Beverly Hills,CA:Sage,1984.
[8] Spitzberg,B.H.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In L.A.Samovar & R.E.Porter（E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reader.Belmont,CA: Sage.1997. 379-391.
作者简介：
曲涛，女，1978—，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王准宁，女，1977—，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林欣达，女，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动机 跨文化知识 交际技能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在今天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个人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沟壑。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求。国内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学生或社会各界有各种跨文化需求的人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而对于教师却鲜有人关注，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也相对匮乏。评估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以此为依据找到提高和完善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 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本研究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四十五名来自于长春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以及长春工业大学四所高校，具有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职称的专业和非专业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调查。这些英语教师具有不同的层次、条件和经历，对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调查和分析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适性。
2 问卷的设计
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研究对象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学历、职称、授课对象的专业及是否具有跨文化交际经历。第二部分是测试题目。题目设计合并、修改了Chen & Starosta和Spitzberg & Cupach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问卷共80道选择题，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三个层面，它们分别代表了跨文化交际动机、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答案设计采用莱克特五级量表，其形式是从“非常同意/我经常这样”到“非常不同意/我从不这样”。
跨文化交际动机问卷采用了Chen & Starosta的跨文化敏感性测评表，包括24道选择题，测评以下五个因素：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交际专注度。跨文化知识问卷包括20道选择题，主要取自现代语言欧洲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odern Languages）的卑尔根“Can Do”计划网站上提供的Blueprint for a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Intercultural Awareness，测试以下因素：日常生活行为与传统知识、社会习俗和规范知识、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知识、语言交际知识、非语言交际知识。交际技能问卷主要基于Chen & Starosta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式中的跨文化灵敏性框架设计而成。主要测试以下因素：讯息技巧、恰当的自我表露、行为弹性、互动经营、社交技巧，也就是神入/移情的功夫。交际技能问卷据此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12道选择题，测试讯息技巧、恰当的自我表露、互动经营和移情能力；第二部分测试行为弹性。行为弹性若通过对相关描述的判断很难测试。因此，本研究采用并改编了Arasaratnam的跨文化交际技能测试题，共包括6个跨文化交际情景、24道选择题，测试受试者对于交际情景中的其中一个人物应该怎样说/做的判断。由于原测试题是从多元文化角度测试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此被相应改编成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交流技能描述。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45份，收回有效答卷45份，回收率100%，采用无记名答卷方式，结果比较客观可信。
三 结果与分析
测试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信度为0.7454，说明该研究设计比较合理，结果可信。
1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整体水平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整体水平如下：跨文化交际能力问卷最小值为满分的63%；但均值仅为满分的72%；全距为86，峰度小于0，可见数据分布比正态分布要平坦，且离散程度较大。因此，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处在中等水平，且个体差异较大。
2 跨文化交际动机、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的结果数据及分析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受试者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跨文化交际动机、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三个方面的水平分析如下：
跨文化知识的全距为43，比其它两项都大很多，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较大。在跨文化知识问卷中，不及格的人数较多。整体看来，受试者的跨文化知识水平较低。跨文化交际动机方面的数据中，均值、中位数和众数三个数值比较接近，由此说明数据呈正态分布。交际技能问卷中，虽然不及格人数只有一人，但分数超过满分的70%的人数只有三分之一，且分数的离散程度也稍大。因此，比较看来，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仅处在中等水平，且在情感、认知和行为层面表现出不均衡分布。他们的交际技能和跨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尤其在后一项上相对薄弱。
3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其三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度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其三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可以表明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三个因素中的哪一个因素的相关度最高，或者说受哪一个因素的影响最大。
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知识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高于同跨文化知识和同交际技能之间的系数。由此说明，在三个因素之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受跨文化知识的影响最大。另一方面，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动机以及跨文化知识和交际技能两个相关性系数要比跨文化交际动机和交际技能的相关性系数大，进一步说明跨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一点也得到了Kramsch Claire的验证。
4 跨文化知识与其五个因素之间的相关度
由跨文化知识的五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得知，社会习俗和规范知识与跨文化知识的相关性系数在所有的系数中是最高的。价值观、信仰和态度知识与跨文化知识的相关性系数次之。因此，这两个因素在跨文化知识中尤为重要。高校英语教师亟待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满足大学英语教学的需要及其自身素质的提高。而提高这种能力的主要方法在于增加跨文化方面的知识，其中又以社会习俗和规范、价值观、信仰和态度方面的知识为重。
5 受试者的不同背景因素对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了T-检验来验证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否受他们的背景因素的影响。性别、学历、职称、授课对象的专业背景无论是在各个测试层面还是整个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结果出人意料。从表面上看，上述结果似乎与我们的想象背道而驰，但是如果将其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即中国英语教育存在着内容结构上的缺陷，因其只注重语言结构性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关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上述现象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由于教学体系中没有跨文化部分的内容，而教学大纲中又不要求教师传授相关知识；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历），授课时间越长（职称），以及用英语授课的时间越久（授课对象），其能力的增长不外乎就是掌握了更多的词汇、更精通的语法知识，以及更精于课堂知识的传授。因此，学历、职称和授课对象的不同并未对受试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肯定学校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依然是培养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在保持现有教育特色的同时，要重视跨文化知识内容的传授以及相关能力的培养，并在教材设计、教学大纲以及各类英语等级考试方面添加这部分内容。本文认为，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可以成为这种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田。
跨文化交际经历对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其各个层面上产生了显著影响，经常与外国人交往的受试者的得分远高于对照组。鉴于受试者具备基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与外国人交往的频率就成为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手段。
问卷结果分析还显示，年龄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低年龄层（≤29）受试者在跨文化交际能力上要明显优于对照组。这主要是由于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语教学改革，导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在内容、方法等各方面与对照组存在显著的不同。这说明已经实施的英语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效。但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距离高水平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强和深入英语教学改革，将跨文化知识内容贯穿到教材设计、教学大纲以及各类英语等级考试中。在现阶段，为了建设一支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师队伍，应为各个层次的教师举办文化讲座、理论研讨、学术交流等活动，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四 结语
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希望能够引起语言学及英语教学界对高校英语教师这一特殊群体跨文化交际能力足够的重视，在开展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上完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同时对包括英语教学改革及英语师资培训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可行性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08】第267号。
参考文献：
[1] 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10期。
[2] 胡超：《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许力生：《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7期。
[4] Arasaratnam,L.A.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from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A New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 Dissertation.（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2003.
[5] Chen,G.M., & Starosta,W.J.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A synthesis. In B.R.Burleson（Ed.）,Communication Yearbook,1996,（19）:353-384.
[6] Clarire,Kramsch.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7] Spitzberg,B.H.,& Cupach,W.R.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Beverly Hills,CA:Sage,1984.
[8] Spitzberg,B.H.A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In L.A.Samovar & R.E.Porter（Eds.）,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reader.Belmont,CA: Sage.1997. 379-391.
作者简介：
曲涛，女，1978—，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王准宁，女，1977—，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林欣达，女，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