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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体现在静态上，也鲜明地表现于动态中。原先虽有城乡差别，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内部，阶层划分都缺乏明显的界限；然而，今天却不同，在城乡差别继续扩大的同时，无论乡村还是城市，不同阶层间的差异迅速凸现，更要命的是，它呈现出一种固化的态势。在如今这个纷繁芜杂的万花筒社会里，一旦相对弱势群体中的优秀个体指望通过自身合法努力改变身份和命运的举动，变得不再容易，意味着什么后果，即使不毛骨悚然，也难免坐立不安。
历史证明，在金字塔尖的社会结构中，越接近尖顶的阶层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越强。他们不仅有相对明确的利益范围和利益诉求，而且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意志更为自觉和坚定，表达和巩固自身利益的渠道更加宽广和通畅。如果缺乏有效的自律或充分的外来约束，这种情形不仅会造成社会弱势群体的愈加边缘化，而且可大大增加弱势群体中的优秀个体向上跃迁的难度。倘若一旦形成这种格局，不但当下危险，而且修正的难度巨大，贻害更是无穷。
在诸如人口红利、社会稳定、财富均分等改革前不顺利发展或曲折发展而衍生的难得的积极因素逐步消耗殆尽的时候，中国如果不能在十年内完成发展中国家向准发达国家的超越，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观念一朝形成，便会具有由不得个人意志的惯性而改变绝非一朝一夕。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缺乏自上而下、政令畅通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获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不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在经济总量扩张、产业结构优化的背后，必然伴生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且使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改变相对容易化。亚洲四小龙经验与拉美国家教训的不同之处，除了创新主体的差异外，国民阶层的变迁和不同阶层间的诉求交流和身份交换得到保障亦是不可缺少的。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根植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是否得体和所处地区态势的是否有利”，但更在于正确的社会改革是否得到了引导或无意的促成。四小龙之所以能把经济奇迹巩固为发展奇迹，更在于其社会结构逐渐调整到良性、稳定的状态：先前的静态稳定的金字塔结构被消化为动态稳定的“鸡蛋型”社会结构。而在其中，“橄榄型”只是表达了形状，而“鸡蛋型”不仅表述了形状，更描绘了实质。社会结构的外壳必须硬化成椭圆型，但其内部成分应可以自然流动。在此层含义上，橄榄内部由于内部呈固体状态，显然没有用内部是液态的鸡蛋来描述恰如其分。当然，这个鸡蛋应是生的，未被煮过的。否则，用熟的内核凝固化的鸡蛋来形容这一相对良性社会结构亦只会徒具外表，还不如仅能描述形状的橄榄。与僵化的却是极其稳固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相对，只要不存在外力的猛烈锤击，鸡蛋型社会结构不仅要灵活得多，而且即便翻滚，也不会伤筋动骨，依旧可以确保整体的安然无恙。相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一旦倾斜，不仅一切内部组成要重新调整，而且会遍体鳞伤。
尽管今日的亚洲四小龙社会结构及其态势已有所变化，但当时它的共同特征却是：人们经济实力的变化并没有造成不同群体身份的固化，且西方原生型资本主义早年泛滥的阶级意识亦被扬弃或压根未及形成。通俗地讲，在全社会经济面貌迅速改观的同时，并非所有群体都能立即平均的收益，但社会不会仅因此而分裂：暂时获得强势地位的不一定持久，稍一不慎或停止努力，明日就不一定能继续拥有今朝；暂时所处的弱势位置不代表永久，社会鼓励并为之提供了改变不利生存态势的条件。而在其中，形式的公平更为重要。尽管暂时有钱的人可以自己追求更好的条件，但公共财政为所有人提供的服务机会是均等的。这突出体现在教育方面：弱势群体的基本教育可以得到保障，而且所获的教育质量与愿意接受公共财政支持的强势子弟所受教育不会有明显差异；公办教育对基本教育资源的分配不会因为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而有所区分，从而人为加大社会差异。教育还仅是其一，但对社会结构的稳定意义深远。四小龙社会结构调整上的这一特点的形成，固然有其国情和区情的原因，但不容否认政府的英明和措施的得力。
当今中国，经济奇迹自发地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态势逐渐弱化：而社会阶层结构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调整，却呈现出重新固化的态势。两者一消一长，增加了中国拉美化的危险。
三十年前，“文革”最大的副产品，在城乡户籍坚冰依旧的同时，为改革提供了一个极为均等的城乡社会结构。城乡之间，尽管户籍制度固化已经二十余载，但此时绝大多数城市中的中年人都是农民出身，城市里的青年也普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对农村有着天然的亲近，在农民面前或心存侥幸，或不经意地流露出优越却不至于猖狂。三十年前的中国，虽然不富裕、不先进，但在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上却最接近乌托邦状态。
改革逐步改变了这一切。在成就个人第一波财富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重新成为描述中国问题的术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尽管改变了社会铁板一块的格局，但一切都还混沌和含糊不清。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往何处去的方向逐渐明朗，财富分配的格局发生了激烈变化，贫富差距问题随之提上台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分配差距拉大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他们在欢呼改革的同时，对自己所得的待遇颇有微辞。此时，从普通农民、工人走向财大气粗的道路依旧可行，弱势群体的待遇并非惨不忍睹，堪称或被自认可算弱势群体的数量还是凤毛麟角。
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经济走上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增长之路。与此同时，经济改革的余地已经不大，市场化基本形成甚至还存在过多之虞。此种背景下，社会阶层的分野逐步成形。与经济发展特征相对应的是中国工薪阶层的数量增多、特征渐成。工薪阶层的庞大似乎可以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奠定基础。但结果却并未如此乐观。先前的金字塔结构的顶尖并未明显变化，但塔尖以下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工薪阶层整体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其组成亦发生了变化。本该成为橄榄型或鸡蛋型的工薪阶层却出乎意料地呈现出葫芦型。葫芦的上端是掌握着垄断或行使着权力或拥有着丰富知识、技术和稀缺技能的工薪阶层，如国有垄断企业的工作人员、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外资企业中上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而葫芦的下端则是城市里未能成功进入稳定单位的再就业的工薪阶层和农民工，类别较少、数量庞大，且与“葫芦”的上端存在着明显的断层。中间小、两端大的葫芦型社会结构，形象的描述就是两极分化。若仅作为暂时的现象，这无关大碍。但若已呈现固化或正在固化，则便危机重重了。
由于中国素有家庭意识和继承传统，这使已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必然会不顾一切地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子女亲戚争取利益，从而在客观上可能阻碍相对弱势群体的成功，使他们同等的努力达不到同等的效果。通俗地讲，即为“裙带”极其危害。在一个现代社会，由于选择余地的增多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前现代社会常见的子继父业在现代社会里并不应被视为正常现象。不幸的是，在大多数令人羡慕的行业中，“裙带”似乎已呈现出难以避免的趋势。与这种格局相伴生的还有子女受教育权利和利益上的不平等。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备和资本的封闭性，白手起家的创富已经不太可能普遍出现了，最底层迅速跃上顶层的故事也已渐渐貌似神话。“按部就班”将无法阻挡地成为整个社会的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公平的不同领域工薪阶层问的流动环境更显得至关重要。真正的工薪阶层间应是平等的，特别是下一代间的流动更应是多向的。当前中国，在用经济手段关注和调节收入差距的同时，用行政和其他方式来阻止用不正当的手段固化同辈和下代人间的阶层分野从而促成健康的行业流动、地域流动和群体流动，是结束“金字塔”状，扭转“葫芦型”，走向“橄榄型”，最终形成“鸡蛋型”社会结构的关键。毕竟，“得中原者易得天下”，而“得中间者易稳两厢”。
历史证明，在金字塔尖的社会结构中，越接近尖顶的阶层形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越强。他们不仅有相对明确的利益范围和利益诉求，而且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意志更为自觉和坚定，表达和巩固自身利益的渠道更加宽广和通畅。如果缺乏有效的自律或充分的外来约束，这种情形不仅会造成社会弱势群体的愈加边缘化，而且可大大增加弱势群体中的优秀个体向上跃迁的难度。倘若一旦形成这种格局，不但当下危险，而且修正的难度巨大，贻害更是无穷。
在诸如人口红利、社会稳定、财富均分等改革前不顺利发展或曲折发展而衍生的难得的积极因素逐步消耗殆尽的时候，中国如果不能在十年内完成发展中国家向准发达国家的超越，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观念一朝形成，便会具有由不得个人意志的惯性而改变绝非一朝一夕。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缺乏自上而下、政令畅通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获得成功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不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在经济总量扩张、产业结构优化的背后，必然伴生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且使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改变相对容易化。亚洲四小龙经验与拉美国家教训的不同之处，除了创新主体的差异外，国民阶层的变迁和不同阶层间的诉求交流和身份交换得到保障亦是不可缺少的。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根植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是否得体和所处地区态势的是否有利”，但更在于正确的社会改革是否得到了引导或无意的促成。四小龙之所以能把经济奇迹巩固为发展奇迹，更在于其社会结构逐渐调整到良性、稳定的状态：先前的静态稳定的金字塔结构被消化为动态稳定的“鸡蛋型”社会结构。而在其中，“橄榄型”只是表达了形状，而“鸡蛋型”不仅表述了形状，更描绘了实质。社会结构的外壳必须硬化成椭圆型，但其内部成分应可以自然流动。在此层含义上，橄榄内部由于内部呈固体状态，显然没有用内部是液态的鸡蛋来描述恰如其分。当然，这个鸡蛋应是生的，未被煮过的。否则，用熟的内核凝固化的鸡蛋来形容这一相对良性社会结构亦只会徒具外表，还不如仅能描述形状的橄榄。与僵化的却是极其稳固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相对，只要不存在外力的猛烈锤击，鸡蛋型社会结构不仅要灵活得多，而且即便翻滚，也不会伤筋动骨，依旧可以确保整体的安然无恙。相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一旦倾斜，不仅一切内部组成要重新调整，而且会遍体鳞伤。
尽管今日的亚洲四小龙社会结构及其态势已有所变化，但当时它的共同特征却是：人们经济实力的变化并没有造成不同群体身份的固化，且西方原生型资本主义早年泛滥的阶级意识亦被扬弃或压根未及形成。通俗地讲，在全社会经济面貌迅速改观的同时，并非所有群体都能立即平均的收益，但社会不会仅因此而分裂：暂时获得强势地位的不一定持久，稍一不慎或停止努力，明日就不一定能继续拥有今朝；暂时所处的弱势位置不代表永久，社会鼓励并为之提供了改变不利生存态势的条件。而在其中，形式的公平更为重要。尽管暂时有钱的人可以自己追求更好的条件，但公共财政为所有人提供的服务机会是均等的。这突出体现在教育方面：弱势群体的基本教育可以得到保障，而且所获的教育质量与愿意接受公共财政支持的强势子弟所受教育不会有明显差异；公办教育对基本教育资源的分配不会因为所处社会地位的差异而有所区分，从而人为加大社会差异。教育还仅是其一，但对社会结构的稳定意义深远。四小龙社会结构调整上的这一特点的形成，固然有其国情和区情的原因，但不容否认政府的英明和措施的得力。
当今中国，经济奇迹自发地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态势逐渐弱化：而社会阶层结构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调整，却呈现出重新固化的态势。两者一消一长，增加了中国拉美化的危险。
三十年前，“文革”最大的副产品，在城乡户籍坚冰依旧的同时，为改革提供了一个极为均等的城乡社会结构。城乡之间，尽管户籍制度固化已经二十余载，但此时绝大多数城市中的中年人都是农民出身，城市里的青年也普遍有着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对农村有着天然的亲近，在农民面前或心存侥幸，或不经意地流露出优越却不至于猖狂。三十年前的中国，虽然不富裕、不先进，但在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上却最接近乌托邦状态。
改革逐步改变了这一切。在成就个人第一波财富的同时，也使贫富差距重新成为描述中国问题的术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效应尽管改变了社会铁板一块的格局，但一切都还混沌和含糊不清。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往何处去的方向逐渐明朗，财富分配的格局发生了激烈变化，贫富差距问题随之提上台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分配差距拉大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他们在欢呼改革的同时，对自己所得的待遇颇有微辞。此时，从普通农民、工人走向财大气粗的道路依旧可行，弱势群体的待遇并非惨不忍睹，堪称或被自认可算弱势群体的数量还是凤毛麟角。
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经济走上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增长之路。与此同时，经济改革的余地已经不大，市场化基本形成甚至还存在过多之虞。此种背景下，社会阶层的分野逐步成形。与经济发展特征相对应的是中国工薪阶层的数量增多、特征渐成。工薪阶层的庞大似乎可以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奠定基础。但结果却并未如此乐观。先前的金字塔结构的顶尖并未明显变化，但塔尖以下却发生了明显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工薪阶层整体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其组成亦发生了变化。本该成为橄榄型或鸡蛋型的工薪阶层却出乎意料地呈现出葫芦型。葫芦的上端是掌握着垄断或行使着权力或拥有着丰富知识、技术和稀缺技能的工薪阶层，如国有垄断企业的工作人员、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外资企业中上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而葫芦的下端则是城市里未能成功进入稳定单位的再就业的工薪阶层和农民工，类别较少、数量庞大，且与“葫芦”的上端存在着明显的断层。中间小、两端大的葫芦型社会结构，形象的描述就是两极分化。若仅作为暂时的现象，这无关大碍。但若已呈现固化或正在固化，则便危机重重了。
由于中国素有家庭意识和继承传统，这使已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必然会不顾一切地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子女亲戚争取利益，从而在客观上可能阻碍相对弱势群体的成功，使他们同等的努力达不到同等的效果。通俗地讲，即为“裙带”极其危害。在一个现代社会，由于选择余地的增多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前现代社会常见的子继父业在现代社会里并不应被视为正常现象。不幸的是，在大多数令人羡慕的行业中，“裙带”似乎已呈现出难以避免的趋势。与这种格局相伴生的还有子女受教育权利和利益上的不平等。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完备和资本的封闭性，白手起家的创富已经不太可能普遍出现了，最底层迅速跃上顶层的故事也已渐渐貌似神话。“按部就班”将无法阻挡地成为整个社会的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公平的不同领域工薪阶层问的流动环境更显得至关重要。真正的工薪阶层间应是平等的，特别是下一代间的流动更应是多向的。当前中国，在用经济手段关注和调节收入差距的同时，用行政和其他方式来阻止用不正当的手段固化同辈和下代人间的阶层分野从而促成健康的行业流动、地域流动和群体流动，是结束“金字塔”状，扭转“葫芦型”，走向“橄榄型”，最终形成“鸡蛋型”社会结构的关键。毕竟，“得中原者易得天下”，而“得中间者易稳两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