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和圈外人谈文学时，发现大家指认的文学其实只是励志鸡汤文。
　　写作者也常表达出这样的傲慢：文学并不是给看不懂文学的人准备的，我们的作品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我们从不绕到事情的背面去探个究竟：也许，是文学的变化赶不上阅读需求的变化，读者们才会无奈地指鹿为马。
　　也许，当我们一味地称颂坚守的美德时，却已陷入成见的蒙蔽。
　　某次听一位爱好文艺的地方官员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最适合那个时代的文艺形式，这个时代的文艺形式是什么？我看是电视剧。
　　几个写小说的在边上一愣，继而讪笑。
　　近日在北京参加“群山合唱——70后作家的锚定与塑性”研讨会，小说家徐则臣发言时也扯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体嬗变，他着重强调的，是文学与时代对称和反对称的关系。
　　他当然不会说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形式是电视剧，却自省地表示，作家们应当考虑，我们能给这个时代的文学带来哪些变化。
　　我对他说，这个话题由纯文学作家提出来，十分难得而有意义。
　　我在研讨时陈述了一些事实：适合传统文学生长的农耕和前现代语境已然消失，我们十多年前就已置身于一个被电视机、KTV和网络合围裹挟的世界。作家们可以把躺在沙发上追电视剧玩手机的人骂作沙发土豆，却无力改变电视和网络成为大众精神伴侣的现状。
　　传统文学讲故事的功能早已被电视剧和电影抢占；而文学在抒情的便捷性与感染力方面，更是不敌流行歌曲。不少作家就是跟着进口影碟和网上社会新闻编故事的；一个再先锋的作家，在向一个非文青姑娘示爱时，吟唱的也基本是作家们不屑一顾的通俗歌词。
　　在日常实践中，文学表达的有效性连作家都不完全相信，我们有什么底气抱怨时尚之流俗和大众之浮浅？
　　作家们当然无需向电视机、KTV和手机缴笔投降，就像有了词之后，宋朝人仍旧要写诗；有了曲之后，元朝人依旧在写词。
　　我们要做的或许是，进入宋代后，不再用唐朝人的架势写诗；到了元代，不再用宋朝人的腔调写词罢了。
　　我偏爱时刻不忘对汉语之美进行维护与更新的写作。毕竟，汉语是其他任何文艺形式无发掠美的强势文学基因。
　　我也特别敬重对人的精神之美孜孜以求，对人的终极困境表现出宗教般拯救企图的文学，这也是娱乐性文艺商品无法企及的境界。
　　我个人还喜欢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发达的文学，因为目前的影视剧和流行音乐，很难在技术上接通受众的这些感官。
　　我常对朋友说，我愿写有体温有痛感有关怀感的文字，我也爱读色香味俱全的文学，因为所有人都是在电视机、KTV和网络边上生活，人们从电视机和手机中得不到的，正是作家要格外宠爱和珍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