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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概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造成革命联合阵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4、5月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法令和条例也陆续出台。中共五大即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会议。就在4月28日，也就是会议第二天，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从党的四大到五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大革命高潮的勃然兴起和工农运动的风起云涌，使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至57967人，增长了近60倍。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等82人，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党首要分子”肩负着挽救革命的重任，代表着全国 57967 名党员，毅然出席大会。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据此，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代表作了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经过斗争，会议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原则。
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民问题。参会前，他曾邀请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他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大会，但陈独秀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然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
大会第一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及常委，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建立了纪律检查制度;明确党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在党的建设方面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然而，当时我党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大会却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大会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作出具体回答、提出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创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党内民主不健全，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重视发展党员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不免混进一些不纯分子，虽然人数不多，却严重影响着党的声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党内监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设立监察委员会的经验，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
五大以前，党内监督权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之后，这一机构便在中央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度成为根本制度固定下来。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 10 人组成。10人中，蔡以忱、许白昊是湖北人。有8人先后牺牲，6人在1927 年至1928 年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人在战争年代下落不明，最终仅1人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由于委员们大多过早地在革命中英勇牺牲，还未来得及投身于党的纪律建设事业，导致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后来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1927年6月1日，根据五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通常稱为五大党章）。当时大革命处于低谷，五大党章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部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而是在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党章。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这是我党从制度上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首次规定。同时，党章中既有纪律专章，又有纪律检查机构专章，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的纪律建设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
另外，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概念，其第三条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地应用”;而五大党章中，纪律一章的六条内容里，有五条直接涉及政治纪律，如：强调了要执行党部机关的决议、对不执行上级机关决议的纪律处罚、决议形成的基本原则及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决议提出抗议的程序等，进一步凸显了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从武昌转移到汉口
1926年12月，随着北伐军胜利攻克武汉三镇之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根据形势需要和共产国际关于“党中央要设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的指示，至1927年4月，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及第四届中央局成员与大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陆续到汉，党中央完成迁移任务。1927年4月13日，中共四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五大政治报告及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等文件。4月22日至26日，第四届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确定了五大的议事日程。经大会筹委会秘书长蔡和森同中共武昌区委书记、黄陂人蔡以忱商议，报中央研究决定：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武昌都府堤20号，现为五大会址纪念馆）举行开幕式，随后转入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武汉市第七十五中学）开会。 1927年4月27日上午，大会如期举行了开幕式。这里曾是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等人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之地。1925年7月，董必武在此主持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41年12月他回忆时写道：“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4月28日休会一天后，蔡以忱会同辛亥元老潘康时、潘正道与刘赓藻，以及代表刘昌群等黄陂名士斡旋，4月29日至5月9日移师黄陂会馆内进行。
这次会议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就在筹备期间，反革命活动迅速公开化、表面化。1927年4月底，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健在武汉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蔡以忱、吴德峰等湖北同志一致认为，此时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开会，不容闪失。另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此时仍是拥护国共合作的。4月13日晚，从苏联受到斯大林接见、回国抵汉不久的汪精卫公开宣称：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反对工农，反对总理手定的政策，完全是反革命”。因此，会议转移到毗邻国民革命军北伐名将唐生智所部的黄陂会馆，每天有兵士荷枪实弹地操练，还有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岗放哨。为确保绝对安全，武汉市公安局还组织了军岗步哨，局长吴德峰（党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常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亲自部署，汉口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长、黄陂人范正松，率队化装成便衣布置在各个岗位，还有黄陂帮会等民间进步人士以维护黄陂会馆财产安全为由，进行暗中保护。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不许报纸上刊载有关消息，可还是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中共五大召开的消息。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们没有出席证，在出入开会场所时要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的是“冲锋”二字。
常州三杰
被誉为“常州三杰”的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3位重要领导人。“五四”运动大潮刚刚退去，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建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的张太雷相继加入研究会，研究会成立1个月后恽代英来到了北京也加入了研究会，这是“常州三杰”的首次聚首。中共五大风云际会，三人又一并当选中央委员。
瞿秋白 ，1921年5月在苏联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6日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受到革命导师列宁的接见。1923年受陈独秀邀请回国，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工作，担任《新青年》《前锋》等党刊主编，参加编辑《向导》。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并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大会议上，瞿秋白向代表们发放他编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原则性的分歧。汉口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恽代英 ，1913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毕业后担任该校附中教务主任），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湖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1920年至1921年，创办利群書社和共存社，并出版刊物《互助》《武汉星期评论》（湖北党组织机关刊物），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张太雷 ，1920 年即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庄严致词，他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是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1927年4月，张太雷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八七会议后被派往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准备发动广东全省的武装暴动。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29岁的年轻生命，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中共五大后，中共湖北区委于5月中旬改组为中共湖北省委，6月初制定了《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6月8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省委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为挽救革命作最后的努力。在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逐渐由“拥共”转为“反共”，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艰难道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造成革命联合阵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4、5月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法令和条例也陆续出台。中共五大即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会议。就在4月28日，也就是会议第二天，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从党的四大到五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时间里，大革命高潮的勃然兴起和工农运动的风起云涌，使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994人猛增至57967人，增长了近60倍。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等82人，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党首要分子”肩负着挽救革命的重任，代表着全国 57967 名党员，毅然出席大会。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据此，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恽代英等代表作了发言，批评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经过斗争，会议否决了陈独秀“向西北去”的错误主张，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原则。
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民问题。参会前，他曾邀请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他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大会，但陈独秀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然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
大会第一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及常委，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建立了纪律检查制度;明确党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在党的建设方面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然而，当时我党面临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大会却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大会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作出具体回答、提出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创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党内民主不健全，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重视发展党员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不免混进一些不纯分子，虽然人数不多，却严重影响着党的声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党内监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设立监察委员会的经验，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
五大以前，党内监督权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之后，这一机构便在中央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度成为根本制度固定下来。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 10 人组成。10人中，蔡以忱、许白昊是湖北人。有8人先后牺牲，6人在1927 年至1928 年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人在战争年代下落不明，最终仅1人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由于委员们大多过早地在革命中英勇牺牲，还未来得及投身于党的纪律建设事业，导致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后来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1927年6月1日，根据五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通常稱为五大党章）。当时大革命处于低谷，五大党章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部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而是在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党章。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这是我党从制度上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首次规定。同时，党章中既有纪律专章，又有纪律检查机构专章，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的纪律建设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
另外，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概念，其第三条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地应用”;而五大党章中，纪律一章的六条内容里，有五条直接涉及政治纪律，如：强调了要执行党部机关的决议、对不执行上级机关决议的纪律处罚、决议形成的基本原则及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决议提出抗议的程序等，进一步凸显了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从武昌转移到汉口
1926年12月，随着北伐军胜利攻克武汉三镇之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根据形势需要和共产国际关于“党中央要设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的指示，至1927年4月，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及第四届中央局成员与大部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陆续到汉，党中央完成迁移任务。1927年4月13日，中共四届三中全会讨论了五大政治报告及组织委员会、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等文件。4月22日至26日，第四届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确定了五大的议事日程。经大会筹委会秘书长蔡和森同中共武昌区委书记、黄陂人蔡以忱商议，报中央研究决定：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武昌都府堤20号，现为五大会址纪念馆）举行开幕式，随后转入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原建筑已毁，现为武汉市第七十五中学）开会。 1927年4月27日上午，大会如期举行了开幕式。这里曾是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等人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之地。1925年7月，董必武在此主持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41年12月他回忆时写道：“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4月28日休会一天后，蔡以忱会同辛亥元老潘康时、潘正道与刘赓藻，以及代表刘昌群等黄陂名士斡旋，4月29日至5月9日移师黄陂会馆内进行。
这次会议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就在筹备期间，反革命活动迅速公开化、表面化。1927年4月底，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健在武汉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蔡以忱、吴德峰等湖北同志一致认为，此时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开会，不容闪失。另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此时仍是拥护国共合作的。4月13日晚，从苏联受到斯大林接见、回国抵汉不久的汪精卫公开宣称：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反对工农，反对总理手定的政策，完全是反革命”。因此，会议转移到毗邻国民革命军北伐名将唐生智所部的黄陂会馆，每天有兵士荷枪实弹地操练，还有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岗放哨。为确保绝对安全，武汉市公安局还组织了军岗步哨，局长吴德峰（党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常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亲自部署，汉口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长、黄陂人范正松，率队化装成便衣布置在各个岗位，还有黄陂帮会等民间进步人士以维护黄陂会馆财产安全为由，进行暗中保护。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不许报纸上刊载有关消息，可还是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中共五大召开的消息。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们没有出席证，在出入开会场所时要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的是“冲锋”二字。
常州三杰
被誉为“常州三杰”的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3位重要领导人。“五四”运动大潮刚刚退去，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建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的张太雷相继加入研究会，研究会成立1个月后恽代英来到了北京也加入了研究会，这是“常州三杰”的首次聚首。中共五大风云际会，三人又一并当选中央委员。
瞿秋白 ，1921年5月在苏联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6日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受到革命导师列宁的接见。1923年受陈独秀邀请回国，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工作，担任《新青年》《前锋》等党刊主编，参加编辑《向导》。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并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大会议上，瞿秋白向代表们发放他编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原则性的分歧。汉口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恽代英 ，1913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毕业后担任该校附中教务主任），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湖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1920年至1921年，创办利群書社和共存社，并出版刊物《互助》《武汉星期评论》（湖北党组织机关刊物），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张太雷 ，1920 年即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庄严致词，他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是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1927年4月，张太雷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八七会议后被派往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准备发动广东全省的武装暴动。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29岁的年轻生命，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中共五大后，中共湖北区委于5月中旬改组为中共湖北省委，6月初制定了《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6月8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省委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为挽救革命作最后的努力。在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逐渐由“拥共”转为“反共”，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艰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