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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众多社团中存在历史最久、分布最广、分化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本身虽非专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但是，通过举办学会内部的聚会、茶话会或者年会，客观上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有效传播。不仅如此，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报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另外，少年中国学会的很多成员后来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和领导骨干。
【关键词】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五四时期众多的新兴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是历史最久、分布最广、分化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它虽不是专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由于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的参与，以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刊登了大量与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章，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其地位和作用依然不可忽视。目前，学术界对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前期成果。①本论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侧重探讨少年中国学会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与推动。
一、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及特征
民国初年，在革命运动和新文化浪潮的推动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仅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广州7个城市，从 1911 年10月到1913年4月间，共有社团386个。②五四运动后，社团数量进一步增加，仅北京就有几百个社团，而且都是公开活动。③1917年至1927年，北京大学建立的社团有近60个。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普遍参加社团，并依托社团进行思想交流，传播新文化。例如，李大钊先后参与或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15个社团组织，指导帮助30多个社团组织开展活动。⑤
1918年6月30日，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周太玄、曾琦、雷宝菁、陈淯（愚生）、张梦九（尚龄） 7人。学会之所以取名“少年中国”，其灵感源于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创建的“少年意大利”。关于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原因以及学会的性质，发起人王光祈解释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他强调，学会同人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少年中国”，认为“盖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亦非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非老大的也。”①
周太玄也是发起人之一，与王光祈、曾琦是同乡、同学。他参与了学会的酝酿、成立过程，对于建立学会的原因以及学会中的人物关系颇为了解。他认为，之所以要建立少年中国学会，主要是因为“大家是想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中，奋发有为，充实自己，改造社会。”他说：“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团体，它的酝酿地点是两个地方：国内是北京，我和王光祈在这里，国外是东京，曾琦等人在那里。后来东京同人回国。一九一八年六月份日往北京召开筹备会议。‘学会’的发起人是李大钊（守常先生）、王光祈、曾琦、陈淯、雷宝菁和我等七人。早在民国成立前后，王光祈、曾琦、我，都在成都一个中学读书。‘学会’的结合，那时主要因为大家都是青年，想奋发有为的精神一致，但也和这种同乡朋友之谊有关。”在这次筹备会上，大家公推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周太玄当文牍。同时，商定‘学会’的四条规约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②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岳云别墅正式成立。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韧、简朴”为信条。学会有严密的组织规约，共8章70条。会章规定：入会者需有5个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审查通过，方成为会员;会员须遵守“学会”的规约，决不能“有嫖赌和其他不道德行为”，违反者，以退会处理。③
少年中国学会总会设在北京，综合管理国内外分会事务，包括评议部、执行部和编辑部，各部设主任一名。除了设立总会之外，还在南京、成都、巴黎设立了分会。会员起初只有42人，后发展很快，最盛时会员多达120余人。会员不仅来自中国国内，而且还散布于法国、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地。
少年中国学会从创立到1925年底停止活动，共持续了7年多，活动主要包括召开年会、编辑报刊、出版图书等。对于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曾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④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中，少年中国学会尽管内部有争论、有分歧，但总体上对社会主义是赞成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后，对于是否确定共同主义作为引导，会员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李大钊等人赞成社会主义，而王光祈主张多种“主义”并存，认为在讲“主义”之前，必须要做好充分的预备工作。他说：“我们学会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极不一致，而且各會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是不成功的。若要现在的中国人能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必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在王光祈看来，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努力从事这种预备工夫，他指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各有各的主义，而且是各人对于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一段路程走完了——即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须的预备工夫，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⑤这种分歧也为之后的学会内部分化埋下了伏笔。 针对是否需要“主义”这一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基本分为三派：一派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包括李大钊、张申府、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等;一派倾向于国家主义，其代表人物有王光祈、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启天、余家菊、张梦九、何鲁之、彭云生、曹刍、刘泗英等;一派倾向于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包括周太玄、宗白华、许德珩、周炳琳、田汉、郑伯奇、方东美、杨钟键、谢循初、朱自清、舒新城、魏时珍、赵叔愚、康白情、卢作孚等。因会员内部所秉持的主义不同，所以，学会内部的争论异常激烈，分歧十分明显。这一方面增加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余地。
二、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与“主义”之争
由于会员内部思想比较复杂，为了消弭歧见，学会自筹建之日起就十分注重社团内部及社团之间的思想交流，并为此定期举办聚会、茶话会或者年会。据统计，少年中国学会从筹建到停止活动，共举行了大小会议56次，平均每年召开会议8次左右，其中，在北京共召开了34次会议。会议形式不限，有年会、茶话会，有时甚至在李大钊的家中，或者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室召开谈话会。①会员之间的经常交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18年 11月，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召开之后不久，李大钊在一次会员聚会时，就称赞俄国十月革命，认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②
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与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5个社团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参加的有李大钊、刘清扬、周恩来、朱文淑等20余人。讨论过程中，李大钊明确提议“各团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认为“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③后经讨论，决定这5个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称作“改造联合”。同时，他们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提出“到民间去”，并且要求进行如下的工作：“（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④
8月19日，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茶话会时，李大钊进一步强调学会应确立一种“主义”，指出：“本会之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既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⑤
1921年6月17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再次举行茶话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为“本学会应否采取某种主义”。讨论中出现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质言之，这问题只是‘本学会能否为社会主义的团体’ 这个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本会不是无主义的，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学会的主义，所谓‘少年中国’，固不是国家主义的少年中国，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我们应就我们的社会环境改造顺应时代，适应我们生活的、进步的理想少年中国”;第三种意见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绝不是一种主义所能够概括，现成的主义多得很，也不是个个全不同，互相背反的，我们不能采用一个主义，而且没有这必要，然为会员入会标准起见，就一般主义中定一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尝不可”;第四种意见认为“不愿我们学会也变成空谈主义挂招牌的团体，深愿我们同志能够养成实事求是的实际改造家，才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点希望。我们学会既然是一个‘学会’，所有一切主义均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鉴于意见无法统一，会议决定在南京大会的提案中，涉及“主义”问题时只以会员名义提，而不以总会名义提。①
1921年7月1日至4日， 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期间，“主义”问题成为会议关注的焦点。参加会议的会员有23人，有14个议题，其中，学会是否应该坚持一种共同的“主义”，成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争论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歧。对此，杨贤江的解释是：“北京同人多主张要主义，南京同人多主张不要主义。显然呈地方色彩，这可见环境、势力的影响。”方东美也认为 “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势力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②
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北京的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等人，倾向于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认为学会同人应该选择和坚持一种共同的“主义”。黄日葵认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有须一种主义的必要。”高君宇强调：“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刘仁静指出：“能有共同的主义，然后便于分工互助，使成为一个完全的机体。”讨论期间，邓中夏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学会须讲学实行兼重。但为决定二者缓急先后，全会应有其共同的目的以为标准，故必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他认为：“学会已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 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亦才有个标准，于人格的保险能真有效力。这都是有了共同主义的好处。”他强调，规定一种共同的“主义”，有利于引导会员有一致的趋向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指出：“我所谓主义，是指着共同所要择定的政治经济上的主义而言。规定这种具体的主义，比较只有个空泛的宗旨好些。”在他看来，“中国内乱的最大原因，都生于经济紊乱，故必须早解决经济问题。这所以亟须于经济方面求一共同主义。这为创造少年中国必要的第一步”。③
激烈争论之后，大多数人主张采取共同的“主义”。经过表决，23人中主张不要“主义”的只有6人，而主张要“主义”的有17人。④ 1921年10月16日下午，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地质研究会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7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会内设“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决定由邓中夏“擬定数题”，“由会员担任研究”。根据会议要求，邓中夏拟定了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门雪（孟什）维克、布尔扎维克、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社会党与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世界改造与社会主义等。其中，马克思社会主义又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⑤
1922年7月2日至3日，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召开年会。参加者有陈愚生、陈启天、杨贤江、曹刍、左舜生、朱自清、高君宇、沈昌、金观海、李儒勉10人。会议焦点是如何应对现实政治。会前，黄日葵、陈仲瑜、邓仲解（中夏）、刘仁静、李大钊、沈昌6人共同署名，提出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提案呼吁通过政治斗争来改造中国，认为“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指出：“我们认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常识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我们要贯彻这主张，势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了改革国家和社会，他们主张建立联合的战线，用革命手段实现民主主义，指出：“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他们说：“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本身。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在这一点，我们根本上不信任北洋军阀可以改造中国。”经过讨论，会议明确了学会对于时局的态度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用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动。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本会于必要时得与以相当的协力。”①
1923年10月1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召开年会。陈启天、杨效春、李儒勉、沈昌、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杨贤江、左舜生、杨钟健等17人参加。会议提出新的学会方针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还发表了《苏州大会宣言》，呼吁“有人心的国人，应当猛醒啊！”并制定学会九条纲领强调：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注意英美帝国主义;为打到军阀、肃清政局、提倡国民自决主义，应注意打破国民依赖外力及其他军阀或其他恶势力解决国是的心理;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唤醒国民注意现实的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问题，以矫正漠视国事或专恃浅薄的直觉以谈国事，致易受外人言论所欺蔽;推阐经济压迫为国民道德堕落的主要原因，以反证中华民族绝对非劣等民族;提倡青年为民族独立运动，为各种切实有效的社会服务;主义青年团体生活的训练;反对现时智识界个人享乐主义趋势，提倡坚忍刻苦的精神，以培养为民族独立运动牺牲的品性;提倡华侨教育与边疆教育，以培养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实力;且注意融洽国内各民族的感情，以一致打到国际势力的压迫。②从宣言的主旨，以及宣言中所使用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势力的压迫”等口号主张，可以看得出，宣言具有明显的革命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共二大所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影响。
苏州会议之后，少年中国学会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尽管每次年会的主题有所差异，但是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仍然是“主义”问题。由于对“主义”的认识和选择存在偏差，最后导致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和解散。一部分人选择国家主义，组建了青年党，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人，经过大浪淘沙之后，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方面，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人的认识具有代表性。他们在经历和目睹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分歧和争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
1925年11月21日，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组织会员填写调查表。毛泽东是1920年初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①11月21日，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在“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栏中，明确写道：“本人信奉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唯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一栏中，写道：“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②邓中夏是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他在“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栏中，写道：“久已抱定马克思共产主义。依历史的过程，认定现在的中国应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故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恽代英在表中填写道：“主张联合世界革命势力（苏俄，各弱小民族革命党，各国共产党），促进农民工人为本身利益而奋斗的觉悟。”③
从以上关于“主义”的讨论可以看得出，少年中国学会本身虽非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但是，通过举办学会内部的聚会、茶话会或者年会，却客观上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有效传播。 三、出版《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
除了通过召开年会和讨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外，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报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是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两份月刊。相比较而言，《少年中国》月刊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少年世界》月刊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在这两种刊物中，《少年中国》相对影响比较大，其月销售量一般在5000册左右，有时有的专号的销售量甚至达到7000
册。④同时，《少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比较集中，共提及“社会主义”的次数为594次。⑤
《少年中国》由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总会负责组稿、编辑，编好后通常会寄到上海，委托亚东图书馆印刷和发行。它创刊于1919年7月，终刊于1925年4月，共出版了4卷48期。创刊之初，《少年中国》即宣布“本月刊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议定月刊内容如下：（一）关于青年修养之文字;（二）关于讨论学理之文字;（三）关于批评社会之文字;（四）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创刊后，《少年中国》十分注重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比较有代表性的译作包括愚生译的《新马克思主义》《达尔文的学说与马克思的学说——进化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第4期），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恽代英的《怎样创造少年中国？》 《论社会主义》 《读“国家主义的教育”》，李达的《唯物史的宗教观》，张闻天的《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萧楚女的《讨论“国家主义教育”的一封信》，等等。
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主张要对中国进行改造。如李大钊认为“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他呼吁少年中国要同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进行改造，指出：“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他认为，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而之所以要进行精神改造，是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所谓物质改造，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①
关于如何改造中国，他们主张应该采用一种“共同主义”，尤其应该选择社会主义，以实现个人和全人类幸福。关于这一点，恽代英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中，就强调：“现在最应注意的，是要打破人的中心，建设主义的中心。”②在《论社会主义》中，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指出：“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从生物学理说，社会主义是当然的，因为宇宙的大法是注重大群，不注重小己的;就经济状况说，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分工的结果，人类社会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这样可知，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劳工不平之鸣，不仅是被掠夺者的企谋报复的举动，这是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圆满根据的一种人的运动。”鉴于社会主义以全人类的幸福为目的，有利于世界长治久安，他呼吁研究和实行社会主义，指出：“我很觉得谈社会主义是应该，太容易的谈社会主义是不应该。因为人性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纯善，社会力的关系亦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简单。要根本的为世界求个长治久安，必须看清社会的真性质，社会主义实际的必要，为社会福利主张，传播、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我自信的一点心得。”③
张闻天在《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中，强调只能用革命的手段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说：“只有把革命的思想去廓清现代纷乱的妖言，去拨动麻痹着的中国人，把革命的热情去激发全中国死气沉沉的民众，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总之，要解决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只有革命！”④
蕭楚女在《讨论“国家主义的教育”的一封信》中，对国家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国家主义只可以为一种革命之‘术’，却不可以为我们底要求之本体。我们可以国家主义唤起群众的感情，以成就我们底复国运动，却不可便把现在的虚体之国的北京统治当作实体，叫人民去爱他。我们应当以‘已亡国’的痛哭，激起普遍的愤恨，去与国际帝国主义，以及托庇于其下的基督教和武人政治血战;我们不应在未推翻那国际雇员的政治之下，提倡爱国，以致反而拥护了敌人。我们要国家，但我们所要的是我们自己掌权的——像俄罗斯那样的国家。”他明确提出要效仿俄国革命，认为：“法兰西革命是我们要的，但却不是一七八九年的，而是一八四八年的。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是我们要的，但却不止此。我们还要一个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⑤
需要指出的是，《少年中国》毕竟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专门刊物，因而，在刊载赞成社会主义文章的同时，也刊登了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文章。例如，先后刊登了李璜的《社会主义与宗教》《社会主义与社会》《社会主义与个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等文。在这些文章中，国家主义派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是时代之潮流和趋势，但是，他们不赞同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如国家主义派重要代表人物李璜认为：“我们采取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不宜有集产主义的唯物观的态度;（二）不宜有新马克斯（思）派一阶级专政的想法。”①
尽管在是否应该采取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少年中国》所刊登的文章并非众口一词的赞同，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通过社会主义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和分析方法，还是得到了更多人的了解，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经常将《少年中国》与《新青年》相提并论。如川岛就回忆说：“少年中国学会所发行的《少年中国》月刊，在当时，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和《新青年》《新潮》两个杂志鼎足而三的。”② 作为《少年中国》的姊妹刊物，《少年世界》也注重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介绍。《少年世界》创刊于1920年1月，创刊之初，即宣布“本月刊的宗旨是：作社会的实际调查，谋世界的根本”。与同时期其他刊物相比，该刊是“一本注重纪载事实的月刊，所纪的事实，不是以中国为范围，是以世界为范围，要把中国人村落的眼光改变方向，直射到世界上去”。虽然，月刊中所刊载的文章大多属于介绍性的文章，或者是一些短小精悍的评论。但是，由于其落脚点在于“根据思潮和事实的趋势，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③因此，在选刊文章时，十分注重世界思潮及劳工运动的消息，并专设了“学术世界”“劳动世界”“学生世界”栏目。这为国人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消息创造了条件。例如，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邰爽秋的《国际劳工会议》《苏维埃教育之成绩》、黄日葵的《日本之劳动运动》《最近英美的劳動运动》、张闻天的《农村改造发端》、方珣的《一九一九年之俄罗斯》、赵叔愚的《新俄罗斯建设之初步》《李宁对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方东美的《罗素眼中苏维埃的俄罗斯一九二〇年》、蔡和森的《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李璜的《法兰西工党组织》、刘范祥的《我所见的法国工人》、陈愚生的《法国之社会党》、罗学瓒的《法兰西工人》，等等。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还出版了“少年中国学会丛书”。1920年3月13日，北京会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会议，决议编辑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并推定恽代英负责筹备丛书出版。4月22日，恽代英拟定了丛书编辑计划和方针，并致信学会会员征求意见。恽代英拟定的丛书选题共26种，包括“马克司（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国际运动”“德谟克拉西”“新村运动”等。④显而易见，这些选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实际出版过程中，由于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任职，掌握了丛书出版的实权，因此，恽代英的编辑计划和方针并未能完全实现。少年中国丛书共出版了32种图书，包括曾琦的《国家与青年》、李璜的《法兰西学术史》、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周太玄的《古动物学》、张闻天翻译的《盲音乐家》、王光祈的《少年中国运动》，等等。
总之，少年中国学会作为在五四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新兴社团，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对“主义”的争论，以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介绍，都不同程度地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些成员，如李大钊、张申府、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张闻天、杨贤江、黄日葵、沈泽民、候绍裘、刘仁静等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干部基础。
（张卫波，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传播
在五四时期众多的新兴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是历史最久、分布最广、分化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它虽不是专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由于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的参与，以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刊登了大量与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章，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其地位和作用依然不可忽视。目前，学术界对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前期成果。①本论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侧重探讨少年中国学会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与推动。
一、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及特征
民国初年，在革命运动和新文化浪潮的推动下，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仅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武汉、广州7个城市，从 1911 年10月到1913年4月间，共有社团386个。②五四运动后，社团数量进一步增加，仅北京就有几百个社团，而且都是公开活动。③1917年至1927年，北京大学建立的社团有近60个。④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新文化知识分子普遍参加社团，并依托社团进行思想交流，传播新文化。例如，李大钊先后参与或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15个社团组织，指导帮助30多个社团组织开展活动。⑤
1918年6月30日，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周太玄、曾琦、雷宝菁、陈淯（愚生）、张梦九（尚龄） 7人。学会之所以取名“少年中国”，其灵感源于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创建的“少年意大利”。关于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原因以及学会的性质，发起人王光祈解释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他强调，学会同人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少年中国”，认为“盖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亦非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非老大的也。”①
周太玄也是发起人之一，与王光祈、曾琦是同乡、同学。他参与了学会的酝酿、成立过程，对于建立学会的原因以及学会中的人物关系颇为了解。他认为，之所以要建立少年中国学会，主要是因为“大家是想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中，奋发有为，充实自己，改造社会。”他说：“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团体，它的酝酿地点是两个地方：国内是北京，我和王光祈在这里，国外是东京，曾琦等人在那里。后来东京同人回国。一九一八年六月份日往北京召开筹备会议。‘学会’的发起人是李大钊（守常先生）、王光祈、曾琦、陈淯、雷宝菁和我等七人。早在民国成立前后，王光祈、曾琦、我，都在成都一个中学读书。‘学会’的结合，那时主要因为大家都是青年，想奋发有为的精神一致，但也和这种同乡朋友之谊有关。”在这次筹备会上，大家公推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周太玄当文牍。同时，商定‘学会’的四条规约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②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岳云别墅正式成立。学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韧、简朴”为信条。学会有严密的组织规约，共8章70条。会章规定：入会者需有5个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审查通过，方成为会员;会员须遵守“学会”的规约，决不能“有嫖赌和其他不道德行为”，违反者，以退会处理。③
少年中国学会总会设在北京，综合管理国内外分会事务，包括评议部、执行部和编辑部，各部设主任一名。除了设立总会之外，还在南京、成都、巴黎设立了分会。会员起初只有42人，后发展很快，最盛时会员多达120余人。会员不仅来自中国国内，而且还散布于法国、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地。
少年中国学会从创立到1925年底停止活动，共持续了7年多，活动主要包括召开年会、编辑报刊、出版图书等。对于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曾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④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中，少年中国学会尽管内部有争论、有分歧，但总体上对社会主义是赞成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后，对于是否确定共同主义作为引导，会员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李大钊等人赞成社会主义，而王光祈主张多种“主义”并存，认为在讲“主义”之前，必须要做好充分的预备工作。他说：“我们学会会员对于各种主义的态度，极不一致，而且各會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承认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是不成功的。若要现在的中国人能有应用各种主义的能力，必先使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非彻底的改革一番不可，非经过一番预备工夫不可。”在王光祈看来，少年中国学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努力从事这种预备工夫，他指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各有各的主义，而且是各人对于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一段路程走完了——即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须的预备工夫，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⑤这种分歧也为之后的学会内部分化埋下了伏笔。 针对是否需要“主义”这一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基本分为三派：一派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包括李大钊、张申府、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等;一派倾向于国家主义，其代表人物有王光祈、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启天、余家菊、张梦九、何鲁之、彭云生、曹刍、刘泗英等;一派倾向于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包括周太玄、宗白华、许德珩、周炳琳、田汉、郑伯奇、方东美、杨钟键、谢循初、朱自清、舒新城、魏时珍、赵叔愚、康白情、卢作孚等。因会员内部所秉持的主义不同，所以，学会内部的争论异常激烈，分歧十分明显。这一方面增加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余地。
二、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与“主义”之争
由于会员内部思想比较复杂，为了消弭歧见，学会自筹建之日起就十分注重社团内部及社团之间的思想交流，并为此定期举办聚会、茶话会或者年会。据统计，少年中国学会从筹建到停止活动，共举行了大小会议56次，平均每年召开会议8次左右，其中，在北京共召开了34次会议。会议形式不限，有年会、茶话会，有时甚至在李大钊的家中，或者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室召开谈话会。①会员之间的经常交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18年 11月，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召开之后不久，李大钊在一次会员聚会时，就称赞俄国十月革命，认为“俄国的共产革命”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②
1920年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与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5个社团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参加的有李大钊、刘清扬、周恩来、朱文淑等20余人。讨论过程中，李大钊明确提议“各团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认为“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③后经讨论，决定这5个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称作“改造联合”。同时，他们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提出“到民间去”，并且要求进行如下的工作：“（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④
8月19日，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茶话会时，李大钊进一步强调学会应确立一种“主义”，指出：“本会之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既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⑤
1921年6月17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再次举行茶话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为“本学会应否采取某种主义”。讨论中出现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质言之，这问题只是‘本学会能否为社会主义的团体’ 这个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本会不是无主义的，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学会的主义，所谓‘少年中国’，固不是国家主义的少年中国，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我们应就我们的社会环境改造顺应时代，适应我们生活的、进步的理想少年中国”;第三种意见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绝不是一种主义所能够概括，现成的主义多得很，也不是个个全不同，互相背反的，我们不能采用一个主义，而且没有这必要，然为会员入会标准起见，就一般主义中定一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尝不可”;第四种意见认为“不愿我们学会也变成空谈主义挂招牌的团体，深愿我们同志能够养成实事求是的实际改造家，才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点希望。我们学会既然是一个‘学会’，所有一切主义均在我们研究讨论之列”。鉴于意见无法统一，会议决定在南京大会的提案中，涉及“主义”问题时只以会员名义提，而不以总会名义提。①
1921年7月1日至4日， 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年会期间，“主义”问题成为会议关注的焦点。参加会议的会员有23人，有14个议题，其中，学会是否应该坚持一种共同的“主义”，成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争论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分歧。对此，杨贤江的解释是：“北京同人多主张要主义，南京同人多主张不要主义。显然呈地方色彩，这可见环境、势力的影响。”方东美也认为 “北京会员多半因受恶势力刺激太深，为保持人格，故力争要规定共同主义。”②
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北京的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等人，倾向于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认为学会同人应该选择和坚持一种共同的“主义”。黄日葵认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有须一种主义的必要。”高君宇强调：“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刘仁静指出：“能有共同的主义，然后便于分工互助，使成为一个完全的机体。”讨论期间，邓中夏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学会须讲学实行兼重。但为决定二者缓急先后，全会应有其共同的目的以为标准，故必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他认为：“学会已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 大家求学做事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所谓失节堕落，亦才有个标准，于人格的保险能真有效力。这都是有了共同主义的好处。”他强调，规定一种共同的“主义”，有利于引导会员有一致的趋向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指出：“我所谓主义，是指着共同所要择定的政治经济上的主义而言。规定这种具体的主义，比较只有个空泛的宗旨好些。”在他看来，“中国内乱的最大原因，都生于经济紊乱，故必须早解决经济问题。这所以亟须于经济方面求一共同主义。这为创造少年中国必要的第一步”。③
激烈争论之后，大多数人主张采取共同的“主义”。经过表决，23人中主张不要“主义”的只有6人，而主张要“主义”的有17人。④ 1921年10月16日下午，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地质研究会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7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会内设“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决定由邓中夏“擬定数题”，“由会员担任研究”。根据会议要求，邓中夏拟定了少年中国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修正派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门雪（孟什）维克、布尔扎维克、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社会党与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中国救亡与社会主义、世界改造与社会主义等。其中，马克思社会主义又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⑤
1922年7月2日至3日，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召开年会。参加者有陈愚生、陈启天、杨贤江、曹刍、左舜生、朱自清、高君宇、沈昌、金观海、李儒勉10人。会议焦点是如何应对现实政治。会前，黄日葵、陈仲瑜、邓仲解（中夏）、刘仁静、李大钊、沈昌6人共同署名，提出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提案呼吁通过政治斗争来改造中国，认为“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指出：“我们认这种社会，不是以空泛的道德目标，和不实用的科学常识所能征服的。而且除非物质生活的改善，永远不能将他完全征服。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是只有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的障碍，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我们要贯彻这主张，势惟有向保护督军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举行斗争了。我们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是只有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了改革国家和社会，他们主张建立联合的战线，用革命手段实现民主主义，指出：“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他们说：“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本身。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在这一点，我们根本上不信任北洋军阀可以改造中国。”经过讨论，会议明确了学会对于时局的态度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用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动。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本会于必要时得与以相当的协力。”①
1923年10月1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召开年会。陈启天、杨效春、李儒勉、沈昌、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杨贤江、左舜生、杨钟健等17人参加。会议提出新的学会方针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还发表了《苏州大会宣言》，呼吁“有人心的国人，应当猛醒啊！”并制定学会九条纲领强调：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注意英美帝国主义;为打到军阀、肃清政局、提倡国民自决主义，应注意打破国民依赖外力及其他军阀或其他恶势力解决国是的心理;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唤醒国民注意现实的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问题，以矫正漠视国事或专恃浅薄的直觉以谈国事，致易受外人言论所欺蔽;推阐经济压迫为国民道德堕落的主要原因，以反证中华民族绝对非劣等民族;提倡青年为民族独立运动，为各种切实有效的社会服务;主义青年团体生活的训练;反对现时智识界个人享乐主义趋势，提倡坚忍刻苦的精神，以培养为民族独立运动牺牲的品性;提倡华侨教育与边疆教育，以培养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实力;且注意融洽国内各民族的感情，以一致打到国际势力的压迫。②从宣言的主旨，以及宣言中所使用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势力的压迫”等口号主张，可以看得出，宣言具有明显的革命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共二大所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影响。
苏州会议之后，少年中国学会又召开了几次会议，尽管每次年会的主题有所差异，但是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仍然是“主义”问题。由于对“主义”的认识和选择存在偏差，最后导致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和解散。一部分人选择国家主义，组建了青年党，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人，经过大浪淘沙之后，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方面，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人的认识具有代表性。他们在经历和目睹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分歧和争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坚定。
1925年11月21日，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组织会员填写调查表。毛泽东是1920年初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①11月21日，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在“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栏中，明确写道：“本人信奉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唯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附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在“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一栏中，写道：“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②邓中夏是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他在“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栏中，写道：“久已抱定马克思共产主义。依历史的过程，认定现在的中国应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故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恽代英在表中填写道：“主张联合世界革命势力（苏俄，各弱小民族革命党，各国共产党），促进农民工人为本身利益而奋斗的觉悟。”③
从以上关于“主义”的讨论可以看得出，少年中国学会本身虽非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但是，通过举办学会内部的聚会、茶话会或者年会，却客观上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有效传播。 三、出版《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
除了通过召开年会和讨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外，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报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是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两份月刊。相比较而言，《少年中国》月刊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少年世界》月刊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在这两种刊物中，《少年中国》相对影响比较大，其月销售量一般在5000册左右，有时有的专号的销售量甚至达到7000
册。④同时，《少年中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比较集中，共提及“社会主义”的次数为594次。⑤
《少年中国》由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总会负责组稿、编辑，编好后通常会寄到上海，委托亚东图书馆印刷和发行。它创刊于1919年7月，终刊于1925年4月，共出版了4卷48期。创刊之初，《少年中国》即宣布“本月刊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议定月刊内容如下：（一）关于青年修养之文字;（二）关于讨论学理之文字;（三）关于批评社会之文字;（四）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创刊后，《少年中国》十分注重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潮，比较有代表性的译作包括愚生译的《新马克思主义》《达尔文的学说与马克思的学说——进化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第4期），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恽代英的《怎样创造少年中国？》 《论社会主义》 《读“国家主义的教育”》，李达的《唯物史的宗教观》，张闻天的《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萧楚女的《讨论“国家主义教育”的一封信》，等等。
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主张要对中国进行改造。如李大钊认为“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他呼吁少年中国要同时在精神上和物质上进行改造，指出：“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他认为，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而之所以要进行精神改造，是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划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所谓物质改造，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①
关于如何改造中国，他们主张应该采用一种“共同主义”，尤其应该选择社会主义，以实现个人和全人类幸福。关于这一点，恽代英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中，就强调：“现在最应注意的，是要打破人的中心，建设主义的中心。”②在《论社会主义》中，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指出：“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从生物学理说，社会主义是当然的，因为宇宙的大法是注重大群，不注重小己的;就经济状况说，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分工的结果，人类社会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这样可知，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劳工不平之鸣，不仅是被掠夺者的企谋报复的举动，这是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圆满根据的一种人的运动。”鉴于社会主义以全人类的幸福为目的，有利于世界长治久安，他呼吁研究和实行社会主义，指出：“我很觉得谈社会主义是应该，太容易的谈社会主义是不应该。因为人性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纯善，社会力的关系亦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简单。要根本的为世界求个长治久安，必须看清社会的真性质，社会主义实际的必要，为社会福利主张，传播、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我自信的一点心得。”③
张闻天在《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中，强调只能用革命的手段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说：“只有把革命的思想去廓清现代纷乱的妖言，去拨动麻痹着的中国人，把革命的热情去激发全中国死气沉沉的民众，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总之，要解决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只有革命！”④
蕭楚女在《讨论“国家主义的教育”的一封信》中，对国家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指出：“国家主义只可以为一种革命之‘术’，却不可以为我们底要求之本体。我们可以国家主义唤起群众的感情，以成就我们底复国运动，却不可便把现在的虚体之国的北京统治当作实体，叫人民去爱他。我们应当以‘已亡国’的痛哭，激起普遍的愤恨，去与国际帝国主义，以及托庇于其下的基督教和武人政治血战;我们不应在未推翻那国际雇员的政治之下，提倡爱国，以致反而拥护了敌人。我们要国家，但我们所要的是我们自己掌权的——像俄罗斯那样的国家。”他明确提出要效仿俄国革命，认为：“法兰西革命是我们要的，但却不是一七八九年的，而是一八四八年的。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是我们要的，但却不止此。我们还要一个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⑤
需要指出的是，《少年中国》毕竟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专门刊物，因而，在刊载赞成社会主义文章的同时，也刊登了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文章。例如，先后刊登了李璜的《社会主义与宗教》《社会主义与社会》《社会主义与个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等文。在这些文章中，国家主义派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是时代之潮流和趋势，但是，他们不赞同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如国家主义派重要代表人物李璜认为：“我们采取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不宜有集产主义的唯物观的态度;（二）不宜有新马克斯（思）派一阶级专政的想法。”①
尽管在是否应该采取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少年中国》所刊登的文章并非众口一词的赞同，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通过社会主义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和分析方法，还是得到了更多人的了解，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经常将《少年中国》与《新青年》相提并论。如川岛就回忆说：“少年中国学会所发行的《少年中国》月刊，在当时，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和《新青年》《新潮》两个杂志鼎足而三的。”② 作为《少年中国》的姊妹刊物，《少年世界》也注重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介绍。《少年世界》创刊于1920年1月，创刊之初，即宣布“本月刊的宗旨是：作社会的实际调查，谋世界的根本”。与同时期其他刊物相比，该刊是“一本注重纪载事实的月刊，所纪的事实，不是以中国为范围，是以世界为范围，要把中国人村落的眼光改变方向，直射到世界上去”。虽然，月刊中所刊载的文章大多属于介绍性的文章，或者是一些短小精悍的评论。但是，由于其落脚点在于“根据思潮和事实的趋势，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③因此，在选刊文章时，十分注重世界思潮及劳工运动的消息，并专设了“学术世界”“劳动世界”“学生世界”栏目。这为国人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消息创造了条件。例如，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邰爽秋的《国际劳工会议》《苏维埃教育之成绩》、黄日葵的《日本之劳动运动》《最近英美的劳動运动》、张闻天的《农村改造发端》、方珣的《一九一九年之俄罗斯》、赵叔愚的《新俄罗斯建设之初步》《李宁对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方东美的《罗素眼中苏维埃的俄罗斯一九二〇年》、蔡和森的《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李璜的《法兰西工党组织》、刘范祥的《我所见的法国工人》、陈愚生的《法国之社会党》、罗学瓒的《法兰西工人》，等等。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还出版了“少年中国学会丛书”。1920年3月13日，北京会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会议，决议编辑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并推定恽代英负责筹备丛书出版。4月22日，恽代英拟定了丛书编辑计划和方针，并致信学会会员征求意见。恽代英拟定的丛书选题共26种，包括“马克司（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国际运动”“德谟克拉西”“新村运动”等。④显而易见，这些选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实际出版过程中，由于左舜生在中华书局任职，掌握了丛书出版的实权，因此，恽代英的编辑计划和方针并未能完全实现。少年中国丛书共出版了32种图书，包括曾琦的《国家与青年》、李璜的《法兰西学术史》、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周太玄的《古动物学》、张闻天翻译的《盲音乐家》、王光祈的《少年中国运动》，等等。
总之，少年中国学会作为在五四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新兴社团，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对“主义”的争论，以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介绍，都不同程度地加深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些成员，如李大钊、张申府、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张闻天、杨贤江、黄日葵、沈泽民、候绍裘、刘仁静等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干部基础。
（张卫波，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