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1910年谋刺摄政王载沣一案，谋划之严密，计划之精当，在当年革命党人的诸多刺杀案中，首屈一指。若不是他们那天半夜在银锭桥下埋炸药之时，偶然被一个坏了肚子出来拉屎的居民发现，以为深更半夜一伙人鬼鬼祟祟，非奸即盗，报告了警察，这个大事，说不定就成了。
　　 事发之后，按照西式警察侦查手段办案的京师警察，通过装炸药的大铁罐，找到了打造铁罐之铁匠铺，再查订制之人，然后顺藤摸瓜，抓到了行刺者在琉璃厂开设的名为“守真”的照相馆中的汪精卫、黄复生等人。其中，参与谋刺的革命党炸药专家喻培伦，包括后来成为汪精卫妻子的陈璧君等人逃走。
　　 此案案发到破案，不过十二日，即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发案，三月七日即告侦破。负责侦案之人，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骂为卖国贼的章宗祥。当时，此人为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正好管这事儿。
　　 当时，章宗祥也在朝廷的法律馆参与法律修订之事，所以跟同为留日学生的同事汪荣宝关系甚好。据汪荣宝宣统二年三月七日日记，说是章宗祥电话告知，他们实际上早就把照相馆盯上了，下手拿人之时，共捕捉到了三个人，一个是汪精卫，日记上说是汪季恂（应为汪季新之误），一为黄复生，一为罗世勋。搜查照相馆，查获铁瓶、电机、手枪等十余件跟谋刺案有关的物证。当即把人犯交给民政部肃亲王善耆手上。民政部如临大敌，善耆加上两个侍郎、右丞、右参议并外城厅丞，差不多所有负责官员都到场了。
　　 当然，具体负责审讯工作的，还是章宗祥。跟我们先前认为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互相争着做主角、揽责任稍有不同，在审讯中，实际上是汪精卫把责任都揽下来，承认自己曾经做过《民报》的主笔，参与过镇南关起义。此番谋刺的动机，就是要在京师发难，震动全国。他说黄复生根本不知道他的图谋，只因为黄是熟人，在北京开了照相馆，他前往投资三百元，借照相馆为基地，策划行动，所有的一切，其他人一概不知情。同党姓喻，但已经逃走。另外两人，黄复生和罗世勋第一次审讯都没有口供。
　　 显然，这是汪精卫他们商量好的，如果事发，则由汪精卫一人把事情担下来，好让另外的人有生还的希望。既然喻培伦已经逃走，不妨把他供出来。
　　 当初策划刺杀，由于用的是威力巨大的黄色火药，而起爆的装置，由于电力不足，只能由人在附近操作，操作之人，就是汪精卫。如果炸药爆炸，汪精卫必死无疑。这样一个抱定必死决心的人，定下这样的善后策略，也是合情合理。
　　 黄复生之所以同意，关键是因为汪精卫地位高，实际上是行动的負责人，必须服从命令。果然，在几天之后的汪荣宝的日记里，汪精卫的名字，变成了汪兆铭，字季新，而供词依旧慷慨激昂，要求罪止他一人。黄复生则还是不承认他事先知情，还说曾加劝阻，后来不得已，才参与了进去，此外就没有别人了。大概后来证据太多，黄复生想要说自己完全置身事外有点说不通，于是，就自承从犯了。
　　 至于说他们在事情败露之后没有马上逃之夭夭，估计是因为对清廷警察过于轻敌，还是以老眼光看人。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警察学西方的玩意学得这么快，侦查手段如此高超，其负责人又是一个在日本学法政的留学生。
　　 还好，由于案发之后，汪精卫表现之好，文采之绚烂，引发了章宗祥和民政部尚书善耆的爱才之心，经善耆的力请，被捕的三人，只有牢狱之灾，没有掉头之祸。作为当事人的摄政王，居然也欣然认可。
　　 最后定案，汪精卫和黄复生永远囚禁，而罗世勋则判十年刑期，三人均签字画押，认罪伏法。汪荣宝应肃亲王善耆的要求，最后也参与了对三人的定罪斟酌，是这个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从侦查到最后定案，不到一个月，一个谋逆的泼天大案，人犯被拿了，但都活着，所以，才有后面的诸多故事。这在中国的王朝历史上，也仅此一次而已。
　　 毕竟，这个朝廷正在改革，其法律改革是大头，改革的方向，就是文明。其实，当年的西方，碰上这样的案子，肇事者也未必能免死。
　　 反过来，经此一番牢狱之灾，汪精卫和黄复生对于清廷，竟然都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清廷的官员，并非他们从前想的那样，个个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不仅有人情味，而且办事效率还是蛮高的。当时黄复生就在供词里说，我死之后，惟望中国官吏办事程度日高一日，于愿足矣。可见，北京内城巡警厅办事的效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初办《民报》的时候，漫说清廷的满人王公，就算一般朝中大臣，也都被画得凶神恶煞，不成人样，现在面对面接触，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只要是人，焉能没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