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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是其践行量子文学观的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对经典小说情节模式的解构，以细节化、陌生化的语言，将其对世界的概括力与洞察力展现在读者面前，本文试从小说的文本结构、历史价值观的重写、及其在量子文学观背后所体现的价值立场出发，分析智行小说所具有的意义及价值。
关键词： 黄孝阳 《众生·设计师》 智性
初读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一种目眩神迷的冲击感扑面而来，我承认从以往的阅读经验出发，按照线性的情节发展模式去寻找文本意义的做法在这篇小说中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要找到一条合适评价这部小说的路径，理解作者自身的小说创作观是很有必要的。作者曾在其创作谈《文学有什么用》中提出这样的观点：
“当下的小说过于追求叙事的魅力，文本缺乏智性，语言与结构乏善可陈，尤其是思想的平庸，也就是说书人的格局。缺乏哲学的热情。”“小说要摆脱陈词滥调，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还要写小说的理由。小说首先是从语言开始，而非故事。其次是结构。换句话说，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叙事只是完成语言与结构的过程。”[1]
我理解为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追求，是一种追求“智性写作”的态度。作者将小说的语言和结构指认为文学创作的本体。那么在他的小说《众生·设计师》中，作者是如何践行这一创作观并使其创作表现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创作观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作者怎样的价值判断？这些关乎到整个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所关注的问题。
一、形式就是“一”
首先从语言方面着手，作者认为许多“经典小说”是故事，并非真正的小说，人们常把情节的流动误以为是小说的速度。故事对细节没耐心，基本就是事件与偶然性的堆积。因此作家强调语言的“细节化”、“陌生化”，并同时将一个作家对世界的概括力与洞察力通过语言这一“渡江之筏”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家通过繁复而有指向性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众生多样的生活状态。他尽力用最贴切的语言放大他所想要表现的对象的特征，使读者从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去进行思考，而不依附于动人心魄的情节。正如从小说文本中随机截取一段来阅读都能引发读者对这段文本背后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思考。这需要作者足够多的理论积累以及对每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独到见解。如果我们把世间的小说分为两种，一种直面现实，严格遵循着现实世界的秩序，将从生活中发掘的写作素材虚构成符合逻辑的故事；另一种借助飞升的想象力，从沉重的现实中抽身而出，沉湎于时代精神的思考与个人内心的想象，黄孝阳的小说《众生·设计师》无疑应该属于后者。作者通过智性的语言将他对于时代精神的思考和反传统的文学创作观毫不保留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就好像一座浩瀚的图书馆，任读者翱翔其间。
其次，在结构上，作者采取了类似于《苏菲的世界》中“中国套盒”式的叙事结构，但又复杂得多。而作者的时空观是造成“复杂套盒结构”的最直接原因。人物在多维的叙事结构中游走，既充当着设计师，同时也被他人设计。林家有、林家生、何小婉、陈元庆、马桂花、王佛、刘巧、王诏如、张颐和、宁强等人物所构成的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既是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最终又统一于“我与立衣共同完成的一个关于彼世界系统的作品”中，是对立于作者所塑造的那样一个“此世界”的。“此世界”中有“我”和立衣，是在2057年的外太空的世界。此时的时间不再按照线性轨道演进发展，而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我们在死与生的对立中看见自己，无尽复无尽的镜中之影下，众生指向了誰？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一直是处于一种被注视的状态，而叙事不仅仅局限在单线条的故事框架内，而是在多元的叙事空间中存在。小说开篇即以“我”这样的鬼魂展开叙事，作者在文后也借助王诏如之口对于鬼魂叙事有过这样一段评价：“首先是从死来看待生，这是小说叙事纬度的转换，是用文学手法打开那个理论上存在的高维空间。死，不再是一个结束、一个冰凉的句号，而是一个镜面，《黑客帝国》中尼奥的手指穿过镜面，发现矩阵与真实。其次，它在获得全知视角的同时，又避免当代作家最习惯的上帝角色。作者不是上帝，这是当代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2]
每个人的身份看似可信其实都不可信，就连小说中人物所叙述的语言也要谨慎对待。在第一部分中，林家有开篇即交代自己的死是一个意外，这使得“他被谋杀”成为了读者心目中的一个既定事实，引诱读者去寻找他被谋杀的原因，直到最后，读者才发现，那张纸上的内容其实正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这种情节的悖反使得读者陷入了错觉：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仔细回想，才发现我们早已落入了林家有的叙事圈套当中。小说中林家有曾提及母亲跟哥哥都患有一种叫做“阿尔茨海默症”的认知疾病，可作为叙事的第一视角“我”即是林家有的鬼魂，在这种家族性遗传病中，“我”也不幸地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读者正是将自己作为林家有这一鬼魂本身，才忽略了作为叙事主体的“我”的话语的可靠性，我们太过信任自己，而往往忽略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想，作者正是想通过这一叙事圈套来表现其对于“真理”的质疑，因为往往你认为最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才是问题的关键点所在。
这种高维度不仅体现在死与生的对立上，以李秋霞这一形象为例，她既是小说《李秋霞》中林家生对母亲形象的还原，也是宁强小说《众生》中对马桂花这一形象的塑造，同时还是宁强讲给王诏如的故事中的那个与陈元庆一起见到的赤身裸衣的老妇人形象，最终还属于“我”跟立衣在人工智能中所塑造的形象。每个人都是李秋霞这一形象的塑造者，这也决定了“李秋霞”这一形象所具有的身份多重性。她就好像被命运围在“镜墙”之中，你无法判断究竟这一虚影存在于哪一镜面之中，故事具有了无限可能，小说也因之成为一种开放性文本。层层的镜面设置，将原本简单的二维空间引向多维，造成了叙事结构的无序性，这也符合作者在《量子文学观》中所提出的“熵定律”：“熵增使得宇宙从有序走向无序”。在作者的理解当中：“所有的文学作品只有形式的改变，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而没有本质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朝向一个方向，即荒谬与虚无？”那么小说结构的“碎片化”特征其实表现了作者对于宇宙真相的探索，正与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作品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一样，其基本目的都是用荒诞来表现事实，或许无序性才是生活的真实面貌。 二、从上帝造人到人即是神
小说题为《众生·设计师》，颇具有隐喻色彩。在基督教原典《圣经》中，耶和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一个人，往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有了灵，人就活了，能说话，能行走。上帝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亚当。同样，在中国的传统志怪神话《山海经》中，也有对于女娲抟土造人的记载。传统的文学观中，神是众生的设计师，神的主体性大于人的主体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个体的觉醒带来了神性色彩的去蔽，从“上帝造人”到“人即是神”观念的转化，带来了人对于主体性的肯定与拔高。
而作为人性张扬的旗帜，一种能代表全体精神意志的英雄形象被成功地塑造了出来。林家有是，林家生是，马桂花亦如是。林家有因为将国企三线品牌出售给省外一家民企而使得企业增值，他被认为是具有创新思维的业务能手；林家生因为一则广告的官司而使得公司名声大噪，他被认为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草根神话；李秋霞因为“亲不亲，阶级分”的观念亲手杀死姨娘的手段而成为了县里的先进。当时代的需要把“人”重新塑造成“英雄”的时候，人作为一个主体的个性则又丧失了，他们成为了一种价值标准的代名词。正如黄孝阳所言；“当初的解放者，总要沦为另一种意义的奴役者，摧毁信仰的人，会成为信仰本身。”若无众生，诸神寂寞；若无诸神，众生又是否寂寞？如何在“神性”与“人性”的悖论中间找寻一个平衡的支点成为了摆在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传统的价值观中，自古英雄配红颜。小说中在“我”与立衣一个关于彼世界系统的作品中，建构了王诏如这样一个风姿绰约、才貌双全的女性形象。在立衣的价值世界里，“人，就是一个被设计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进程说到底就是由一小撮‘不自然而然’的天才所推动改变”[3]，她强调强人择原理，“不是一个天才，配得上与咱家的王诏如说十分钟话吗？”[4]而在“我”眼中，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太过于注重传统叙事中的“门当户对”，却忽视了每个个体在他们的世界中所应该留有的个性与尊严。为什么作为描写对象的李秋霞就只能是一个六亲不认、大义灭亲的铁姑娘？我们在自己所理解的时代语境下究竟设计了多少悖离人性真正发展轨道的形象？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背后“生之艰难”的描写，才将这一人物由正常走向迷狂的原因解释清楚，试想，如果没有作者后来对于李秋霞这一形象的解构，我们是否又如平常那样简单粗暴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物就应该是这样？
黄孝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大抵可分为两种：一是，撷取时空的某段，再现历史的真实。这是目前小说的主流。‘文以载道’、‘小说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等理论皆是其相应的衍生物。他们以叙事为核心，以语言为神圣的乐园；二是，从根本上置疑历史的真实性。把现实世界视作小说世界的衍生物。无论在什么名义之下，呈现于殿堂里的我们所熟知的‘真正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表象不断溢出的时代，过往的经验将我们过多地束缚在一个片面的、政治话语美饰下的“现实”中，而所谓现实，只不过是当前主流话语在特殊叙事语境下人为的改造。作为小说家，他就有必要创造出比历史更值得个体信赖或者说感兴趣的文本。作家通过严峻的结构以及对历史资料、知识掌故的大量占用来重新定义历史，即使不能成为主流叙事话语，但这代表了一个智性作家对于“本真”的最坚定的，也是最真诚的追求。
三、“量子文学观”背后的价值立场
你若是佛陀便见佛陀，你若是毒蛇便见毒蛇。从小说中，历史学家看见野史，政治家看见博弈，占星者看见巫术，热恋者看见爱情，追名逐利者看见手段……而我看见的是作者在其“量子文学观”背后对于现世的隐忧。
黄孝阳在他一贯的小说创作中特别强调践行“量子文学观”，这不是一种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奇谈怪论，他曾指出：
“‘我们已经从一个古典的可循环的封闭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性的不可逆的开放社会。’我愿意在任何一个场合，把这句话重复百次。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里，严肃小说家就不能让自己的审美趣味只停留于农耕社会的古典审美趣味，要心存日月，让刀耕火种、电脑、人类基因组、ipad……同时进入自身体内，要把视野放至全球，打破民族、国家、语言、时间等障碍，在世界的高度上，汲取历史与当下的营养，充分借鉴电影、摄像、雕塑、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念与形式，写出真正属于世界的文学。”[5]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我仿佛看到了小说创作上的“闭关锁国”。当我们还洋洋自得于小说所营造出的叙事圈套之时，黄孝阳已经对当前这种僵化的传统的文學观深表不满并一直坚定地践行着自己的“量子文学观”。
每个作家都有摆脱对于经验的依赖的潜在能量，只是很多人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惰性所消磨。
黄孝阳在《众生·设计师》的后记中曾坦言：
“这些年一直在说‘当代小说’的概念——我曾提出的量子文学观应该算是‘当代小说’中的一条路径。自觉这篇《众生》或许算得上是对这个概念的践行。比如，对小说的结构而言，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结构，懂得整体与部分，核与衍散，黄金分割率。简单说，要找到秩序感，如同匠人坐在铺满零件的桌前，沉思着那块想象中的钟表；对“当代小说”而言，它的结构就要更加复杂，要去中心，把机械美学的钟表做成达利画布上那块柔软的表，完成对结构的重新书写。”[6]
从《人世间》到《旅人书》再到《众生·设计师》他就好像一个行走在浩瀚量子宇宙世界中的孤独的勇士，用自己不断的实践去耕耘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我坚信，在艰苦耕耘的尽头终有一片绚丽的花朵在等待着他。
参考文献：
[1]黄孝阳.文学有什么用[J].社会科学论坛，2012（5、6）.
[2]黄孝阳.众生·设计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44.
[3]黄孝阳.众生·设计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99.
[4]黄孝阳.众生·设计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200.
[5]黄孝阳.文学有什么用[J].社会科学论坛，2012（5、6）.
[6]黄孝阳.众生·设计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220，221.
关键词： 黄孝阳 《众生·设计师》 智性
初读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一种目眩神迷的冲击感扑面而来，我承认从以往的阅读经验出发，按照线性的情节发展模式去寻找文本意义的做法在这篇小说中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要找到一条合适评价这部小说的路径，理解作者自身的小说创作观是很有必要的。作者曾在其创作谈《文学有什么用》中提出这样的观点：
“当下的小说过于追求叙事的魅力，文本缺乏智性，语言与结构乏善可陈，尤其是思想的平庸，也就是说书人的格局。缺乏哲学的热情。”“小说要摆脱陈词滥调，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还要写小说的理由。小说首先是从语言开始，而非故事。其次是结构。换句话说，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叙事只是完成语言与结构的过程。”[1]
我理解为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追求，是一种追求“智性写作”的态度。作者将小说的语言和结构指认为文学创作的本体。那么在他的小说《众生·设计师》中，作者是如何践行这一创作观并使其创作表现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创作观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作者怎样的价值判断？这些关乎到整个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所关注的问题。
一、形式就是“一”
首先从语言方面着手，作者认为许多“经典小说”是故事，并非真正的小说，人们常把情节的流动误以为是小说的速度。故事对细节没耐心，基本就是事件与偶然性的堆积。因此作家强调语言的“细节化”、“陌生化”，并同时将一个作家对世界的概括力与洞察力通过语言这一“渡江之筏”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家通过繁复而有指向性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众生多样的生活状态。他尽力用最贴切的语言放大他所想要表现的对象的特征，使读者从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去进行思考，而不依附于动人心魄的情节。正如从小说文本中随机截取一段来阅读都能引发读者对这段文本背后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思考。这需要作者足够多的理论积累以及对每个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独到见解。如果我们把世间的小说分为两种，一种直面现实，严格遵循着现实世界的秩序，将从生活中发掘的写作素材虚构成符合逻辑的故事；另一种借助飞升的想象力，从沉重的现实中抽身而出，沉湎于时代精神的思考与个人内心的想象，黄孝阳的小说《众生·设计师》无疑应该属于后者。作者通过智性的语言将他对于时代精神的思考和反传统的文学创作观毫不保留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就好像一座浩瀚的图书馆，任读者翱翔其间。
其次，在结构上，作者采取了类似于《苏菲的世界》中“中国套盒”式的叙事结构，但又复杂得多。而作者的时空观是造成“复杂套盒结构”的最直接原因。人物在多维的叙事结构中游走，既充当着设计师，同时也被他人设计。林家有、林家生、何小婉、陈元庆、马桂花、王佛、刘巧、王诏如、张颐和、宁强等人物所构成的故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既是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形象。但这些形象最终又统一于“我与立衣共同完成的一个关于彼世界系统的作品”中，是对立于作者所塑造的那样一个“此世界”的。“此世界”中有“我”和立衣，是在2057年的外太空的世界。此时的时间不再按照线性轨道演进发展，而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我们在死与生的对立中看见自己，无尽复无尽的镜中之影下，众生指向了誰？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一直是处于一种被注视的状态，而叙事不仅仅局限在单线条的故事框架内，而是在多元的叙事空间中存在。小说开篇即以“我”这样的鬼魂展开叙事，作者在文后也借助王诏如之口对于鬼魂叙事有过这样一段评价：“首先是从死来看待生，这是小说叙事纬度的转换，是用文学手法打开那个理论上存在的高维空间。死，不再是一个结束、一个冰凉的句号，而是一个镜面，《黑客帝国》中尼奥的手指穿过镜面，发现矩阵与真实。其次，它在获得全知视角的同时，又避免当代作家最习惯的上帝角色。作者不是上帝，这是当代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2]
每个人的身份看似可信其实都不可信，就连小说中人物所叙述的语言也要谨慎对待。在第一部分中，林家有开篇即交代自己的死是一个意外，这使得“他被谋杀”成为了读者心目中的一个既定事实，引诱读者去寻找他被谋杀的原因，直到最后，读者才发现，那张纸上的内容其实正是出自他本人之手。这种情节的悖反使得读者陷入了错觉：究竟哪里出了问题？仔细回想，才发现我们早已落入了林家有的叙事圈套当中。小说中林家有曾提及母亲跟哥哥都患有一种叫做“阿尔茨海默症”的认知疾病，可作为叙事的第一视角“我”即是林家有的鬼魂，在这种家族性遗传病中，“我”也不幸地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读者正是将自己作为林家有这一鬼魂本身，才忽略了作为叙事主体的“我”的话语的可靠性，我们太过信任自己，而往往忽略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想，作者正是想通过这一叙事圈套来表现其对于“真理”的质疑，因为往往你认为最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才是问题的关键点所在。
这种高维度不仅体现在死与生的对立上，以李秋霞这一形象为例，她既是小说《李秋霞》中林家生对母亲形象的还原，也是宁强小说《众生》中对马桂花这一形象的塑造，同时还是宁强讲给王诏如的故事中的那个与陈元庆一起见到的赤身裸衣的老妇人形象，最终还属于“我”跟立衣在人工智能中所塑造的形象。每个人都是李秋霞这一形象的塑造者，这也决定了“李秋霞”这一形象所具有的身份多重性。她就好像被命运围在“镜墙”之中，你无法判断究竟这一虚影存在于哪一镜面之中，故事具有了无限可能，小说也因之成为一种开放性文本。层层的镜面设置，将原本简单的二维空间引向多维，造成了叙事结构的无序性，这也符合作者在《量子文学观》中所提出的“熵定律”：“熵增使得宇宙从有序走向无序”。在作者的理解当中：“所有的文学作品只有形式的改变，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而没有本质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朝向一个方向，即荒谬与虚无？”那么小说结构的“碎片化”特征其实表现了作者对于宇宙真相的探索，正与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作品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一样，其基本目的都是用荒诞来表现事实，或许无序性才是生活的真实面貌。 二、从上帝造人到人即是神
小说题为《众生·设计师》，颇具有隐喻色彩。在基督教原典《圣经》中，耶和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一个人，往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有了灵，人就活了，能说话，能行走。上帝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亚当。同样，在中国的传统志怪神话《山海经》中，也有对于女娲抟土造人的记载。传统的文学观中，神是众生的设计师，神的主体性大于人的主体性。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个体的觉醒带来了神性色彩的去蔽，从“上帝造人”到“人即是神”观念的转化，带来了人对于主体性的肯定与拔高。
而作为人性张扬的旗帜，一种能代表全体精神意志的英雄形象被成功地塑造了出来。林家有是，林家生是，马桂花亦如是。林家有因为将国企三线品牌出售给省外一家民企而使得企业增值，他被认为是具有创新思维的业务能手；林家生因为一则广告的官司而使得公司名声大噪，他被认为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草根神话；李秋霞因为“亲不亲，阶级分”的观念亲手杀死姨娘的手段而成为了县里的先进。当时代的需要把“人”重新塑造成“英雄”的时候，人作为一个主体的个性则又丧失了，他们成为了一种价值标准的代名词。正如黄孝阳所言；“当初的解放者，总要沦为另一种意义的奴役者，摧毁信仰的人，会成为信仰本身。”若无众生，诸神寂寞；若无诸神，众生又是否寂寞？如何在“神性”与“人性”的悖论中间找寻一个平衡的支点成为了摆在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传统的价值观中，自古英雄配红颜。小说中在“我”与立衣一个关于彼世界系统的作品中，建构了王诏如这样一个风姿绰约、才貌双全的女性形象。在立衣的价值世界里，“人，就是一个被设计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进程说到底就是由一小撮‘不自然而然’的天才所推动改变”[3]，她强调强人择原理，“不是一个天才，配得上与咱家的王诏如说十分钟话吗？”[4]而在“我”眼中，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太过于注重传统叙事中的“门当户对”，却忽视了每个个体在他们的世界中所应该留有的个性与尊严。为什么作为描写对象的李秋霞就只能是一个六亲不认、大义灭亲的铁姑娘？我们在自己所理解的时代语境下究竟设计了多少悖离人性真正发展轨道的形象？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背后“生之艰难”的描写，才将这一人物由正常走向迷狂的原因解释清楚，试想，如果没有作者后来对于李秋霞这一形象的解构，我们是否又如平常那样简单粗暴地认为那个时代的人物就应该是这样？
黄孝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大抵可分为两种：一是，撷取时空的某段，再现历史的真实。这是目前小说的主流。‘文以载道’、‘小说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等理论皆是其相应的衍生物。他们以叙事为核心，以语言为神圣的乐园；二是，从根本上置疑历史的真实性。把现实世界视作小说世界的衍生物。无论在什么名义之下，呈现于殿堂里的我们所熟知的‘真正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表象不断溢出的时代，过往的经验将我们过多地束缚在一个片面的、政治话语美饰下的“现实”中，而所谓现实，只不过是当前主流话语在特殊叙事语境下人为的改造。作为小说家，他就有必要创造出比历史更值得个体信赖或者说感兴趣的文本。作家通过严峻的结构以及对历史资料、知识掌故的大量占用来重新定义历史，即使不能成为主流叙事话语，但这代表了一个智性作家对于“本真”的最坚定的，也是最真诚的追求。
三、“量子文学观”背后的价值立场
你若是佛陀便见佛陀，你若是毒蛇便见毒蛇。从小说中，历史学家看见野史，政治家看见博弈，占星者看见巫术，热恋者看见爱情，追名逐利者看见手段……而我看见的是作者在其“量子文学观”背后对于现世的隐忧。
黄孝阳在他一贯的小说创作中特别强调践行“量子文学观”，这不是一种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奇谈怪论，他曾指出：
“‘我们已经从一个古典的可循环的封闭社会，进入到一个现代性的不可逆的开放社会。’我愿意在任何一个场合，把这句话重复百次。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里，严肃小说家就不能让自己的审美趣味只停留于农耕社会的古典审美趣味，要心存日月，让刀耕火种、电脑、人类基因组、ipad……同时进入自身体内，要把视野放至全球，打破民族、国家、语言、时间等障碍，在世界的高度上，汲取历史与当下的营养，充分借鉴电影、摄像、雕塑、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念与形式，写出真正属于世界的文学。”[5]
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我仿佛看到了小说创作上的“闭关锁国”。当我们还洋洋自得于小说所营造出的叙事圈套之时，黄孝阳已经对当前这种僵化的传统的文學观深表不满并一直坚定地践行着自己的“量子文学观”。
每个作家都有摆脱对于经验的依赖的潜在能量，只是很多人容易被习惯所掩盖，被时间所迷离，被惰性所消磨。
黄孝阳在《众生·设计师》的后记中曾坦言：
“这些年一直在说‘当代小说’的概念——我曾提出的量子文学观应该算是‘当代小说’中的一条路径。自觉这篇《众生》或许算得上是对这个概念的践行。比如，对小说的结构而言，我们要懂得什么是结构，懂得整体与部分，核与衍散，黄金分割率。简单说，要找到秩序感，如同匠人坐在铺满零件的桌前，沉思着那块想象中的钟表；对“当代小说”而言，它的结构就要更加复杂，要去中心，把机械美学的钟表做成达利画布上那块柔软的表，完成对结构的重新书写。”[6]
从《人世间》到《旅人书》再到《众生·设计师》他就好像一个行走在浩瀚量子宇宙世界中的孤独的勇士，用自己不断的实践去耕耘一片自己的文学天地。我坚信，在艰苦耕耘的尽头终有一片绚丽的花朵在等待着他。
参考文献：
[1]黄孝阳.文学有什么用[J].社会科学论坛，2012（5、6）.
[2]黄孝阳.众生·设计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44.
[3]黄孝阳.众生·设计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199.
[4]黄孝阳.众生·设计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200.
[5]黄孝阳.文学有什么用[J].社会科学论坛，2012（5、6）.
[6]黄孝阳.众生·设计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2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