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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生物圈(MAB)”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针对全球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于1971年发起的一项政府问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计划，至今已实施了40年。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理念非常明确：人是生物圈的一部分，环境保护的问题不能脱离与人类生活和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与生物圈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生物圈保护区的设立就是要强调把保护区及周边地区人民的生活改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而找出一条既可以保护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又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我国自1973年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随后在1978年由鄧小平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准建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并将其日常机构秘书处设立在中国科学院，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的实施。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为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的运作提供了人员配置及经费的保障，同时科学院背后强大的专家集体为MAB计划的顺利开展给予了智力的投入和支持。还要感谢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等政府有关部门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有力支持，也要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使我们能更好地代表国家，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回顾自我国加入这一计划以来，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在推动MAB计划在中国的实施，促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协助了中国近30个自然保护区走向世界，成功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使它们成为其中的一员，并在国际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目前已经从刚成立时的45个保护区发展到142个保护区，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开展保护区能力建设和理念培训的教育平台；创办了全球唯一一本宣传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基本理念，挖掘整理生物圈保护区在保护和发展过程的经典案例的大众科普杂志《人与生物圈》，该杂志从1999年改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刊物至今已经出版了70期中文版，6期英文版，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宣传生物圈保护区和进行信息分享的交流平台。
我国自1956年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保护区成立以来，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至今在全国已经建立了2346个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5％，保护了我国约20％的天然林、47％的湿地，和大多数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
在中国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初始阶段，其主要目的是及时抢救尚未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以保护重要的原始本底。但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封闭式保护仍然要经受自然和人类引起的各种干扰，尤其在中国的大多数自然保护区中还有世代生活的当地居民，保护区的自然资源是他们维持生命系统的重要支柱，从而导致自然保护区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有效保护便难于实现。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实施后，一种新型的自然保护思想——生物圈保护区传入中国；特别是1979年中国第一批生物圈保护区被批准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来，这一新的概念逐渐被从事自然保护事业的科学家、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决策人员所接受，原有的传统逐渐改变，建立起各种新型的科学管理模式，使自然保护区逐渐走上一条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对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全世界没有实现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即未能在2010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相对于同纬度的欧美国家，中国是北温带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样是严峻的。
大家都知道杂交水稻和袁隆平院士，但大家未必知道这与野生植物的关系。袁隆平院士等科学家创建的杂交水稻，就是利用海南的普通野生稻中发现的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简称“野败”)，以它做母本，用栽培稻连续回交获得栽培稻的雄性不育系，再通过一系列的选配种，才培育出现在生产上用的杂交稻。问题是随着人类的活动、城市的扩展，野生稻生长的栖息地逐步缩小，在一些地方甚至消失。1978－1982年，全国进行了野生稻普查调查，发现江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大片的野生稻分布，中国分布有三种野生稻，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994－1995年，中科院洪德元院士带领团队又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南方很多野生稻都不复存在。在云南，普通野生稻以前记载有26个分布点，这次调查发现消失了24个，消失率为92.3％，其他两种野生稻在许多地方业已消失或仅剩几处。中国野生稻的生境和濒危现状令人焦虑不安，普通野生稻的状况尤为严重。野生稻的消失主要是人为造成的耕地面积扩大的原因，普通野生稻主要多毗邻人类活动频繁的水生或湿生区域，比如稻田周围等。而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大多紧邻乔木林或竹林，随着生长区域内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的消失而日渐遭受威胁。野生稻对我们甚至于全世界农业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野生稻对我们甚至于全世界农业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保护野生稻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加大了对野生稻的研究和保护力度，建立了保护区。
又如三江源保护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如果不采取切实的措施，环境会很快恶化。我们通过深入一线的调研、考察，并专门出版了《人与生物圈》杂志“三江源专辑”为他们呼吁，引发多方的关注，促使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
再如上海九段沙保护区是长江口唯一一块没有受到人为干预的天然湿地，是大批侯鸟在亚洲和澳洲之间迁飞的至关重要的中转站，科学家通过九段沙也可以跟踪三峡建成后长江口乃至整个流域的变化，研究对河口湿地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上海市政府已确定不对九段沙进行开发。
2010年，我们对加入MAB世界生物圈网络满10年的4个保护区：广西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黄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专家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对它们进行10年评估，评估专家小组对保护区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社区共管和发展、保护区的管理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科研和监测、公众环境教育和培训等方面进行现场评估和实地考察，并与当地社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座谈交流。通过评估，我们可以看到10年来这些保护区在人力、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加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力度，使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也促进了社区建设和发展，MAB的理念已逐步在这些保护区贯彻实施。 几年前我在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野生大熊猫保护情况时，看到成群的金丝猴在树林中上窜下跳，三三两两的朱鹮在田野中不时出现时，十分惊喜，大自然在人类的呵护下正在得到恢复。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建设成绩巨大，但付出的环境代价也巨大，比如我们的农田面积是美国2／3，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却分别是美国的4倍和2倍。另外，我们农业的效率也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农田面积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又不断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给农业生態系统带来很大影响，目前农业的面源污染已占总污染近一半，这已不只是农业环境的问题，而是全国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
温总理说18亿亩耕地是红线，不能破，但在轰隆隆向前推进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中，要做到这点也非常不容易。良田变城镇，荒地被开垦，实际上许多所谓的“荒地、荒山”本都属于保护区的范围。前几年温总理在广西看了红树林后指出，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优势，也是竞争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毁了之后再想恢复，在不少情况下就会很难。比如目前我国的沿海地区正在大面积填海造地，这对海洋生态系统必然会有巨大影响，很多海洋生态学家也在呼吁填海造地必须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认证，如果整个中国沿海都大面积造地，海洋生态会遭受不可预料的破坏。我们也通过实地考察、现场采访、专家咨询等，并联合了许多相关专家一起合作出版了《人与生物圈》“滨海湿地专辑”，对此现象发出呼吁和警告，是到了该回过头来反思我们行为的时候了。
在生物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文化多样性通常也最丰富。我国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其文化多样性也十分丰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各地的风俗、习惯可能趋同，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可能消失。比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统计，全世界大约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这一数目超过了世界语言总数的1／3。这更使大家明了，文化多样性也是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源泉。
环境教育和科普宣传是人与生物圈计划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计划的两份经典文件——《马德里行动计划》和《塞维利亚生物圈保护区纲要》对此都做出明确的规定：针对(国内外)公众制定国际促进和传播综合战略；在传媒、教科书中列入生物圈保护区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信息；为参观者编写有关保护区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保护区的社会文化内容及其开展的娱乐活动和教育计划以及保护区资源方面的宣传材料：汇编关于生物圈保护区功能作用的一手信息，然后在地区间和全球共享这些信息：编写出版关于生物圈保护区及其生态系统等相关专题的出版物；确保所有生物圈保护区为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科学知识普及作出贡献。在对各地保护区的考察中很高兴看到不少保护区已成为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普基地，对于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建设生态文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马德里行动计划》要求将生物圈保护区作为政策专业人士、决策者、科学研究人士、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群体的学习基地。我们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人与生物圈的理念，跟教育部门沟通协调，让生物圈理念进入教科书。据我了解，目前中学生了解生物圈计划的还极少，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活动，包括充分利用《人与生物圈》杂志，结合中国保护区事业，让更多人包括大学生和更多的中小学生了解人与生物圈计划。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实施是相当成功的，2011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秘书长Natarajan Ishwaran先生来华访问时，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他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评价很高，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最好的国家之一。目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建立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平台和杂志媒体宣传交流平台，当然这也是中国的需要。
我们多年来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得到了大家很多支持和帮助。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历任主席：童第周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力生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办公厅主任、院党组副书记、院纪委第一书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主席)、孙鸿烈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老一辈科学家为MAB计划在中国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任秘书长阳含熙院士、李文华院士、赵献英研究员、韩念勇研究员等和现任秘书长王丁研究员都很尽心尽力，都为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推广和实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我们任重道远，真正要建立起生态文明的理念，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让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公民都能深刻地理解这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应该通过加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中的142个保护区建设，使得它们成为中国保护区的核心力量，特别是要发挥其中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的表率作用，通过它们摸索出更多的经验，使更多的保护区参与进来。我们的《人与生物圈》杂志，作为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外宣传的窗口和平台，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宣传力度。
总之，我们与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和保护区管理者以及社区居民一起来落实推广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理念和实践，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自1973年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随后在1978年由鄧小平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批准建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并将其日常机构秘书处设立在中国科学院，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的实施。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为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的运作提供了人员配置及经费的保障，同时科学院背后强大的专家集体为MAB计划的顺利开展给予了智力的投入和支持。还要感谢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等政府有关部门一直以来对我们工作的有力支持，也要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使我们能更好地代表国家，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回顾自我国加入这一计划以来，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在推动MAB计划在中国的实施，促进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协助了中国近30个自然保护区走向世界，成功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使它们成为其中的一员，并在国际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目前已经从刚成立时的45个保护区发展到142个保护区，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开展保护区能力建设和理念培训的教育平台；创办了全球唯一一本宣传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基本理念，挖掘整理生物圈保护区在保护和发展过程的经典案例的大众科普杂志《人与生物圈》，该杂志从1999年改为公开发行的正式刊物至今已经出版了70期中文版，6期英文版，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宣传生物圈保护区和进行信息分享的交流平台。
我国自1956年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保护区成立以来，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至今在全国已经建立了2346个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5％，保护了我国约20％的天然林、47％的湿地，和大多数珍稀濒危物种的栖息地。
在中国自然保护区建立的初始阶段，其主要目的是及时抢救尚未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以保护重要的原始本底。但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封闭式保护仍然要经受自然和人类引起的各种干扰，尤其在中国的大多数自然保护区中还有世代生活的当地居民，保护区的自然资源是他们维持生命系统的重要支柱，从而导致自然保护区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有效保护便难于实现。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实施后，一种新型的自然保护思想——生物圈保护区传入中国；特别是1979年中国第一批生物圈保护区被批准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来，这一新的概念逐渐被从事自然保护事业的科学家、管理人员以及政府决策人员所接受，原有的传统逐渐改变，建立起各种新型的科学管理模式，使自然保护区逐渐走上一条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对中国的自然保护事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第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全世界没有实现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即未能在2010年大幅度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相对于同纬度的欧美国家，中国是北温带中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样是严峻的。
大家都知道杂交水稻和袁隆平院士，但大家未必知道这与野生植物的关系。袁隆平院士等科学家创建的杂交水稻，就是利用海南的普通野生稻中发现的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简称“野败”)，以它做母本，用栽培稻连续回交获得栽培稻的雄性不育系，再通过一系列的选配种，才培育出现在生产上用的杂交稻。问题是随着人类的活动、城市的扩展，野生稻生长的栖息地逐步缩小，在一些地方甚至消失。1978－1982年，全国进行了野生稻普查调查，发现江西、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大片的野生稻分布，中国分布有三种野生稻，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994－1995年，中科院洪德元院士带领团队又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南方很多野生稻都不复存在。在云南，普通野生稻以前记载有26个分布点，这次调查发现消失了24个，消失率为92.3％，其他两种野生稻在许多地方业已消失或仅剩几处。中国野生稻的生境和濒危现状令人焦虑不安，普通野生稻的状况尤为严重。野生稻的消失主要是人为造成的耕地面积扩大的原因，普通野生稻主要多毗邻人类活动频繁的水生或湿生区域，比如稻田周围等。而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大多紧邻乔木林或竹林，随着生长区域内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的消失而日渐遭受威胁。野生稻对我们甚至于全世界农业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野生稻对我们甚至于全世界农业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保护野生稻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加大了对野生稻的研究和保护力度，建立了保护区。
又如三江源保护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如果不采取切实的措施，环境会很快恶化。我们通过深入一线的调研、考察，并专门出版了《人与生物圈》杂志“三江源专辑”为他们呼吁，引发多方的关注，促使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
再如上海九段沙保护区是长江口唯一一块没有受到人为干预的天然湿地，是大批侯鸟在亚洲和澳洲之间迁飞的至关重要的中转站，科学家通过九段沙也可以跟踪三峡建成后长江口乃至整个流域的变化，研究对河口湿地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上海市政府已确定不对九段沙进行开发。
2010年，我们对加入MAB世界生物圈网络满10年的4个保护区：广西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黄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专家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对它们进行10年评估，评估专家小组对保护区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社区共管和发展、保护区的管理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科研和监测、公众环境教育和培训等方面进行现场评估和实地考察，并与当地社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进行座谈交流。通过评估，我们可以看到10年来这些保护区在人力、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加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力度，使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也促进了社区建设和发展，MAB的理念已逐步在这些保护区贯彻实施。 几年前我在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野生大熊猫保护情况时，看到成群的金丝猴在树林中上窜下跳，三三两两的朱鹮在田野中不时出现时，十分惊喜，大自然在人类的呵护下正在得到恢复。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建设成绩巨大，但付出的环境代价也巨大，比如我们的农田面积是美国2／3，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却分别是美国的4倍和2倍。另外，我们农业的效率也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农田面积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又不断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给农业生態系统带来很大影响，目前农业的面源污染已占总污染近一半，这已不只是农业环境的问题，而是全国整个生态环境的问题。
温总理说18亿亩耕地是红线，不能破，但在轰隆隆向前推进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中，要做到这点也非常不容易。良田变城镇，荒地被开垦，实际上许多所谓的“荒地、荒山”本都属于保护区的范围。前几年温总理在广西看了红树林后指出，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优势，也是竞争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毁了之后再想恢复，在不少情况下就会很难。比如目前我国的沿海地区正在大面积填海造地，这对海洋生态系统必然会有巨大影响，很多海洋生态学家也在呼吁填海造地必须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认证，如果整个中国沿海都大面积造地，海洋生态会遭受不可预料的破坏。我们也通过实地考察、现场采访、专家咨询等，并联合了许多相关专家一起合作出版了《人与生物圈》“滨海湿地专辑”，对此现象发出呼吁和警告，是到了该回过头来反思我们行为的时候了。
在生物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文化多样性通常也最丰富。我国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其文化多样性也十分丰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各地的风俗、习惯可能趋同，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可能消失。比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统计，全世界大约2500种语言面临灭绝，这一数目超过了世界语言总数的1／3。这更使大家明了，文化多样性也是促进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源泉。
环境教育和科普宣传是人与生物圈计划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计划的两份经典文件——《马德里行动计划》和《塞维利亚生物圈保护区纲要》对此都做出明确的规定：针对(国内外)公众制定国际促进和传播综合战略；在传媒、教科书中列入生物圈保护区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信息；为参观者编写有关保护区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保护区的社会文化内容及其开展的娱乐活动和教育计划以及保护区资源方面的宣传材料：汇编关于生物圈保护区功能作用的一手信息，然后在地区间和全球共享这些信息：编写出版关于生物圈保护区及其生态系统等相关专题的出版物；确保所有生物圈保护区为保护、可持续发展和科学知识普及作出贡献。在对各地保护区的考察中很高兴看到不少保护区已成为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普基地，对于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建设生态文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马德里行动计划》要求将生物圈保护区作为政策专业人士、决策者、科学研究人士、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群体的学习基地。我们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人与生物圈的理念，跟教育部门沟通协调，让生物圈理念进入教科书。据我了解，目前中学生了解生物圈计划的还极少，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活动，包括充分利用《人与生物圈》杂志，结合中国保护区事业，让更多人包括大学生和更多的中小学生了解人与生物圈计划。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实施是相当成功的，2011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秘书长Natarajan Ishwaran先生来华访问时，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他对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评价很高，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最好的国家之一。目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建立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平台和杂志媒体宣传交流平台，当然这也是中国的需要。
我们多年来也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得到了大家很多支持和帮助。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历任主席：童第周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力生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办公厅主任、院党组副书记、院纪委第一书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主席)、孙鸿烈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老一辈科学家为MAB计划在中国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任秘书长阳含熙院士、李文华院士、赵献英研究员、韩念勇研究员等和现任秘书长王丁研究员都很尽心尽力，都为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推广和实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我们任重道远，真正要建立起生态文明的理念，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让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公民都能深刻地理解这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应该通过加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中的142个保护区建设，使得它们成为中国保护区的核心力量，特别是要发挥其中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的表率作用，通过它们摸索出更多的经验，使更多的保护区参与进来。我们的《人与生物圈》杂志，作为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外宣传的窗口和平台，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宣传力度。
总之，我们与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和保护区管理者以及社区居民一起来落实推广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理念和实践，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