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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局势。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严重的理论分歧，“革命空谈”论产生。列宁严肃批判了“革命空谈”思想。他指出：从本质上说“革命空谈”是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背离，是一种资产阶级论调的再现；是对不同条件下革命形势的误判。历史地看，坚持“革命空谈”有断送革命的危险，应该反对“革命空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实干兴邦”，要求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发挥实干精神。列宁反对空谈的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 “十月革命”；列宁；“革命空谈”；实干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2-0076-09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为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卓绝贡献。而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随着苏俄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分党员不务实事，大兴空谈之风，患上“革命空谈病”，严重影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也阻碍了苏维埃政权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此，列宁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论革命空谈》、《论疥疮》、《奇谈与怪论》等，对这种“革命空谈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重温列宁《论革命空谈》，对于在全党追求实干、强调落实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一、列宁反对“革命空谈”的由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苏维埃俄国建立。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苏俄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而是遭到德帝国主义更为猛烈的进攻。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1]。革命胜利初期的俄国正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正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德国军队仍占领着俄国西北部大片土地，并企图继续向俄国境内推进。同年1月，德军出动30个师，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侵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并迅速向彼得格勒逼进，苏维埃政权处在十分危急的境地。德国大军压境，苏维埃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遇到极大困难，而原来期望很快爆发的德国革命并未成为现实。列宁和俄共（布）为了摆脱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协约国企图利用德国之手扼杀苏俄的阴谋，主张同德国政府谈判，签订合约，退出战争。于是，苏俄政府于1917年11月21日向各协约国发出照会，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停止战争，缔结和约，但此建议遭到各协约国的拒绝。之后，列宁放弃先前确定的坚持不割地、不赔款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和谈原则，主张接受德方苛刻的条件，立刻单独缔结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以便赢得喘息时机，保存和巩固苏维埃政权。
在“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政权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国情。从国内经济上看，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沙皇的统治使俄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约1400万青壮年劳动力脱离生产，被拉去当兵，使许多工厂关闭，大片土地荒芜。战争把国内财富消耗殆尽，导致物资奇缺，黑市盛行。资产阶级和地主在战争中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广大工农群众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中准确描绘了俄国的实际处境，“陷于饥饿、受尽战争折磨、刚刚开始医治自己创伤的小农国家对付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1918年初的客观情况”[2] 356。从军事上看，当时苏维埃俄国没有一支可以作战的军队。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旧军队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苏维埃政府自己的军队——工农红军正在组建之中。与此同时，国内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列宁指出：“要在当前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必然变成革命空谈。因为没有军队，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要进行现代战争去反抗先进的帝国主义，对于破产的农民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2] 404一方面，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国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当时的苏俄尚未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根本没有力量同德国继续作战。以当时俄国的国情来看，贫困的农民和已经复员的士兵都不愿意战争继续。
因此，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执政困境是非常复杂的。苏维埃政府迫切需要早日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一个和平喘息之机，以便聚集力量，巩固政权。在当时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张苏俄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全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然而，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反对缔结和约。他们指责列宁及俄共（布）的决定是名副其实的叛卖，宣称签订和约是名副其实的投降。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报》《共产主义者》杂志等刊物，指责列宁及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在“出卖乌克兰”、是“向全世界显示自己软弱无力”[3]。而如前所述，当时苏俄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又决定了它根本无法用革命战争来抗击德国的进攻。列宁分析了苏俄面临的形势后，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主张称为“革命空谈”，对其进行了批评。
二、列宁对“革命空谈”的批判
列宁认为，“革命空谈”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违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论调，并且指出“革命空谈”是对不同条件下革命形势的误判。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中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空谈”进行了揭示和批判。
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中揭示出“革命空谈”的实质，即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事实上，这种“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2] 355的革命空谈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违背。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做了经典概括，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 801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要以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为根据，探索事物内部联系的客观规律性，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带来的主观臆测和错误影响，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决策。那么当时苏俄的客观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如前所述，“十月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依然背负着沙皇政府以及资产階级临时政府在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俄国的国力耗尽，损失惨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经济濒于崩溃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自己的军队也正在组建之中。列宁指出：“因为没有军队，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要进行现代战争去反抗先进的帝国主义，对于破产的农民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2] 404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不顾苏俄的现实国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进行战争的人“是空谈家而不是战略家”，是在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冒险，有断送革命的危险。所以，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中指出，“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间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结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2] 353。历史证明，每一场大的社会革命都存在其历史必然性。而当现存的制度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桎梏，这个制度又缺乏改良的能力和意愿、改良的步伐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时，激烈的革命式运动便成为了主流。但是，到底选择革命或是改良的方式，是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将革命看做一种手段，而不应任由主观情感夸大革命的意义，否则必将导致“空谈”。事实上，苏俄革命的问题在夺取政权后便是政权建设的问题。然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失败而迅速转变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依旧面对着复杂而艰难的执政局面。而当时苏俄的国内状况决定了它根本无法继续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一味强调要进行革命战争，就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谈了，是在用“响亮的词句自我陶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 列宁认为，“革命空谈”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论调。“左派共产主义者”鼓吹战争，拒绝签约的“革命空谈”正中资产阶级的圈套，是一种资产阶级论调。列宁认为，拒绝和约的人，不仅不可救药地用幻想在安慰自己，而且也中了敌人的挑拨。一方面，至少英、法资本家是支持苏维埃拒绝与德国签订和约，进行战争的。因为，如果俄国坚持同德国的战争，将会牵制住德国的一部分兵力，从而削弱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力量；同时，“虚弱”的苏维埃政权也极容易在战争中遭到毁灭。如此一来，革命战争既可以打击德国，也可以打垮新生的苏维埃，从而实现了英、法资产阶级通过自身力量一时无法企及的目标。毫无疑问，坚持战争是冒险主义的“革命空谈”，只有利于妄图将苏维埃国家拖在战争陷阱中而加以消灭的英、法帝国主义者。[5] 153正如列宁在文中写道，“英法资产阶级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亲爱的，你们现在去打吧，我们会因此获得很大的好处。德国人会掠夺你们，在东方“赚足了”，在西方就会廉价出让，顺便又可以使苏维埃政权垮台……打吧，亲爱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我们会援助你们的！”[2] 363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俄国坚持对德战争的“革命空谈”，对于英、法资产阶级来说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俄国资产阶级力图通过对德战争灭亡苏维埃政权，使俄国政权重新回到资产阶级手中。“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签订难堪的合约是一种耻辱，是对拉脱维亚、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的背叛。”[2] 362列宁指出，这种看似国际主义的论据，实际是俄国资产者妄图将俄国布尔什维克拖进去的圈套，“至于俄国资产阶级大叫大嚷反对“难堪的”和约，那是它的阶级利益的真实反映。”[2] 363 1918年3月1日，他又在《脚踏实地》一文中尖锐指出：“空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在目前的紧急关头，它会起致命的作用。”[2] 425在苏俄经济力量薄弱，军队处于筹建之中时，投入对德战争，这就是无知的冒险，实质是中了俄国资产阶级和英、法资产阶级的圈套。因此，在这种资产阶级论调下，“革命空谈”不仅会断送了可能的和平机会，而且会葬送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认为，“革命空谈”是对不同条件下革命形势的误判。在他看来，不能基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谈俄国革命。列宁指出，“左派共产主义者”坚持用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导俄国革命的现实进程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强调需要针对不同条件下的革命形势加以具体判别。“1792年的法国遭受的经济破坏并不小些，但是革命战争治好了一切，鼓舞了所有的人，唤起了热情，战胜了一切。只有不相信革命的人，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在我国更加深刻的革命条件下，反对革命战争。”[2] 355这是“左派”鼓吹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托词。他们认为，革命战争可以拯救一切，战胜一切。1792年的法国确实经受着物价高涨和物资短缺的困扰，原因在于投机商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利用战争造成的紧张局面，大肆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1791年底曾是2个苏1磅的面包，在1792年底1793年初涨到了8个苏1磅。”“指券自作为货币流通以来，一直不断贬值，到战争爆发前的1792年3月底，已降到只相当票面值的60% 。”[6] 206这些经济上的破坏引起了法国群众和疯人派（忿激派）的强烈不满，于1792年秋季起，法国的限价运动高涨起来，最终也导致了法国彻底革命的开始。而经济破坏最终也因为彻底的革命而得以纠正，法国没有因此消亡。所以“左派”认为，俄国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效仿法国，利用继续革命的方针纠正经济破坏，革命能够治好战争创伤，但这完全是对俄国革命形势的误判。1789年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为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和吉伦特派统治的建立，是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阶段，也是法国大革命深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时的法国，之所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先”，又有强大的革命军队和因铲除封建制度而增强了力量的人民作为保障。然而1918年初的俄国同1792年的法国相比，国内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俄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使俄国的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新的经济上更高的制度还不存在”，整个国家陷入饥饿的折磨；人民群众极度疲困，农民刚刚获得土地，还没来得及生产；大多数工厂处于停产状态，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十分混乱；趋于瓦解的俄国旧军队无力抵御战争，而当时又尚未建立起强大的正规红军。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列宁主张与德国进行谈判，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这样便可以赢得时间，聚集力量，巩固苏维埃政权。他批判道：“关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等等都只是革命空谈。人们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2] 356-357这完全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左派共产主义者”坚持用法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俄国进行革命战争，并不能帮助俄国恢复，而是将俄国推向深渊。
列宁认为，不能以德国“无法进攻”作为制订俄国革命战略的出发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德国国内正发生着革命，人民反战情绪高涨，这会牵制住德帝国主义进攻的步伐，因而不能向俄国实行真正的有力的攻击，所以俄国不应该退出战争，应该继续战争。列宁指出，因为觉得德国“无法进攻”，俄国就该继续革命战争的观点是一种主观臆断的行为，这种论断“没有丝毫的革命性，这只是空谈”。虽然当时德国国内人民的反战斗争和革命运动不断高涨。1917年1月到4月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同年2月16日至22日鲁尔和威斯特发仑矿区的罢工有1.2至1.5万人参加。同年2月19日，埃森郊区有2万矿工参加罢工。最激烈的是四月罢工，波及到柏林、不伦瑞克、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城市。[7] 538-539紧接着，反战的革命运动波及到军队中。德国舰队400名水兵和工人离开舰队、拒绝服役，在舰队革命领导人阿尔宾·科比斯的带领下进行了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德国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国内不断兴起的工人罢工和士兵反战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17年8月25日，科比斯和另一位领导人、水兵马克斯·赖希庇茨被判处死刑，9月5日被处决，还有四名水兵被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这些足以证明，德国革命正处于危难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甚至一厢情愿地断言“德国人无法进攻”、“德国人来不了”，但是德国人还是来了，德国人的进攻还是开始了。1918年2月，德国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后提前向俄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威廉二世表示“对当面俄军予以迅速和猛烈的打击并夺取其大量装备。”军事行动从18日开始，一路进攻波罗的海沿岸，一路攻向普斯科夫。同年2月23日，新组建的红军虽挡住了德国的攻势，但接着德国向苏俄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要求接受其掠夺性条款。除霍夫曼线外，还要求俄国撤出立沃尼亚、爱沙尼亚、乌克兰、芬兰等国，同乌克兰中央议会签订合约，苏维埃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客观事实雄辩地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德国无法进攻”为理由主张革命战争的言论，完全是不顾战争的实际情况，痴人说梦。拒绝签约，继续革命战争带给俄国的实际后果必然是更多地赔款和割地赔偿。然而“要停止资产阶级的战争，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德国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就会被推翻。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2] 358。所以，关于德国革命已经成熟，“德国人无法进攻”的论断是完全錯误的，只是空谈。当然，列宁也指出，“深信德国革命会成熟，认真帮助它成熟，通过实际工作，如鼓动、联欢等等——只要是实际工作就行，尽力帮助它成熟。——这是一回事。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2] 358。 列宁认为，把同德国政府的军事冲突等同于十月起义斗争是幼稚、荒唐的“空谈”。党内“左派”不顾俄国国情，极力鼓吹对德宣战的“幼稚可笑的托词”还包括：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没有力量，没有军队，没有机关枪，没有技术装备；但在战斗中，……这一切都有了”[2] 360。所以，他们认为，在俄国同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中，这一切也会有的，德国无产者会帮助俄国的。俄国可以通过正义战争的理念和实践逐渐获得原本缺乏的东西，如凝聚力、武器、装备等，甚至德国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列宁认为，这完全是错误估计事实，忽视重点的“托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对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作出精确估计后，革命条件成熟时才能发动武装斗争，而十月革命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开始的。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的统治，为俄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十月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此时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后，革命热情高涨。一方面，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促使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激起人民极大的反抗力，革命斗争的胜利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获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投身革命，革命队伍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的最近斗争目标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一致。因此，无产阶级作为领导者，同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结成了亲密联盟。这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最深厚的基础，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同时，旧军队因不满临时政府的统治，纷纷倒戈；资产阶级在看到人民即将战胜专制制度时也转而投机革命。革命的武装力量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相比，不仅在素质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在这样的客观前提下，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联合贫农完成了这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实现了无产阶级在力量、装备以及凝聚力等方面由弱到强的转变。那么，苏俄是否在这一次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中也会实现这种从弱到强的转变、是否会得到德国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在当时俄国的农民和已经复员的士兵都不愿意进行战争，同时也无力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政府一味投入战争，只会失去人民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和信心，失去在十月革命中积攒的凝聚力。至于通过战争获得德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支援，甚至是获得武器装备的想法，也只能是空想。原因在于1918年初的德国，还没有经历类似于二月革命这样的革命洗礼，是一个用头等技术装备的、组织非常严密的国家，虚弱的俄国同这样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无疑是以卵击石。德国无产者同样正面临着强大的对手，在革命斗争中自身难保，又如何能在战争中帮助和支援俄国呢？所以列宁说，把同德国政府的军事冲突等同于十月起义斗争简直幼稚得不值一提，“空談竟使人们荒唐到这种地步！”
三、列宁反对“革命空谈”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写作《论革命空谈》一文，目的在于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和观点进行批判，在文中深刻揭示了“革命空谈”的实质和危害，指出“革命空谈”是对不同条件下革命形势的误判，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对“革命空谈”的有价值的思想主张。学习和研究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在全党追求实干、强调落实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反对“革命空谈”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8] 210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从苏俄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复告诫那些貌似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的人们，要尽量少卖聪明，尽量少耍花招[9]。不要“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2] 357。为了统一全党认识，从根本上扭转部分领导者的狂妄自大和“革命空谈”，他明确提出：“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事实，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2] 364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10] 26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列宁反对“革命空谈”的求实思想，不仅为苏俄赢得了和平喘息的时机，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振兴苏俄经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其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反对“革命空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有追求实干、强调落实的思想。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有“认真实干”的精神；邓小平作为一名实干家，要求党员干部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胡锦涛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强调，“抓落实是领导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中共一个优良传统”[11]。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警示。我国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靠的不是空洞的争论和“漂亮、醉人的口号”，靠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靠的是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目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尤其需要继承发扬列宁那种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求实作风。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求真务实的自觉性，说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扎扎实实地把改革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提倡说真话、办实事，不断地同“革命空谈”作斗争。
最后，列宁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值得当代人们学习和效仿。列宁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和实践家，敢于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善于根据新的形势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的方针和理论，显示了顽强的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不仅如此，列宁在反对空谈、提倡求实精神方面，还处处身体力行。他经常在办公室接见来访者；深入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直接了解第一手材料[12]。列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今天，中国正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不折腾、不反复，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13] 184这就要求党和人民学习和运用列宁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实践精神，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时俱进，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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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1]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反对空谈强调实干[EB/OL].中国新闻网，2011-03-01.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01/2876793.shtml.
[12]秦 中.祛除“革命空谈病”[N].解放军报，2004-02-19.
[1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谭晓影，李利林]
[关键词] “十月革命”；列宁；“革命空谈”；实干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2-0076-09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为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卓绝贡献。而十月革命胜利初期，随着苏俄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分党员不务实事，大兴空谈之风，患上“革命空谈病”，严重影响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同时也阻碍了苏维埃政权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此，列宁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论革命空谈》、《论疥疮》、《奇谈与怪论》等，对这种“革命空谈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重温列宁《论革命空谈》，对于在全党追求实干、强调落实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一、列宁反对“革命空谈”的由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苏维埃俄国建立。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苏俄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而是遭到德帝国主义更为猛烈的进攻。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1]。革命胜利初期的俄国正面临着十分险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正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德国军队仍占领着俄国西北部大片土地，并企图继续向俄国境内推进。同年1月，德军出动30个师，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侵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并迅速向彼得格勒逼进，苏维埃政权处在十分危急的境地。德国大军压境，苏维埃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遇到极大困难，而原来期望很快爆发的德国革命并未成为现实。列宁和俄共（布）为了摆脱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协约国企图利用德国之手扼杀苏俄的阴谋，主张同德国政府谈判，签订合约，退出战争。于是，苏俄政府于1917年11月21日向各协约国发出照会，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停止战争，缔结和约，但此建议遭到各协约国的拒绝。之后，列宁放弃先前确定的坚持不割地、不赔款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和谈原则，主张接受德方苛刻的条件，立刻单独缔结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以便赢得喘息时机，保存和巩固苏维埃政权。
在“十月革命”后，新生苏维埃政权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国情。从国内经济上看，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沙皇的统治使俄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约1400万青壮年劳动力脱离生产，被拉去当兵，使许多工厂关闭，大片土地荒芜。战争把国内财富消耗殆尽，导致物资奇缺，黑市盛行。资产阶级和地主在战争中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广大工农群众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中准确描绘了俄国的实际处境，“陷于饥饿、受尽战争折磨、刚刚开始医治自己创伤的小农国家对付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1918年初的客观情况”[2] 356。从军事上看，当时苏维埃俄国没有一支可以作战的军队。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旧军队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苏维埃政府自己的军队——工农红军正在组建之中。与此同时，国内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列宁指出：“要在当前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必然变成革命空谈。因为没有军队，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要进行现代战争去反抗先进的帝国主义，对于破产的农民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2] 404一方面，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国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当时的苏俄尚未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根本没有力量同德国继续作战。以当时俄国的国情来看，贫困的农民和已经复员的士兵都不愿意战争继续。
因此，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执政困境是非常复杂的。苏维埃政府迫切需要早日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一个和平喘息之机，以便聚集力量，巩固政权。在当时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张苏俄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全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然而，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反对缔结和约。他们指责列宁及俄共（布）的决定是名副其实的叛卖，宣称签订和约是名副其实的投降。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报》《共产主义者》杂志等刊物，指责列宁及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在“出卖乌克兰”、是“向全世界显示自己软弱无力”[3]。而如前所述，当时苏俄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又决定了它根本无法用革命战争来抗击德国的进攻。列宁分析了苏俄面临的形势后，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主张称为“革命空谈”，对其进行了批评。
二、列宁对“革命空谈”的批判
列宁认为，“革命空谈”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违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论调，并且指出“革命空谈”是对不同条件下革命形势的误判。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中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空谈”进行了揭示和批判。
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中揭示出“革命空谈”的实质，即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事实上，这种“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2] 355的革命空谈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违背。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做了经典概括，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 801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要以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为根据，探索事物内部联系的客观规律性，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带来的主观臆测和错误影响，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决策。那么当时苏俄的客观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如前所述，“十月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依然背负着沙皇政府以及资产階级临时政府在战争中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俄国的国力耗尽，损失惨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经济濒于崩溃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自己的军队也正在组建之中。列宁指出：“因为没有军队，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要进行现代战争去反抗先进的帝国主义，对于破产的农民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2] 404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不顾苏俄的现实国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进行战争的人“是空谈家而不是战略家”，是在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冒险，有断送革命的危险。所以，列宁在《论革命空谈》中指出，“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间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结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2] 353。历史证明，每一场大的社会革命都存在其历史必然性。而当现存的制度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桎梏，这个制度又缺乏改良的能力和意愿、改良的步伐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时，激烈的革命式运动便成为了主流。但是，到底选择革命或是改良的方式，是受到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将革命看做一种手段，而不应任由主观情感夸大革命的意义，否则必将导致“空谈”。事实上，苏俄革命的问题在夺取政权后便是政权建设的问题。然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失败而迅速转变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依旧面对着复杂而艰难的执政局面。而当时苏俄的国内状况决定了它根本无法继续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左派共产主义者”一味强调要进行革命战争，就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谈了，是在用“响亮的词句自我陶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 列宁认为，“革命空谈”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论调。“左派共产主义者”鼓吹战争，拒绝签约的“革命空谈”正中资产阶级的圈套，是一种资产阶级论调。列宁认为，拒绝和约的人，不仅不可救药地用幻想在安慰自己，而且也中了敌人的挑拨。一方面，至少英、法资本家是支持苏维埃拒绝与德国签订和约，进行战争的。因为，如果俄国坚持同德国的战争，将会牵制住德国的一部分兵力，从而削弱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力量；同时，“虚弱”的苏维埃政权也极容易在战争中遭到毁灭。如此一来，革命战争既可以打击德国，也可以打垮新生的苏维埃，从而实现了英、法资产阶级通过自身力量一时无法企及的目标。毫无疑问，坚持战争是冒险主义的“革命空谈”，只有利于妄图将苏维埃国家拖在战争陷阱中而加以消灭的英、法帝国主义者。[5] 153正如列宁在文中写道，“英法资产阶级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亲爱的，你们现在去打吧，我们会因此获得很大的好处。德国人会掠夺你们，在东方“赚足了”，在西方就会廉价出让，顺便又可以使苏维埃政权垮台……打吧，亲爱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我们会援助你们的！”[2] 363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俄国坚持对德战争的“革命空谈”，对于英、法资产阶级来说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俄国资产阶级力图通过对德战争灭亡苏维埃政权，使俄国政权重新回到资产阶级手中。“左派共产主义者”提出的“签订难堪的合约是一种耻辱，是对拉脱维亚、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的背叛。”[2] 362列宁指出，这种看似国际主义的论据，实际是俄国资产者妄图将俄国布尔什维克拖进去的圈套，“至于俄国资产阶级大叫大嚷反对“难堪的”和约，那是它的阶级利益的真实反映。”[2] 363 1918年3月1日，他又在《脚踏实地》一文中尖锐指出：“空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在目前的紧急关头，它会起致命的作用。”[2] 425在苏俄经济力量薄弱，军队处于筹建之中时，投入对德战争，这就是无知的冒险，实质是中了俄国资产阶级和英、法资产阶级的圈套。因此，在这种资产阶级论调下，“革命空谈”不仅会断送了可能的和平机会，而且会葬送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认为，“革命空谈”是对不同条件下革命形势的误判。在他看来，不能基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谈俄国革命。列宁指出，“左派共产主义者”坚持用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导俄国革命的现实进程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强调需要针对不同条件下的革命形势加以具体判别。“1792年的法国遭受的经济破坏并不小些，但是革命战争治好了一切，鼓舞了所有的人，唤起了热情，战胜了一切。只有不相信革命的人，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在我国更加深刻的革命条件下，反对革命战争。”[2] 355这是“左派”鼓吹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托词。他们认为，革命战争可以拯救一切，战胜一切。1792年的法国确实经受着物价高涨和物资短缺的困扰，原因在于投机商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利用战争造成的紧张局面，大肆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1791年底曾是2个苏1磅的面包，在1792年底1793年初涨到了8个苏1磅。”“指券自作为货币流通以来，一直不断贬值，到战争爆发前的1792年3月底，已降到只相当票面值的60% 。”[6] 206这些经济上的破坏引起了法国群众和疯人派（忿激派）的强烈不满，于1792年秋季起，法国的限价运动高涨起来，最终也导致了法国彻底革命的开始。而经济破坏最终也因为彻底的革命而得以纠正，法国没有因此消亡。所以“左派”认为，俄国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效仿法国，利用继续革命的方针纠正经济破坏，革命能够治好战争创伤，但这完全是对俄国革命形势的误判。1789年至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为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制度，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和吉伦特派统治的建立，是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阶段，也是法国大革命深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时的法国，之所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先”，又有强大的革命军队和因铲除封建制度而增强了力量的人民作为保障。然而1918年初的俄国同1792年的法国相比，国内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俄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使俄国的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新的经济上更高的制度还不存在”，整个国家陷入饥饿的折磨；人民群众极度疲困，农民刚刚获得土地，还没来得及生产；大多数工厂处于停产状态，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十分混乱；趋于瓦解的俄国旧军队无力抵御战争，而当时又尚未建立起强大的正规红军。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列宁主张与德国进行谈判，做出一定的让步和妥协，这样便可以赢得时间，聚集力量，巩固苏维埃政权。他批判道：“关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等等都只是革命空谈。人们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2] 356-357这完全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左派共产主义者”坚持用法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俄国进行革命战争，并不能帮助俄国恢复，而是将俄国推向深渊。
列宁认为，不能以德国“无法进攻”作为制订俄国革命战略的出发点。“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德国国内正发生着革命，人民反战情绪高涨，这会牵制住德帝国主义进攻的步伐，因而不能向俄国实行真正的有力的攻击，所以俄国不应该退出战争，应该继续战争。列宁指出，因为觉得德国“无法进攻”，俄国就该继续革命战争的观点是一种主观臆断的行为，这种论断“没有丝毫的革命性，这只是空谈”。虽然当时德国国内人民的反战斗争和革命运动不断高涨。1917年1月到4月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同年2月16日至22日鲁尔和威斯特发仑矿区的罢工有1.2至1.5万人参加。同年2月19日，埃森郊区有2万矿工参加罢工。最激烈的是四月罢工，波及到柏林、不伦瑞克、德累斯顿、莱比锡等城市。[7] 538-539紧接着，反战的革命运动波及到军队中。德国舰队400名水兵和工人离开舰队、拒绝服役，在舰队革命领导人阿尔宾·科比斯的带领下进行了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德国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国内不断兴起的工人罢工和士兵反战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17年8月25日，科比斯和另一位领导人、水兵马克斯·赖希庇茨被判处死刑，9月5日被处决，还有四名水兵被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这些足以证明，德国革命正处于危难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甚至一厢情愿地断言“德国人无法进攻”、“德国人来不了”，但是德国人还是来了，德国人的进攻还是开始了。1918年2月，德国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后提前向俄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威廉二世表示“对当面俄军予以迅速和猛烈的打击并夺取其大量装备。”军事行动从18日开始，一路进攻波罗的海沿岸，一路攻向普斯科夫。同年2月23日，新组建的红军虽挡住了德国的攻势，但接着德国向苏俄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要求接受其掠夺性条款。除霍夫曼线外，还要求俄国撤出立沃尼亚、爱沙尼亚、乌克兰、芬兰等国，同乌克兰中央议会签订合约，苏维埃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客观事实雄辩地证明：“左派共产主义者”以“德国无法进攻”为理由主张革命战争的言论，完全是不顾战争的实际情况，痴人说梦。拒绝签约，继续革命战争带给俄国的实际后果必然是更多地赔款和割地赔偿。然而“要停止资产阶级的战争，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德国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就会被推翻。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2] 358。所以，关于德国革命已经成熟，“德国人无法进攻”的论断是完全錯误的，只是空谈。当然，列宁也指出，“深信德国革命会成熟，认真帮助它成熟，通过实际工作，如鼓动、联欢等等——只要是实际工作就行，尽力帮助它成熟。——这是一回事。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2] 358。 列宁认为，把同德国政府的军事冲突等同于十月起义斗争是幼稚、荒唐的“空谈”。党内“左派”不顾俄国国情，极力鼓吹对德宣战的“幼稚可笑的托词”还包括：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没有力量，没有军队，没有机关枪，没有技术装备；但在战斗中，……这一切都有了”[2] 360。所以，他们认为，在俄国同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中，这一切也会有的，德国无产者会帮助俄国的。俄国可以通过正义战争的理念和实践逐渐获得原本缺乏的东西，如凝聚力、武器、装备等，甚至德国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列宁认为，这完全是错误估计事实，忽视重点的“托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对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作出精确估计后，革命条件成熟时才能发动武装斗争，而十月革命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开始的。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的统治，为俄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十月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此时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后，革命热情高涨。一方面，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帝国主义战争，促使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激起人民极大的反抗力，革命斗争的胜利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获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投身革命，革命队伍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的最近斗争目标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一致。因此，无产阶级作为领导者，同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结成了亲密联盟。这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最深厚的基础，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同时，旧军队因不满临时政府的统治，纷纷倒戈；资产阶级在看到人民即将战胜专制制度时也转而投机革命。革命的武装力量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相比，不仅在素质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在这样的客观前提下，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联合贫农完成了这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实现了无产阶级在力量、装备以及凝聚力等方面由弱到强的转变。那么，苏俄是否在这一次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中也会实现这种从弱到强的转变、是否会得到德国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在当时俄国的农民和已经复员的士兵都不愿意进行战争，同时也无力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政府一味投入战争，只会失去人民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和信心，失去在十月革命中积攒的凝聚力。至于通过战争获得德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支援，甚至是获得武器装备的想法，也只能是空想。原因在于1918年初的德国，还没有经历类似于二月革命这样的革命洗礼，是一个用头等技术装备的、组织非常严密的国家，虚弱的俄国同这样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无疑是以卵击石。德国无产者同样正面临着强大的对手，在革命斗争中自身难保，又如何能在战争中帮助和支援俄国呢？所以列宁说，把同德国政府的军事冲突等同于十月起义斗争简直幼稚得不值一提，“空談竟使人们荒唐到这种地步！”
三、列宁反对“革命空谈”思想的当代价值
列宁写作《论革命空谈》一文，目的在于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和观点进行批判，在文中深刻揭示了“革命空谈”的实质和危害，指出“革命空谈”是对不同条件下革命形势的误判，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对“革命空谈”的有价值的思想主张。学习和研究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于在全党追求实干、强调落实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反对“革命空谈”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出发”[8] 210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他从苏俄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复告诫那些貌似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的人们，要尽量少卖聪明，尽量少耍花招[9]。不要“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2] 357。为了统一全党认识，从根本上扭转部分领导者的狂妄自大和“革命空谈”，他明确提出：“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事实，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2] 364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10] 26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列宁反对“革命空谈”的求实思想，不仅为苏俄赢得了和平喘息的时机，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振兴苏俄经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其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反对“革命空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有追求实干、强调落实的思想。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有“认真实干”的精神；邓小平作为一名实干家，要求党员干部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胡锦涛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强调，“抓落实是领导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中共一个优良传统”[11]。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的警示。我国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靠的不是空洞的争论和“漂亮、醉人的口号”，靠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靠的是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目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尤其需要继承发扬列宁那种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求实作风。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求真务实的自觉性，说实话，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扎扎实实地把改革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提倡说真话、办实事，不断地同“革命空谈”作斗争。
最后，列宁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值得当代人们学习和效仿。列宁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和实践家，敢于同错误的思想作斗争，善于根据新的形势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的方针和理论，显示了顽强的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不仅如此，列宁在反对空谈、提倡求实精神方面，还处处身体力行。他经常在办公室接见来访者；深入到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直接了解第一手材料[12]。列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今天，中国正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一系列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不折腾、不反复，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13] 184这就要求党和人民学习和运用列宁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实践精神，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时俱进，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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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谭晓影，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