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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一声炮响，让韩国的延坪岛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这个面积不足7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700人的小岛，在朝韩对峙的大格局下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
开炮
如果第一次炮击只是相当于邻居小孩扔石头砸碎玻璃窗的恶作剧，那么第二次炮击则类似于拆迁办的推土机碾进了客厅
2010年11月23日，天气晴好，这天并没有大风。下午两点刚过，宋英玉和以往一样坐在码头小售票厅的玻璃窗后面，忙碌着出票，面前是长长的人龙。
大约两点半，远处突然传来几声轰隆隆的响声，宋英玉并不以为意。她想这大概是岛上驻军的例行演习。然而，4分钟后防空警报拉响，接着村子里遍布四周的广播开始大声呼喊，每个村的负责人开始确保岛民进入防空洞。紧急避难程序就这样硬生生地回到了岛民的生活里。
这场景宋英玉记得只在读小学的时候发生过，距今已过去了40多年，那时候每个星期学校都会组织一次避难演习，可到后来，人们开始慢慢淡忘韩朝之间还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原本能装1400人的19个防空洞也已日益老化，而岛上的常住人口早已增长到了1756人。
直到第一次炮击警报拉响之后，宋英玉还在出售船票。没多久，从仁川驶来的渡轮也抵达了延坪岛码头，上面载着她刚做完手部手术的丈夫。见到船正在靠岸，排队买票的人此时显得更为急躁不安，但却没有人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他们还是等着付钱买票。
这个时候宋英玉的电脑突然断电，她立马颤颤悠悠地拿起一支笔，开始用手写的方式出票。看到她这个样子，窗外一个岛民说：“你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刚从村子里跑出来。”
如果第一次炮击只是相当于邻居小孩扔石头砸玻璃窗的恶作剧，那么第二次炮击则类似于拆迁办的推土机碾进了客厅。宋英玉感觉炮弹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般地落到了她身后的村庄里。
在宋英玉的记忆中，只有1999年和2002年的两次海战，她听到过远方军舰传来的炮击声，但那距离她太遥远。而对历史上朝韩的数次擦枪走火，韩国民众似乎早习以为常。与战争的恐惧相伴一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正常韩国成年男人必须服义务兵役一样。一位海洋警察厅的官员告诉记者：“这次炮击也会很快地被遗忘。”
回家
很多岛民晚上都会做噩梦，并且抱怨自己全身无力，精神萎靡不振，炮击的阴影需要很长的时间消解
仁川码头向海的几条街道遍布着海鲜大排档，在这里你能吃到当地的土特产梭蟹，几乎全部产自对面83公里外的延坪岛海域。9月到11月是梭蟹丰收的季节，可是自从炮击后，这里的生意显得极为冷清，只有巷子里清一色的“情人酒店”还亮着霓虹灯。
2004年以前，每个星期只有一班开往延坪岛的渡轮，之后增加到每天一趟。但是一到冬天，只要风速达到10~16级、浪高3~4米，船就无法出航，但这却是延坪岛与韩国本土唯一的交通方式。
炮击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除了大量的媒体记者，大部分岛民暂住在洗浴中心内，政府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陆上住所。于是一个私营老板主动让出了自己洗浴中心的一层楼。
洗浴中心离码头只有10分钟的车程，位于仁川工业园区的一角，周围鲜有方便的生活设施。红十字会和许多NGO都在里面忙碌。但政府的明显缺位使得许多韩国人十分愤怒，岛民更是在12月5日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
“这些天里，很多岛民晚上都会做噩梦，并且抱怨自己全身无力，精神萎靡不振，炮击的阴影需要很长的时间消解，”金美花说，她是一名心理医师。
在她看来，岛民就像一个大家庭，没人愿意分开，因为只有共同经历过伤痛，才能真正同情和理解彼此。也正因为这样，岛民们一口回绝了政府提出的分散安置建议，而政府此时似乎正忙于应付这次炮击产生的政治影响，无暇对岛民的安置做出更好的安排。
尽管每天回岛的居民人数在不断地增加，但都是当天或者隔夜便离开，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早已放弃了重回岛上生活的希望。
孤岛
一些岛民甚至抱怨，到目前为止，他们唯一能见到的侵略者就是成群的韩国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
延坪岛的地理位置十分奇特。从地图上看，它就像是扎进朝鲜国界的一把匕首。在这片朝韩有争议的海域，双方屡屡用枪炮对话。
1999年6月，朝鲜舰艇首先发起攻击，之后韩军还击。韩国海军在交战仅14分钟后就大获全胜。由于该事件，延坪岛在很长时间内成了新闻媒体的焦点，捕蟹遭到禁止，渔民的生计受到威胁。
2002年的第二次延坪岛海战中，朝鲜成功压制并最终击沉韩国炮艇，算是扳回一城。
两次炮战丝毫没有影响延坪岛居民安逸的生活，其物质生活水平远胜朝鲜。
家家几乎都住在独栋、大小不一的别墅里，家中电器一应俱全。冬天室内的地暖舒适程度远胜国内北方干热的暖气片。这里的小学和初高中都有独立的教学楼和操场，每间教室都配备了三星生产的电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朝鲜战争之后的对峙情绪开始逐步减弱。冷战思维下的“谨防朝方间谍船只与潜艇”的海报被撕下，家家户户的防毒面具、战斗用的壕坑和沙滩上的反坦克陷阱，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如今，这座岛屿又陷入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
一位姓朴的政府公务员正在妻子开的裁缝铺里修水管，旁边就是他的住所。炮击当天，一枚炮弹重重地落了下来，顿时把他的房子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几乎彻底分解了房屋。当时他正在上班，匆忙赶回来灭火，之后又开始忙政府指派的工作，两天没有睡觉。
他说现在难得休息，从炮击当天起，他就从没离开过这个小岛。除他之外，还有政府编制中剩余的24名公务员，他们都自愿留了下来。
朴先生的母亲、两个女儿和老婆都住在仁川的洗浴中心里。谈到这，他的眼眶不自觉地泛起了泪光，头扭向一边。
杂货店的老母亲和她的女儿背起包袱走向码头，老人家边走边回头望，开始抽泣，不断说着：“没法住了。”
在炮击事件两天后，年已46岁、卖梭蟹的金贞熙回到了岛上。他正发愁自己一仓库的存货如何出手，有一船因为耽搁已经发臭被扔掉了，这关系着他今后的生计。可如今他只有默默地守着一堆蟹，如果大部分人不回来，这个买卖就没法做。
延坪岛的大部分地区如今都已被划成了军事禁区，各个路口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他们大多数戴着黑框眼镜，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问过后才知道原来都是来服义务兵役的，全是高中刚毕业或者读了两年大学的年轻人。
除了白天劳作之外，岛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晚上从不出门，甚至连记者善意的招呼都不太搭理。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岛从不乏媒体的关注。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43期
开炮
如果第一次炮击只是相当于邻居小孩扔石头砸碎玻璃窗的恶作剧，那么第二次炮击则类似于拆迁办的推土机碾进了客厅
2010年11月23日，天气晴好，这天并没有大风。下午两点刚过，宋英玉和以往一样坐在码头小售票厅的玻璃窗后面，忙碌着出票，面前是长长的人龙。
大约两点半，远处突然传来几声轰隆隆的响声，宋英玉并不以为意。她想这大概是岛上驻军的例行演习。然而，4分钟后防空警报拉响，接着村子里遍布四周的广播开始大声呼喊，每个村的负责人开始确保岛民进入防空洞。紧急避难程序就这样硬生生地回到了岛民的生活里。
这场景宋英玉记得只在读小学的时候发生过，距今已过去了40多年，那时候每个星期学校都会组织一次避难演习，可到后来，人们开始慢慢淡忘韩朝之间还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原本能装1400人的19个防空洞也已日益老化，而岛上的常住人口早已增长到了1756人。
直到第一次炮击警报拉响之后，宋英玉还在出售船票。没多久，从仁川驶来的渡轮也抵达了延坪岛码头，上面载着她刚做完手部手术的丈夫。见到船正在靠岸，排队买票的人此时显得更为急躁不安，但却没有人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他们还是等着付钱买票。
这个时候宋英玉的电脑突然断电，她立马颤颤悠悠地拿起一支笔，开始用手写的方式出票。看到她这个样子，窗外一个岛民说：“你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刚从村子里跑出来。”
如果第一次炮击只是相当于邻居小孩扔石头砸玻璃窗的恶作剧，那么第二次炮击则类似于拆迁办的推土机碾进了客厅。宋英玉感觉炮弹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般地落到了她身后的村庄里。
在宋英玉的记忆中，只有1999年和2002年的两次海战，她听到过远方军舰传来的炮击声，但那距离她太遥远。而对历史上朝韩的数次擦枪走火，韩国民众似乎早习以为常。与战争的恐惧相伴一直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正常韩国成年男人必须服义务兵役一样。一位海洋警察厅的官员告诉记者：“这次炮击也会很快地被遗忘。”
回家
很多岛民晚上都会做噩梦，并且抱怨自己全身无力，精神萎靡不振，炮击的阴影需要很长的时间消解
仁川码头向海的几条街道遍布着海鲜大排档，在这里你能吃到当地的土特产梭蟹，几乎全部产自对面83公里外的延坪岛海域。9月到11月是梭蟹丰收的季节，可是自从炮击后，这里的生意显得极为冷清，只有巷子里清一色的“情人酒店”还亮着霓虹灯。
2004年以前，每个星期只有一班开往延坪岛的渡轮，之后增加到每天一趟。但是一到冬天，只要风速达到10~16级、浪高3~4米，船就无法出航，但这却是延坪岛与韩国本土唯一的交通方式。
炮击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除了大量的媒体记者，大部分岛民暂住在洗浴中心内，政府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合适的陆上住所。于是一个私营老板主动让出了自己洗浴中心的一层楼。
洗浴中心离码头只有10分钟的车程，位于仁川工业园区的一角，周围鲜有方便的生活设施。红十字会和许多NGO都在里面忙碌。但政府的明显缺位使得许多韩国人十分愤怒，岛民更是在12月5日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
“这些天里，很多岛民晚上都会做噩梦，并且抱怨自己全身无力，精神萎靡不振，炮击的阴影需要很长的时间消解，”金美花说，她是一名心理医师。
在她看来，岛民就像一个大家庭，没人愿意分开，因为只有共同经历过伤痛，才能真正同情和理解彼此。也正因为这样，岛民们一口回绝了政府提出的分散安置建议，而政府此时似乎正忙于应付这次炮击产生的政治影响，无暇对岛民的安置做出更好的安排。
尽管每天回岛的居民人数在不断地增加，但都是当天或者隔夜便离开，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早已放弃了重回岛上生活的希望。
孤岛
一些岛民甚至抱怨，到目前为止，他们唯一能见到的侵略者就是成群的韩国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
延坪岛的地理位置十分奇特。从地图上看，它就像是扎进朝鲜国界的一把匕首。在这片朝韩有争议的海域，双方屡屡用枪炮对话。
1999年6月，朝鲜舰艇首先发起攻击，之后韩军还击。韩国海军在交战仅14分钟后就大获全胜。由于该事件，延坪岛在很长时间内成了新闻媒体的焦点，捕蟹遭到禁止，渔民的生计受到威胁。
2002年的第二次延坪岛海战中，朝鲜成功压制并最终击沉韩国炮艇，算是扳回一城。
两次炮战丝毫没有影响延坪岛居民安逸的生活，其物质生活水平远胜朝鲜。
家家几乎都住在独栋、大小不一的别墅里，家中电器一应俱全。冬天室内的地暖舒适程度远胜国内北方干热的暖气片。这里的小学和初高中都有独立的教学楼和操场，每间教室都配备了三星生产的电脑。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朝鲜战争之后的对峙情绪开始逐步减弱。冷战思维下的“谨防朝方间谍船只与潜艇”的海报被撕下，家家户户的防毒面具、战斗用的壕坑和沙滩上的反坦克陷阱，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如今，这座岛屿又陷入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
一位姓朴的政府公务员正在妻子开的裁缝铺里修水管，旁边就是他的住所。炮击当天，一枚炮弹重重地落了下来，顿时把他的房子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几乎彻底分解了房屋。当时他正在上班，匆忙赶回来灭火，之后又开始忙政府指派的工作，两天没有睡觉。
他说现在难得休息，从炮击当天起，他就从没离开过这个小岛。除他之外，还有政府编制中剩余的24名公务员，他们都自愿留了下来。
朴先生的母亲、两个女儿和老婆都住在仁川的洗浴中心里。谈到这，他的眼眶不自觉地泛起了泪光，头扭向一边。
杂货店的老母亲和她的女儿背起包袱走向码头，老人家边走边回头望，开始抽泣，不断说着：“没法住了。”
在炮击事件两天后，年已46岁、卖梭蟹的金贞熙回到了岛上。他正发愁自己一仓库的存货如何出手，有一船因为耽搁已经发臭被扔掉了，这关系着他今后的生计。可如今他只有默默地守着一堆蟹，如果大部分人不回来，这个买卖就没法做。
延坪岛的大部分地区如今都已被划成了军事禁区，各个路口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把守。他们大多数戴着黑框眼镜，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问过后才知道原来都是来服义务兵役的，全是高中刚毕业或者读了两年大学的年轻人。
除了白天劳作之外，岛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晚上从不出门，甚至连记者善意的招呼都不太搭理。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岛从不乏媒体的关注。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