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通篇核心词语是“包容性增长”。
　　这一提法无疑为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所关注的问题指出了一个解决的方向。蔡继明刚从一个农村调研回到北京,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发现: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扩大而非消除。
　　他用“城乡之间的不包容性”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不能同权、同价,导致发展中出现了更多问题。而类似因“不包容”引发的问题也已经或正在发生于中国社会诸多领域。
　　
　　个体平等发展
　　
　　包容性增长,贵在包容、旨在增长。经历了金融危机重创的国际社会,目前最头疼的恐怕就是下一步如何增长,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在此次高级别会议上重点诠释该理念,显然对与会各国乃至世界都不啻为一种深刻启发。
　　其实,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不全新,它由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于2007年最早提出,并被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
　　世界银行网站、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埃琳娜(Elena Ianchovichina)和苏珊娜(Susanna Lundstrom)不久前曾就包容性增长话题接受联合专访,她们指出这一发展战略特别关注的是个人与企业发展机会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 for individuals and firms)。她们尤其强调了该理念中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的同步性而非偏重一方。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张荣鑫认为,“包容性增长”战略所期望实现的平等是多维的,具体表现为获得机会的平等、获得公共品以及服务的平等以及社会安全网保障等方面的平等。
　　胡锦涛在上述致辞中强调,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一系列“公平”的提法值得称道。它们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政府“以人为本”执政思路的进一步具体化;另一方面也是直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的结果。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一直致力于研究工资问题的学者刘植荣认为,包容性增长在中国的实现,首先要实现同工同酬,这样才能实现分配公平。但是实现同工同酬的前提是劳动者权利的平等。
　　要实现增长,永恒不变的主体是人,也就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一再强调的“劳动者”。早在上世纪中期,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就在他著名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其实,刘易斯在这里的核心只有一句:给不同的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自由权利。
　　
　　包容而非排他
　　
　　蔡继明认为他所理解的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实际存在的状况,在这一现实基础上,“全社会成员共享成果”。
　　而现实尚有较大距离。他所关注的“城乡二元结构扩大”包含近年来屡见不鲜的暴力拆迁、强行拆迁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事件当中,因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边界模糊,持有公权力的地方政府和被拆迁者的权利形成对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刚刚召开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专家座谈会。蔡继明认为,此前公布的草案虽然缩小了强行征收土地的权力范围,但是仍旧有“霸王条款”存在。
　　类似的对抗存在于诸多领域。除了刘植荣所关注的工资领域,还有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等领域。
　　蔡继明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不同生存状态。“国有企业动辄就以垄断为由,排斥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并非所有行业都有垄断必要”,他认为,这种垄断本身所形成的排他性,严重影响了不同经济主体的发展和竞争。
　　除了国内的政策调整和应对,胡锦涛还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就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包容性增长无疑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智慧。近来美国再度提出人民币升值要求,日本升级钓鱼岛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