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王老师，您是怎么参加机要工作？后来又怎么调到文化部工作的？）
　　我参军时，被选进了河北军区机要集训队，1950年初毕业后分到政务院机要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去了三人，赵茂峰在译电科当译电员，后调总理办公室当秘书，冯玉璋任办公室秘书，我在机要科办理电报事务，还负责过催办，后来担任重要会议的记录工作。当时很多部长作报告，派我去作记录。记得有一次，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在礼堂作报告，说“宪法是国家最大的母法”，此话印象很深，回来后还在全处会上传达一遍。
　　国务院成立后，副秘书长增加，我给第二副秘书长常黎夫当秘书。他在北京水土不服，人越来越瘦，后来就回陕西当统战部长。我就转过来给第一副秘书长齐燕铭当秘书，他的随身秘书是朱雨滋，我坐办公室，每天记下各种请示的电话内容，收下文件报告。
　　六十年代初期，钱俊瑞被免去文化部党组书记，由齐燕铭接任。齐燕铭对文化界熟悉，对文化感兴趣。他打电话给我，让我也去文化部工作。他要带去两个秘书，一个在外跟他跑动的朱雨滋，一个是我，守在办公室。去了以后先给徐光霄副部长当了一阵子秘书，后来担任部长秘书组组长。万万没想到，在那个时节我到了文化部，就进了是非之地，原本留在国务院该多好啊。
　　（1963年后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接连传达，文化部成了全国闻名的重灾区，当时机关是什么样的状态？）
　　第一个批示下来，问题还不大。第二个批示下来，就乱套了，了不得，文化部就麻烦啦，说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称之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用词很厉害。传达批示时，大家想不通，办公厅副主任王友唐又自责又不解地说：“文化部还干这种事？”
　　周扬来部里传达主席的批示，从1964年7月2日晚上就开党组扩大会，共开了五十三次扩大会，气氛非常严肃。党组开会，我一般都得参加，我作记录，亲身感受了那种严厉的氛围。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属于主管单位，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以组长身份带了工作组参与文化部整风，最后也说了“我们也有责任”的话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有一次也直接来过部机关。
　　周扬参加过党组会，但次数不多。周扬来后，没讲多少话，静静地听副部长们一个个的思想检查。“文革”前，文化部机关的政治运动太多了，老是整风和开会，各司局都有工作组的人，部长们、司局长们不停地作检查，以后又接上“文革”运动，没完没了。
　　贰
　　（当年文化部党组在哪开会？）
　　那时在朝内大街盖了办公楼，东半部是文化部，对外文委占西半部，再往西是科技楼，后来都被外交部占据了。党组会在三楼小会议室召开，有电梯，与会者除了党员副部长外，还有艺术局长周巍峙，他也是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黄洛峰、副主任仲秋原参加。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兼文化部副部长，但他办公在中宣部，偶尔也会来参加党组会。
　　周扬不在场时，会安排两三人来听会，来人不说话，有时也看我的记录本。开党组会，与会者人人作检查，给自己的头上戴帽子，心里很委屈，还得互相提意见。齐燕铭想不通，有一次在会上感慨：“我们都是罪人”。
　　党员副部长在全体党员大会上轮番检查自己的错误。副部长徐光霄在会上说：“第一我不搞小集团，第二不乱搞男女关系，第三我政治清白。”大家又批判又起哄，他的检讨没过关。
　　我是秘书处党小组长，去家里帮助徐光霄，我也“批评”了几句：“你作为部长，肩膀应该硬一些，要敢于担责任。”他也觉得自己检查得不好。
　　还有一点，当时有的领导偶尔犯过男女关系的错误，在检讨中说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受不了这种引诱”，因此徐光霄才会自辩中说出“清白”这个话。
　　（老剧作家夏衍作为文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在“整风”运动中首先成为重点对象，当时他的处境如何？）
　　整风中是互相提意见，但给夏衍提意见是最多的，有的意见也是过分。记得有一次党组会，周扬亲自参加并主持，让大家提意见，主要针对夏衍，有的说：“夏衍，你的关系太多，与电影界的人来往多，上海名角来北京拜访你。人家说你是老头子，影响不好，工作不正常。”没说到拉帮结派的程度，只说影响太坏。夏衍不服，说：“我们过去共事，我又管电影这事，他们来看望我是正常的，这么多年是正常来往，这是工作关系。”夏衍还有点赌气地说，“除非我死了，就不来看我……”
　　那次监察部门也来两个人旁听，会后向上级反映夏衍态度不好、不端正。有人问我记录没有？我说，记了，但记得不多。李琦副部长问我：“怎么记的？你记了原话吗？”我说：“记了一下。”后来我在记录上增添了几句，我没把它当了不得、重要的事情来记。但会场上说出的“老头子”这类话印象很深。
　　夏衍是电影行家，自己写剧本，写过 《祝福》、《林家铺子》 等，有学问，对电影特别熟悉，称他为“电影界老头子”也不奇怪，电影界朋友愿意到机关来拜访他是正常的事。齐燕铭动过手术，摘过一个肾，夏衍曾短期代理过党组书记一职。
　　夏衍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压力很大。有些本来是正常的事，但文化部一受批评，不是问题也成了问题，无限上纲。
　　叁
　　（你从国务院到文化部，一直跟随齐燕铭，亲眼见到他挨整的全过程。）
　　齐燕铭在总理身边工作时间很长，先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1962年因小说 《刘志丹》 出事，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获罪下基层，齐一度代理秘书长，后来由周荣鑫担任。齐到文化部接任党组书记，还是兼着国务院副秘书长一职，两头跑，国务院的事他还参与。
　　他对戏剧很內行，有研究，是一个京剧迷，懂戏，也会说戏，是延安时期京戏的导演，《逼上梁山》 受到好评。到文化部后，他的讲话基本上是对的，提到戏剧古为今用，觉得京剧应该推陈出新，发扬光大。我记得他说过小丑戏也挺好的，别的作用起不到，起码起了“消滞化水”的娱乐作用。 　　齐燕铭的人品很好，关心下级。秘书朱雨滋住在他家办公，上下班陪同。有一次朱到北京郊区锻炼，由我临时替代，也住在他家一段。刚好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家的生活也不很好，他爱人在农业大学任书记，学校种了一些红薯，分了一点，他和爱人把蒸好的红薯切片放在碗里，每次都给我两片。我见他们也没多少的特殊照顾，就是多一点黄豆和油肉，真是同甘共苦。
　　齐燕铭工作很忙，桌上电话有红机子黑机子，红机子来自领导层，不管什么时间都要叫醒他，或者记下内容。一般情况下，红机子响得不多，我接过几次，半夜接时，如对方同意，我就先记下通知内容，如不同意我就去叫醒齐部长。
　　批齐燕铭，抓他的小辫子，整得很惨。整风结束后他被安排到济南，当名义的副市长，实质是下放。去济南时，孤身前往，没人送，只是老秘书朱雨滋一人偷偷地到车站送。他的副市长是挂名的，没什么权力，“文革”中就被监护起来了。
　　主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也被安排到了重庆，也算是一种处理方式。八十年代写 《齐燕铭传》，作者、老秘书朱雨滋去采访陈荒煤，陈荒煤感叹说，齐燕铭是好人，是书生，成了替罪羊。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正逢解放老干部之际，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带病讲话，总理发现手中的出席人名单中没有齐燕铭，嘱咐加上齐的名字，让他参加大会，就是“解放”了。
　　当时他原来的房子没有了，没地方住，临时在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找了房间，后来在三里河南沙沟分到房子。去见他时，我们不谈当年文化部整风的伤心事，表示祝贺平反之意。
　　粉碎“四人帮”后，他到全国政协当秘书长，跟文化部脱钩了。
　　齐燕铭与李琦是总理办公室先后的主任，关系不错，齐喜欢他，是老搭档。李琦那时当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齐燕铭把他调回来，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他不是老文化部的人，在整風运动中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责任和把柄，开会时说话就比较厉害，很能说。
　　肆
　　（说一说其他党员副部长在整风中的情况。）
　　整风运动中文化部折腾厉害，是重灾区。老部长们挨批得早，批电影最早，陈荒煤首当其冲。
　　党组副书记徐光霄兼机关党委书记，一向是领导运动的，人是好人，资历老，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他在部队当过记者，国共谈判时他在重庆担任过情报科长，属于总理领导。解放后他曾到重庆出差，到原来的老地址看看。他跟我说，那时周围的人，包括门口修鞋的都是监视的国民党特务，特务们还爬上房顶偷听。
　　他受到冲击，心里是不服气的。
　　副部长之间的矛盾不明显，譬如夏衍跟陈荒煤好，对其他副部长还是尊重。
　　（在部级领导之间，有没有因工作上的分歧导致矛盾深化？）
　　徐平羽原是上海市文化局长，调北京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局、文物局。周巍峙是艺术局长，党组成员，他知道的事比较多。他们俩各说各的，有不同意见，有时就上纲，互相交锋多年。徐了解的文艺界的事不如周多，工作作风稍生硬，有时不能平心静气地谈事，主观一些，产生矛盾是很有可能的。
　　徐平羽爱好广泛，欣赏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艺术品，品位较高。
　　整风运动深入到各个司局，中宣部工作组坐镇，司局长们都得检讨。很多人想不通，例如办公厅做党委工作的王友唐直率地说：“我们都成了什么？”有人揭发他在六十年代初国家机关党委开会时，说应该给彭德怀摘帽子。敢给彭翻案？由此他也成了典型。
　　（那时部长们平常上班、生活是什么样子？）
　　部里有司机班，副部长们没有专车，但有相应的司机，住得远的，负责接送。夏衍就住在朝内南小街，离机关很近，每天就走过来上班，很少用专车，只有出去开会才用车。司局长们去开会可以要车。
　　部长们不在食堂吃饭，徐光霄住后面的楼上，徐平羽住另一边。石西民也住礼堂上边的楼房，当时家属未来，多是秘书帮助打饭，早上油条和豆浆，生活比较简单。部长们下午一般来得比较少，有事才来办公室。家中备有写字台，文件由秘书来传递。
　　文化部大楼后面有一个小院子，有三座小别墅，第一座是部长茅盾 （沈雁冰），第二座是阳翰笙，第三座是李琦，都是独门独栋。
　　茅盾不常来机关，秘书也在家办公。有时参加部务会，由茅盾主持，但这个会开得较少，印象中没开过几次。起码让茅盾知道部机关的大事，茅盾在会上也不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伍
　　（“文革”爆发前后，文化部机关人去人来，呈现了复杂、微妙的景象。）
　　确实如此，1965年石西民从上海调来主持工作，后来南京军区的肖望东来当党组书记，湖北省委的赵辛初、武汉军区的颜金生也先后调来，文化部另建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徐光霄、徐平羽还在那挂着，照常上班，会也参加，管事不多。李琦还在职，管对外联络、文化物资。
　　肖望东来了，就想改造文化部，很多干部靠边站，几个司局长被换。肖是军人出身，对文化不太懂，把部队作风带来。他认为文化部太复杂，要“犁庭扫院”大换班才行。肖望东、颜金生带来的人管事，各司局都有，尤其在政治部的人最多。肖曾说：“起码给我当个耳目。”
　　（政治运动展开以后，部机关较为混乱，受外来冲击比较厉害。据我们今天看到的“文革”材料，当时局面不好控制，工、军宣队进驻。你作为过来人，对于那时的场面有何记忆？）
　　“文革”运动开始后，中宣部作为阎王殿被砸烂了，文化部又分成两派，工军宣队进驻，每天把部长们、司局长们拉出来批斗，在后院喊口号，每天斗一次，让他们交代，不说不行，挺乱的。大楼后面有个礼堂，上有一个平台，把副部长们拉到那里示众，下跪、低头、“坐飞机”。
　　有时冲击非常厉害，新调到文化部的大学生领头，部机关、直属单位也来人。他们有一次把后院带有一排排门钉的大门卸下来抬到院里，让部长、司局长们跪在门钉上，真不是滋味。
　　（你的印象中，那段时间文化部老领导们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他们在什么地方接受批判？处境大致如何呢？） 　　有一段时间把黑帮们集中在文化部大楼西边的大庙，有几间平房，原来曾经是招待所。齐燕铭、夏衍、徐光霄等几个党员副部长住在那儿，住了一小段，不能回家，行动不太自由。机关党委副书记是新调来的，同情他们，跟夏衍说：“想吃什么说一下。”结果又作为“同情罪”挨批。
　　“文革”中我们随大流参加保守派，多是老文化部的人。对立的另一派以肖望东带来的人居多。我曾跟肖望东的夫人聊天，她在政治部工作，也感叹：“怎么会跑到文化部来呢？是上了陆定一的当。”自认倒霉，当时谁到文化部谁挨批。后来肖望东复出，去济南军区当政委。
　　陆
　　肖望东走了后，他带来的人留下就不多，颜金生到陕西搞三线，又带走一些人。记得当时政治部只留下一人。直到“文革”后期还有人留下，在司局、处级有几个，搞业务不行，“文革”后重新安排工作，几乎没有在文化部干下去。机关被折腾得厉害。
　　“文革”中我没见过江青，但见到戚本禹。我们机要室存有一大包鲁迅的手稿，是戚本禹给弄走的，也不知他想干什么。后来追查此事，上下追问，酿成很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那几年党组会记录，原来存在我的办公室，但见到二楼艺术局的办公室被人弄坏，拿走了材料，感到我们的办公室也不保险，后来也建档放到机要室。
　　我记的工作小本子放在办公桌里，也被对立面的人偷走了，他们想从中搞些整人的材料。我问过，但他们不承认。有一回，他们批我跟走资派徐光霄“睡一条被”，我就知道他们偷走我的记录本。因为那次我陪徐光霄从湖南到山东，了解农村文化的实际情况，记下所走的村子的资料。我们到浏阳，住在村子“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睡。那位农民家里一间房内只有一张床一条被子，春夏之际，不太冷，我跟徐光霄就挤在那张床、盖一条被子休息，农村就那个条件，吃住不太好。
　　我们从农村一回来，就在文化部挨批，一些人揭发说徐光霄在农村搞“三同”是作秀，捞政治资本。我觉得不应该那么批，徐光霄确实是深入基层作调查。
　　（文化部剩下的几位副部长后来如何？）
　　徐光霄、赵辛初下干校。徐光霄分在锅炉房烧水。赵辛初原来是从湖北来的，下去没多久省委就把他弄回武汉，后来我们都没见到他。
　　湖北的秋收双抢劳动量大，热极了，不少人受不了，纷纷中暑。后来专案组见我出身比较好，让我参加一些调查工作，跑了几个地方。在副部长中，搞了石西民专案，最后也没结论，说他是“假党员”。我说，几十年过去了，也该承认是真党员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分配去商务印书馆，有工作气氛。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召集党员副部长开会，要搞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由国家机关党委主抓，分政法、文化、科技等小組。知道我是老秘书，做过机要工作，他们就让我做简报工作，白天记录，晚上加班编写，每天工作很晚。
　　后来机关党委书记说机关缺人，问我能否调过来？我没去。后来还有人问，回不回文化部？我说就不回了，我在商务印书馆已扎下根，已有感情。想起那些极左岁月遇到的人与事，我就没动心。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