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文化的高峰期和儒学的『低谷衰落』期。然而，从思想创造性和社会影响力两个方面来衡量，这一说法有失公允。
　　近百年来，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曾经饱受批判与否定，失去了其“独尊”地位。如今，儒学似乎又有否极泰来之势，其影响力较之于梁漱溟、熊十力等建构现代新儒学之时要强之百倍，但人们又在感慨今天是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究竟应如何评判我们这个时代的儒学呢？
　　其实，这不仅因为我们“身在此山中”而对当下难以论断，而且纵观整个儒学发展史，到底哪个时期算是儒学的好时候，哪个时期又算坏时候，实在难以遽断。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而言，相当多的论著将之视为儒学衰落期，但这样的“共识”是否可靠呢？
　　思想文化的高峰与儒学的“低谷衰落”
　　中国文化向来崇尚“大一统”，所以国人热衷谈论的往往是强汉与盛唐，魏晋南北朝则是长达数百年的分裂时期，所以给人们的印象往往就是一个“乱”字。确实，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宛若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魏晋南北朝又堪称“四大高峰”之一，被称为“人的觉醒”与“文学自觉”的时代。从中国学术史来看，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各有千秋，皆有所长。从文学艺术史来看，《文心雕龙》横空出世，《昭明文选》影响千年，“二王”书法登峰造极，佛窟雕塑震铄古今。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尤其是鲁迅先生总结出的“魏晋风度”，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最具风情的褒誉。
　　然而，一回到儒学史，人们的判断就令人气短。如梁启超先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便将“我數千年学术思想界”划分为七个时代，其中第四就是“老学时代，魏晋是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将这一段哲学史概括为“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劳思光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说：“吾人可说，‘玄学’基本上代表承认道家旨趣而又有所误解之思想，与儒学则只有表面关联。”可以说，对于这一段哲学史的基本判断，就是以道家为主，而对于儒学，则大都以“低谷衰落”概括。
　　当然这样的判断并非始自后人。魏晋“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而《三国志·魏志·杜畿传》中也记载时人“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其后唐代编撰的《晋书·儒林传》中记载：“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这当然是唐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观感，而且这种观感在魏晋南北朝的《世说新语》这样的著作中也能得到印证。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儒学的衰落？
　　思想创造性和社会影响力能否“两全其美”
　　判断儒学的兴衰与否，需要有统一的标准。然而我们在评述一个时代的思想兴衰时，往往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尺度：一是思想本身的创造性，二是这种思想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用不同的标尺衡量，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如我们向来盛赞“先秦儒学”，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的。虽然到了战国时代，儒学与墨学一道成为了“世之显学”，但是儒学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却远不如对后世的影响大。孟子不是感慨时人“不归杨则归墨”吗？其后西汉司马迁也一再强调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所如者不合”，这与上文所引魏晋时期的“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不是很相似吗？我们之所以高度肯定“先秦儒学”，并不是因为其对政治、社会发挥了多大的影响，而在于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创造是后世儒学的源头活水。
　　其后的两汉虽然经学独尊，儒学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也很大，但除了董仲舒和郑康成等少数巨子，儒家的思想创造力却并没有得到展现。明清时期，儒学的影响更为深入，但在专制政治之下，儒学更是日渐僵化。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儒学既有思想创造力，又有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时代，大概只有赵宋王朝了吧。但即便是生活在宋代的朱熹，也喟叹曰：“千五百年之间……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由此，笔者认为判断一个时期儒学的兴衰，不能苛求思想的创造性和其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两全其美”，而是需要用一种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如此，魏晋南北朝儒学处于“低谷衰落”期之说便觉得可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成就
　　从经学来看，学者们都盛赞“两汉经学”之盛况，但实际上，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成绩与两汉相比也不遑多让，更远盛于隋唐。从学术质量来看，仅就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而言，七部汉人注，五部魏晋南北朝人注，一部唐人注。从经学大师来看，汉代的郑玄固然是不世出的经学大师，晋代的王肃也可与之相颉颃。根据《三国志·魏书·王肃传》中的记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王肃的经学成就在当时及南朝得到了公认。另外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皇侃的《论语义疏》也都可以视为这一时期经学的代表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我国文艺评论的经典之作，虽然有着佛、道等多种思想的因素，但是其“宗经”“征圣”的观念非常突出，这反映了经学对于其他各个领域的指导作用。
　　从思想史角度而言，魏晋玄学相对于东汉后期僵化的经学而言，应该说是一次思想史的飞跃。汉末那种繁琐化、僵化的儒学，不管表面上还有多大的影响，都不是兴盛的表征。经学独尊地位被打破，不仅不意味着儒学的衰落，反而可说是儒学发展的契机。
　　况且，玄学本身到底称之为“新道家”还是“新儒家”，其实都可以成立，因为它本身就是糅合儒、道的产物。魏晋时期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援道入儒，将道家的思辨引入经学的义理架构之中。南北朝时期，玄学衰微后佛教兴盛，儒家学者又开始援佛入儒，都是将新鲜的血液注入儒学的躯体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儒学义理，也拓宽了儒家哲学的理路。 　　贺麟先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呈露出来。”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将这样的看法，移植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认识。
　　如果不论数量而谈思想家的质量，那么年仅24岁就早逝的王弼绝对可以作为魏晋南北朝的代表，傲然屹立于一流思想家之中，而他是魏晋新儒家的典范。
　　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虽然失去了独尊地位，但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及社会生活的伦理指导地位并未动摇。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几乎都坚持将儒学作为官方指导思想。很多皇帝、皇室成员和世家大族，都曾撰写了大量儒学注疏及义理著作。比如以崇信佛教著称的梁武帝萧衍，就有《周易乾坤义》一卷、《周易系辞义疏》二卷、《毛诗序义疏》三卷、《丧服经传义》一卷，在历代帝王中罕有其匹。
　　北朝的少数民族王朝也格外重视儒学，比如：前秦苻坚重用中原的儒士王猛等人，大兴儒学;北魏孝文帝时期儒学兴盛，甚至被誉为“比隆周汉”。儒学在国家典章、礼乐文物、伦理道德、教育选举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便可作为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化的例证。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的士族大都是累世明经，尤其北朝基本上是旧族门户，几乎都是经学世家。即便是“竹林七贤”那样的放诞不羁，“非汤武而薄周孔”，其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对儒家伦理的深刻认同。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分析的那样，“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真是独具只眼，能够勘破现象背后的本质，发现魏晋风度背后的苦心及本心。如此说来，尽管这些名士表面“放浪形骸”，但根底上却在维护儒家的伦理。谁能说这不是儒家的“不幸之幸”呢？
　　筆者无意说魏晋南北朝是儒学的盛世，只是要表明魏晋南北朝儒学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创造了不可替代的思想与学术成果，而且也在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视魏晋南北朝为“儒学衰落期”的看法，或许有失偏颇。
　　宋立林，曲阜师范大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