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说文解字》云：“门，闻也。从二户，象形。”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符号，是民俗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念性体现，也是民间对于自己生存空间理想性建构的呈现。各类形态的门，不仅体现了门之“幕障卫”的基本功能，还折射出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依赖与崇拜。人们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将民间信仰与门的文化意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对门文化的建构与诠释倾注了个人经历、记忆与情感，逐渐成为门文化的展演者与创造者。
　　无论是“桂殿兰宫”的宫门和殿门，“寻常百姓家”的院门和宅门，抑或是庄严肃穆的庙门，门都是“出必由之，入必由之”的要处。门的形制经历了漆木春秋、秦风汉俗、魏晋新风、大唐华彩、五代风貌、宋制完备的发展过程。到了明清时期，其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都渐趋成熟。其形制之丰富，工艺之精湛，装饰之繁复，已非简单的户牖，在农业社会结构特征与儒家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在建立社会伦理、划分社会等级、区隔亲疏内外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以装饰图案及附设景观为例：渔樵耕读、男耕女织等题材的图案，宣扬忠义仁孝的儒家传统思想;和合二仙、比翼双飞、鸳鸯戏水等题材的图案则象征姻缘顺遂美满;而门前所设石狮，除了有功名、等级的象征之外，亦有合家团圆、绵延子嗣之意。
　　围绕着门的设计、营造、使用的综合呈现，其文化内涵始终处于不断被修改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门文化始终处于一个在交流中保存并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结构体系之中。如山西平遥古城城门的空间布局，为东西各二、南北各一，与方形的古城在平面遥相呼应，状若乌龟，取长生不老、固若金汤之意。康巴地区民居的门多为板门结构，寺庙或富裕人家为双扇板门，门板以红色为主，金色为辅进行涂饰，其内容以几何纹、植物纹及曼陀罗纹为主。在丽江束河地区，各家各户的门楼顶上要放置一个外形奇特的瓦猫，此猫头朝外，尾巴朝内，且嘴巴和肛门是直通的，寓意所居人家财气、福气、运气的兴旺。
　　门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在地化的知识体系，从古至今，一直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除了在门上雕刻蝙蝠、凤凰等图案，以求招财祈福、辟邪驱煞、幸福安康之外，时代、地域、民族等诸多因素带来了门文化中民俗意义的传达与表现的差异性，其民俗内涵与意义渐趋形成了一种多维度的地方性特征。以岁时习俗为例，据1915年《顺义县志》记载，腊月三十“各于门前插芝麻秸，挂五色罗”。此风俗也被称为“藏鬼秸”，其意为挡鬼。此风俗由来已久，明代《艺林伐山·螺首》中引《通典》所记：夏、商、周三代分别以苇茭、螺首、桃梗为门饰，取其辟邪之意，有“今京师人家，岁除插芝麻秸于门，是苇茭之遗”之言。除“芝麻秸”之外，清乾隆年间《东湖县志》中记载除夕“以松柏枝插户楣”，道光年间《安陆县志》中记载“束柏枝悬门檐，亦户悬苇索之遗”。
　　门文化经由具体的文化实践，在记忆与展演的交织下分享着地方的意义。如四川《江津县志》记载：“门楣之上，镂彩纸贴之，谓之‘喜钱’。”《汉口小志》：“红纸镂花贴于楣上，率以五张为准，名‘封门钱’，至正月十八始去之。”广西柳州亦有此俗。据清代《隰州志》记载，在山西临汾地区，人们会在除夕时在门上貼马形的招财纸，言其曰“财神所乘”。
　　人们通过空间布局、时间序列、文化提取展演着门文化，使其成为地方性知识表达、传播的重要介质或场域。如清代《雅州府志》载：“拣大炭拄门，曰‘黑将军’。山民多以木炭树门外，谓之‘有财’。”旧时在河南，人们用红纸包裹木炭，立于门框两旁，称之为“拦门炭”。清代吴存楷《江乡节物诗》中亦有“蔗竿矗立守蓬门”之语，此风俗流传于福建沿海地区。人们在除夕夜祭毕门神，用红绿纸包裹甘蔗，插上柏枝，倚靠门上，称为“盈门甘蔗”，亦称“甘蔗宰相”。相传此风俗源自明嘉靖年间人们将武器藏于甘蔗捆中配合戚家军扫荡倭寇的英勇故事。清代《吴郡岁华纪丽》中则提到，农家每每于除夕闭门守岁之时，“以石灰画圈于地”，并于圈中书写吉祥话语，以祈求来年生活的富足。
　　门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场域，承载着人们鲜活的文化记忆，为我们提供了多重维度的传统文化景观。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宫为了驱除疫病会举行大傩，人们扮作方相氏和十二神兽的模样，手举火炬，“送疫出端门”。唐代的“乡人傩”、宋代的“打夜胡”、清代的“跳钟馗”和“跳灶王”，其核心仪式均为跨越门这一仪式空间，将邪祟及瘟疫赶出。又如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所载端午之风俗：“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亦有端午“钉艾人于门上”之语。人们通过在门上装饰艾草这一行为传达一种驱邪禳灾的内在经验和情感，它为人们的自我认同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支撑。正是通过循环往复的民俗仪式，人们寻求着认同，进而建构和再生产着人们生存其间的社会及其关系。
　　“传统是一种流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新旧的文化因素更替是持续的历史过程”。门文化承载着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如尊重自然、顺天应时、崇宗敬祖、忠勇孝悌、睦邻友群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多维认同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生命经验与情感纽带，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门文化理应得到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其在当下社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在门文化的传承中既留有传统，亦不失其当代性，让既有的宏大叙述、文化记忆在选择性、习惯性遗忘中得以再度彰显，从而尽可能建构一个复杂、多元、共享的文化图景，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