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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沈真如（1994-），女，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1
《小收煞》是一部极具民俗风情的小说，作者马步升用地道的风俗描写与方言勾勒出了一个嵌在陇东黄土沟壑里的员外村，并以马素朴、马越权父子的生活引出村子在五十年代前后“土改”“戒烟令”政策的狂潮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马家父子的成长与生活是小说主线，作者并未将笔锋集中于这两人，而是用为数不少的民间习俗、轶事碎片填充员外村的日常，从而丰满村民身上的陇东民间文化烙印。我将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而且我认为这三种女性形象事实上也可作为员外村三种村民生活状态的缩影。
第一类是马白脸，说是“类”，但她是与员外村其他女人格格不入的“唯一”。她原本是与员外村唯一的才子马素朴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从年轻时，就做过无数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也不可能做过的事情”。她无疑是传统女性中的精英分子。但当马家落魄之后，马白脸人生第一次下沟挑水，“半担水还没到家，只剩两个桶底儿了。”而这仅仅只是生活上的困顿，在马素朴的“活死人”期间，马白脸失去自己的名姓，忘记自己的年龄，她的精神溢满无尽的孤独——丈夫与她少有互动，无法融入贫民圈，儿子为了革命远离家乡——唯有一个空荡荡的窑洞里，一个空荡荡的女人在夜晚揽镜自照时，她才能确定自己还是那个叫赵念佛的女子。所以，马白脸又何尝不是与她的丈夫一样，成了一个“活死人”。
而当“扫盲”与农业互助的活动开展之后，马白脸那些无用的知识终于使她成了能与马素朴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交流的人，尘封的缝纫机也重见天日。她和马素朴一样，活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而非整日为了两个人的口粮沉默地机械忙碌。
赵念佛的漂亮白脸与富家小姐气质成了她的标志，也是员外村女性所不具有的“增值项目”，使她被村子里许多男人偷偷惦记，甚至被周麻子要求作为马家的一项财产分配给自己。可见不论革了多少次命，“女人”这一身份在农村男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从“男人的附属品”这一价值中脱出。周麻子还做着让自己发妻乔小乔伺候马白脸的美梦，并以拥有美丽的女人来作为自己是“有面子，强悍”的佐证。同时，在这些男人的妻子心中，长得美成了马白脸的原罪，令她们对无辜的马白脸动辄便是“不要脸”的咒骂。
这些女子就是第二类人，从长相到知识构成、从外在的讲究到内在的追求，无一不与马白脸不同。陈少艾是这些女子中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位。身为一个曾经完全靠马家供养的赤贫阶级，她在获得马家的财产之后，却马上趾高气扬地欺负起马家人来，仗着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身份，肆意抢夺马白脸的东西，嘲笑马白脸不会干农活。她的身上体现出农村人落后、贪婪的丑陋一面。然而却又不仅仅是如此，陈少艾被侯菜菜扒了裤子之后，就会闭上嘴巴，可见她心中还有“知羞”的基本道德观；她学到自己名字的写法时，激动地哭了，足见这些“无知”的农人对知识的崇拜。
第三类女子与陈少艾处于同一阶级，却更突出传统农民身上善良朴素的一面。侯菜菜与陈少艾一样，与马家攀亲带故，同样得益于马家的“被革命”，对待马白脸的态度却与她截然不同。当陈少艾嘲笑马白脸不会干农活时，侯菜菜毅然站出来帮助马白脸，白臭蒿与马越权回家时，也是侯菜菜也来马家忙前忙后。因为她清楚地记得马家的恩情，遵守一分做人应有的良心。虽然侯菜菜是出了名的丑无盐，但她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同时也恪守农村的亲属、男女关系，她身上体现出的是人们认知中的勤劳热情而单纯泼辣的乡村人特质，俗气的讲，是“心灵美”的代表。
白臭蒿则是一个更特别的女性，她比侯菜菜更丑陋，更有力气，更泼辣，甚至让男人闻风丧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村里的二流子都看不上的女子有勇气参加民兵，有魄力逃离让自己厌恶的家庭，选择自己的夫婿。她的身上有与马越权相似的特质，他们都是传统家庭中叛逆的一员。马越权革自己家的命，白臭蒿革自己的命，在这个女子的行动中所体现出的革命精神虽然冲动，但却极具自主意识。此外，有趣的是，作为豪放女子的代表，白臭蒿与侯菜菜的外在形象都被作者着重地描写为“丑陋”，这或许是因為作者笔下的女性，贯穿全文的中心身份其实是劳动者与家庭重要分子。
马白脸与马素朴是在乡村中不得不浑噩度日的“有识”分子，陈少艾则姑且认为是愚昧的代表，侯菜菜与白臭蒿则表现出善良的内在美。之所以不将白臭蒿列为一个与其余农村女性不同的形象，是因为我认为这三种女人，或知书达理，或浅薄势力，一切属于她们自己的特质都似乎泯然于“男人的妻子”这个身份之下了。作者用民间笔调描写历史洪流中的员外村，不仅还原了革命狂潮遮蔽住的真实的农民形象，更挖掘了这一以男性为主力的社会变革中，女性的生存状态。
休谟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粗俗无知的大众，一类是少数天才，是启蒙的精英。这些精英承担着启蒙大众的使命。作者在书中就似乎体现着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复归——马越权大字不识，却是革命的参与者，成了在党的公家的人；马素朴是被政府假枪毙了的瘾君子，到最后却是他肩负着教导全村人的任务。这样的反差让我感受到作者对暴力社会革命的淡淡讽刺，也不由反思农民对思想文明教育的迫切需求。书中马素朴对扫盲运动的支持，全村人的积极参与，则深刻地表明知识启蒙让精英与大众同时获得活着的意义。而书中的女子，如马白脸可算是女子中的精英，其余女子同他们的男人一样，是被教育的大众。然而女人们虽然也被纳入启蒙的体系中，却始终比男人距离更远。这让在《小收煞》全文中的“革命”的含义，从国民素质的提高上升到反思性别平等的意义上，也同时印证了书名“小收煞”的含义——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尚且任重道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1
《小收煞》是一部极具民俗风情的小说，作者马步升用地道的风俗描写与方言勾勒出了一个嵌在陇东黄土沟壑里的员外村，并以马素朴、马越权父子的生活引出村子在五十年代前后“土改”“戒烟令”政策的狂潮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马家父子的成长与生活是小说主线，作者并未将笔锋集中于这两人，而是用为数不少的民间习俗、轶事碎片填充员外村的日常，从而丰满村民身上的陇东民间文化烙印。我将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而且我认为这三种女性形象事实上也可作为员外村三种村民生活状态的缩影。
第一类是马白脸，说是“类”，但她是与员外村其他女人格格不入的“唯一”。她原本是与员外村唯一的才子马素朴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从年轻时，就做过无数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做过也不可能做过的事情”。她无疑是传统女性中的精英分子。但当马家落魄之后，马白脸人生第一次下沟挑水，“半担水还没到家，只剩两个桶底儿了。”而这仅仅只是生活上的困顿，在马素朴的“活死人”期间，马白脸失去自己的名姓，忘记自己的年龄，她的精神溢满无尽的孤独——丈夫与她少有互动，无法融入贫民圈，儿子为了革命远离家乡——唯有一个空荡荡的窑洞里，一个空荡荡的女人在夜晚揽镜自照时，她才能确定自己还是那个叫赵念佛的女子。所以，马白脸又何尝不是与她的丈夫一样，成了一个“活死人”。
而当“扫盲”与农业互助的活动开展之后，马白脸那些无用的知识终于使她成了能与马素朴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交流的人，尘封的缝纫机也重见天日。她和马素朴一样，活了，终于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而非整日为了两个人的口粮沉默地机械忙碌。
赵念佛的漂亮白脸与富家小姐气质成了她的标志，也是员外村女性所不具有的“增值项目”，使她被村子里许多男人偷偷惦记，甚至被周麻子要求作为马家的一项财产分配给自己。可见不论革了多少次命，“女人”这一身份在农村男人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从“男人的附属品”这一价值中脱出。周麻子还做着让自己发妻乔小乔伺候马白脸的美梦，并以拥有美丽的女人来作为自己是“有面子，强悍”的佐证。同时，在这些男人的妻子心中，长得美成了马白脸的原罪，令她们对无辜的马白脸动辄便是“不要脸”的咒骂。
这些女子就是第二类人，从长相到知识构成、从外在的讲究到内在的追求，无一不与马白脸不同。陈少艾是这些女子中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位。身为一个曾经完全靠马家供养的赤贫阶级，她在获得马家的财产之后，却马上趾高气扬地欺负起马家人来，仗着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身份，肆意抢夺马白脸的东西，嘲笑马白脸不会干农活。她的身上体现出农村人落后、贪婪的丑陋一面。然而却又不仅仅是如此，陈少艾被侯菜菜扒了裤子之后，就会闭上嘴巴，可见她心中还有“知羞”的基本道德观；她学到自己名字的写法时，激动地哭了，足见这些“无知”的农人对知识的崇拜。
第三类女子与陈少艾处于同一阶级，却更突出传统农民身上善良朴素的一面。侯菜菜与陈少艾一样，与马家攀亲带故，同样得益于马家的“被革命”，对待马白脸的态度却与她截然不同。当陈少艾嘲笑马白脸不会干农活时，侯菜菜毅然站出来帮助马白脸，白臭蒿与马越权回家时，也是侯菜菜也来马家忙前忙后。因为她清楚地记得马家的恩情，遵守一分做人应有的良心。虽然侯菜菜是出了名的丑无盐，但她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同时也恪守农村的亲属、男女关系，她身上体现出的是人们认知中的勤劳热情而单纯泼辣的乡村人特质，俗气的讲，是“心灵美”的代表。
白臭蒿则是一个更特别的女性，她比侯菜菜更丑陋，更有力气，更泼辣，甚至让男人闻风丧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村里的二流子都看不上的女子有勇气参加民兵，有魄力逃离让自己厌恶的家庭，选择自己的夫婿。她的身上有与马越权相似的特质，他们都是传统家庭中叛逆的一员。马越权革自己家的命，白臭蒿革自己的命，在这个女子的行动中所体现出的革命精神虽然冲动，但却极具自主意识。此外，有趣的是，作为豪放女子的代表，白臭蒿与侯菜菜的外在形象都被作者着重地描写为“丑陋”，这或许是因為作者笔下的女性，贯穿全文的中心身份其实是劳动者与家庭重要分子。
马白脸与马素朴是在乡村中不得不浑噩度日的“有识”分子，陈少艾则姑且认为是愚昧的代表，侯菜菜与白臭蒿则表现出善良的内在美。之所以不将白臭蒿列为一个与其余农村女性不同的形象，是因为我认为这三种女人，或知书达理，或浅薄势力，一切属于她们自己的特质都似乎泯然于“男人的妻子”这个身份之下了。作者用民间笔调描写历史洪流中的员外村，不仅还原了革命狂潮遮蔽住的真实的农民形象，更挖掘了这一以男性为主力的社会变革中，女性的生存状态。
休谟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粗俗无知的大众，一类是少数天才，是启蒙的精英。这些精英承担着启蒙大众的使命。作者在书中就似乎体现着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复归——马越权大字不识，却是革命的参与者，成了在党的公家的人；马素朴是被政府假枪毙了的瘾君子，到最后却是他肩负着教导全村人的任务。这样的反差让我感受到作者对暴力社会革命的淡淡讽刺，也不由反思农民对思想文明教育的迫切需求。书中马素朴对扫盲运动的支持，全村人的积极参与，则深刻地表明知识启蒙让精英与大众同时获得活着的意义。而书中的女子，如马白脸可算是女子中的精英，其余女子同他们的男人一样，是被教育的大众。然而女人们虽然也被纳入启蒙的体系中，却始终比男人距离更远。这让在《小收煞》全文中的“革命”的含义，从国民素质的提高上升到反思性别平等的意义上，也同时印证了书名“小收煞”的含义——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尚且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