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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人请愿，总统下令彻查。3月25日，“N号房”主要运营者赵主彬被首尔警方押送检方，对着这名年仅25岁、韩国首个因性犯罪被公开示众的犯罪嫌疑人，不少围观群众怒喊：“判他法定最高刑罚！”
举世震惊的“N号房”，最恐怖的究竟是什么？
1.“房间”
简言之，“N号房”是社交软件Telegram上多个色情聊天室的代称。犯罪者在这些聊天室中有偿向成员提供受害女性的性剥削照片及视频。
据韩媒报道，当前已知受害女性有74人，其中未成年女性16人，年龄最小的仅11岁;与之相较，付费聊天室会员超过26万人（不排除重复加入各群组可能），据虚拟货币交易留痕，其中包括教授、艺人、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
根据韩媒的调查，“N号房”最早由昵称为“godgod”的高中生在2018年6月创立，2019年2月，房间管理权限被移交给“Watchman”，最后才是“博士”赵主彬的“异军突起”。
运营者通过发钓鱼链接、假扮警方、发布有偿兼职等方式窃取女性个人私密资料，随后长期胁迫其提供性剥削照片、视频;据《韩民族日报》卧底记者消息，运营者还会把女孩带到线下性侵，并同步向线上会员直播。
“N号房”被划分为多个等级，不同等级的房间内性犯罪程度不一，付费标准不同，“博士”赵主彬开设的房间最高需缴费150万韩元（约8500元人民币）才能进入;由于“产品”特殊，受害者甚至被分门别类，以满足不同“主题”。
在“N号房”卧底期间，韩媒记者平均每天潜入约30个房间，所有房间单日均有数千名男性参与，在每个房间内，单日上传和分享视频最多可达1.5万条;2019年初，有“端对端加密”“阅后即焚”功能的Telegram更是成为Google商店在韩国下载量增长最快的APP之一。
“（卧底记者）亲眼看到了在男厕所里裸体躺在地上的孩子们，她们似乎是按照指示亲自拍摄并发送视频，看了几个之后无法相信这是事实，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地狱般的噩梦。”
2.偷拍
“N号房”主犯赵主彬落网后，警方在其家中搜出1.3亿韩元现金，目前已被确认的赃款总额超过33亿韩元（约1900万元人民币）。
尽管赵主彬拍摄的视频是几代运营者中最残忍变态的，其身边人却从未对这位“在校成绩优异”的首尔某专科学校毕业生起过疑心，对他的印象是“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的安静的孩子”。
而“N号房”高达26万的会员总数，以及视频二次传播后招致的更多观看者，更让韩国举国震动。有网友表示：“韩国总人口才5000多万人，基本等同于韩国女性每遇到100个男性，其中就有一个可能是‘N号房’会员。”
根据韩国警方的统计，2012年至2017年间韩国偷拍类犯罪共计3.4万宗，其中84.8%的受害者是女性;与“N号房”类似的“Soranet”偷拍网站，在韩国存续17年，会员数超过100万。
如今，“N号房”及其26万名观看者再度将持续多年的社会脓疮曝于人前。还有多少男性是可靠的？女性与性犯罪的距离到底有多近？韩国的下一代会否“真正生活在地狱中”？来自韩国女性的追问，近乎声嘶力竭。
“上當的肯定不止74人，而且未成年人只会比成年人更多。”一名因严重缺少生活费而被胁迫拍摄了40多段影像的受害人说道。
“‘N号房’事发后，公司HR找每位员工谈话，试图在公司内部排除有嫌疑人的可能，周围的男性同事对此闭口不谈，仿佛心照不宣其中可能有参与者一般。”一位在韩国工作的华人女性告诉记者。
首尔大学女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振羲认为，偷拍现象并未被韩国政府真正重视;一位中国观察者则表示，偷拍在韩国娱乐界或已形成某种“文化”——“综艺节目里经常出现搞笑类偷拍，是不是也在给人们灌输‘偷拍无所谓，只是为猎奇’的畸形观点？”
一位接受BBC采访的同类事件受害者坦言：“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看着我，好像我只是性对象。”而对于更多韩国女性，“N号房”像是“打开厨房的灯，忽然发现有26万只蟑螂冲向你”。
与此同时，“N号房”涉事会员则不乏为自己的“理所当然”辩解者。这恰恰说明了日趋极端的性犯罪，正面临着怎样复杂的语境。
3.土壤
“N号房”被爆出后，舆论界出现了很多反思：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培植出了“N号房”？
Telegram等即时通讯软件以及匿名化的网络空间当然难辞其咎。针对性剥削的市场和需求在全世界都时有出现，而一旦转入更加隐秘的网络空间，这些变态内容的传播与观看就更加肆无忌惮。
一方面，当现实社会中人们需要顾及的道德律令在匿名世界中难以形成约束，价值观决堤、跌破下限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另一方面，侵害以特定的形式发生，一定程度上又折射了其所处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文化环境中的问题。
有受访对象将韩国根基颇深的等级制度和父权文化视作“N号房”的深层土壤：“韩国历史上并未就父权性别制度作颠覆性革命，男尊女卑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很大可能从前现代延续下来，最终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物质主义和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权力结构‘合流’。”
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1982年（时间很现代）出生于首尔（地点也很现代）的女主人公从小到大的经历，就反映出了韩国女性在这一社会-文化土壤中的际遇：
家里最好的东西只给弟弟;上了中学，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入职公关公司，下班不得不忍受客户的黄色笑话和劝酒;31岁结婚，随即辞职成为全职母亲，被社会嘲笑为“妈虫”;最终不堪重负，患上精神分裂症......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部反映现实的影片，从筹备之始即陷入舆论漩涡，无论是阅读原著的女明星，抑或是参演电影的女演员，都成了众多韩国男性攻击的对象。
而在近年来的韩国，随着经济不稳、社会焦虑的加剧，以及废除户主制、出台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特别法等政策变动，“女性龙卷风”似乎形成了某种对性别权力结构的“威胁”，被一部分韩国男性视作“假想敌”。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虽然该国男性平均月薪仍是女性的1.7倍，但女性遭受性暴力和约会暴力的比率在过去几年大幅飙升。
4.后续
“博士”赵主彬被拘捕后，有人在韩国“青瓦台国民请愿”系统发起请愿，要求公开犯罪嫌疑人身份、公示26万名会员信息，两项请愿现已得到逾500万韩国民众的支持。
3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向受害女性表示慰问，并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组建特别调查组，对26万名会员进行彻底调查;为防止二次伤害，政府也将争取在3周内为“N号房”受害者更换身份证号码。
截至3月24日，警方已逮捕包括主犯赵主彬在内的18人，并锁定了另外124名嫌疑人。但韩国《京乡新闻》援引韩国国会议员表苍园的分析称，虽然赵主彬犯罪性质十分恶劣，但“按照现行韩国法律，其最多可能获刑10年”。
多位受访者向记者强调，在韩国现行法律中，针对网络性犯罪的刑罚很轻：
《青少年性保護法》第11条规定，持有未成年人性剥削材料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约11.5万元人民币）以下罚金;《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第14条规定，对于偷拍与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摄影时得到对方同意，只是擅自散布或出售摄影内容，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韩元（约2.9万元人民币）罚金。
日前，韩国检方要求对昵称为“Watchman”的第二代运营者判处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再往前追溯，偷拍网站“Soranet”至今有主犯未被缉拿归案;十年前为商界名流、高层精英提供“性接待”的女星张紫妍案，前后经历4次审判都“不了了之”。
尽管韩国政府称要就“N号房”事件制定“杜绝网络性犯罪的根本对策”，但别忘了，整整一年前的“胜利门”虽然已“赌上检方和警方各自组织的命运”，最终两位主犯不过被判了6年和5年有期徒刑，李胜利本人至今未获实质性判决。
“N号房”事件的调查结果会否有另一番命运？即便是在“一部电影就能改变社会”的韩国，这一问题也依然令人疑惑。
举世震惊的“N号房”，最恐怖的究竟是什么？
1.“房间”
简言之，“N号房”是社交软件Telegram上多个色情聊天室的代称。犯罪者在这些聊天室中有偿向成员提供受害女性的性剥削照片及视频。
据韩媒报道，当前已知受害女性有74人，其中未成年女性16人，年龄最小的仅11岁;与之相较，付费聊天室会员超过26万人（不排除重复加入各群组可能），据虚拟货币交易留痕，其中包括教授、艺人、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
根据韩媒的调查，“N号房”最早由昵称为“godgod”的高中生在2018年6月创立，2019年2月，房间管理权限被移交给“Watchman”，最后才是“博士”赵主彬的“异军突起”。
运营者通过发钓鱼链接、假扮警方、发布有偿兼职等方式窃取女性个人私密资料，随后长期胁迫其提供性剥削照片、视频;据《韩民族日报》卧底记者消息，运营者还会把女孩带到线下性侵，并同步向线上会员直播。
“N号房”被划分为多个等级，不同等级的房间内性犯罪程度不一，付费标准不同，“博士”赵主彬开设的房间最高需缴费150万韩元（约8500元人民币）才能进入;由于“产品”特殊，受害者甚至被分门别类，以满足不同“主题”。
在“N号房”卧底期间，韩媒记者平均每天潜入约30个房间，所有房间单日均有数千名男性参与，在每个房间内，单日上传和分享视频最多可达1.5万条;2019年初，有“端对端加密”“阅后即焚”功能的Telegram更是成为Google商店在韩国下载量增长最快的APP之一。
“（卧底记者）亲眼看到了在男厕所里裸体躺在地上的孩子们，她们似乎是按照指示亲自拍摄并发送视频，看了几个之后无法相信这是事实，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地狱般的噩梦。”
2.偷拍
“N号房”主犯赵主彬落网后，警方在其家中搜出1.3亿韩元现金，目前已被确认的赃款总额超过33亿韩元（约1900万元人民币）。
尽管赵主彬拍摄的视频是几代运营者中最残忍变态的，其身边人却从未对这位“在校成绩优异”的首尔某专科学校毕业生起过疑心，对他的印象是“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的安静的孩子”。
而“N号房”高达26万的会员总数，以及视频二次传播后招致的更多观看者，更让韩国举国震动。有网友表示：“韩国总人口才5000多万人，基本等同于韩国女性每遇到100个男性，其中就有一个可能是‘N号房’会员。”
根据韩国警方的统计，2012年至2017年间韩国偷拍类犯罪共计3.4万宗，其中84.8%的受害者是女性;与“N号房”类似的“Soranet”偷拍网站，在韩国存续17年，会员数超过100万。
如今，“N号房”及其26万名观看者再度将持续多年的社会脓疮曝于人前。还有多少男性是可靠的？女性与性犯罪的距离到底有多近？韩国的下一代会否“真正生活在地狱中”？来自韩国女性的追问，近乎声嘶力竭。
“上當的肯定不止74人，而且未成年人只会比成年人更多。”一名因严重缺少生活费而被胁迫拍摄了40多段影像的受害人说道。
“‘N号房’事发后，公司HR找每位员工谈话，试图在公司内部排除有嫌疑人的可能，周围的男性同事对此闭口不谈，仿佛心照不宣其中可能有参与者一般。”一位在韩国工作的华人女性告诉记者。
首尔大学女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振羲认为，偷拍现象并未被韩国政府真正重视;一位中国观察者则表示，偷拍在韩国娱乐界或已形成某种“文化”——“综艺节目里经常出现搞笑类偷拍，是不是也在给人们灌输‘偷拍无所谓，只是为猎奇’的畸形观点？”
一位接受BBC采访的同类事件受害者坦言：“我觉得所有的男人都看着我，好像我只是性对象。”而对于更多韩国女性，“N号房”像是“打开厨房的灯，忽然发现有26万只蟑螂冲向你”。
与此同时，“N号房”涉事会员则不乏为自己的“理所当然”辩解者。这恰恰说明了日趋极端的性犯罪，正面临着怎样复杂的语境。
3.土壤
“N号房”被爆出后，舆论界出现了很多反思：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培植出了“N号房”？
Telegram等即时通讯软件以及匿名化的网络空间当然难辞其咎。针对性剥削的市场和需求在全世界都时有出现，而一旦转入更加隐秘的网络空间，这些变态内容的传播与观看就更加肆无忌惮。
一方面，当现实社会中人们需要顾及的道德律令在匿名世界中难以形成约束，价值观决堤、跌破下限就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另一方面，侵害以特定的形式发生，一定程度上又折射了其所处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文化环境中的问题。
有受访对象将韩国根基颇深的等级制度和父权文化视作“N号房”的深层土壤：“韩国历史上并未就父权性别制度作颠覆性革命，男尊女卑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有很大可能从前现代延续下来，最终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物质主义和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权力结构‘合流’。”
在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1982年（时间很现代）出生于首尔（地点也很现代）的女主人公从小到大的经历，就反映出了韩国女性在这一社会-文化土壤中的际遇：
家里最好的东西只给弟弟;上了中学，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入职公关公司，下班不得不忍受客户的黄色笑话和劝酒;31岁结婚，随即辞职成为全职母亲，被社会嘲笑为“妈虫”;最终不堪重负，患上精神分裂症......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部反映现实的影片，从筹备之始即陷入舆论漩涡，无论是阅读原著的女明星，抑或是参演电影的女演员，都成了众多韩国男性攻击的对象。
而在近年来的韩国，随着经济不稳、社会焦虑的加剧，以及废除户主制、出台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特别法等政策变动，“女性龙卷风”似乎形成了某种对性别权力结构的“威胁”，被一部分韩国男性视作“假想敌”。
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虽然该国男性平均月薪仍是女性的1.7倍，但女性遭受性暴力和约会暴力的比率在过去几年大幅飙升。
4.后续
“博士”赵主彬被拘捕后，有人在韩国“青瓦台国民请愿”系统发起请愿，要求公开犯罪嫌疑人身份、公示26万名会员信息，两项请愿现已得到逾500万韩国民众的支持。
3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向受害女性表示慰问，并下令彻查“N号房”事件，要求警方组建特别调查组，对26万名会员进行彻底调查;为防止二次伤害，政府也将争取在3周内为“N号房”受害者更换身份证号码。
截至3月24日，警方已逮捕包括主犯赵主彬在内的18人，并锁定了另外124名嫌疑人。但韩国《京乡新闻》援引韩国国会议员表苍园的分析称，虽然赵主彬犯罪性质十分恶劣，但“按照现行韩国法律，其最多可能获刑10年”。
多位受访者向记者强调，在韩国现行法律中，针对网络性犯罪的刑罚很轻：
《青少年性保護法》第11条规定，持有未成年人性剥削材料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约11.5万元人民币）以下罚金;《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相关特例法》第14条规定，对于偷拍与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将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摄影时得到对方同意，只是擅自散布或出售摄影内容，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韩元（约2.9万元人民币）罚金。
日前，韩国检方要求对昵称为“Watchman”的第二代运营者判处3年零6个月有期徒刑;再往前追溯，偷拍网站“Soranet”至今有主犯未被缉拿归案;十年前为商界名流、高层精英提供“性接待”的女星张紫妍案，前后经历4次审判都“不了了之”。
尽管韩国政府称要就“N号房”事件制定“杜绝网络性犯罪的根本对策”，但别忘了，整整一年前的“胜利门”虽然已“赌上检方和警方各自组织的命运”，最终两位主犯不过被判了6年和5年有期徒刑，李胜利本人至今未获实质性判决。
“N号房”事件的调查结果会否有另一番命运？即便是在“一部电影就能改变社会”的韩国，这一问题也依然令人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