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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篆引”作为最原始、最基础的书写方法,或可称它为“原始笔法”,它一方面始终沉淀着一种图形构成意识,服从文字造型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具有一种符号记录意识,需要书写清晰、方便快捷。而这二者又是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它们的二元对立对书体、字体、笔法等方面的演变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篆引;图形构成;符号记事;倒薤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5-0016-02
【作者简介】辛尘,本名胡新群,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副秘书长。
我们讨论书法史,对“篆引”如此重视,当然绝不仅仅是因为在后世的书法笔画形态中仍然可以看到“倒薤”的影子。把“篆引”理解为最原始、最基础的书写方法,或者称它为“原始笔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的三点去思考。
首先,作为曾经的图形轮廓线、结构线,篆引始终积淀着一种图形构成意识。一方面,它必须服从文字造型的需要,也就是说,每个单字笔画的直曲、轻重、粗细、长短诸多因素,都取决于这个字构形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字形的准确是第一位的,笔画书写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另一方面,在篆引形成、运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它本身的形态和质量也受到了高度重视。从殷商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字实物来看,青铜彝器铭文中存在的大量“肥笔”,显然不是毛笔直接书写的效果,而是描画而成的;即使是那些较为均匀的等线体效果的笔画,今天看来实在是很普通的笔画形态,在当时也未必是用原始毛笔能够直接书写出来的,而是需要反复修饰,再经由许多道制作工艺翻铸出来的。这说明,上古先民并不满足于毛笔篆引的直接效果,他们心中有一个笔画的理想形态,通过精心修饰来实现这种理想的笔画。
第二,作为日渐符号化的象形文字的书写方法,篆引又必然具有一种符号记录意识。这就是说,它必须适应文字实用书写的需要,既要清晰、细致、易于辨认,又要快捷便利,努力提高篆引的速度。前面谈论过的篆引的方向性,包括运笔的指向、行笔的一次完成,正是这种符号记录意识所要求的。可见,符号记录意识必将导致篆引的简化、草率化,以及尽可能连贯化。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占卜所用的龟甲、牛骨上的刻契文字符号,那时的人就信这些,大事小事都要占卜,甚至一件事要问上四五遍。时隔三四千年,近代以来人们还能找出十五万片,可以想见当初的那些巫师的工作量太大了,刻制甲骨文当然不可能像制作青铜彝器那样精雕细刻慢慢来。所以,尽管甲骨文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修饰了,至少笔画多方折少圆转就是由刻契工艺造成的,但相对而言,甲骨文的书写较草率,刻契较简便,工序较简易,它的笔画形态,可能更接近于当时篆引的直接效果。
从甲骨文可以看出,实用书写中篆引不再使用修饰性、图形性的“肥笔”,它的简化使文字更加趋于符号化,甚至带动了文字符号本身的简化;篆引的草率化,使得甲骨文单字构形不像青铜彝器铭文那样讲究,字形大小、体势正侧乃至行款秩序,都不像金文那么严谨。至于篆引的尽可能连贯化,现在虽然很难在商代遗物中找到实证,但不难想象,那些神秘兮兮的巫师手捏细细的毛笔快速篆引的情形。
【关键词】篆引;图形构成;符号记事;倒薤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15-0016-02
【作者简介】辛尘,本名胡新群,南京艺术学院(南京,210013)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江苏省教育书法协会副秘书长。
我们讨论书法史,对“篆引”如此重视,当然绝不仅仅是因为在后世的书法笔画形态中仍然可以看到“倒薤”的影子。把“篆引”理解为最原始、最基础的书写方法,或者称它为“原始笔法”,究竟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的三点去思考。
首先,作为曾经的图形轮廓线、结构线,篆引始终积淀着一种图形构成意识。一方面,它必须服从文字造型的需要,也就是说,每个单字笔画的直曲、轻重、粗细、长短诸多因素,都取决于这个字构形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字形的准确是第一位的,笔画书写是从属的、第二位的。另一方面,在篆引形成、运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它本身的形态和质量也受到了高度重视。从殷商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字实物来看,青铜彝器铭文中存在的大量“肥笔”,显然不是毛笔直接书写的效果,而是描画而成的;即使是那些较为均匀的等线体效果的笔画,今天看来实在是很普通的笔画形态,在当时也未必是用原始毛笔能够直接书写出来的,而是需要反复修饰,再经由许多道制作工艺翻铸出来的。这说明,上古先民并不满足于毛笔篆引的直接效果,他们心中有一个笔画的理想形态,通过精心修饰来实现这种理想的笔画。
第二,作为日渐符号化的象形文字的书写方法,篆引又必然具有一种符号记录意识。这就是说,它必须适应文字实用书写的需要,既要清晰、细致、易于辨认,又要快捷便利,努力提高篆引的速度。前面谈论过的篆引的方向性,包括运笔的指向、行笔的一次完成,正是这种符号记录意识所要求的。可见,符号记录意识必将导致篆引的简化、草率化,以及尽可能连贯化。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殷商时期占卜所用的龟甲、牛骨上的刻契文字符号,那时的人就信这些,大事小事都要占卜,甚至一件事要问上四五遍。时隔三四千年,近代以来人们还能找出十五万片,可以想见当初的那些巫师的工作量太大了,刻制甲骨文当然不可能像制作青铜彝器那样精雕细刻慢慢来。所以,尽管甲骨文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修饰了,至少笔画多方折少圆转就是由刻契工艺造成的,但相对而言,甲骨文的书写较草率,刻契较简便,工序较简易,它的笔画形态,可能更接近于当时篆引的直接效果。
从甲骨文可以看出,实用书写中篆引不再使用修饰性、图形性的“肥笔”,它的简化使文字更加趋于符号化,甚至带动了文字符号本身的简化;篆引的草率化,使得甲骨文单字构形不像青铜彝器铭文那样讲究,字形大小、体势正侧乃至行款秩序,都不像金文那么严谨。至于篆引的尽可能连贯化,现在虽然很难在商代遗物中找到实证,但不难想象,那些神秘兮兮的巫师手捏细细的毛笔快速篆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