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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堡的故事》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某连驻扎在江南的一个村子里，那时的军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找军人做伴侣是许多姑娘的愿望。这个连队一个战士被房东姑娘相上了，但粗心的战士对此却浑然不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连队战士们与老百姓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房东姑娘经常抢着洗战士的脏衣服，干了以后又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各人的铺上，房东姑娘一些细微情感的表露在他们眼中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交往，更何况军队还有纪律，军人不许与地方姑娘谈恋爱。
有一天，那个战士发现自已军装口袋里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才感到姑娘对自已的心思，但囿于军队纪律，他没敢吭声。不久，他又相继在自己口袋里发现了第二张、第三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你真好”“你实在好”。战士的心被姑娘打动了，他俩暗暗地相爱了。不料，此事被人发现了，连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不许他再和姑娘有任何来往。不久，部队开往前线，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又返回原来的村庄。姑娘得知心爱的恋人牺牲了，她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那位连长觉得这对情人的死与自己当初的批评有关，非常内疚，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这是战争年代特有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它深深地打动了军旅作家石言的心，石言决定以此为原型写一篇小说。他觉得这个故事过于凄悲，决定给这个故事增添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言的笔下，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它原来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一个名叫柳堡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她家后，与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与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约会的地方又重逢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南京军管会文艺处长赖少其、剧作家沈西蒙以及作家黄宗江看了以后，都感到这个小说是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核计将它改成剧本，并由黄宗江与石言完成这一改编。
在改编过程中，有人提出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这是违反了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其实，在小说发表后，这种批评就已经开始了。上述种种意见使石言和黄宗江对小说的改编陷入困境，好在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周扬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他们。周扬在看了小说后很是欣赏，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立意的不足之处，即单纯描写了军人与地方姑娘的爱情。周扬认为，小说经过改编应该是可以搬上银幕的。他在批示中表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戏中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既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正，那就要成为不正确，不真实的了。”
周扬的指示使黄宗江和石言茅塞顿开，并为作品确立了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但归根结底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是互相结合的构想。于是他们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和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
剧本完成后，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来执导这部影片。
王苹便带领剧组一行来到江苏宝应县柳堡乡拍戏。柳堡原来叫留宝头，后又改名刘坝头，石言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为体现既是战争又是抒情的风格，遂将刘坝头改成了柳堡，因“柳”字多情，“堡”有兵味，况且刘坝头上也都是些大柳树。这一改使剧名有了浓浓的情味兵味，刘坝头在《柳堡的故事》上映后，便改名柳堡。
“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咦唉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风车儿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与演员的含蓄相比，《柳堡的故事》还把另一种美的享受带给了观众，这就是优美景色与悦耳音乐的完美结合。在导演王苹细腻抒情的风格指导下，摄影师曹进云将苏北水乡恬静、优美如画的景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影片开始时江南的小桥流水，绿色的田园、转动的风车，动人的音乐将观众很快带入一个和平、宁静、温馨的环境，预示着一个优美爱情故事的即将发生，而影片适时而响的那首《九九艳阳天》更是将这种妙不可言的美丽推向了极致，从而产生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1958年初，《柳堡的故事》拍摄完成，影片一经公映，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片所到之处，到处都响起了《九九艳阳天》那优美的旋律。尽管《柳堡的故事》以其清新自然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是对这首由高如星创作的《九九艳阳天》争论更为激烈，有人认为这首插曲“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粉红色的爱情幻想”，“迎合了很多青年的不健康情绪”，使人在歌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软绵绵的不够健康的情绪”，“好像是又听到了解放前扬州姑娘卖唱时的那种扭扭捏捏的音乐格调，也想到了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二者在旋律的装饰上很相似”。《北京日报》、《人民音乐》、《大众电影》等各大媒体围绕这场争论也相继刊发《“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很健康的歌曲》《“九九艳阳天”的创作方向值得研究》、《战士喜爱“九九艳阳天”》、《不应该过份推崇“九九艳阳天”》、《这不是一首好的爱情歌曲》、《“九九艳阳天”唱起来不对劲》等多篇文章。李焕之、瞿希贤、李凌、谭冰若等著名音乐家对这首歌则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一首比较成功的爱情歌曲，其情调是委婉动听的，旋律比较优美，并且有令人感到亲切的南方民歌的特色”。罗瑞卿总参谋长也称“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这场争论的结果使得《九九艳阳天》影响更深更广，并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一首爱情歌曲。
周总理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对陶玉玲在影片中扮演的二妹子也很是欣赏。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他在接见陶玉玲时说：“你是在《柳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甜啊！”“演得不错嘛，你还年轻，不要骄傲，好好努力。”听了总理鼓励的话语，陶玉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事实上，尽管陶玉玲在后来演过不少角色，但她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在《柳堡的故事》中饰演的二妹子。直到今天，二妹子的身影还伴随着《九九艳阳天》的优美旋律不时浮现在人们眼前，成为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永远的记忆。 (责编 张静涵)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某连驻扎在江南的一个村子里，那时的军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找军人做伴侣是许多姑娘的愿望。这个连队一个战士被房东姑娘相上了，但粗心的战士对此却浑然不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连队战士们与老百姓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房东姑娘经常抢着洗战士的脏衣服，干了以后又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各人的铺上，房东姑娘一些细微情感的表露在他们眼中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交往，更何况军队还有纪律，军人不许与地方姑娘谈恋爱。
有一天，那个战士发现自已军装口袋里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才感到姑娘对自已的心思，但囿于军队纪律，他没敢吭声。不久，他又相继在自己口袋里发现了第二张、第三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你真好”“你实在好”。战士的心被姑娘打动了，他俩暗暗地相爱了。不料，此事被人发现了，连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不许他再和姑娘有任何来往。不久，部队开往前线，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又返回原来的村庄。姑娘得知心爱的恋人牺牲了，她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那位连长觉得这对情人的死与自己当初的批评有关，非常内疚，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这是战争年代特有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它深深地打动了军旅作家石言的心，石言决定以此为原型写一篇小说。他觉得这个故事过于凄悲，决定给这个故事增添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言的笔下，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它原来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一个名叫柳堡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她家后，与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与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约会的地方又重逢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南京军管会文艺处长赖少其、剧作家沈西蒙以及作家黄宗江看了以后，都感到这个小说是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核计将它改成剧本，并由黄宗江与石言完成这一改编。
在改编过程中，有人提出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这是违反了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其实，在小说发表后，这种批评就已经开始了。上述种种意见使石言和黄宗江对小说的改编陷入困境，好在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周扬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他们。周扬在看了小说后很是欣赏，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立意的不足之处，即单纯描写了军人与地方姑娘的爱情。周扬认为，小说经过改编应该是可以搬上银幕的。他在批示中表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戏中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既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正，那就要成为不正确，不真实的了。”
周扬的指示使黄宗江和石言茅塞顿开，并为作品确立了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但归根结底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是互相结合的构想。于是他们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和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
剧本完成后，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来执导这部影片。
王苹便带领剧组一行来到江苏宝应县柳堡乡拍戏。柳堡原来叫留宝头，后又改名刘坝头，石言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为体现既是战争又是抒情的风格，遂将刘坝头改成了柳堡，因“柳”字多情，“堡”有兵味，况且刘坝头上也都是些大柳树。这一改使剧名有了浓浓的情味兵味，刘坝头在《柳堡的故事》上映后，便改名柳堡。
“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咦唉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风车儿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与演员的含蓄相比，《柳堡的故事》还把另一种美的享受带给了观众，这就是优美景色与悦耳音乐的完美结合。在导演王苹细腻抒情的风格指导下，摄影师曹进云将苏北水乡恬静、优美如画的景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影片开始时江南的小桥流水，绿色的田园、转动的风车，动人的音乐将观众很快带入一个和平、宁静、温馨的环境，预示着一个优美爱情故事的即将发生，而影片适时而响的那首《九九艳阳天》更是将这种妙不可言的美丽推向了极致，从而产生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1958年初，《柳堡的故事》拍摄完成，影片一经公映，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片所到之处，到处都响起了《九九艳阳天》那优美的旋律。尽管《柳堡的故事》以其清新自然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是对这首由高如星创作的《九九艳阳天》争论更为激烈，有人认为这首插曲“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粉红色的爱情幻想”，“迎合了很多青年的不健康情绪”，使人在歌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软绵绵的不够健康的情绪”，“好像是又听到了解放前扬州姑娘卖唱时的那种扭扭捏捏的音乐格调，也想到了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二者在旋律的装饰上很相似”。《北京日报》、《人民音乐》、《大众电影》等各大媒体围绕这场争论也相继刊发《“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很健康的歌曲》《“九九艳阳天”的创作方向值得研究》、《战士喜爱“九九艳阳天”》、《不应该过份推崇“九九艳阳天”》、《这不是一首好的爱情歌曲》、《“九九艳阳天”唱起来不对劲》等多篇文章。李焕之、瞿希贤、李凌、谭冰若等著名音乐家对这首歌则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一首比较成功的爱情歌曲，其情调是委婉动听的，旋律比较优美，并且有令人感到亲切的南方民歌的特色”。罗瑞卿总参谋长也称“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这场争论的结果使得《九九艳阳天》影响更深更广，并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一首爱情歌曲。
周总理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对陶玉玲在影片中扮演的二妹子也很是欣赏。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他在接见陶玉玲时说：“你是在《柳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甜啊！”“演得不错嘛，你还年轻，不要骄傲，好好努力。”听了总理鼓励的话语，陶玉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事实上，尽管陶玉玲在后来演过不少角色，但她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在《柳堡的故事》中饰演的二妹子。直到今天，二妹子的身影还伴随着《九九艳阳天》的优美旋律不时浮现在人们眼前，成为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永远的记忆。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