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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希夷是中国古代初唐时期十分具有特色的诗人，其诗作传世少但多有名篇，表现出一种和当时主流诗风大相径庭的意趣，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对日本“物哀”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从刘希夷的诗作出发，探求“物哀”理论可能在刘希夷诗中出现的蛛丝马迹，为还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一定的基础性研究。
关键词：刘希夷；物哀；《代悲白头翁》
一、研究背景综述
刘希夷，字庭芝（一作字延之）。是初唐时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可惜诗文传世极少，《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刘希夷诗四卷，目前均已不传于世。《全唐诗》中收录了刘希夷35首诗作，加上《全唐诗续拾》及《全唐诗外编》中的补遗，一共有42首诗传承到今天，供研究者一窥刘希夷短暂的一生中对唐诗发展作出的贡献和他诗作中天然哀怨、柔婉华丽的风姿。
初唐时期诗人一般可分为两种流派，一种是受南朝诗风影响较大，以华丽辞藻和精妙结构为追求的宫体诗人，一种是着眼于诗歌风骨气魄，紧扣初唐昂扬时代脉搏的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革新诗人。刘希夷的诗歌二者的特色兼而有之，可谓是初唐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它更加偏向于以恰当的笔触和意向表现自身情绪，与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等人一道，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初唐诗歌的发展。
刘希夷传世诗作中，才起充足的诗歌大都集中在两个领域：从军诗与闺怨诗。刘庭芝的从军诗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格调和建功立业的豪情，“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从军行》）表现了诗人投笔从戎的气概。刘希夷的闺怨诗则表现了诗人难以消遣的悲苦情绪，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意向描绘如孤松、黄昏等衬托出哀怨惆怅的诗境，和宫体诗人用尽词彩华章却表现不出真实感情的尴尬境地形成了鲜明对比。研究刘希夷诗歌中的“物哀”色彩，更多的还是从他的闺怨诗以及抒发人生感慨的诗歌切入。
日本文学中的“物哀”产生于江户时代（1603-1867）的文学理论家本居宣长對《源氏物语》审美色彩的评价，从字面意义来看即“由物象印发的哀伤情绪”。“物哀”这一审美观源自于刘希夷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与日本本土文化中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独特悲观性阐释，以“悲哀”作为对这个世界核心的情感体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物哀”这一理论的产生远远晚于刘希夷创作的时期，但是由于唐朝文化对古代日本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假设“物哀”这一理论的提出受到了刘希夷诗作中表达方式的影响也是完全合理的。
二、刘希夷诗歌中的“物哀”色彩分析
“物哀”这一文学理论的特点在于“物”和“哀”两部分，即选择以合适的物象寄托合适的哀思。中国古代也有“感物”的文学理论，但“感物”的重点在于通过物我结合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使审美主体感受到物我同构或是物我两忘的和谐，凸显的仍旧是中国古典主流的中庸与和谐之美。但是“物哀”则架构于日本文化中物我之间的畸形关系，以大千世界和审美主体在人生中的落差比较产生的“偏差感”作为重要的审美情绪产生诱因。如果说“感物”最终会把审美推向和谐与均衡，而“物哀”则引导着审美主体向悲哀的深渊不可遏制地滑去，最终发现整个世界都是悲剧的化身。在这一点上，“物哀”和叔本华悲剧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初唐诗人意气风发，即使是抒发失意也往往会在最后带上一笔对未来的期许，陈子昂、杨炯等人莫不如此，这也是初唐时期诗歌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之一。而刘希夷的大部分抒发个人情感诗歌并不具有初唐诗歌的这种特征，这大概也导致了他的诗歌“不为世所重”。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中以“宁静爽朗的黄昏”评价刘希夷的诗作。值得注意的是，宁静爽朗可以看作诗在儒家文化中常年浸染下的文字风格，但是诗作描写的确实带有无可挽回悲哀色彩的黄昏。在他的传世之作《代悲白头翁》中，这种色彩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析“物哀”与“情哀”
在世界上，各民族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出现由叙事文学向极度注重情感的文学转化之过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占据了重要地位，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感情地位其实一直处在较为被压抑的阶段，唐朝时期的文化被当时的日本所吸收和接纳，瑰丽的想象与细腻的情思以及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民族本身在多灾多难和社会动荡下培养出的耽于享乐的性格相结合，想象力向着情感不受控制的一面迅速倾斜，由中国儒家文化限制的情感在异国被拔掉了塞子，所以发现感物尽头产生的天然哀愁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也是大多数古代诗人所感受不到的。但是刘希夷却能以细腻的笔触直击哲学思考的最深处，使“物哀”的雏形显现。
这里必须纠正一个大多数文学爱好者对于“物哀”的误区，并不是只要以悲哀作为文学作品主基调的作品都带有“物哀”的色彩，“物哀”作为文学理论的范畴对文学作品有着较为严格的界定，以刘希夷的诗歌为例，其《览镜》一诗同样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坐镜自照，感慨时间的情绪，但这首诗严格来说并不带有“物哀”的色彩，更主要地是表现一种“情哀”，发生哀思的对象是自身而不是外物，其具有的悲剧意识只存在于内敛中，无法触及哲学的高度，这就不足以形成“物哀”。王国维在评价《红楼梦》为中国古代悲剧的时候也认为，悲剧的层面要从人生悲剧、社会悲剧上升到整个宇宙，当这个世界都有了悲悯的色彩，悲剧也就真正产生了。“物哀”意识与之类似，通过“物”所表现出的哀愁应该是针对整个外在世界与内在人生的，透露出一种“无一时不哀，无一事不哀”的意味。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和《孤松篇》通过对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下人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充分体现了“物哀”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哲学迷思。
（二）析《代悲白头翁》 观“物哀”之情
代悲白头翁》一诗以委婉凄凉的笔调道出对人生苦短的感慨，其内容主要描写了洛阳城中少女面对季春时节“花谢花飞花满天”的情景有感而发，在花雨中引发了对人类时间问题的终极思考：“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由一朵花的荣枯得见一世界的兴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所谓物是人非之感，是“物哀”的重要内容，去年今日和今时今日的花或许是同一株，或许开出了一模一样的花朵，但一起看花的人却不在了，即使自己也不是去年的自己，物是人非，莫不如此。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我们说这是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归根结底还是对自身的投射，时间如长河般无尽，而人只是时间中的一叶扁舟，与时间作对比看到的现世短暂、生命无常才是人们对时间思考的真正内涵。 “物哀”的情绪就是在人和伟大事物的对比之中发现了人其实是渺小无力的，面对世界人最本质的情绪仍旧是哀伤，快乐的情绪总是短暂的，唯有哀伤从始至终。人们从世间万物的变化中理解到生命的本质是空虚无意义的，这是从《源氏物语》中提取出来的“物哀”主题，也是初读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就笼罩在读者心头的阴影。
诗人的情思继续延伸，从红颜到白发，由最能体现生命力与美的少女到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半死白头翁，这种强烈的对比能够给人最直观的感受，而“半死白头翁”曾几何时也是“红颜美少年”，他也曾经历过万种繁华，也和心爱之人看过落花。这种对比的精髓之处在于，昔日看落花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了“落花”，“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的惨淡使每个读者唏嘘，最后以凄凉的景象收束全诗，将哀伤的情绪推向极点，似是对时间和世界的一声长长叹息。闻一多评价刘希夷的诗歌有着从恋人到诗人，从诗人再到哲人的转变，从对自身的关照上升到对时间冲刷中自身意义的探寻，面对自然和世界生出无尽的孤寂与悲哀。
（三）析《孤松篇》 观“物哀”之物
所谓“物哀”之情是由“物”阐发出的哀思，所以体现出“物哀”之美的诗歌在对意象的抒写上也有其独特的意味。《孤松篇》以松树为主要意象，侧重表现孤獨寂寞的情绪。托物言志、借物抒情是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手法，从屈原的“香草美人”开始就表现出无尽的幽怨和哀愁。在日本文学，尤其是《源氏物语》中，“物哀”更多的是主人公在尽情享乐，享用珍馐佳肴，品评世间美女之后产生的一种空虚无妄的情绪。由于文化差异，这种享乐主义产生的哀思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生存发展的土壤，日本文学发展中从中国文化中吸取的“物哀”原型多半是诗人自身感于物而产生的某种哀愁，即生活活动中创作者基础到的客观实在物因为某种特征而使创作者产生诗意的灵感，得到某种审美上的启示，将其融入创作之中。
《孤松篇》以松为全诗的主要意象，不同于传统文化中对孤松坚忍不拔高洁品格的赞颂，刘希夷此诗给孤松本身以灵气，凸显孤松之“孤”，孤松之“直”。一棵山中的孤松即使无人理睬也会保持高洁的傲骨，在凄清的山中独守日月风霜，一股冷峭之气直逼读者，“不叹流水，不罹寒暑”的孤松在山中无人能近，夜月之下青山之中，清零的琴音从飘渺的彼方传来，这世界似乎在快速的寒暑变换中静止永恒，又似乎在月夜清霜中悄然流过了千年。刘庭芝写松，但是却不直接写松，通过环境的悲凉衬托出物象，反而使得物象所代表的情绪更加深刻，读者体会到了寒松的孤独与高傲，也便体会到了诗人暗流下的一抹悲凉，这是尘世间千千万万的生命悲剧之一，也因作者的细致描写成为了心灵的真实写照。
前文已经说过，“物哀”是面对伟大事物产生对比的时候人们由于感叹万事万物的不移和自身如此脆弱强烈对比产生的情绪，《代悲白头翁》中体现了时间的对比，而《孤松篇》中则更多地通过对冷清天地的描写表现了人在面对空间尺度上世间万物时表现出对自身孤寂的叹息，尼采说“崇高就是超越人任何的感官尺度”，人在面对这种崇高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悲怆之情。但是与经过日本本土发展“物哀”不同的是，《孤松篇》通过对孤寂和悲哀的描写表现了诗人理想和现实之间激烈的碰撞和无法打破壁障的叹息。由此可见，“物哀”写物，本质的出发点还是人，这是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改变的。
三、结语
“物哀”作为一种外来文学理念，并不适合照搬到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进行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对这一文学理论表现出来的共通精神内核进行对照研究和影响研究。刘希夷的诗歌包含了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物哀”感情，它和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必然有所差别，可是其物象描写和情感抒发其中有着一部分共通的人类心理图式结构，这不仅为研究整个东亚文化传播影响提供了新的方向，也证明了刘希夷诗歌作为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闪光之处。
参考文献：
[1]许总.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的新指向[J].江汉论坛，1994，12：68-72+59.
[2]周萍萍.追寻“物哀”——对日本文学传统理念的解读[J].理论界，2007，01：134-135.
[3]李巧玲.论刘希夷诗歌的悲剧意识[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05：57-58.
关键词：刘希夷；物哀；《代悲白头翁》
一、研究背景综述
刘希夷，字庭芝（一作字延之）。是初唐时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可惜诗文传世极少，《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刘希夷诗四卷，目前均已不传于世。《全唐诗》中收录了刘希夷35首诗作，加上《全唐诗续拾》及《全唐诗外编》中的补遗，一共有42首诗传承到今天，供研究者一窥刘希夷短暂的一生中对唐诗发展作出的贡献和他诗作中天然哀怨、柔婉华丽的风姿。
初唐时期诗人一般可分为两种流派，一种是受南朝诗风影响较大，以华丽辞藻和精妙结构为追求的宫体诗人，一种是着眼于诗歌风骨气魄，紧扣初唐昂扬时代脉搏的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革新诗人。刘希夷的诗歌二者的特色兼而有之，可谓是初唐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它更加偏向于以恰当的笔触和意向表现自身情绪，与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等人一道，以不同的方式促进了初唐诗歌的发展。
刘希夷传世诗作中，才起充足的诗歌大都集中在两个领域：从军诗与闺怨诗。刘庭芝的从军诗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格调和建功立业的豪情，“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从军行》）表现了诗人投笔从戎的气概。刘希夷的闺怨诗则表现了诗人难以消遣的悲苦情绪，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意向描绘如孤松、黄昏等衬托出哀怨惆怅的诗境，和宫体诗人用尽词彩华章却表现不出真实感情的尴尬境地形成了鲜明对比。研究刘希夷诗歌中的“物哀”色彩，更多的还是从他的闺怨诗以及抒发人生感慨的诗歌切入。
日本文学中的“物哀”产生于江户时代（1603-1867）的文学理论家本居宣长對《源氏物语》审美色彩的评价，从字面意义来看即“由物象印发的哀伤情绪”。“物哀”这一审美观源自于刘希夷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与日本本土文化中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独特悲观性阐释，以“悲哀”作为对这个世界核心的情感体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物哀”这一理论的产生远远晚于刘希夷创作的时期，但是由于唐朝文化对古代日本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假设“物哀”这一理论的提出受到了刘希夷诗作中表达方式的影响也是完全合理的。
二、刘希夷诗歌中的“物哀”色彩分析
“物哀”这一文学理论的特点在于“物”和“哀”两部分，即选择以合适的物象寄托合适的哀思。中国古代也有“感物”的文学理论，但“感物”的重点在于通过物我结合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使审美主体感受到物我同构或是物我两忘的和谐，凸显的仍旧是中国古典主流的中庸与和谐之美。但是“物哀”则架构于日本文化中物我之间的畸形关系，以大千世界和审美主体在人生中的落差比较产生的“偏差感”作为重要的审美情绪产生诱因。如果说“感物”最终会把审美推向和谐与均衡，而“物哀”则引导着审美主体向悲哀的深渊不可遏制地滑去，最终发现整个世界都是悲剧的化身。在这一点上，“物哀”和叔本华悲剧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初唐诗人意气风发，即使是抒发失意也往往会在最后带上一笔对未来的期许，陈子昂、杨炯等人莫不如此，这也是初唐时期诗歌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之一。而刘希夷的大部分抒发个人情感诗歌并不具有初唐诗歌的这种特征，这大概也导致了他的诗歌“不为世所重”。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中以“宁静爽朗的黄昏”评价刘希夷的诗作。值得注意的是，宁静爽朗可以看作诗在儒家文化中常年浸染下的文字风格，但是诗作描写的确实带有无可挽回悲哀色彩的黄昏。在他的传世之作《代悲白头翁》中，这种色彩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析“物哀”与“情哀”
在世界上，各民族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出现由叙事文学向极度注重情感的文学转化之过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占据了重要地位，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感情地位其实一直处在较为被压抑的阶段，唐朝时期的文化被当时的日本所吸收和接纳，瑰丽的想象与细腻的情思以及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民族本身在多灾多难和社会动荡下培养出的耽于享乐的性格相结合，想象力向着情感不受控制的一面迅速倾斜，由中国儒家文化限制的情感在异国被拔掉了塞子，所以发现感物尽头产生的天然哀愁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也是大多数古代诗人所感受不到的。但是刘希夷却能以细腻的笔触直击哲学思考的最深处，使“物哀”的雏形显现。
这里必须纠正一个大多数文学爱好者对于“物哀”的误区，并不是只要以悲哀作为文学作品主基调的作品都带有“物哀”的色彩，“物哀”作为文学理论的范畴对文学作品有着较为严格的界定，以刘希夷的诗歌为例，其《览镜》一诗同样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坐镜自照，感慨时间的情绪，但这首诗严格来说并不带有“物哀”的色彩，更主要地是表现一种“情哀”，发生哀思的对象是自身而不是外物，其具有的悲剧意识只存在于内敛中，无法触及哲学的高度，这就不足以形成“物哀”。王国维在评价《红楼梦》为中国古代悲剧的时候也认为，悲剧的层面要从人生悲剧、社会悲剧上升到整个宇宙，当这个世界都有了悲悯的色彩，悲剧也就真正产生了。“物哀”意识与之类似，通过“物”所表现出的哀愁应该是针对整个外在世界与内在人生的，透露出一种“无一时不哀，无一事不哀”的意味。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和《孤松篇》通过对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下人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充分体现了“物哀”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哲学迷思。
（二）析《代悲白头翁》 观“物哀”之情
代悲白头翁》一诗以委婉凄凉的笔调道出对人生苦短的感慨，其内容主要描写了洛阳城中少女面对季春时节“花谢花飞花满天”的情景有感而发，在花雨中引发了对人类时间问题的终极思考：“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由一朵花的荣枯得见一世界的兴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所谓物是人非之感，是“物哀”的重要内容，去年今日和今时今日的花或许是同一株，或许开出了一模一样的花朵，但一起看花的人却不在了，即使自己也不是去年的自己，物是人非，莫不如此。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我们说这是对时间问题的思考，归根结底还是对自身的投射，时间如长河般无尽，而人只是时间中的一叶扁舟，与时间作对比看到的现世短暂、生命无常才是人们对时间思考的真正内涵。 “物哀”的情绪就是在人和伟大事物的对比之中发现了人其实是渺小无力的，面对世界人最本质的情绪仍旧是哀伤，快乐的情绪总是短暂的，唯有哀伤从始至终。人们从世间万物的变化中理解到生命的本质是空虚无意义的，这是从《源氏物语》中提取出来的“物哀”主题，也是初读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就笼罩在读者心头的阴影。
诗人的情思继续延伸，从红颜到白发，由最能体现生命力与美的少女到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半死白头翁，这种强烈的对比能够给人最直观的感受，而“半死白头翁”曾几何时也是“红颜美少年”，他也曾经历过万种繁华，也和心爱之人看过落花。这种对比的精髓之处在于，昔日看落花的人现在已经成为了“落花”，“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的惨淡使每个读者唏嘘，最后以凄凉的景象收束全诗，将哀伤的情绪推向极点，似是对时间和世界的一声长长叹息。闻一多评价刘希夷的诗歌有着从恋人到诗人，从诗人再到哲人的转变，从对自身的关照上升到对时间冲刷中自身意义的探寻，面对自然和世界生出无尽的孤寂与悲哀。
（三）析《孤松篇》 观“物哀”之物
所谓“物哀”之情是由“物”阐发出的哀思，所以体现出“物哀”之美的诗歌在对意象的抒写上也有其独特的意味。《孤松篇》以松树为主要意象，侧重表现孤獨寂寞的情绪。托物言志、借物抒情是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手法，从屈原的“香草美人”开始就表现出无尽的幽怨和哀愁。在日本文学，尤其是《源氏物语》中，“物哀”更多的是主人公在尽情享乐，享用珍馐佳肴，品评世间美女之后产生的一种空虚无妄的情绪。由于文化差异，这种享乐主义产生的哀思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生存发展的土壤，日本文学发展中从中国文化中吸取的“物哀”原型多半是诗人自身感于物而产生的某种哀愁，即生活活动中创作者基础到的客观实在物因为某种特征而使创作者产生诗意的灵感，得到某种审美上的启示，将其融入创作之中。
《孤松篇》以松为全诗的主要意象，不同于传统文化中对孤松坚忍不拔高洁品格的赞颂，刘希夷此诗给孤松本身以灵气，凸显孤松之“孤”，孤松之“直”。一棵山中的孤松即使无人理睬也会保持高洁的傲骨，在凄清的山中独守日月风霜，一股冷峭之气直逼读者，“不叹流水，不罹寒暑”的孤松在山中无人能近，夜月之下青山之中，清零的琴音从飘渺的彼方传来，这世界似乎在快速的寒暑变换中静止永恒，又似乎在月夜清霜中悄然流过了千年。刘庭芝写松，但是却不直接写松，通过环境的悲凉衬托出物象，反而使得物象所代表的情绪更加深刻，读者体会到了寒松的孤独与高傲，也便体会到了诗人暗流下的一抹悲凉，这是尘世间千千万万的生命悲剧之一，也因作者的细致描写成为了心灵的真实写照。
前文已经说过，“物哀”是面对伟大事物产生对比的时候人们由于感叹万事万物的不移和自身如此脆弱强烈对比产生的情绪，《代悲白头翁》中体现了时间的对比，而《孤松篇》中则更多地通过对冷清天地的描写表现了人在面对空间尺度上世间万物时表现出对自身孤寂的叹息，尼采说“崇高就是超越人任何的感官尺度”，人在面对这种崇高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悲怆之情。但是与经过日本本土发展“物哀”不同的是，《孤松篇》通过对孤寂和悲哀的描写表现了诗人理想和现实之间激烈的碰撞和无法打破壁障的叹息。由此可见，“物哀”写物，本质的出发点还是人，这是任何文学作品都无法改变的。
三、结语
“物哀”作为一种外来文学理念，并不适合照搬到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进行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对这一文学理论表现出来的共通精神内核进行对照研究和影响研究。刘希夷的诗歌包含了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物哀”感情，它和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必然有所差别，可是其物象描写和情感抒发其中有着一部分共通的人类心理图式结构，这不仅为研究整个东亚文化传播影响提供了新的方向，也证明了刘希夷诗歌作为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闪光之处。
参考文献：
[1]许总.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的新指向[J].江汉论坛，1994，12：68-72+59.
[2]周萍萍.追寻“物哀”——对日本文学传统理念的解读[J].理论界，2007，01：134-135.
[3]李巧玲.论刘希夷诗歌的悲剧意识[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05：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