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丁文江的一生，正如最喜欢的句子一样，只是拼命的工作。1936年1月5日，49岁的丁文江因为煤气中毒后不治，于湖南长沙考察地貌中，结束了他光芒无限的一生。
　　丁文江的身上，恰到好处的集合了专门科学家、科学事业的组织者和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等多重角色。丁文江精于科学、长于办事，不仅表现在他在我国早年科学事业的组织、管理方面，还表现在他后来的多姿多彩的传奇经历中：他做过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约5年、孙传芳治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约8个月、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在以上经历中丁文江都做出过影响深远的实绩。
　　胡适先生在《丁文江的传记》写道：“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丁文江天资聪颖，少年有名，十六岁远渡日本求学，后辗转英国，先进入了剑桥大学，尔后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丁文江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毕业。
　　1911年5月，丁文江回到祖国云南，在云南高等学堂监督的叶瀚先生的帮助下开始了他初次的中国内地考察。从昆明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省境，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从贵阳经过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镇远。一路前行，过常德、长沙到汉口，经过上海回家。此次的行程，丁文江舍弃便捷的水道，带着许多书籍和仪器，专挑云贵艰难的山路，边走边测量。勘正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上“一条贯穿了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的两百多处错误”，表现出了无畏的毅力、勇气和观察力。
　　民国二年，丁文江于北京任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并着力筹办中国地质调查所，彼时中国缺乏地质人才，但丁文江不为所囿。他利用了北京大学停办地质门的机会，把北京大学地质门原有的图书标本借过来，由工商部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称为地质研究所，聘请原北京大学的德国教授梭尔格帮办，之后邀请了比利时留学回来的翁文灏做了研究所主任教授，丁文江则自己教古生物学，开创了中国人教授古生物学的先河。地质研究所民国三年开办，民国五年毕业，毕业生即在地质调查所担任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成绩好的则送到国外深造。培养了中国地质界的许多杰出人才。翁文灝先生回忆了地质研究所时代的丁文江的教学法：“他（在君）竭力主张注重实地观察。他以为平常习惯由一个教授带领许多学生在一学期内做一次或两次旅行，教授匆忙的走，学生不识不知的跟，如此做法决不能造成真正地质人才。他以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分成小组，自成工作。教授的责任尤在指出应解决的问题，与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的结果。他不但如此主张，而且以身作则，有很多次率领学生认真工作。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
　　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不辞劳苦，而且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他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
　　1913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一同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很有收获。首先，他给“太行山”下了个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则应叫“燕山”。其次，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做大河之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这就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再次，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之结论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人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并写了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1914年至1915年，丁文江单身作了西南地质矿产调查。黄汲清先生在《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的工作》一文中记述了这一次独力调查的路线及重要性：“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民国二至三年云南之行。他从安南入云南，当即赴个旧看锡矿。随至昆明，复北行考查经富民、禄劝、元谋，过金沙江，至四川之会理。由会理折而东南行，再渡金沙江，入云南东川府属考查铜矿。复由东川东行入贵州威宁县，又折而南，经云南之宣威、曲靖、陆良，而返昆明。
　　综其云南四川之行，除研究东川会理之铜矿，个旧之锡矿，宣威一带之煤矿外，曾做有路线地质图，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曾特别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经地质研究所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国人Depart的错误，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为后来调查之基。”
　　1918年，丁文江在陕西、河南省交界附近的三门峡发现第四系下部一个好剖面，最上为黄土；中为砾石层；下为砂层；最底为泥砂层，其中含双壳动物化石，经美国古生物学家W.H.多尔（Dall）鉴定，其时代为早更新世。丁文江同时又在山西河津县北里村发现差不多相同时代的地层剖面，上为黄土，下为砂层，在砂层之顶部产象化石。他把这些成果交瑞典地质学家J.G.安特生（Andersson）汇总研究，后来，安特生于1923年發表了《中国北方之新生界》这一专著，其中全面引述、介绍了丁文江的研究结论。自此，丁文江就被中国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
　　1928年，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到西南进行地质调查，丁文江任总指挥这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地质调查旅行。这次调查历时之长（约1年）、项目之多样（涉及地质、古生物、矿产、地理、人种等学科）以及成就之辉煌，前所未有。丁文江最崇敬的精神导师徐霞客“为探险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他，一生中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奔波劳碌，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准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典范，不愧为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大师。
　　（编辑/高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