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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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中世纪的西欧哲学又被称为经院哲学,它是9至15世纪产生于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以及基督教会学院的一种基督教哲学。作为基督教哲学,经院哲学是罗马帝国时期教父学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本质上就是神学。经院哲学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的、烦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它的理论都是关于基督教的论证。“经院哲学是为教会服务的,因为它承认、论证和捍卫教会的原则。”那么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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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成为神学中的科目”。中世纪的西欧哲学又被称为经院哲学,它是9至15世纪产生于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以及基督教会学院的一种基督教哲学。作为基督教哲学,经院哲学是罗马帝国时期教父学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本质上就是神学。经院哲学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的、烦琐的辩证方法论证基督教信仰,它的理论都是关于基督教的论证。“经院哲学是为教会服务的,因为它承认、论证和捍卫教会的原则。”那么这种服务于教会的经院哲学对欧洲的天主教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其他文献
<正> 显然马克思不是一位伦理学家,他对作为伦理核心的正义问题并没有系统性的论述和阐发.他不谈正义则已,一旦提到正义这一概念时,总离不开嘲讽(Spott) 或批判(Kritik).那么马克思何以对正义和权利有关的理论加以坚拒排斥呢? 主要的原因是他视这类问题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他要摧陷廓清的对象.这些问题也牵涉着资产阶级的理念和制度,其虚伪性和欺瞒性正是马克思企图揭示暴露的.更何况他对日耳曼传统的法律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深感不满,有彻底厘清批判的必要. 尽管马克思不曾详尽阐述正义及其
<正> 《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刊载了刘再复与林岗合写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阿Q模式"》一文(以下简称《模式》),现选择其中的若干论点略加分析. 一、关于《老子》《模式》的基本内容,是论述老庄哲学、佛教哲学与阿Q思想的关系.该文对《老子》一书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作过如下的解释:
<正> 物自身学说是康德批判哲学中最为重要、最为难解因而最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之一,而且它又直接关系到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基本难题,而这个难题直到今天也很难说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研究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就具有双重的困难,即一方面是它本来意义的难解,另一方面是从哲学的根本问题着眼分析它的意义的不易.但是,这同时提示了研究这个问题具有与此对应的双重意义.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分析康德理论哲学范围内物自身的一般意义,提出新的分类观点,然后进一步讨论对象两重性的问题,以求得对于康德本意的正确领会. 物自身是
<正> 1. 中日股票投资的相同性中日股份经济萌芽的时间基本相同:清代前期,中国曾有"人身股"、"垫本合股"的形式出现;而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曾出现以"大元方"为形式的"家庭财产股份",它们以财产"合资经营"的形式使祖传遗产得以继承.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西方经济思想对其的渗透,尤其是在明治六年间(1873年),一些具有股份公司特征的银行、铁路、贸易公司不断涌现;而中国的洋务运动(1863年左右开始),使外国的股份银行、股票交
<正> 由我校袁方教授主编的《我国生育率下降趋势和问题》论文集已经出版.这是由我校社会学系《人口问题》研究组牵头承担的"六五"时期国家社会科研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承担这项研究工作的有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二十余名人口学者.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学习和借鉴国外人口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充分运用已有人口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关生育率变动的背景、条件、相关因素、地区差异等问题的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本课题的研究准备了重要前提.论
<正> 半个世纪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文坛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讲话》所开创的新文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文艺,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经过长期奋斗所赢得的人民当家作主时代的新文艺,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艺。在《讲话》的感召下,中国进步作家创造了许多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五四”以来那种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作风洗刷殆尽,文艺成了人民手中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的号角和武器。由于《讲话》提出了文艺为
<正> 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构成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这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文艺家在同人民群众的结合中转变立场、转变思想感情、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问题;一是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问题。自“五四”以来,尽管一些进步的文艺家多次讨论“民众文学”和文艺大众化问题,“到民间去”、“到群众中去”的呼声连绵不绝,但由于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主观方面的种种原因,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
<正>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有着二千多公里共同边界、山水相依的近邻,两国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近代又都先后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两国又几乎同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国后又同步进行经济和政权建设。然而,两国走的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建立的是根本不同的制度。为了使世人全面了解印度政治制度及其与中国政治制度的区别,本文试图就印度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形成的原因以及这一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等方面作一粗浅的介绍与探讨。
<正> 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前言中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这句话明确宣告了我们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在人权问题上的认同。另一方面白皮书又郑重指出:“但是,人权状况的发展受到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巨大差异,因此对人权的认识往往并不一致。”我以为这个说法是很实事求是讲道理的。它有力地揭露了西方某些人权鼓噪者的狂妄态度的错误。就中西人权观的差异和对立而言,我想概
<正> 对于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的形成,向来存在着不同看法;对于近年来剪刀差的状况、趋势以及消除途径,更是众说纷纭,歧见甚多。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认为,近年来,在工农产品交换的比价变化中,农产品价格重新陷入谷底,工农产品交换的比价变化使国民经济的部门比较利益更为严重地背离农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持续地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剪刀差是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而形成,其消除途径也只能是提高农产品价格,改变工农产品比价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似有偏颇之处。下文试对此详细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