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到教育行业的过分行政化,常听到的便是大学过分行政化。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基础教育又何尝不是呢?
　　如,现在各校流行的检查教师的教案——其实,对于新教师,第一次接触课文,备课、写教案有作用,单如两、三个循环之后,课本教材有没有变化,写教案就没有必要,很多时候纯粹是没事干找事干——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三天两头的检查——还有检查学生的作业,并规定、通报各科任教师精批细改的次数,用以评比教师“敬业”的名次,也是纯粹的没事找事干,还评出什么优案之类。建筑工人用图纸,并不是自己设计的,农民种田,也不写种田案;司机开车仍然不写开车案。教师的教案,本是对记忆力较差的同事用的一种私人笔记,但现在却公而开之检查起来了——也已很久了。再说平优质课,以评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优劣。这本身也很荒唐,但也早已习非成是了——上课对于教师,就像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司机开车、警察抓小偷、法官判犯人一样,是各自的正常工作,但现在早已评优起来了,于是我有时就想,农民也可以种一天的优质田工人也可以做一天的优质工,司机开一天的优质车,警察抓一个优劣小偷,法官判一个优质的犯人(如陈水扁),——于是,对于人类所存在的一切工作和工作过程和活动,都可以盖以优质二字——如,巴一泡优质屎,撒一泡优质尿,超生一个优质孩子等等!
　　——而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现在教师这个职业本身在社会上就不优质(连国家教育部长周济院士也因不优质而前早被免职),而内部只得评出一些优质课来找心理平衡而自我安慰,从而也自欺欺人。因为,结果优质并不一定非要过程也优质,有时相互之间还相反!即过程越被认为优质,结果反而越优劣。
　　门外汉“专家”朱清时,在200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高校评估该停了”》一文中说:“有一些老教授和中年学术带头人,欲称‘大教授’,是学校敦请来给本科生讲课的,我们能像对待中小学教师那样要他们第堂得写教案吗?”——只要在中小学第一线工作够十年的教师(对于音、美、体专业的同行,顶多一、两年就足够了),都非常清楚这个话门外汉,想当然到了何种可笑的无知的程度。——更不论不在教育行业的门门外外汉了!
　　——我见到这样的话,第一反应是:《南方周末》怎么也登这样的话,第二反应是:作为一个专家、院士,怎么说话这么外行和霸道!难道现在中小学教师全部都是三流以外的人,就没有一个能达到地课程熟练到不写教案的程度,——连续在第一线上过十年左右的音、体、美专职教师,也猴子搬包谷,旋搬旋丢,记不住一首歌曲,画不出一张素描,不写教案就不会上一节学生打篮球的体育课——包括本身是篮球一、二级运动员同时又是一、好级裁判员的专业教师。
　　——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朱院士专业的狭隘和见识的短浅,以及想像力的差劲,他想像不到有些中小学教师对教材的熟练这到了完全可以不写教案,他所上学时的给他上过课的中小学教师全部都照着教案教的一些教书匠,——也包括音、美、体课程。
　　——更显示了以大院士的身份对中小学教师及其职业的嘲笑与蔑视。
　　即便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等学科,也即便是新教材新教师,在期中或期末考试前有学生的自主复发课;还有一个阶段的专门作业课等——如语文课的作文课,不写教案更是常识也是常态,还是轮不到“每堂得写都案”的情形!——也即便是现在的高三当进入复习阶段(有的地方是一个学期,更多的地方则是一整年了)时,课堂上会部是套题,学生做一、两节课,然后教师讲一、两节课,仍然不写教案还是常识也是常态,也还是轮不到“每堂得写教案”的情形!
　　——也即便其他年级,在中期、期末考试后,教师讲解试卷,有时一科得一堂课,有时一科得两堂课,不写教案也是常识也更是常态,也仍然还是轮不到“每堂得写教案”的情形!——大学教师对较高层次的知识能达到的熟练程度,中小学教师对较中、低层次的知识也能达到相同或更加过之的熟练程度。《庖丁解牛》尤肯游刃有余,——虽然从末就没写过解牛案。难道自己一直就学过来又经过多年专业训练的中小学教师们,对内容和形式又没有变化的中、小学教材,在反复了几个循环之后,反而倒越加生疏?明明检查教案是行政人员的门外汉侵权行为,亦即行政权力越位侵犯学术自由权力。牛院士不直说,却弯弯绕绕,硬把中小学教师扯进去顶杠,说事,打比方,不知是何居心!
　　早年接受过深厚的国学教育而成年后富于创造性的牛院士,把《论语》上的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最起码的一点点儿做人要领,竟出乎凡夫俗子意料地忘得干干净净!亦即“形”,“意”俱忘。
　　——教育界的院士尤且如此!!!——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及强势上层嫁祸于弱势下层——亦即嫁祸于人的国人劣根性在此表现得洒淳尽致。
　　——现在,从事一线工作一、二十年甚至以上的人,对基础教育有切身而实际的深刻认识,而一些门外汉想当然,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制定一些门外汉规则,弄得基础教育全体教师几乎个个灰头土脸而似乎又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