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夜之间，澧水河边的湘西小县城被阵阵“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嘿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的歌声所荡漾。街头上，校园里，到处是扭秧歌的居民和学生。澧水中学的学生开始排练歌剧《刘胡兰》和《赤叶河》，一派革命气氛和热气腾腾……大姐和杨老师仍然是澧水中学的历史和语文老师。不久，杨老师还成为学校的副校长。康康和我分别是初中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了。
　　人们在喜庆之余，许多人在谈论杨老师和大姐两人应该趁新中国的喜庆结合成为一家人，他们两人很般配。
　　又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天，杨老师终于对大姐吐露心声：“礼，我是学古典文学的，不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不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世说新语》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礼，我们该是‘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了罢。”
　　大姐对杨老师说：“我是学历史的，也背了几首古诗。《国语》曰：‘婚姻，祸福之阶也’。《三国志》曰：‘婚姻者，祸福之机’。《诗经》还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我们在一起这样多年，应该冲破藩篱，成为同林鸟了。但直到现在，我始终有些后怕，不知道婚姻最终意味着什么。”
　　杨老师说：“礼，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冲破藩篱，只要结了婚，什么事都没有了。”
　　大姐说：“我答应你，等放了暑假，我们就结婚。”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暑假？”杨老师说。
　　大姐说：“听说马上要动员进行知识分子改造学习了，要把个人的历史、社会关系做交待，我需要做准备，等学习完了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
　　杨老师说：“好，我们一言为定。”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果然，几天后，波澜壮阔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开展，澧水河边的小县城也不例外。某一天，在县城街头贴出了一张处决若干名反革命分子的通告，在每一个被处决的人名字前打一个大红钩。许多人看了拍手叫好，有的人看了默默离去。在学校里，大姐首当其冲地被列入审查对象。杨老师被列入怀疑对象。县委派了专人负责对大姐进行谈话。
　　“伍老师，这次运动要纯洁内部，你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县委派来的干部说：“一是你父亲去了台湾，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女儿和幺儿带去，是什么动机？你父亲在大陆时有哪些作恶事实？二是你自己的丈夫上官业修是国民党反动少将军官，1938年他到底去了哪里？是否长期潜伏在共产党内部？以上问题，你必须老实交待。”
　　大姐如五雷轰顶，她怎么可能一下子回答得出这些问题？这条条都是上纲上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她全身顿时冒出阵阵冷汗来。
　　接着，县委同时要杨宁明老师揭发大姐的问题，要他与大姐划清思想政治界限。同时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他父亲是大地主，他在读大学时参加过三青团。
　　杨宁明哪里能接受这些要求？他与县委据理力争，他说伍法礼是完全无辜的，她的丈夫已与她失去联系十一年了，她丈夫是去抗日前线失踪的，不能随便扣上反动军官的大帽子。她父亲去了台湾，她没有去，难道不对吗？至于自己的问题，他不否认曾参加过三青团，但是集体加入。他和伍法礼是正常恋爱，为什么要和她划清界限？他要求组织给自己一个清白。
　　杨宁明的要求，被县委当做是反攻倒算，为反动军官鸣冤叫屈，坚持反动立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和反击。县委立即作出撤销杨宁明副校长和教师的资格，组织师生对他进行批判，并限制他的行动自由。
　　政治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大姐和杨老师的谈婚论嫁就此拦腰截断。
　　三个月之后，县委对大姐的审查结论是：本人没有重大历史问题，但社会关系复杂，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官僚，畏罪去了台湾，解放后没有发现双方有联系，原配丈夫上官业修十一年前在抗日前线失踪，到目前没有发现更多问题，不再追究。本人可继续留用为教师。而县委对杨的结论是：参加过反动党团，坚持反动地主立场，恶毒攻击党的政治运动，为反动军官鸣冤叫屈，经研究，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杨宁明送去劳动教养的头一天晚上，他和大姐两人悄悄来到澧水河边，两人抱头痛哭了一阵。
　　杨老师说：
　　“我们就要得到的幸福被政治夺走了。一位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人们常常感到自己只是為了他人的需要而生存，不能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意愿使自己成为自己……。”杨宁明接着小声说：
　　“礼，我是学历史的，我正在拟一篇檄文，它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他也可能使我身败名裂。”
　　大姐说：“你这是什么话，你不必和什么人唱反调。你的什么檄文？何必惹祸上身？”
　　杨老师说：“我必须说出自己的观点。礼，十一年前，你已经被日本人夺走了一次幸福，我希望你不应该被我夺走你的第二次幸福，希望我们不是历史的误会。但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除非我的观点被彻底打倒。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以澧水河为证，希望只是暂时的分别，往后，不管怎么困难，也要坚持，光明一定会在幸福的那头等待我们。”
　　眼前，大姐真恨不得跳入澧水河中，生活为什么要如此这般折磨自己，只恨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在改天换地的革命大潮中，自己的性格决定了不能逆潮流而动，而只能随波逐流。他们两人在这种凄风苦雨中分别……
　　杨宁明老师就这样走了，被送去劳动教养去了。后来听说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大姐把女儿康康和我叫到身边。
　　大姐说：“你们一个是我的女儿，一个是我的弟弟，而我现在的处境你们都看到了，我无力再供你们读书，要么都回到乡下当农民，要么去当工人。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说：“姐姐，父母亲去了台湾，成了新中国的敌人，现在是新社会了，我已经开始长大了，我要求进步，我也要和你划清界限，我的姐夫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究竟去了哪里，是一个反动军官，还是一个特务？你不能供我读书了，我就去当工人。” 　　大姐看完女儿的信，哭了一个晚上。
　　我看完大姐的来信，也悄悄躲到一边大哭了一场。多年积压在心中又不能向任何人表白的对父母亲的思念之情猛然迸发出来，父子分别十六载，不通音讯，也不能通音讯，要是通了，那就是万劫不复，现在突然知道了父亲母亲还在人世，还在思念自己的儿女，还有比这更宝贵的亲情相通吗？但仍然只能暗藏在心中。再就是，也是突然知道姐姐又要结婚成家结束孤独的生活了，心中的喜悦自不必说，我只有遥祝姐姐幸福美满，获得第二次青春。什么都不会太迟，美好在昨天，也在明天，重要的是今天的勇敢面对与跨越。大姐终于在孤独近三十年之后，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
　　七
　　四个月之后的一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千千万万人们的命运，包括大姐和鄭安凡在内。
　　我接到大姐的来信。信的全文是：
　　“亲爱的同弟：世事真是变化得使人应接不暇，变化得太快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刚降临，我就被卷进到风暴的中心。同弟，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你的安凡姐夫，三天前跳进湘江自杀了。五天前，他被红卫兵造反派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娶国民党反动军官老婆当老婆’，游街示众，还被罚跪殴打。晚上回到家，喘着粗气对我说，礼，真是奇耻大辱呀，我只是一个教书匠，拿我游街示众，这是革的什么革命，我不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礼，我对不起你，我们的命相克，我们的婚姻也相克，我们为什么要结婚？说完，冲出家门，向湘江边飞奔而去……我们第二天早上在江边打捞上他的遗体……。”
　　大姐在几乎整个文革期间，嘴里就念叨着一句话：‘国民党反动军官老婆’，常常喜笑无常，直到十年后，组织上再一次给她落实政策，回到讲台。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是悬念：第一任夫君上官业修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一位领导对她说：伍老师，我们希望这个悬念不会始终是悬念，应该把这个悬念解开。
　　大姐沉默了好久，突然说：“革命导师恩格斯说：‘历史大约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女神，她驾着胜利之车，碾过成堆的尸骨，不仅战时如此。’上官业修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我无话可说，我相信历史会对他做出结论。”
　　三年后的秋天，我们的二哥法岳全家从美国回国和大姐母女、我们一家，还有重庆的二姐一家，湖南的大哥一家在北京团聚。二哥告诉我们，父亲在台湾已经中风两年，整天念叨：我的儿，我的女在哪里？一个月之前，已经不省人事，母亲整天悲苦陪伴父亲在床边。
　　当众多亲人在北京团聚之时，发生了戏剧性而且是喜剧性的一幕。大家在友谊宾馆看到从湖南远道而來的大姐母女身边，还有一位满头白发，勾腰驼背，十分苍老的老头。大家正在纳闷时，大姐爽朗地向大家介绍这位老人说：“各位亲人，和我在一起的是我的同乡杨宁明老师，也是我的同学，也是……。”大姐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杨宁明老师就是当年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的那个杨老师，后来又加判了五年，两个月前才获得自由。希望大家都能接纳他。”大姐说完，在场的亲人先是凝视着杨宁明老师好久，然后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时，康康突然说：“各位长辈和亲人，不瞒大家，我妈妈和杨老师是真正的患难之交，杨老师受了二十年苦，现在身体虚弱，妈妈决心要和杨老师生活在一起。”
　　康康说完，大家先是一惊，接着又热烈鼓起掌来。
　　这天晚上，二哥要大姐母女和我到他的房间里去。二哥从一个文件夹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有些泛黄的文件纸，递给大姐说：
　　“姐姐、康康、同弟，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份历史档案文件，是国民政府当年给予姐夫上官业修的抗日英烈褒奖令。是否可以给你们留作纪念。”
　　大姐接过弟弟递过来的文件纸，飞快地看了一遍褒奖令，这纸褒奖令就是文章开始提到的那份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真正仔细看到的那份褒奖令。此刻，大姐脑子嗡的一声，几乎不相信眼前的褒奖文书，心中急速‘蹦蹦蹦’地甚至慌乱地跳起来。我们都接过去看了褒奖令。
　　端大姐看完褒奖令，急忙把它还给弟弟说：“弟弟，你赶快把这件文书收起来，而且不要告诉任何人，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我不能再提起他，更不能涉及他，希望也不要涉及我，这些年，他对我的精神伤害真是太大了，我现在的处境，我，我知道，我知道了……。”
　　二哥没想到这一纸文书竟会给姐姐带来这样的情绪反应。他猛地意识到什么，忙说：“姐姐，我绝没有别的意思，这纸褒奖令，应该说是还原了一个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我现在把它暂时保管，希望等待来日回到姐姐手中。”二哥停了停，又说：
　　“姐姐，我这次能够在分别三十年后回到祖国，和亲人团聚，说明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虽然台湾和大陆之间还没有来往，但两岸的老百姓血脉相通，盼望亲人团聚，我相信这一天会很快到来。”二哥说到这里，又从一个文件夹中，拿出一本牛皮纸线装笔记本说：“姐姐、弟弟，我这里还有一本父亲五十年代在台湾写的日记，日记中有许多是爹爹用眼泪写成的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他翻开用书签隔开的一页，递给大姐。
　　大姐眼前是父亲用毛笔蝇头小楷书写的亲笔日记：
　　“民国五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日前忽由香港聪叔转来礼女、同儿手书各一件，真是悲喜交集，此乃与儿女断绝音讯十六年后的首次知晓他们的音讯，一时不禁老泪纵横，旬日来心神犹自庆慰不已。忆及那年在湘江边上他们不愿离开我们而又不得不回故乡那种依恋悵默之情态，不觉泪滴衣襟，并喜得小照一张，至慰思念之情矣！真是祖宗默佑，彼此得知确息，诚感意外之福，惟有鼓舞兴致，益励进修，以未来之造就，更足臻吾家史垂上之佳绩，不禁心中更欣悦，更喝彩，呵呵！”
　　另一篇
　　“民国六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今日为予八十初度，日前众友拟发起为予祝寿与馈贻，予顿感惶惑，先后电谢退却。时光流逝，至今来台二十六载，骨肉离散团圆仍是遥遥无期，‘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晚餐仅以寿面增兴而已。
　　当大姐母女和我还有二姐和大哥看完父亲的日记时，竟抱成一团嚎啕大哭起来。
　　大姐看完父亲的日记，也赶快退还给弟弟，说：“弟弟，你赶快带走，我也不能告诉任何人看过日记……。”
　　二哥有点口呆目瞪，感到怅然。
　　大姐母女、姐弟和我们在北京欢聚了整整十天。二哥祝福姐姐和杨宁明老师苦尽甘来，获得幸福，白头偕老。
　　这天，大家游玩了八达岭长城后回到宾馆，杨老师对大姐说，他从监狱里出来刚刚一个月，觉得一身无力，感到疲劳，有时感到胸痛，他怀疑自己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第二天，我和大姐陪杨老师到北京医院挂了专家号，又拍片，最后，胸科主任下的结论是晚期肺癌。大姐得到这一消息，像掉进了冰窟窿的感觉，她一时觉得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全身立即瘫软了下来，连路都跨不出一步了。而杨老师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却是异常地坦然。他对大姐说：
　　“什么苦难我都经过了，生与死对我来说已不重要，现在我最需要的是爱与被爱，当年我们在澧水河边分别时的情景我一直藏在心底，我曾经被人爱过，我也从心底爱过一次，一句话，爱过你，我觉得这就够了，在我死之前，我们好好享受爱的甜蜜吧，这就是我的对人生，也是对世界的表白。”杨老师说完，眼神刚毅，但双眼已被泪水充盈。他慢慢走到端大姐面前，突然抱住她，战战巍巍地说：“礼，明天，我们就回到澧水河边，以澧水为证，结为连理，以讲台为家，享受新的生活，每天上完课以后，我们一起上街买菜，回家和康康一起做饭，做我们喜欢吃的菜，我记得你最喜欢吃醡辣椒，我喜欢吃回锅肉，我们一起做，边吃边谈天说地，一起去看电影……。”
　　大姐默默地点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