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扎根于课堂的语文老师，一直诟病于自己的课堂难有创新，也一直深知语文教学的痼疾在于缺失了“人”的教育。今日翻阅福建师大潘新和教授的《语文：表现与存在》，豁然发现这本书恰似暗夜中的明灯，指明了语文教学的方向和途径。书中潘教授针对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人提出的以“生活、阅读本位”的“实用吸收”型的“应需性”语文教育思想和教学范式。提出了“语文教育学要由‘外部’转化为‘内部’或‘内外同致’，以‘言语生命’作为语文教育的核心概念，建立‘言语生命动力学’语文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读到此处，我一直在想，一个敢于向语文教育界三大权威人物提出质疑，一个敢于在新时期语文思想界标新立异的人，到底有怎样的底气和才氣。
　　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敢于批判
　　“著书立说，自成一家”是最能体现文人价值的方式，现在的语文教育界思想众多，门派林立，固然有以语文教改为己任的思想大家，但更多的则是借语文教改之名，剑走偏锋的投机者。面对所谓的专家权威提出的思想，年轻的语文老师到底该怎么办。潘新和老师用他的方式和语言告诉我们，要敢于批判。书中，他首先充分认可了在建国初期的语文教育是为社会和人的生存服务为主，因而立足于实用主义的语文的“应需属性”便自然成为主流，这是时代所需；但是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也更加注重“人的情感和价值”即“人文属性”，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语文教育还不知变革，不顺应时代的发展，那么势必是作茧自缚。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语文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认为人本主义在语文教育中体现为人的生命的血脉相连，便显得愈发与时俱进了。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敬畏权威却又不盲从权威，敢于质疑和批判”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不吝是当今语文教改的洪流中的一弘清泉，使我们行走在语文的路上而不失本心。
　　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善于批判
　　《语文：表现与存在》中记载了潘先生对作家刘白羽的散文《日出》提出了批判，认为 “文字是比较粗糙的”，并对全文的很多地方提出了语言商榷与修改的意见。试问，在他之前有谁能为之？又有谁敢为之？我想，潘先生之所以敢为之，恐怕不仅仅是他敢于批判的勇气，更多的还是在此基础上的善于批判的“底气”，而这“底气”便是他扎实的文学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深邃的文学思想。诚然，我辈岂敢与潘先生并提，但在教学与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地积淀这样的批判思维的“底气”又有何不可呢？于是我的课堂开始有了更多的声音：《氓》既是女性婚姻悲剧的控诉，更是女权精神的宣言；《离骚》中的“家国意识与个性意识”的冲突；《雷雨》中“人性本善恶”的新颖观点等等。这样的课堂上激发的是师生的批判思维，彰显的是师生的人文精神，收获的是师生双方“人性”的真实感受。这样的课堂，这样的语文教学自然是“最具生命意识的课堂”和“最美的语文”。
　　三、“鸟三顾而后飞，人三思而慎行”——慎于批判
　　《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中潘先生的批判随处可见：对魏书生的知识树法、六步课堂教学法也提出了批判，直指其实质是应试教育的异化而已；批判钱梦龙先生的导读法是：“设计好了语言陷阱，按部就班，请君入瓮，我导你读，我怎么导你就怎么读。表面上看是很民主、很平等，显然，这种对话是不对等、不平等的。”潘教授并说“钱先生的‘揣摩法’就是作者崇拜、文本崇拜的产物，发明这样的教法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从钱先生的‘揣摩法’可以看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文化的封闭性与保守性。”
　　读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潘先生在批判先贤的同时，似乎忽略了自己也是被批判的对象。借用潘先生的批判精神来审视此书，不难发现其中确也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诚如前文其对钱先生的“导读法”的批判，我倒觉得与其说“导读法”是设计了“语言陷阱”，不如说是“玩味语言”的思维之花，正像是教师种下一颗思维的种子，学生通过自己动脑，使其绽放飘香，何尝不是“生本与人文”的体现呢？这让我联系到自己在教授《氓》一文时，提出了一个语言品析的范例：咥其笑矣——我追问了四个问题：一是“咥”什么？二是谁“咥”？三是为什么“咥”？四是“咥”在当时正常吗？学生从文到理，不仅读透了语言，更悟透了思想。这样的导读，难道不值得提倡和推广吗？
　　因此，善于批判并非随意批判，鲁迅先生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告诫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是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唯有慎于批判，才能在繁乱的语文思想和教改中大浪淘沙，砥砺前行。
　　作者通联：浙江临海市大田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