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山水记游诗的情趣和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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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苏轼的山水记游诗风格独特,情趣与理趣并存,想象飞驰,奇趣横生,意境灵动,高超的艺术技巧与深沉的人生感喟及深刻的哲理思考相融合,体现了诗人在山水审美的同时对山水自然的升华和超越。
  关键词:苏轼 山水记游诗 情趣 理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苏轼是一个喜欢亲近自然的人。一生当中,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曾沉醉于杭州的西湖,驰骋于密州的猎场,悟禅于庐山的古寺,放歌于黄州的赤壁,也曾足履惠州瘴疠之地,身陷儋州蛮荒之乡。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处境如何艰难,他都以如椽之笔用诗歌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在苏轼现存约四千首诗歌中,山水记游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诗歌多为苏轼辗转各地做地方官尤其是官贬黄州、惠州、瞻州时登山临水、游目骋怀之作。苏轼以其非凡的经历、非凡的性格以及其融儒、释、道于一身的非凡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山水记游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苏轼的山水记游诗风格独特,情趣与理趣并存,既洋溢着一个诗人的浪漫情怀,又凝聚了一个哲人的理性思考,呈现出与以往山水记游诗截然不同的风貌,代表了宋代山水记游诗的最高水平。
  
  一 绘景——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
  
  苏轼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正如他的诗句所言“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行遍天下意未阑”(《赠惠山僧惠表》),他一生喜爱登山临水,探奇访胜。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妙景奇观,还是荒丘土岭,都能成为他抒发内心情感的载体,并给人以美的享受。苏轼在他的散文《超然台记》中坦言:“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糟啜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 糟啜
  可醉,果蔬草木可饱,而不必“怪奇伟丽”,平常事物亦可纳入审美体验,引发美感观照,这正是苏轼的与众不同之处。因此李卓吾评苏轼诗曰:“苏长公片言只字与金石同声,虽千古未见其比,则以其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作寻常语,不步人脚跟耳。”
  苏轼在放任杭州通判以及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之时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记游诗,这些作品在苏诗中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作于熙宁五年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就是其中名篇之一: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轼曾先后两次在杭州做官,虽然两次都因在政治上受到排挤来到杭州,内心难免失意和不满,但他对杭州的风景和人民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慰藉。对于景色优美的西湖,他更是深爱不已,并曾写诗说“湖上四时看不足,唯有人生飘若桴”(《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其一)。《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写于其在杭州通判任上之时。这首诗极其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在望湖楼上所见西湖夏天阵雨前后的奇特景象,写出了大自然倏忽间的风云突变,也使我们具体地感受到夏天阵雨前后西湖的独特气象和魅力。
  同样,苏轼在贬谪惠、儋期间,也创作了不少山水记游诗。这些诗歌描绘了岭南及海岛旖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山水田园景色以及梦幻传奇的名胜古迹,因而显现出更为新奇的面貌。如《浴日亭》: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
  坐看 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
  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
  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绍圣初年,苏轼在被贬岭南途中,在广州停留,慕名拜祭南海神。他登上浴日亭,惊叹眼前海天壮阔、天地浩茫的景色,便情不自禁写下了这首诗。苏轼后来在北归途中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他将自己晚年贬谪岭海的经历视为“游”,并且是“冠平生”之“游”。这既体现了苏轼在经过人生历练后的乐观豁达,也表达了他对岭海旖旎多姿、奇伟瑰丽的自然风光的赞赏。
  苏轼曾说:“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又说:“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正是各地的山川景物、自然风光给予苏轼无限的创作灵感,陪伴他度过了漫长的贬谪岁月,开阔了诗人的胸襟,抚慰了谪人的伤痛。在苏轼的笔下,无论是长江夜色、钱塘潮头,还是江南雷雨、西湖胜景,都一并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抒情——以旷达的胸襟感受自然
  
  诗人创作山水诗,也是自己心灵与山水进行的一次交流和对话,尽管每个人对自然山水的态度不同,但并不妨碍诗人在自然山水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苏轼主张“万物皆可观”、“物我同一”,他对前人的超越,正在于他不局限于客体的描绘,而是在描绘客体的基础上努力表现丰富多姿、变化万千的内心世界,借山水安顿心灵,借山水表明心迹,以此来表现人与自然的融合。他所创造的,既是艺术境界也是精神家园。苏轼的山水记游诗有的抒写自己对人生的感慨,有的表达乐观旷达的胸襟。如贬谪黄州时期写作的《东坡》: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一块寻常的山坡,一段凹凸不平的山路,在诗人的笔下,显得如此宁静而恬美。遭遇“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挫,是大自然给予了诗人最好的抚慰。这首诗很好地抒发了苏轼贬谪时乐享自然的散淡情怀。类似的作品还有苏轼贬至惠州时写作的《游博罗香积寺》: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
  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
  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
  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
  麦吐芒,谷分秧,平凡的农作物被苏轼誉为“二美”。没有夸饰,没有矫情,有的是诗人的质朴和真淳,是诗人心胸的乐观与洒脱,完全看不到一个失意文人的失落与颓废。
  再如写于贬南途中的《慈湖夹阻风》: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 岩。
  诗人把狭隘曲折、暗礁四伏的水路,同现实人生道路的险恶联系在一起,深刻认识到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可能一帆风顺,随时可能遇到暗礁险滩。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吟咏山水的心态是平和的,他善于通过自然风物调节生活中和自己内心的种种矛盾。在自然中寻觅生活,在山水中宣泄情感,游览之地、贬谪之所都能成为他调和人生矛盾的最好媒介。大自然的山川草木、四时轮回以及朝云暮雨、晨晖夕阴的变化和他内心的情感悸动早已和谐地融为一体了。
  
  三 明理——以深沉的思考诠释自然
  
  苏轼既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山水记游诗也常常揭示宇宙、人生、社会的哲理,有时还揭示其本人观察事物之妙理,蕴含丰富的“理趣”,这与宋代诗坛理学兴盛、以议论为诗的风气当然不无关系。譬如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即以精妙隽永的理趣著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前两句是从诗人观察庐山景象的不同角度,写出庐山所呈现出的各种不同的姿态,寥寥两语,信笔自如,即把庐山的雄奇多姿勾勒出来。但此诗的重点并不在此,而体现在后两句的议论之中,后两句是对前面形象描绘的一种理性的升华与发挥。这首诗在引导我们认识、欣赏庐山感受她那丰富深邃、难以穷究的大自然之美的同时,还给予我们更深更广的人生哲理启示:一个人的视野如果只局限于狭小范围,没有从各个角度,统观全局,缺乏高瞻远瞩的胸怀和眼光,就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探索到它的奥秘。这首诗苏轼通过对庐山的客观景物描写表达自己内心的体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他“不是停留在工艺美术的境界,而是要上升到表现思想的境界”,可谓一语中的。
  再如另一首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 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短短的二十八字可谓占尽西湖风光,那“水光潋滟”、“山色空 ”的描写,概括了西湖“春晴秋雨、月夕风晨”的整体美景特色。但西湖美景的描绘并不是作者唯一目的,它同时被诗人当作说理的跳板。读完整首诗之后,似乎有一个意在言外的深刻哲理在启动着读者的心扉:它说明西湖同西子(西施)一样,共同具有天然美的姿质,不需要借助外物粉饰,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气候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自己的多姿多彩的自然之美。这首诗开头两句着重表现西湖的秀美,极其生动地写出了西湖的情韵和风貌,后两句的议论则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开头两句十分精彩的描绘,我们也难以体会到后两句比喻的妙处。因此,苏轼诗歌的理趣总是与景有机结合,这都植根于诗人对客观事物的独特感受和独特的发现之中。
  如此可见,苏轼在记亭台、摹山水、写游兴的同时,往往驰骋想象,因物发端,即事明理,提出有关宇宙、人生、社会的诸种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推演出醒迷警世的论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四 悟禅——以深湛的智慧超越自然
  
  北宋熙宁以后,士大夫参禅之风甚盛。苏轼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身,佛禅作为苏轼对社会人生思考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已经内化为其独特文化性格与审美趣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时候,苏轼的写景之作不是单纯地描摹山水,简单地状景写物,而是在自然景物中加入自己的感悟,寓含着较为丰富的佛理禅趣。较有代表性的诗作如《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
  这首诗是苏轼第二次途经渑池,当年的老僧己经圆寂,僧舍壁上的题字亦已烂坏,由此产生了人生飘忽不定的感慨。“空中鸟迹”,是佛经里常用的意象,比喻空无虚幻或缥缈难久;“雪泥鸿爪”以飞鸿喻人,折射出人生行踪不定,无法预知的深刻哲理。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云:“此《东坡集》律诗第一首也。……‘鸿泥’之喻,真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动情,世不可率尔读之。”
  再如《瀑布亭》: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庐山烟雨景色变化多端,浙江海潮同样千变万化,以无分别念观之,两者都是天下绝妙胜景。但是在作者看来,对此两处美景,并不必执著于亲临观赏。“未到”便怀诸多“恨”,这是心生执着妄念。因为“到得”观了之后,就会知道原来不过如此。以观景来喻世事人生,其理亦然。比如仕途,比如财道,莫不如此,未到之时千般恨,到得方知万相空。
  苏轼通判杭州时,吉祥寺的一名僧人新建一阁,请苏轼为阁取名,苏轼名之“观空阁”,并写下了一首富有禅理的诗《吉祥寺僧求阁名》:
  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那得似花红。
  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
  “宴坐”,出自《维摩经》“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也就是说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心理状态。佛教认为“空即色,色即空”,苏轼以佛语直接入诗,以电、风的稍纵即逝比喻人生荣辱富贵的虚幻缥缈,既符合僧人的身份,也是他自己思想深处的感悟。
  苏轼修习佛教重在哲理思辩。他从来不囿于一宗一典,而是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将禅宗的理论精髓融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细节、人生的每一声轻微叹息之中。苏轼山水记游诗中的佛禅意趣并不等同于纯粹的佛理,而是苏轼生命的感悟,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与哲学,虽然并不高深莫测,却又无处不使人感到一种深邃与睿智。
  从以上分析看出,苏轼的山水记游诗或绘景,或抒情,或明理,或悟禅,想象飞驰,奇趣横生,意境灵动,层出不穷,高超的艺术技巧与深沉的人生感喟及深沉的哲理思考相融合,体现了诗人在山水审美的同时对山水自然的升华和超越。
  
  参考文献:
  [1] 梁银林:《论苏轼的旷达与宋代文人的理性人生态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 韩丽霞:《超然心态与苏轼黄州文学创作》,《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 杨胜宽:《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4] 李钟振:《论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5月第19卷第2期。
  
  作者简介:王彦颖,女,1966—,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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