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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开高健是日本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文学思想是同二战及战后的日本社会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处女作《恐慌》所包含的思想既有对战争的反思,又有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否定和超越。它体现了经历过战争的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由向往的思想。
  关键词:开高健 《恐慌》 象征 战争 反思 人生 自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开高健是日本战后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他出生于二战期间,一生经历了二战、战后初期及战后重建这三个充满动荡激变的历史阶段。他不仅亲眼目睹了战争带来的恐怖,也亲身经历了日本从战后初期的一片废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大国的全过程。正因为如此,其文学作品既有对战争的反思,又有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否定和超越。其思想代表了遭受战争磨难的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体现了作者对于新的人生价值观的追求和生命意义的探索。在本文中,笔者将从开高健的处女作《恐慌》一文入手,对其早期文学思想做一侧面剖析。迄今为止,已经有多位文学评论家对该文本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但多数论述因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其论述角度多侧重从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方面。本文将着重从个体“自我意识”的角度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恐慌》中所包含的文学思想进行解读。
  
  二
  
   《恐慌》发表于1957年。当时的日本社会同二战后初期相比,整体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政治气氛,经济上也处于“高速增长期”(1955年—197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也在1955年就已经超过了二战前最好水平,这标志着当时的日本已经走出了战争的阴霾。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为了尽快摆脱战后一片废墟的状况,提出了“重建战后社会”口号。整个日本国民在这一口号的号召下,掀起了一股“重建战后日本”的热潮,举国上下处于一种向“钱”看的狂热状态。日本政府在1956发表的《经济白皮书》中宣称:“日本已经不属于战后阶段”。这意味着“重建战后社会”这一全民族的共同目标宣告完成。经济上的成功使得日本国民开始重拾自信,大众民族主义思想开始抬头,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渴望恢复日本传统秩序,复辟战前价值观念的新思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本民众对于二战带来的痛苦记忆以及对战争反省意识也逐渐淡薄。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于1955年通过“六全协”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路线。这标志着日本共产党抛弃了过激路线,开始了新的政党方向。对于一直信仰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民主的人们来说,“六全协”意味着他们梦想的破灭和挫折的开始。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怀抱理想抱负的年轻人该何去何从?想要采取行动,却又不知该从何处突破。这种时代的变革既激发了“生命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的新的感受和领悟、新的期待和追求,也引发“生命意义”的个体自我意识的新的困惑与迷茫、新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当时人们个人意识还没有凌驾于集体意识之上,但是个人意识已经开始在日本扎根发芽,甚至已经出现了与社会集体意识相对立的现象。日本普通民众思想上的这种蜕变吸引了开高健的目光,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用虚构的手法创作了《恐慌》这部作品。通过这部作品,作者从文学角度探索了隐藏在安定社会气氛背后的个人生存意识的变化,批判了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作品中也蕴含着日本知识分子对二战中普通民众战争责任问题的思考。
  《恐慌》开篇描写的是一个到处散发着臭味的动物饲养室。就连饲养室的水泥地面和墙壁上散发出热乎乎的恶臭味,令人窒息。这反映的是当时笼罩着日本社会的一种沉闷的气氛。由于经济上的成功,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一切向“钱”看的气氛。在这种气氛的笼罩下,全体国民都沉浸在一种经济神话的梦想中,刚刚从战前道德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个人”又心甘情愿地被重新编入到经济建设的巨大机构中。作者在此以象征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当时笼罩着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气氛。
  这种氛围是一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华丽外衣包裹下的人们内心极度空虚所面临的生存意识的“危机”,是一种不同于“重建战后社会”的、人们心灵所面临的一种新的危机。作者接着又以饲养室的动物为例,道出了作者对个体生存意识的担忧。面对做出一副媚态各种摇尾乞怜的狐狸,小说中课长所说的一句“这里的动物习惯得可真彻底啊!”足以表明当时人们所面临的生存意识危机。动物为了获取食物而向人类献媚求食,摇尾乞怜,对人类为之打造的樊笼视而不见,失去反抗,因而也就丧失了动物的本性。作者以动物的表现来折射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正在因习惯于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而心甘情愿地编入经济建设的大潮中,逐渐丧失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这正是作者当时所目睹的日本社会普通百姓真实的生存现状。这种状态使人失去“生命的自由”,导致一切毫无生气,窒息人类真实的生存能力。“习惯”也就意味着被支配,被支配意味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意识的丧失。这些最终会导致社会从内部逐步腐烂,最终走向灭亡。因此,如何保持个体的生存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而接下来对于一只与众不同的黄鼠狼的描写则凸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与其它笼养在饲养室里的动物不同,这只黄鼠狼刚刚被捉到这里,还没有适应饲养室的环境。因此它的一举一动就显得格外显眼。动物的本性在其身上显现得一览无余。只因听到人的脚步声就躲藏起来不肯露面。无奈之下,饲养员只好将事先准备好的老鼠放入笼中并关掉电灯(黄鼠狼属于夜行性动物)来引诱其出来。黄鼠狼这才现身,在黑暗中以极快的速度咬死了被饲养员投入笼中的老鼠。小说主人公俊介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因为俊介从黄鼠狼身上看到了个体生命特征的存在和爆发。当俊介离开饲养室,面对自己所生存的现实环境时,他突然感到“一种日常熟悉的,令人疲倦的轻微的尸臭味又扑面而来”。这里俊介的感觉不单纯是生理上的反应,而是其对社会的认知。这种认知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的认识、感受与体验。它揭示了一种压抑的社会氛围。这种社会氛围在肉体上折磨人,精神上摧残人,处处散发出腐烂的气息。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个人的自我选择显得无能为力、无济于事。所有的人因受既定秩序的支配而行尸走肉般地活着,个体生命最终在这种被支配的状态下消耗殆尽。
  作者开篇以象征的手法阐述了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接着笔锋一转,对俊介生活的现实环境——某地方县厅展开描写。地方县厅是俊介工作的地方,也是作品中矛盾冲突的发生地点。涉及到的主要人物有三个:俊介的上司课长,局长以及研究课课长。除俊介外,小说中的其他次要人物都没有被冠以姓名,只以其在县厅中的职位出现。这样的安排自有其深刻的含义。因为在俊介眼中,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个简单的“符号”而已,这些符号是被偶然聚集到县厅这一生存环境之中。在这个被官僚秩序所支配的工作环境中,每个人都成了中规中矩,遵守日常生活秩序的生存者。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工作状态,也不愿意改变现存的生存秩序,更无力控制自己的生活。特别是课长作为典型代表,每天的工作就是按按戳儿,“恪尽职守地、忠实地传达上司的命令”。其本人既是现存社会秩序的被支配者,又是现存社会秩序的忠实维护者。因此他不允许任何人有不合规矩的举动,更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常规,打破现有秩序。当得知俊介越过自己直接向局长提交了预防鼠灾的企划书时,课长训斥其为“凭空做事,爱出风头”。就连他身边的同事也出于嫉妒心理,将俊介视为异己分子,疏远排挤他。正是这样一种环境,构成了一个以课长为代表,行动完全受制于现存秩序,并视维护既存秩序为己任的巨大的官僚集体。这个巨大的官僚体系支配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人们毫无自由可言。在这种强大的官僚集体面前,个人毫无自由可言,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与这种庞大官僚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俊介,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个体。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满足现状”的人。他厌恶墨守成规者,对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心存蔑视。他越权提交预防鼠灾计划书这一事件本身就可视为其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的反抗和挑战。在俊介对课长的主观感觉描写中更能看出其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在他的眼中,课长是一个“连手和脖子都散发着酸臭味的人”。这里的课长并不是单纯指课长本人,而是以课长为典型代表的巨大的、腐败的官僚集体。俊介对于课长的主观感觉可以看作是其对人生的一种清醒认识,是对官僚社会的一种否定和批判。而俊介预防鼠灾计划书被拒事件也表明个人自我选择的努力在强大社会现实面前有时非但无济于事,甚至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事与愿违。俊介的行为不但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而且还招致了同事的嫉妒。他们害怕俊介取得成功超过自己,因此对俊介的行为进行百般嘲讽并排挤他。同事们的行为在客观上成了扼杀个人对生命意义追求的帮凶。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恰恰正是由于个体自我意识的错位和缺失所导致的人们对既存秩序和行为规则的习惯和盲从。鼠灾的爆发看似天灾,实则为个体自我意识的错位和缺失所引发的人祸。鼠灾的爆发更是将这种个体自我意识错位下的社会弊端显现得一览无余。
  
  三
  
  如果县厅采纳了俊介治鼠建议书,提前采取对策的话,鼠灾的爆发本来是可以完全避免的。表面上县厅僵化的官僚体制是造成鼠灾爆发的直接原因。但县厅其他同事采取的漠视甚至嘲笑的态度则是导致鼠灾爆发不可忽视的原因。如果大家集体联合起来支持俊介,由下到上集体陈书请愿的话,也许鼠灾的爆发就可以完全避免。而小说中俊介的同事不但没有采取支持的态度,反而竭尽能事对俊介进行冷嘲热讽,并将其视为异己排除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圈之外。俊介同事的态度表面看似与鼠灾的发生无直接关系,但是客观上却成为鼠灾爆发的帮凶和制造者,成为现存秩序的忠实维护者。从这里我们恍然看到了二战中日本普通民众的身影。虽然战争是由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发起的,但是普通民众所采取的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是拥护的态度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集体的盲从和失语的态度,无疑直接、间接地成了军国主义的帮凶。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作者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考,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二战争中普通民众对战争缺乏反思意识的一种批判。
  鼠灾如俊介预期那样如期爆发,像潮水般凶猛而来,席卷了整个城市。因为俊介是预测鼠灾爆发“第一人”,所以其理所当然地被委以治鼠任务。他明知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战胜鼠灾,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在别人眼中“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俊介形象地称治鼠为“与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作斗争”。这清楚地表明治鼠的过程不但复杂艰辛,而且无异于以卵击石,几乎无胜算可言。尽管如此,俊介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治鼠任务。对于俊介的这一行为,就连善良的研究课长也大惑不解,当面问俊介为什么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面对研究课长善意的提问,俊介含糊地回答说“是为了摆脱无聊的生活”。这句看似含糊的回答却包含了深刻的含义,在县厅这一环境中,人们每天的生活都是按时上班,然后按部就班的工作,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再去娱乐。这种日常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重复着。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失,生活平庸且暗淡无光。这种生活令人变得麻木,窒息了个人生命的激情,令人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因此,对于俊介接受治鼠任务不能简单地用世俗的得失来加以衡量和判断。九头蛇在希腊的神话中是恶的象征。因此,治鼠任务对于俊介来说是不仅仅是对个人生命意义的追求,也是人类反抗一切恶势力不屈精神的象征。
  我还是不明白啊,说你不抵抗吧,你还不是。说你是个积极分子吧,你还什么都谋划着。这点我还是真弄不明白。有时做事含糊其辞,但有时做事又很干脆。我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研究课长在这里是一位善良的、普通民众的代表。他已经习惯了风平浪静的生活,更习惯用世俗的带有功利的眼光来审视身边的一切。不仅是研究课长本人,连同其周围的下属,同事们也都是依照这简单的方式机械的生存着。习惯使他们丧失了自我意志,被一种看不见的惯性力量稀里糊涂地牵着走。在俊介看来,对于日常生活秩序的顺从意味着沉沦,因为它无需选择,会令人丧失责任感。而俊介所要做的恰是要摆脱和根除这种支配个人生活的惯性力量。因为这种惯性力量会使整个社会变得死气沉沉,会使多样化的个体生命变为一种单一的动物复制。这些都令俊介感到了生命激情的逐步消逝。面对庞大的官僚机器,俊介也常常感到个体生命的弱小和一种无能为力的疲惫感。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屈服和放弃抵抗。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实现生命价值,超越自我,重新找回生命的尊严。
  鼠灾的形势日益严重,而俊介所采取的对策却收效甚微。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在这种气氛之下,流言四起,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也荡然无存。最初人们只是把鼠灾看成是一起偶然事件,而当鼠灾四处肆虐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时,人们才猛然惊醒,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突然被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地。人们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恐慌,在彼此的眼中寻找可信赖的答案却一无所获。人们忽然感受到一种被“流放”的状态。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正是源于个人自我意识缺失,长期行尸走肉的生活严重地窒息了人的自我思考和自我判断能力。鼠灾使整个城市陷入了死亡的恐惧中,整个城市只剩下了痛苦和焦虑。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生存方式。死亡已经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成为了所有人共同关心的事情。同时,鼠灾也令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端暴露无疑。它强迫人们去思考,唤醒人们的良知。这里的鼠灾显然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是现实世界恶的代表,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军国主义为以及官僚集团的象征。面对鼠疫,人们该何去何从?俊介与鼠灾的斗争向我们道出了人生的意义和行动准则。面对恶,人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反抗,与之抗争。正像鼠灾所象征的那样,这个世界的恶就像老鼠一样无处不在。我们应该首先敢于承认它、直视它的存在,继而反抗它,抵抗它。在这种反抗和抵抗的过程中去体验生命的意义和幸福感。小说中在夜深人静的夜晚透过墙壁不断传来的要求革命的声音,正是唤醒民众反抗意识的象征。
  
  四
  
  在《恐慌》这部作品的选材上,开高健别具匠心地选择了一起重大而又特殊的事件——鼠灾。正如作者在《页之背后》中所说的那样“老鼠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群体,是一个生动的集团自我”。如果将其上升到象征高度的话,那么老鼠集团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类集体。一只只老鼠就是我们人类个体的缩影。”但是,即便是一只胆小而又敏感的老鼠,如果一旦被编入一种受惯性力量支配的集团中,那么它的性质就会完全改变。单个的老鼠如果卷入到鼠群中,它便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集体的惯性力量所同化。最终会因受到集体惯性的驱使而丧失其正常的味觉和嗅觉,直至本能的完全丧失,甚至对“死亡的气息”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如文中结尾处所交代的结局,鼠灾最终在成群的老鼠集体跳河自杀中宣告结束。二战中的日本民众由于盲目的信奉所谓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民族主义精神而被卷入残酷的战争漩涡之中。整个日本国民经历了一个如老鼠般疯狂的时代,300多万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者一手操办的侵略战争中白白地牺牲掉了性命。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固然有少数的头脑清醒者,反战人士。但是占绝大多数的却是高喊着为天皇效忠的口号,盲目赴死的民众。这绝大多数的民众就像作品中描写的老鼠一样,“一只老鼠一时冲动,开始狂奔起来,最终带动了整个鼠群。”战争的主要责任固然该由发起战争的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来承担。但是普通国民的加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背后深刻的思想根源是普通民众自我意识的缺乏和反抗意识的淡薄。
  鼠灾引发的后果是惨重的:一万町的人工林被毁,带来了高达六亿日元的经济损失,有的儿童被老鼠咬死,房屋被毁坏。这使得人们联想起了中世纪的黑暗,将矛头指向了政府。政客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考虑对策以掩盖政治上的腐败。面对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老鼠的集体跳水自杀,俊介感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新鲜的无力感”。为了摆脱令人窒息的生活,追寻个人生命的价值,俊介同鼠灾做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而老鼠的集体跳水自杀则意味着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尝试和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以徒劳告终。面对这种巨大的、惯性的自然力量,俊介深感个人的渺小和无力。老鼠的集体跳水自杀既是对日本民众被卷入二战并最终以付出惨重代价的暗示,同时也是对受“重建战后社会”目标所支配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作者担心受这种惯性支配的盲目行动会成为另外一种徒劳。日本从战争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不再盲目地信奉所谓的民族主义。这里包含了日本民众对于个人自我生存意识的觉醒。这样的开端当然是好的,然而战后的社会现实却令人深感担忧。整个日本国民完全沉浸在“玫瑰色国民生产总值的神话”之中,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恢复日本传统秩序,复辟战前明治时代价值观念的风潮。作者为此深感忧虑,担心刚刚觉醒的个体生存意识又会被这种社会风潮所淹没。正如作者在最后写到的那样,老鼠的跳水自杀并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死亡。它们只是进入了潜伏期而已。一旦条件具备它们还会再次发生。作者通过老鼠警告人们:鼠疫——“恶”不会死亡,也不会永远消失。战争虽已结束,但是军国主义势力尚存。这种恶的东西会永远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战前的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已经转变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人们切不可被暂时的经济发展冲昏了头脑,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要让恶的东西有机可乘,要与一切形式的恶做坚决的斗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要靠每个人在实实在在人类社会中去思考,去选择,去斗争。正如在小说最后俊介所说的那样:“人最终还是只能回归到人类社会”。虽然与鼠灾的斗争最终以徒劳告终,但是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以新的斗士形象出现的俊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个自由的向往者,也是人类不屈精神的象征。
  
  注:本文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06FC06。
  
  参考文献:
  [1] [日]小笠原克、吉田永宏 :《野间宏·开高健 鉴赏现代日本文学[24]》,角川书店,1982年。
  [2] [日]菊田均:《战后作家论》,高文堂出版社,1993年。
  [3] [日]《新潮现代日本文学[54]》,新潮社,1980年。
  [4] [日]高桥英夫:《现代作家论》,讲谈社,昭和54年(1979年)。
  [5] [日]松原新一等:《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作者简介:胡建军,男,1974—,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开高健文学及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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