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上翁同(龠禾)说帖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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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世凯与戊戌变法的关系,世人多谓其“投机钻营”。我曾经认为:“长期以来,不少论者由袁世凯后来的表现,推论其早期与康梁等人的交往,往往谓其伪装维新,将其参加强学会等活动,称之为投机行为,虚假地赞成变法,其实这种评价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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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作《史记·殷本纪》,其材料来源主要是《世本》,其次为《尚书》、《左传》诸书。殷商早期的社会习俗,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母系氏族特征,而与西周后的父系宗法礼制社会风貌殊异。郭沫若《卜辞通纂·世系》指出:“殷世于先妣特祭,兄终弟及之制,犹保存母系时代之孑遗。”而司马迁《殷本纪》所依据的《世本》一书,据陈梦家《六国纪年》考证,乃是战国赵人所编;至于《尚书》、《左传》诸书,更是中原儒系著作。这些书中关于殷商原始文化的记载,已明显受了西周后父系宗法礼制文化的影响。所以,当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请先生用卜辞资料证明
以长城为界,中国的北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边耕地农业民族,由于游牧的移动性与农业的固定性的不同,铸成了古代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模式。定居社会与草原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方面长期并行发展,一方面又相互冲突与融合,交织构成了迄于17世纪清代统一中国南北的全部历史。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明代,“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
中国古代的救灾制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便有以荒政十二收聚万民之说,奠定了后世救灾制度的基本格局。然而,其后历代虽皆仿行,却兴废无常;直至明朝,仍未尽完善。唯有清代,才以措施全面、立法完备、执行严格、效果显著而迥异于前代。这对当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近年来,宗教改革史研究走上了细致描写和系统分析的轨道。学者们努力探讨运动兴起地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避免用一般性的结论来概括各种不同性质和目标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样,宗教改革运动的多元性就充分显示出来。 在所有的宗教改革流派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层市民和农民的宗教改革。这种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基督教社区”,以便“首先考虑上帝的荣耀,其次考虑公共利益”。盖斯迈尔说;“你们要消灭和驱逐一切不敬神者,因为他们歪曲上帝之言,压迫平民百
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胡适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6月21日至24日在上海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胡适与传统中国文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以及胡适的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巡守制度,《尚书·尧典》、《孟子》、《礼记》、《史记》记之较详。后三书成书年代明确,唯对《尧典》历来争议颇大。 孔颖达谓其出自虞史之手;顾炎武谓《尧典》即夏书,作于夏;魏源以为系周史官所修;康有为力主孔子改制、取法尧舜而作《尧典》说;钱玄同肯定《尧典》必
礼乐传统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中的荦荦大者。一般说来,中国在跨进文明门坎的时候,礼乐文化已趋发轫和形成;然而,从人文理念的角度来考察,礼乐具有规范人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功能应始于周初。质言之,礼乐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
“满汉全席”作为与宫廷食礼密切关涉的官场食制和上层社会的筵席模式,在清代经历了产生和不断发展演变的诸多形态;而作为食文化现象,它则贯通了清、民国,直至当代。然而,对这样一个关乎清代饮食风尚、典章制度甚至折射政治、风俗、文化演变的问题,人们却有种种误解,使其成为无限奢华、神秘莫测的“虚幻的饮食”。尤
从50年代到80年代,关于《大同书》成书时间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但是,自从1985年朱仲岳先生发表《<大同书>手稿南北合壁及著书年代》一文以后,争论渐息,其观点已被广为接受。朱文最有力之处是,援引天津图书馆所藏《大同书》手稿本中日本人犬养毅的如下跋文:“南海先生侨寓东京距今殆四十年也。先生出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