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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严歌苓的新作《床畔》铺陈了三条人物关系线，爱情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内里分别是认同和发声的需求，万红是成为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的代言人，而代言本身已经暗含了英雄被困的境地。历史境遇的变迁和更替，带来了英雄主义的变化乃至变异，使得英雄面临着时效性与永恒性相抗衡的尴尬，小说借此对当下社会现状进行了反思，并抛出了对英雄趋于消亡的顾虑。
关键词：英雄主义 时效性 永恒性
文学史上的英雄书写绵延不绝，英雄观念在不同时代既有一脉相承，又有不同发展。谈到“英雄与时势”，近代西方有三部专门研究英雄问题的著作，分别代表了西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看法。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①一书中推崇的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理论，他将英雄分为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和君王英雄这六类。其信奉的“英雄主义”盛行于19世纪并被夸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梁启超和鲁迅等人曾深受此影响。而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②则表达了历史决定英雄，即时势造英雄的论断。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是个多元论者，他在《历史中的英雄》③一书中既承认了英雄的历史作用，又批评了前二者的观点。现代中国，作为启蒙阵营领袖之一的鲁迅崇尚英雄，并呼唤作为精神界战士的英雄，但在歌颂英雄之外，他在思考英雄与大众的关系时，率先意识到了英雄悲哀的现实处境，并在杂文中多有论及，更是在《奔月》中借古典英雄后羿推演其英雄末路的下场，抛出诸多对于英雄主义及英雄观等问题的思考。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床畔》之中亦有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发展，此中可见历史境地更替之下，英雄主义变异之尴尬。小说铺陈了三条人物关系线，爱情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内里分别是认同和发声的需求，万红是成为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的代言人，而代言本身已经暗含了英雄被困的境地。历史境遇的变迁和更替，带来了英雄主义的变化乃至变异，使得英雄面临着时效性与永恒性相抗衡的尴尬，小说借此对当下社会现状进行了反思，并抛出了对英雄趋于消亡的顾虑。
一、爱情表象之下的英雄呼救
小说《床畔》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讲述了在川贵深山野战医院里工作的护士万红，坚定守护在变成了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床畔，由医患之情逐渐演变成了爱情，万红不离不弃的守护催人泪下。但也有文章指出这篇小说情感上的不真实，所谓爱情的漏洞所在，“无论英雄、好人抑或某种道德上的优势，对爱情而言，所有这些均为外在因素，不能代替爱情本身所需要的力量”④。万红是否真的爱上了这个成了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与他产生了事实上的爱情，这一点确实很难从小说中找到能够令人信服的内在理由去作为支撑。而小说在感情线上之所以如此经不住推敲，实则是源于小说在表层铺陈的爱情故事之下，意在向我们展现对英雄主义、英雄观念等问题的思考。剥去表层的爱情，不难发现潜藏在人物关系之中英雄被困的情形，他无法行动的呼救，对认同和发声的需求。
小说原载于2015年第2期的《收获》，题为《护士万红》，护士的职业是起服务和辅助的作用，主人公万红是张谷雨连长的特别看护，而这特别之中其实是小说专门赋予她的能够发声和行动的权利，她替成为植物人的张谷雨发声，去向习惯于遗忘和麻木的众人呼喊，争取英雄的被认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当作是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描写的爱情故事，正如作者本人在书的后记中所言，这本书采用的是象征主义的写法，而不是写实主义。文中有三条人物关系线，但非完全平行的关系，而是嵌入式的从属，万红与吴医生及陈记者的关系是以她与张谷雨的关系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出于万红为张谷雨获取认同、争取发声的需要而产生的两条情感关系。
万红与吴医生的关系是出自对认同英雄的需求。他们之间存在一条贯穿始终的感情线，从一开始在野战医院相识后，吴医生对万红有种种浪漫的暗示，到共同护理张谷雨的过程中，俩人逐渐结成同盟，守护着同一份秘密和信念，并生发出朦胧的情感，吴医生在结尾处甚至动情地在心里称呼万红为“亲爱的丫头”⑤。但反观万红对吴医生的情感，更多是出于证明英雄活着和获取情感支撑的需要，而非爱情的渴求。万红曾回忆他们共度的往昔，守护英雄、护理英雄、努力找到英雄还活着的证据曾是他们共同的志向，而这志向使得他们一起去池塘边散步，“他们的情话是关于他冷暖饥饱的问答，是关于他喜怒哀乐的探索和发现”⑥，同时文中说：“他们因他的崇高而崇高”⑦，但是这是纯粹意义的爱情本身吗？吴医生第一次离开野战医院去重庆读研究生时，万红在他临走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我就一个人了”⑧，而他没有明白万红的言外之意，“吴医生是唯一一个可能被她说服的人……他也是她唯一的倾听者。连一个倾听者都没有，她会多么无助？张谷雨会多么无助？”⑨万红的无助，其实更多是英雄的无助带来的。再看万红与吴医生这段感情的变化，也可以发现这只是作为表象意义存在的所谓爱情。万红在吴医生去了重庆之后是想念他的，但这种想念与牵挂的情感诉求高峰却恰恰是在万红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在她面对所有人都不认同张谷雨还活着这个观点时她特别需要与吴医生通话，因为吴医生是唯一愿意听她说，也是唯一可能被她说服的对象。而吴医生最后一次来到小城时万红对他的感情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他表现出来的对张谷雨厌恶的细节和态度。他把张谷雨当作“腔肠动物”⑩、“活死人”{11}，文中细致描绘了一系列动作的细节和万红的心理过程，吴医生如何擦拭自己的手，万红怎么擦拭他的手，在这个过程中，万红对吴医生的情感也经历了变化。最后她做出了决定，不想让那个未婚妻不幸只是浅层原因，真正使得她放弃吴医生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吴医生的态度表明他不再是能够与她共同坚守在英雄床畔的完全意义的同盟，二是如果她跟着吴医生去了重庆，那么张谷雨这个已经不再被其他人所认可的英雄就会陷入孤立无援。吴医生不再能够认可英雄，万红在与其的这段关系中得不到需求的满足，两人的情感线遂止步于此。
而万红与陈记者的关系则是出自为英雄发声的需要。陈记者最开始是因为万红的大喊而注意到她的，也对她萌生了一些美好的幻想，但从万红的角度来说，她对陈记者的需要很明显，因为他是记者，是有能力的发声者，她需要他为张谷雨发声，向全世界表明张谷雨不是麻木的植物人，而是有情感的生命。万红对吴医生和陈记者其实既存在认同的需求，也连带着认同后发声的需求，前者认同失败，后者不是出于认同去为其发声，陈记者创作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普通天使》是为万红发声而不是为英雄，致使万红对其的期待破灭。她自身对英雄的认同始终坚定，并一直在试图发声，但小说不会让万红真正发声，因为她是英雄的代言者，英雄真正发声的前提是获得他人的认同。这里存在英雄被发声和被认同两层意义上的被动状态，由此成为一种需要冲破牢笼束缚的呼救。因此，万红与张谷雨之间的神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小说为了凸显英雄被众人遗忘、被时代抛弃的处境，张谷雨作为植物人的特殊身份，他的无力感和呼救声借由万红这个特别看护的心领神会和高声呼喊得以表达。 二、时效性或永恒性间的英雄抉择
小说的时代背景跨越了“文革”后期、改革开放一直到新世纪，呈现出了英雄渐趋没落走向末路的整个过程。故事的起始时间是1976年即“文革”后期，但表现出残留的先前的风气：宣传墙体画渲染出“高大上”的模式化的英雄形象，人们带着狂热的英雄崇拜情结来看望张谷雨，与他握手、合影，那些没福气亲临病房的人则与那些跟英雄接触过的人握手，人们选择性地、神话式地言说、传颂英雄连长张谷雨的事迹，等等。狂热的英雄崇拜情结之外，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也是神化英雄的塑造之手，人们把护理张谷雨视为自己政治上升的捷径，学习张谷雨是先进政治觉悟的重要体现，于是张谷雨在彼时处于强势的政治话语助力之下受到万众瞩目。逐渐过渡到20世纪80年代，英雄从神位回归人间，对英雄人性的表现通过护士万红的观察和了解传达出来，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此前模式化的英雄连长张谷雨，可敬也可亲：因为输掉扑克而吃盐，有很重的烟瘾，喜欢看俏皮的女护士，充满对妻儿和故土的思念，顽皮而又浪漫。故事发展至90年代，取代政治话语的是此时日趋强化的商业力量，不同的历史境遇引发人们对英雄的不同期待，这一时期人们更多期待从英雄身上获得经济收益，众人对英雄的期待通过消费英雄、向英雄进行索取的方式进行呈现。人们对英雄的消费行为实则发端于张谷雨成为英雄之时，为政治上的获益人们看望他、送慰问品，而他的妻子、秦政委则理所当然地拿去真正受用；画张谷雨英雄行为宣传画的人因此升官，而真正做出英雄行为的张谷雨却被遗忘在了阴暗的储藏室。陈记者回到北京后以“被遗忘的英雄”为题写了关于张谷雨的报告文学，几位报社的主编都拒稿，建议他应该以此为素材写寓言性小说。被人们视为过气的旧时代的英雄，如若还有这样可消费的价值，是否可算是英雄万般不幸中的侥幸，至少英雄当年的行为和精神还在被人诉说和利用，还未被抹杀得一文不值、一干二净，但这侥幸更是对英雄命运和下场的极大讽刺。
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有关何为英雄的内涵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小说借由英雄与庸众的关系来表达英雄的被遗忘。张谷雨作为旧时代的英雄不再得到人们的承认，而是被当作事实的植物人，甚至在很多人心中他早已随着旧时代死亡，护理这位英雄植物人也不再被视为是光荣的事，这一点在秦政委身上有着最集中的体现。秦政委这个人物身份本身就有着鲜明的政治阶级立场，最初他代替张谷雨回应记者们的采访，他简直是张谷雨的化身，熟悉英雄的一切事迹，并带感情地重复诉说，甚至被自己感动。但这种重复言说对诉说对象本身其实是带有消解性的，秦政委在如此频繁的言说中，关注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他为自己想到的“血肉丰碑”{12}这个词语而感动，话语消解了英雄行为本身的崇高，使得英雄的意义在此名存实亡。因为英雄张谷雨而政治获益得到升职的秦政委在野战医院配合一个工程要迁移去贵州之际再次出现发表讲话，动员大会上，当年的政治抒情不再管用，识时务的秦政委立马换用可观的收益前景来动员众人。“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额外薪水”{13}确实对人们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此时于众人无益的旧时代的英雄，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众人眼中普通，甚至是累赘的植物人。面对万红的固执，秦政委道破了变化的实质内涵：“新时代的英雄，是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有起来的人”{14}，小说结尾吴医生的话也再次证实了时代的不同，“要知道现在的英雄任期很短，甚至英雄已成了过时概念，现在时尚的是带‘超’字的，‘超女’‘超人’‘超好’‘超棒’”{15}。
张谷雨被送到野战医院后的十几年间，在众人对张谷雨前后称呼的变化上秦政委也极具代表性。称呼本身带着对人对事的情感态度，秦政委对张谷雨称呼的变化，从英雄张谷雨，到英雄植物人张谷雨，甚至到最后他不是装糊涂而是真的不记得万红口中的“张连长”是谁。当他在万红的提醒下得知这个张连长是当年的张谷雨连长时，他的反应仅存了对张连长是那个叫作张谷雨的植物人连长这个内心认定的事实判断而已，所谓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等荡然无存：“但万红看得出，张连长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没让这个老首长重生敬意”{16}，直接表明了英雄在新时代被全然遗忘的遭际。吴医生对张谷雨的称呼也从最开始的“英雄张谷雨”，到不带感情的“三十四床”，甚至后来将其类比作“腔肠动物”。小说中有一段众人对张谷雨身份的讨论：
“哪个是英雄植物人呦？”
“咋个就你不晓得呢？都在这儿睡了好多年了。”
“姓啥子？”
“管他姓啥子！”
“到底是英雄还是植物人？”
“就跟植物一样样的！”
“万护士旁边那个眼镜儿是哪个？”
“眼镜儿恶得很，喊你‘让开让开’！”
“挤死老子喽！”
“把瘫子都挤坐起喽！……”{17}
英雄的被遗忘，甚至遭到戏谑和嘲弄，透露出英雄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的深层危机。
由英雄在当下的时效性问题引发了小说对英雄渐趋消亡的隐忧。小说中那位在新时代受到狂热追捧和崇拜的歌星，在摔成植物人后众人对他的态度和在旧时代被人崇拜的张谷雨当年的境遇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性：
几年前，人们带着鲜花、歌舞拥进病房，包围着他的床，一个个轮流握紧他的手。据说那些人回到部队，又去跟没福气亲自来病房的人握手，把英雄张谷雨同志的力量和温暖传给每个人。那时人们还把他的床摇起来，几乎摇成九十度，让他坐正，穿戴一新，让他们把军功章、纪念章、红纸花往他胸口上别。不管他浑身满脸都是无奈和不屑，也要一个个轮流跟他合影，或者集体跟他合影。不过才几年时间，他还是张谷雨，曾经的英雄事迹并没有抹去，竟连吴医生都把他当“腔肠动物”{18}。
歌星的女朋友来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军队医院，认为歌星在这里休养最理想，因为她想把歌星成植物人的消息暂时瞒住歌星的父母，也对各种媒体暂时封锁。所以对56医院所有歌迷的签名请求，她都答应下来，模仿歌星的笔迹，日日夜夜在那些笔记本、T恤衫、军帽里子、手帕、明信片上签名。歌迷们合影的请求，她也偶尔应允。先替歌星画上大浓妆，在浓妆上架一副歌星一贯戴的、他的形象符号墨镜，然后把病床摇起，让歌星半坐半靠在花丛里。头上的绷带是必要的，因为照片发到各报，只说歌星在车祸中受了伤，养伤期间接受歌迷膜拜。{19} 歌星的女朋友作为其代言人俨然扮演着当年秦政委的角色，歌星被代签名、被合影，接受歌迷的膜拜和消费。不管是新时代或旧时代，众人对英雄和歌星的崇拜都是狂热而又盲目的。而歌星植物人与当年英雄植物人的遭遇有着极大的相仿之处，这似乎暗示着歌星也只会是一时的英雄形象，只是作为一时代的表象，具备一时的时效性而已，终究会被遗忘和抛却。那么英雄接下去还有路可走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作者在后记中谈到现在社会为人民献身的民警、为反抗歹徒而牺牲的见义勇为者，“但这样的英雄并不会使大多数长久地纪念，更谈不上崇拜。人们不仅不崇拜，还会对舍己救人的英雄价值观玩世不恭地取笑”{20}，人们看似热衷于追捧现在的球星、影星等，但从这位成为植物人后的歌星的遭际可知，所谓的被崇拜的对象其实只是一个虚无的空壳，内在的英雄主义已经被掏空和丢弃，日趋世俗化的当下，英雄渐趋消亡，最终也许将走向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一个不再需要英雄的时代。小说在此向我们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英雄是否会死。就英雄张谷雨的命运和下场来看，他在价值层面死于新的历史语境，而小说结尾时这位英雄在现实事实层面也走向了死亡。
在歌星植物人与英雄植物人所受待遇的比较中，小说抛出了对于历史语境更替下英雄渐趋消亡的忧虑，而张谷雨这位英雄死亡之后，万红坚守的对于英雄主义永恒性的信念并没有就此死亡，她又奔赴护理下一位植物人，一位在救灾中被垮塌的房屋砸成了植物人的武警士兵。虽然小说中存在对于英雄消亡的隐忧，但仍表明了在推崇识时务的当下仍要坚守住英雄主义的永恒性这一立场。
① [英]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 [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王荫庭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③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白草：《〈床畔〉的漏洞及其观念问题》，《艺术评论》2015年第11期，第83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 严歌苓著：《床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第196页，第196页，第91页，第91页，第194页，第194页，第48页，第207页，第232页，第258页，第206页，第186-187页，第193页，第247-248页，第266页。
作 者：项黎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英雄主义 时效性 永恒性
文学史上的英雄书写绵延不绝，英雄观念在不同时代既有一脉相承，又有不同发展。谈到“英雄与时势”，近代西方有三部专门研究英雄问题的著作，分别代表了西方社会对这一问题的代表性看法。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①一书中推崇的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理论，他将英雄分为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和君王英雄这六类。其信奉的“英雄主义”盛行于19世纪并被夸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梁启超和鲁迅等人曾深受此影响。而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②则表达了历史决定英雄，即时势造英雄的论断。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是个多元论者，他在《历史中的英雄》③一书中既承认了英雄的历史作用，又批评了前二者的观点。现代中国，作为启蒙阵营领袖之一的鲁迅崇尚英雄，并呼唤作为精神界战士的英雄，但在歌颂英雄之外，他在思考英雄与大众的关系时，率先意识到了英雄悲哀的现实处境，并在杂文中多有论及，更是在《奔月》中借古典英雄后羿推演其英雄末路的下场，抛出诸多对于英雄主义及英雄观等问题的思考。
严歌苓的长篇新作《床畔》之中亦有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发展，此中可见历史境地更替之下，英雄主义变异之尴尬。小说铺陈了三条人物关系线，爱情只是作为表象而存在，内里分别是认同和发声的需求，万红是成为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的代言人，而代言本身已经暗含了英雄被困的境地。历史境遇的变迁和更替，带来了英雄主义的变化乃至变异，使得英雄面临着时效性与永恒性相抗衡的尴尬，小说借此对当下社会现状进行了反思，并抛出了对英雄趋于消亡的顾虑。
一、爱情表象之下的英雄呼救
小说《床畔》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讲述了在川贵深山野战医院里工作的护士万红，坚定守护在变成了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床畔，由医患之情逐渐演变成了爱情，万红不离不弃的守护催人泪下。但也有文章指出这篇小说情感上的不真实，所谓爱情的漏洞所在，“无论英雄、好人抑或某种道德上的优势，对爱情而言，所有这些均为外在因素，不能代替爱情本身所需要的力量”④。万红是否真的爱上了这个成了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与他产生了事实上的爱情，这一点确实很难从小说中找到能够令人信服的内在理由去作为支撑。而小说在感情线上之所以如此经不住推敲，实则是源于小说在表层铺陈的爱情故事之下，意在向我们展现对英雄主义、英雄观念等问题的思考。剥去表层的爱情，不难发现潜藏在人物关系之中英雄被困的情形，他无法行动的呼救，对认同和发声的需求。
小说原载于2015年第2期的《收获》，题为《护士万红》，护士的职业是起服务和辅助的作用，主人公万红是张谷雨连长的特别看护，而这特别之中其实是小说专门赋予她的能够发声和行动的权利，她替成为植物人的张谷雨发声，去向习惯于遗忘和麻木的众人呼喊，争取英雄的被认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当作是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描写的爱情故事，正如作者本人在书的后记中所言，这本书采用的是象征主义的写法，而不是写实主义。文中有三条人物关系线，但非完全平行的关系，而是嵌入式的从属，万红与吴医生及陈记者的关系是以她与张谷雨的关系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出于万红为张谷雨获取认同、争取发声的需要而产生的两条情感关系。
万红与吴医生的关系是出自对认同英雄的需求。他们之间存在一条贯穿始终的感情线，从一开始在野战医院相识后，吴医生对万红有种种浪漫的暗示，到共同护理张谷雨的过程中，俩人逐渐结成同盟，守护着同一份秘密和信念，并生发出朦胧的情感，吴医生在结尾处甚至动情地在心里称呼万红为“亲爱的丫头”⑤。但反观万红对吴医生的情感，更多是出于证明英雄活着和获取情感支撑的需要，而非爱情的渴求。万红曾回忆他们共度的往昔，守护英雄、护理英雄、努力找到英雄还活着的证据曾是他们共同的志向，而这志向使得他们一起去池塘边散步，“他们的情话是关于他冷暖饥饱的问答，是关于他喜怒哀乐的探索和发现”⑥，同时文中说：“他们因他的崇高而崇高”⑦，但是这是纯粹意义的爱情本身吗？吴医生第一次离开野战医院去重庆读研究生时，万红在他临走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我就一个人了”⑧，而他没有明白万红的言外之意，“吴医生是唯一一个可能被她说服的人……他也是她唯一的倾听者。连一个倾听者都没有，她会多么无助？张谷雨会多么无助？”⑨万红的无助，其实更多是英雄的无助带来的。再看万红与吴医生这段感情的变化，也可以发现这只是作为表象意义存在的所谓爱情。万红在吴医生去了重庆之后是想念他的，但这种想念与牵挂的情感诉求高峰却恰恰是在万红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在她面对所有人都不认同张谷雨还活着这个观点时她特别需要与吴医生通话，因为吴医生是唯一愿意听她说，也是唯一可能被她说服的对象。而吴医生最后一次来到小城时万红对他的感情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他表现出来的对张谷雨厌恶的细节和态度。他把张谷雨当作“腔肠动物”⑩、“活死人”{11}，文中细致描绘了一系列动作的细节和万红的心理过程，吴医生如何擦拭自己的手，万红怎么擦拭他的手，在这个过程中，万红对吴医生的情感也经历了变化。最后她做出了决定，不想让那个未婚妻不幸只是浅层原因，真正使得她放弃吴医生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吴医生的态度表明他不再是能够与她共同坚守在英雄床畔的完全意义的同盟，二是如果她跟着吴医生去了重庆，那么张谷雨这个已经不再被其他人所认可的英雄就会陷入孤立无援。吴医生不再能够认可英雄，万红在与其的这段关系中得不到需求的满足，两人的情感线遂止步于此。
而万红与陈记者的关系则是出自为英雄发声的需要。陈记者最开始是因为万红的大喊而注意到她的，也对她萌生了一些美好的幻想，但从万红的角度来说，她对陈记者的需要很明显，因为他是记者，是有能力的发声者，她需要他为张谷雨发声，向全世界表明张谷雨不是麻木的植物人，而是有情感的生命。万红对吴医生和陈记者其实既存在认同的需求，也连带着认同后发声的需求，前者认同失败，后者不是出于认同去为其发声，陈记者创作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普通天使》是为万红发声而不是为英雄，致使万红对其的期待破灭。她自身对英雄的认同始终坚定，并一直在试图发声，但小说不会让万红真正发声，因为她是英雄的代言者，英雄真正发声的前提是获得他人的认同。这里存在英雄被发声和被认同两层意义上的被动状态，由此成为一种需要冲破牢笼束缚的呼救。因此，万红与张谷雨之间的神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爱情，而是小说为了凸显英雄被众人遗忘、被时代抛弃的处境，张谷雨作为植物人的特殊身份，他的无力感和呼救声借由万红这个特别看护的心领神会和高声呼喊得以表达。 二、时效性或永恒性间的英雄抉择
小说的时代背景跨越了“文革”后期、改革开放一直到新世纪，呈现出了英雄渐趋没落走向末路的整个过程。故事的起始时间是1976年即“文革”后期，但表现出残留的先前的风气：宣传墙体画渲染出“高大上”的模式化的英雄形象，人们带着狂热的英雄崇拜情结来看望张谷雨，与他握手、合影，那些没福气亲临病房的人则与那些跟英雄接触过的人握手，人们选择性地、神话式地言说、传颂英雄连长张谷雨的事迹，等等。狂热的英雄崇拜情结之外，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也是神化英雄的塑造之手，人们把护理张谷雨视为自己政治上升的捷径，学习张谷雨是先进政治觉悟的重要体现，于是张谷雨在彼时处于强势的政治话语助力之下受到万众瞩目。逐渐过渡到20世纪80年代，英雄从神位回归人间，对英雄人性的表现通过护士万红的观察和了解传达出来，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此前模式化的英雄连长张谷雨，可敬也可亲：因为输掉扑克而吃盐，有很重的烟瘾，喜欢看俏皮的女护士，充满对妻儿和故土的思念，顽皮而又浪漫。故事发展至90年代，取代政治话语的是此时日趋强化的商业力量，不同的历史境遇引发人们对英雄的不同期待，这一时期人们更多期待从英雄身上获得经济收益，众人对英雄的期待通过消费英雄、向英雄进行索取的方式进行呈现。人们对英雄的消费行为实则发端于张谷雨成为英雄之时，为政治上的获益人们看望他、送慰问品，而他的妻子、秦政委则理所当然地拿去真正受用；画张谷雨英雄行为宣传画的人因此升官，而真正做出英雄行为的张谷雨却被遗忘在了阴暗的储藏室。陈记者回到北京后以“被遗忘的英雄”为题写了关于张谷雨的报告文学，几位报社的主编都拒稿，建议他应该以此为素材写寓言性小说。被人们视为过气的旧时代的英雄，如若还有这样可消费的价值，是否可算是英雄万般不幸中的侥幸，至少英雄当年的行为和精神还在被人诉说和利用，还未被抹杀得一文不值、一干二净，但这侥幸更是对英雄命运和下场的极大讽刺。
新的时代语境之下，有关何为英雄的内涵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小说借由英雄与庸众的关系来表达英雄的被遗忘。张谷雨作为旧时代的英雄不再得到人们的承认，而是被当作事实的植物人，甚至在很多人心中他早已随着旧时代死亡，护理这位英雄植物人也不再被视为是光荣的事，这一点在秦政委身上有着最集中的体现。秦政委这个人物身份本身就有着鲜明的政治阶级立场，最初他代替张谷雨回应记者们的采访，他简直是张谷雨的化身，熟悉英雄的一切事迹，并带感情地重复诉说，甚至被自己感动。但这种重复言说对诉说对象本身其实是带有消解性的，秦政委在如此频繁的言说中，关注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他为自己想到的“血肉丰碑”{12}这个词语而感动，话语消解了英雄行为本身的崇高，使得英雄的意义在此名存实亡。因为英雄张谷雨而政治获益得到升职的秦政委在野战医院配合一个工程要迁移去贵州之际再次出现发表讲话，动员大会上，当年的政治抒情不再管用，识时务的秦政委立马换用可观的收益前景来动员众人。“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额外薪水”{13}确实对人们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此时于众人无益的旧时代的英雄，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众人眼中普通，甚至是累赘的植物人。面对万红的固执，秦政委道破了变化的实质内涵：“新时代的英雄，是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有起来的人”{14}，小说结尾吴医生的话也再次证实了时代的不同，“要知道现在的英雄任期很短，甚至英雄已成了过时概念，现在时尚的是带‘超’字的，‘超女’‘超人’‘超好’‘超棒’”{15}。
张谷雨被送到野战医院后的十几年间，在众人对张谷雨前后称呼的变化上秦政委也极具代表性。称呼本身带着对人对事的情感态度，秦政委对张谷雨称呼的变化，从英雄张谷雨，到英雄植物人张谷雨，甚至到最后他不是装糊涂而是真的不记得万红口中的“张连长”是谁。当他在万红的提醒下得知这个张连长是当年的张谷雨连长时，他的反应仅存了对张连长是那个叫作张谷雨的植物人连长这个内心认定的事实判断而已，所谓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等荡然无存：“但万红看得出，张连长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没让这个老首长重生敬意”{16}，直接表明了英雄在新时代被全然遗忘的遭际。吴医生对张谷雨的称呼也从最开始的“英雄张谷雨”，到不带感情的“三十四床”，甚至后来将其类比作“腔肠动物”。小说中有一段众人对张谷雨身份的讨论：
“哪个是英雄植物人呦？”
“咋个就你不晓得呢？都在这儿睡了好多年了。”
“姓啥子？”
“管他姓啥子！”
“到底是英雄还是植物人？”
“就跟植物一样样的！”
“万护士旁边那个眼镜儿是哪个？”
“眼镜儿恶得很，喊你‘让开让开’！”
“挤死老子喽！”
“把瘫子都挤坐起喽！……”{17}
英雄的被遗忘，甚至遭到戏谑和嘲弄，透露出英雄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的深层危机。
由英雄在当下的时效性问题引发了小说对英雄渐趋消亡的隐忧。小说中那位在新时代受到狂热追捧和崇拜的歌星，在摔成植物人后众人对他的态度和在旧时代被人崇拜的张谷雨当年的境遇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互文性：
几年前，人们带着鲜花、歌舞拥进病房，包围着他的床，一个个轮流握紧他的手。据说那些人回到部队，又去跟没福气亲自来病房的人握手，把英雄张谷雨同志的力量和温暖传给每个人。那时人们还把他的床摇起来，几乎摇成九十度，让他坐正，穿戴一新，让他们把军功章、纪念章、红纸花往他胸口上别。不管他浑身满脸都是无奈和不屑，也要一个个轮流跟他合影，或者集体跟他合影。不过才几年时间，他还是张谷雨，曾经的英雄事迹并没有抹去，竟连吴医生都把他当“腔肠动物”{18}。
歌星的女朋友来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军队医院，认为歌星在这里休养最理想，因为她想把歌星成植物人的消息暂时瞒住歌星的父母，也对各种媒体暂时封锁。所以对56医院所有歌迷的签名请求，她都答应下来，模仿歌星的笔迹，日日夜夜在那些笔记本、T恤衫、军帽里子、手帕、明信片上签名。歌迷们合影的请求，她也偶尔应允。先替歌星画上大浓妆，在浓妆上架一副歌星一贯戴的、他的形象符号墨镜，然后把病床摇起，让歌星半坐半靠在花丛里。头上的绷带是必要的，因为照片发到各报，只说歌星在车祸中受了伤，养伤期间接受歌迷膜拜。{19} 歌星的女朋友作为其代言人俨然扮演着当年秦政委的角色，歌星被代签名、被合影，接受歌迷的膜拜和消费。不管是新时代或旧时代，众人对英雄和歌星的崇拜都是狂热而又盲目的。而歌星植物人与当年英雄植物人的遭遇有着极大的相仿之处，这似乎暗示着歌星也只会是一时的英雄形象，只是作为一时代的表象，具备一时的时效性而已，终究会被遗忘和抛却。那么英雄接下去还有路可走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作者在后记中谈到现在社会为人民献身的民警、为反抗歹徒而牺牲的见义勇为者，“但这样的英雄并不会使大多数长久地纪念，更谈不上崇拜。人们不仅不崇拜，还会对舍己救人的英雄价值观玩世不恭地取笑”{20}，人们看似热衷于追捧现在的球星、影星等，但从这位成为植物人后的歌星的遭际可知，所谓的被崇拜的对象其实只是一个虚无的空壳，内在的英雄主义已经被掏空和丢弃，日趋世俗化的当下，英雄渐趋消亡，最终也许将走向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一个不再需要英雄的时代。小说在此向我们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英雄是否会死。就英雄张谷雨的命运和下场来看，他在价值层面死于新的历史语境，而小说结尾时这位英雄在现实事实层面也走向了死亡。
在歌星植物人与英雄植物人所受待遇的比较中，小说抛出了对于历史语境更替下英雄渐趋消亡的忧虑，而张谷雨这位英雄死亡之后，万红坚守的对于英雄主义永恒性的信念并没有就此死亡，她又奔赴护理下一位植物人，一位在救灾中被垮塌的房屋砸成了植物人的武警士兵。虽然小说中存在对于英雄消亡的隐忧，但仍表明了在推崇识时务的当下仍要坚守住英雄主义的永恒性这一立场。
① [英]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张峰、吕霞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 [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王荫庭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③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白草：《〈床畔〉的漏洞及其观念问题》，《艺术评论》2015年第11期，第83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 严歌苓著：《床畔》，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第196页，第196页，第91页，第91页，第194页，第194页，第48页，第207页，第232页，第258页，第206页，第186-187页，第193页，第247-248页，第266页。
作 者：项黎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