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阳是融汇中西的艺术与文化双栖学者。我看过她画的中国山水和水彩油画，凝重大气，动人心魄；我也读她的书，她很有影响的专著《白话文运动的危机》《超乎左右之上的鲁迅》与文集《我们今天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中》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关于中国思想史与汉语修辞的著述，视野宽阔、视角独特。每次读李春阳的文章，我都带着极大的兴趣，因为她探讨的问题都是我极有兴趣却又没有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去自己弄清楚的。我对新文化运动等论题只有看法、没有研究，因而也有不少没有论据的成见。李春阳的研究于我来说有的是补白，有的是纠偏，更多的是促发思考并提供丰富的素材；时有点睛之笔，令人忍不住拍案叫好。
　　她有很多精彩的文章，《鲁迅与中国历史上的左与右》一文洋洋洒洒三万余字，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思想史的缩微版。开篇通过细致的文字考证，辨析中国历史上“左”与“右”的意义流变，随即令人眼睛一亮：“西方的人文思想从开始就是专制主义的对立面，中国的人文思想从来不是；它在专制主义的缝隙中生长起来的，因此其形态差异较大。”如果把体制定位于右（保守），那么思想天然就是左（激进）。这一趋势至少从孟子那里就已形成，“也可以称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千年左倾，仿佛为了平衡那个极右的政治制度框架。中国历史上的左右之别，大约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分别；许多情况下，是空想主义和务实主义的分别”。也只有左派的祖师爷孟子，才会说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样的话来。这话确实绝不可能从法家的老师荀子口中说出来。
　　孟子气魄大，荀子学问高。“左与右”一文接着以“尊德性”和“道问学”为主线，诠释宋代以降新儒家的思想流变。余英时先生认为，从宋明理学到清代训诂，中国学术范式发生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重大转换。李春阳青睐后者，因為“‘尊德性’极容易弄成‘尊高位、尊权势’”。事实上，德性和学问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德性涉及价值观，学问则是价值中立的事实探究。按“休谟定律”，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德性是道德，学问也是道德——格物、致知看上去是问学，实际上是关于道德的学问，目的是为了正心、诚意，而正、诚都是明显带有价值取向的概念。这样，道德占据了一切，没有给独立的学术研究留下空间。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国很难出科学家。清代因为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不得不躲进文字训诂的故纸堆，反而成就了相对中立的学术。李春阳梳理了戴震—章太炎—鲁迅的传承脉络，并认定鲁迅“超乎左右”。这对我来说是相当“震惊”的，因为众人皆知鲁迅是中国左翼的思想领袖。但李春阳却以他的文字作证，让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另一面，譬如他主张渐进改良，“对于大同始终是持否定态度的”。
　　李春阳对近代文献的研究十分扎实，而她的许多论断是发人深省的。就拿她着力最多的“汉语欧化的百年功过”为例，我以前也和其他人一样，以为白话文运动革了中文的命，好像断了中华文化的“龙脉”。我读的最早的英文文献应该是1651年霍布斯发表的《利维坦》和英文版《论公民》，当时即感叹数百年英文表达的连续性，和中国古文与现代表达习惯的格格不入恰成对比。这样的一种认识很容易产生政治革命源于文字革命的联想。然而，“汉语欧化的百年功过”一文却说：“白话文不是白话文运动所创造的新语言。即使迄宋元起算，它也有千余年了，比英语的历史还要长一些。”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可不是嘛！小时候读《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读不懂的地方，只是个别地方表述不一样而已，譬如“腌臜”现在叫肮脏，但不同用语的意思也完全可以从上下文猜出来。后来读《朱子语类》，里面句句大白话，这样，文字革命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出于对传统文化和文字的热爱，李春阳的立场多是保守主义的。她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激进主义，反对汉语“欧化”。如她所论证的，这种“欧化”其实只是半吊子，汉语的口语一直就是白话，无须欧化。白话文运动要实现的目标与其说是汉语“欧化”，不如说是书面语言的口语化，从而实现“言文合一”。虽如此，我认为仍不可低估白话文运动的重大意义，这从白话文小说野火春风式的传播本身就能体现出来。中国历史上，言文分离造成识字的统治精英和不会读写的平民大众相隔离。长远来说，言文合一是现代文明的大势所趋，对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的生长发育都有决定性作用。我倒认为，不必对“西化”或“欧化”心存芥蒂，何况白话文在本质上算不算“欧化”还有相当大的争论空间。一个自信的文明从来不排斥外来文化。只要是好东西，拿来就用、占为己有、消化吸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即便是舶来品，一个让语法更严谨、表述更准确、阅读更普及的运动对于改革本国的语言没什么不好。毕竟，汉字还是自己的嘛。
　　李春阳在文中引用了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每一个族语自有它的个别的语法，和别的族语的语法决不能相同。”这句话似乎是将“语法”和语言表达习惯混淆起来了。中西文的表达习惯显然大相径庭：中文短小精悍，不像西文有从句，可以拖得很长。读洛克的《二论政府》，时常遇到洋洋洒洒超过大半页的句子，却也不失华丽优美。中文就不可能了，超过一行就没法读。然而，就主谓宾关系的大语法而言，中西是相同的，没有什么民族性、血缘性或“族语”特有的“语法”，就和中国不能独立于逻辑之外自成“中国逻辑”一样。按乔姆斯基等人的说法，存在一种元语法。各种语言表达习惯和特点不同，但是都离不开元语法所体现的基本逻辑规律。这也是共性与个性关系的一种体现，二者不能偏废或相互抹杀。

　　在中西文的翻译转换中，二者的关系显得更为敏感和紧张。至少在法学翻译中，我是一贯主张直译的，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文学翻译也许另当别论，不能翻译得生硬干巴。譬如Vanity Fair怎么翻？按照一个词对一个字的“直译”，应该译成“虚荣博览会”，但是按大意翻译成“名利场”，就“顺”多了。即便文学翻译可更多采用“意译”，字词的翻译也可以约定俗成而有所变通，但不论什么翻译，都必须坚持忠实于原文意义的大原则。换言之，无论直译还是意译，都必须是一种意义准确的翻译，只不过语言表达究竟是更符合中文还是西文习惯而已，中文肯定不可能像西文那样拖上好几行。用老话说，翻译必须实现“信、雅、达”；信是雅的前提，达是最终目标。在言文合一之后，中西文字的语法已经统一，都以元语法为基础，翻译是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事实上，不只是翻译追求“信、雅、达”，任何一种优良语言本身都必须承载信雅达的“基因”；不仅能够准确、优雅地表达，而且能够通达、普及、便于大众交流。古文诗情画意，雅则雅矣，信有难度，达更成问题。白话文长于信和达，但不容易做到古文那么雅。既然各有千秋，不如放任自由、表达多元，不必拘泥于一种文体。古文学、今文学，好比古典音乐和摇滚，不必非要争出一个高下。白菜萝卜，各有所爱，由文字的供给者和消费者自己决定。
　　李春阳的保守主义还体现在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知识迷误》等文章中。两大“迷误”之一是上面的盲目推行白话文，之二是不论左右知识分子都笃信的无神论或科学万能论。后者很清楚地体现在“民主与科學”的五四口号中。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都是世俗主义目标。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也确实是百病缠身、千年积弱的中国所亟需的良药，但是世俗主义变成绝对正确的科学主义和无神论，宗教信仰则成为“迷信”或“鸦片”而被扫地出门，那就成“致命的自负”了。1923年，胡适、丁文江等人和张君劢之间的“科玄之争”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心态和认识误区，为中国政治的演变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李春阳此文切中激进知识分子的认知要害，可谓有“点穴”之功。
　　当然，李春阳自己偶尔也会显露出一丝激进主义，体现在她的《中国人的两大道德迷误》等篇章中。她认为，“亲亲”与“尊尊”这两大“道德迷误”导致中国社会很难走出私天下和家天下的窠臼。平心而论，“亲亲”“尊尊”显然不算什么高大上，却是所有传统社会共享的道德元素，而儒家也不是没有更超越的道德本体学说。我想，李春阳此文与其说是批判儒家传统道德，不如说是揭示道德伦理超越和嵌入时代的两面性。事实上，就和法律一样，任何道德传统也就存在普遍理念和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理念上，孟子那个年代就有人性平等甚至“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社会实践中，儒家的高大上理论很快流变为亲亲、尊尊、忠君这些实用而狭隘的教条，甚至堕落为三宫六院、太监、小脚制度的观念“保护伞”。绝大多数女性都会因此而疏远儒学——用李春阳的话说：“新儒学说白了，只是为臣之学，为子之学，妾妇之道。”儒家的远大抱负何以堕入道德误区而不自知？为什么一代又一代饱学之士投身科举，终其一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对于古老的儒家传统，今天如何扬弃它的陈旧花絮、挖掘并继承它的新时代价值？
　　李春阳近二十年来的思考和研究是非常可贵的。她说：“在所谓学术共同体中，我努力以边缘自处，以期保持自我的清醒。”春阳是可以期待的，她的深刻与清醒，她在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与探索，使她对这个时代有自己的担当。
　　（作者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