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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很多人都会得出“政府没用”这样的结论，主要依据是政府机构太臃肿、反应迟缓、效率低下而且无能。
在出任总统助理和美国第一任首席技术官职务期间，我目睹的一些情况似乎更能够证实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这样的情况不时发生在政府外围机构的某些基层部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就出现了这种麻烦。
对那些从2011年9月11日起一直在服役的军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伯酝酿并提出了《后“9·11”退伍军人教育援助法案（2008年）》。该法案为所有军人提供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的教育福利，其中包括从该日起为服役满三年的退伍军人负担四年制公立本科教育的全部费用等内容。
然而，与诸多出于良好意愿的努力一样，整件事从一开始就令人心生疑窦。颁布时的种种错误，在践行时的多次延误中展露无遗。而且，与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问题被媒体盯上了。报道中均提到了年轻退伍军人的沮丧：他们基于这些承诺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策，但随后却发现，在订了宿舍、买了教材并选了课之后，却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开支中到底有多少可以用政府承诺过的福利来支付。
闭门会议并没有让我们弄明白问题所在；当我们一头扎进主楼，看到处理这些事务的人员工作时，才恍然大悟。他们要核查资料，以确定申请人是否有权享受某些福利以及能享受多少。但工作人员在审查、整合并处理所需信息时，需要经过多重步骤，并进行多次筛选。为了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大概要从十几组不同数据库中提取所需要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库彼此间毫无关联，每份申请都需要人工复查多次，这就加大了工作量。
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来全面应对退伍军人的那些需求，至少不可能很快拿出立竿见影的办法。然而，在返程飞行途中和随后的几天里，我们想出的一个干预办法成功减少了积案：该机构增加数百家临时承包商，大家全力以赴共同应对当前的危机。白宫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又一起建立起了日报流程，将处理结果直接上报，目的是确保该机构能切实地负起责任。我们还批准了紧急预付款，以便在机构核查资料并整合需求时，退伍军人仍然能够继续自己的学业。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只是尽己所能，就得到了令人相当满意的结果——2010 年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发现，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把原《后“9·11”士兵福利法案》申请的全国平均处理时间缩短了19天，附带申请时间缩短了23天。
这种情况代表了美国政府内部一个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不过，这仍然只是一种东拼西凑，以及在低效率的程序中投入太多人力所得到的结果，还没有出现一个可靠、快速、有作为的政府。说真的，很长时间以来，这就是美国公共部门着手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方式，它们通常都不太成功，也无法持续。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吗？
美国那些最顶尖的首席执行官们当然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他们中会有50人同意接受奥巴马总统的邀请，出席2010年1月举办的“政府现代化论坛”开幕式的原因。
可以肯定，大多数公民并不觉得自己得到了好的服务。但是要怎么办？政府应该怎么变？又能怎么变？大众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首先要从改变讨论方式开始。这就意味着要停止关于政府管理范围和组织规模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不理会那些热情支持政府扩大者与毫不妥协地支持政府缩小者之间的争论，忽略那些制造矛盾和敌意且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争议。
我们要讨论的议题与政府应该更大还是更小无关，而应关注于政府如何才能更明智。
这里所讲的是打造一个“创新型国家”，一个面向21世纪的政府，一个能管理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解决问题时鼓勵参与并建立伙伴关系的政府。它也包含了推动创新氛围的含义，寻找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采用新的工具和技术，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收益。
一个创新型国家应既关注公共利益也关注个人利益，向公众公开政府的数据，并鼓励大家运用这些数据；鼓励私营部门积极采用那些能让自己参与到更大规模竞争的标准，尤其是在受监管的经济领域；通过奖励和挑战的方式为结果埋单，而不是通过采购程序为承诺埋单；通过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让政府里的人学会企业家思维。
《国家创新：美国首任CTO眼中的美国式创新》，（美）安尼什·乔普拉著，何正云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本文摘自该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出任总统助理和美国第一任首席技术官职务期间，我目睹的一些情况似乎更能够证实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这样的情况不时发生在政府外围机构的某些基层部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就出现了这种麻烦。
对那些从2011年9月11日起一直在服役的军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伯酝酿并提出了《后“9·11”退伍军人教育援助法案（2008年）》。该法案为所有军人提供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的教育福利，其中包括从该日起为服役满三年的退伍军人负担四年制公立本科教育的全部费用等内容。
然而，与诸多出于良好意愿的努力一样，整件事从一开始就令人心生疑窦。颁布时的种种错误，在践行时的多次延误中展露无遗。而且，与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问题被媒体盯上了。报道中均提到了年轻退伍军人的沮丧：他们基于这些承诺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策，但随后却发现，在订了宿舍、买了教材并选了课之后，却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开支中到底有多少可以用政府承诺过的福利来支付。
闭门会议并没有让我们弄明白问题所在；当我们一头扎进主楼，看到处理这些事务的人员工作时，才恍然大悟。他们要核查资料，以确定申请人是否有权享受某些福利以及能享受多少。但工作人员在审查、整合并处理所需信息时，需要经过多重步骤，并进行多次筛选。为了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大概要从十几组不同数据库中提取所需要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库彼此间毫无关联，每份申请都需要人工复查多次，这就加大了工作量。
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来全面应对退伍军人的那些需求，至少不可能很快拿出立竿见影的办法。然而，在返程飞行途中和随后的几天里，我们想出的一个干预办法成功减少了积案：该机构增加数百家临时承包商，大家全力以赴共同应对当前的危机。白宫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又一起建立起了日报流程，将处理结果直接上报，目的是确保该机构能切实地负起责任。我们还批准了紧急预付款，以便在机构核查资料并整合需求时，退伍军人仍然能够继续自己的学业。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只是尽己所能，就得到了令人相当满意的结果——2010 年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发现，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把原《后“9·11”士兵福利法案》申请的全国平均处理时间缩短了19天，附带申请时间缩短了23天。
这种情况代表了美国政府内部一个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不过，这仍然只是一种东拼西凑，以及在低效率的程序中投入太多人力所得到的结果，还没有出现一个可靠、快速、有作为的政府。说真的，很长时间以来，这就是美国公共部门着手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方式，它们通常都不太成功，也无法持续。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吗？
美国那些最顶尖的首席执行官们当然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他们中会有50人同意接受奥巴马总统的邀请，出席2010年1月举办的“政府现代化论坛”开幕式的原因。
可以肯定，大多数公民并不觉得自己得到了好的服务。但是要怎么办？政府应该怎么变？又能怎么变？大众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首先要从改变讨论方式开始。这就意味着要停止关于政府管理范围和组织规模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不理会那些热情支持政府扩大者与毫不妥协地支持政府缩小者之间的争论，忽略那些制造矛盾和敌意且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争议。
我们要讨论的议题与政府应该更大还是更小无关，而应关注于政府如何才能更明智。
这里所讲的是打造一个“创新型国家”，一个面向21世纪的政府，一个能管理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解决问题时鼓勵参与并建立伙伴关系的政府。它也包含了推动创新氛围的含义，寻找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采用新的工具和技术，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收益。
一个创新型国家应既关注公共利益也关注个人利益，向公众公开政府的数据，并鼓励大家运用这些数据；鼓励私营部门积极采用那些能让自己参与到更大规模竞争的标准，尤其是在受监管的经济领域；通过奖励和挑战的方式为结果埋单，而不是通过采购程序为承诺埋单；通过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让政府里的人学会企业家思维。
《国家创新：美国首任CTO眼中的美国式创新》，（美）安尼什·乔普拉著，何正云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本文摘自该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