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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劳动方式既增强了 “棒棒” 的谋生能力，又成为其负面情绪产生的直接来源；乡土社会原有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成为适应都市的直接障碍；而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和身份归属等乡土特质对其都市适应发挥着正面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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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以搬运服务为主的、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
我初次听到 “棒棒” 这个词，是来自于20世纪末当地的电视剧中，那种西南官话的腔调至今还在脑中回旋。
当秦洁考上我的博士后，听到她常和几位来自重庆、四川的同学用重庆话交流，那种语境，让我联想到电视中的“棒棒”的对话语言。
当时我就觉得让她来做这一群体的研究，应该会找到人类学的感觉，特别是从一位女性的视角来做研究，会更加细致和入微。当我和她提到这一想法时，她很快就接受了。
重庆 “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以搬运服务为主的、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该群体在人员构成上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工厂体制之内的农民工，具有流动的散工性质。
同时，作为一个行业，“棒棒”又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传统行业——“苦力” （如码头工人、人力车夫、轿夫、脚力、挑水夫）的延续。
关于“苦力”群体的研究，在1949年之前，有很多前辈学者特别是社会学者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秦洁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当时不同的杂志中，找出了民国时期有关这一领域的调查和研究论文，为其进入田野调查和建立学术意识，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书不仅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民国以来底层社会研究的延续。
在人类学研究传统中，无论是侧重于个性的 “情绪”“欲望” 与“动机”，还是侧重于共性的 “人观”“文化心态”与“民族心理”，都是以“感”为基础的。感知是个体心理过程、情感体验、认知模式的基础，经由个体的 “感知” 可有助于通达群体“心态”。
以“感知”为起点，不仅可探知包括情感、道德感等内容的主观感受，而且能明了行为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和理性决策过程。
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作者对于直觉的现象，有很多感觉。她紧紧抓住 “感知” 这一主线，在此基础上来发掘 “感知” 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可以说，她在国内对于底层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建立起了自己独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作者提出 “都市感知” 这一分析概念，并将之充分应用到此项研究之中。这一概念对于分析其他地区的类似研究，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她的研究基础是城乡二元关系以及人口流动这一大背景。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动” 正成为全球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动态的群体。
我们知道，中国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在1958年定型。此后，未经官方许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受到严格的禁止和管制。
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些限制对经济引发的人口流动所形成的阻碍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恩师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开始，就创导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我在北大跟随先生读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 “城乡社会学”。
众所周知，费先生当年所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 “小商品、大市场” 以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长效发展。如其概括的“苏南模式” 的特征是 “离土不离乡”，在那里发展了众多的乡镇企业；而“温州模式” 则是“离土又离乡”，指的是当地有数以十万计到全国市场的小商品推销员。后来，大家习惯性地把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称之为 “离土又离乡”，而就近3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农民工浪潮的调查和分析而言，费先生早年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起点。
目前，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学术热点之一。相当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工在不同区域和过程中生产、生活以及农民工维权等方面。而对于有着特殊历史传统的特殊流动的农民群体，如 “棒棒” 群体之类的研究，相对较少。
秦洁认为，“今天在重庆随处可见的‘棒棒’，正是在供需、价格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的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在城乡对立、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对 “棒棒”这样的 “都市中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 展开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在费先生的研究框架中，他特别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问题。而秦洁在她的研究中，一直秉承这一研究传统，因此要回到 “乡土范畴”，同时还要 “破土而出”。
她针对重庆 “棒棒” 长期游移于城乡之间的这一流动特点，提出该群体是传统文化（乡土性）和现代文化（都市性）的沟通者。她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坚守 “乡土性” 的现状及其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讨论了都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民工如何在 “乡土性” 与 “都市性” 之间游移，如何选择性保留其 “乡土性”、选择性适应 “都市性” 的问题。
她将人类学 “乡土性” 这一经典论题置于都市化过程中来讨论，反映了中国城市本身还是打上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深深烙印。
这一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让她从城乡二元对立的学术强势话语中跳了出来，没落俗套。她注重挖掘乡土性在都市融入过程中的延续及其新的特征，在调查中很有意思的发现之一，就是在与都市这个“陌生社会” 互动的过程中，“棒棒” 之乡土文化资源，对他们适应城市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群体，他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呢？在讨论中我希望作者一定要关注 “棒棒”社会中社会结合的纽带，以及 “棒棒” 社会的乡土范畴、亲属关系、人伦传统和文化惯性的关联性问题。
我初次听到 “棒棒” 这个词，是来自于20世纪末当地的电视剧中，那种西南官话的腔调至今还在脑中回旋。
当秦洁考上我的博士后，听到她常和几位来自重庆、四川的同学用重庆话交流，那种语境，让我联想到电视中的“棒棒”的对话语言。
当时我就觉得让她来做这一群体的研究，应该会找到人类学的感觉，特别是从一位女性的视角来做研究，会更加细致和入微。当我和她提到这一想法时，她很快就接受了。
重庆 “棒棒”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处于重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以搬运服务为主的、具有山城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该群体在人员构成上是农民工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工厂体制之内的农民工，具有流动的散工性质。
同时，作为一个行业，“棒棒”又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传统行业——“苦力” （如码头工人、人力车夫、轿夫、脚力、挑水夫）的延续。
关于“苦力”群体的研究，在1949年之前，有很多前辈学者特别是社会学者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秦洁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当时不同的杂志中，找出了民国时期有关这一领域的调查和研究论文，为其进入田野调查和建立学术意识，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书不仅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民国以来底层社会研究的延续。
破土而出
在人类学研究传统中，无论是侧重于个性的 “情绪”“欲望” 与“动机”，还是侧重于共性的 “人观”“文化心态”与“民族心理”，都是以“感”为基础的。感知是个体心理过程、情感体验、认知模式的基础，经由个体的 “感知” 可有助于通达群体“心态”。
以“感知”为起点，不仅可探知包括情感、道德感等内容的主观感受，而且能明了行为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和理性决策过程。
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作者对于直觉的现象，有很多感觉。她紧紧抓住 “感知” 这一主线，在此基础上来发掘 “感知” 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可以说，她在国内对于底层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建立起了自己独到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作者提出 “都市感知” 这一分析概念，并将之充分应用到此项研究之中。这一概念对于分析其他地区的类似研究，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她的研究基础是城乡二元关系以及人口流动这一大背景。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动” 正成为全球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动态的群体。
我们知道，中国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在1958年定型。此后，未经官方许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受到严格的禁止和管制。
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些限制对经济引发的人口流动所形成的阻碍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恩师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改革开放的政策实施开始，就创导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我在北大跟随先生读博士的研究方向就是 “城乡社会学”。
众所周知，费先生当年所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 “小商品、大市场” 以及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长效发展。如其概括的“苏南模式” 的特征是 “离土不离乡”，在那里发展了众多的乡镇企业；而“温州模式” 则是“离土又离乡”，指的是当地有数以十万计到全国市场的小商品推销员。后来，大家习惯性地把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称之为 “离土又离乡”，而就近30多年来形成的中国农民工浪潮的调查和分析而言，费先生早年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起点。
目前，对于农民工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学术热点之一。相当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农民工在不同区域和过程中生产、生活以及农民工维权等方面。而对于有着特殊历史传统的特殊流动的农民群体，如 “棒棒” 群体之类的研究，相对较少。
秦洁认为，“今天在重庆随处可见的‘棒棒’，正是在供需、价格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的处于低端劳动力市场、以搬运服务为主、具有区域特征的一种农民流动务工形式。”在城乡对立、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对 “棒棒”这样的 “都市中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中的特殊群体” 展开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在费先生的研究框架中，他特别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问题。而秦洁在她的研究中，一直秉承这一研究传统，因此要回到 “乡土范畴”，同时还要 “破土而出”。
她针对重庆 “棒棒” 长期游移于城乡之间的这一流动特点，提出该群体是传统文化（乡土性）和现代文化（都市性）的沟通者。她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坚守 “乡土性” 的现状及其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讨论了都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民工如何在 “乡土性” 与 “都市性” 之间游移，如何选择性保留其 “乡土性”、选择性适应 “都市性” 的问题。
她将人类学 “乡土性” 这一经典论题置于都市化过程中来讨论，反映了中国城市本身还是打上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深深烙印。
这一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让她从城乡二元对立的学术强势话语中跳了出来，没落俗套。她注重挖掘乡土性在都市融入过程中的延续及其新的特征，在调查中很有意思的发现之一，就是在与都市这个“陌生社会” 互动的过程中，“棒棒” 之乡土文化资源，对他们适应城市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群体，他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呢？在讨论中我希望作者一定要关注 “棒棒”社会中社会结合的纽带，以及 “棒棒” 社会的乡土范畴、亲属关系、人伦传统和文化惯性的关联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