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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年五月下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成立20周年之际，在北京举办了“21世纪科学前沿与中国的机遇”高层论坛，三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高层论坛会上发表了演讲。作为科学大师，他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自己对科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敏锐洞见，阐述基础科学对社会进步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强调学术自由和自主创新在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寄予厚望。
本刊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政策局龚旭整理编译的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演讲主要内容摘编刊登，供读者研阅。
中国要重视基础研究
Alan G. MacDiarmid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因“对导电聚合物的发现和发展”而分享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
从我自己的科研经历以及与世界各地科学家长期合作的经验中，我想强调的是，科学的关键在于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大学的研究条件也大为改善。但是，漂亮的大楼和实验室并不创造新的科学技术，只有人才能创造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大楼里从事研究的人。漂亮的大楼和精良的设备有助于吸引优秀的人才，但人比大楼更重要!
研究质量是由全世界的同行来评价的。评价的方式包括，科学家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宣讲自己研究工作的次数，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参考或引用的频次，等等。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拥有在5年内仅发表1篇论文，但该论文得到其他国家学者引用20次的科学家，比拥有在5年内发表10篇论文，但这10篇论文仅得到1次引用的科学家要重要得多!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大学教师的任命和职称晋升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大学在教师任命和晋升方面，应该听取世界各国同一科学领域专家的意见，由同行专家来推荐。美国的许多大学都采用这样一种方法，以确保大学的每个任命和晋升都是建立在世界最优秀的同行专家的意见之上，这对于防止一所大学或一个国家内部科学家的“近亲繁殖”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研究工作，但我们常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我考虑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一些大学的现行政策不鼓励科学家开展具有诺贝尔科学奖水平的研究，即提出具有原创思想和实验技术的动议；二是要求科学家发表论文和争取科研项目的持续压力，也影响科学家开展高水平研究；三是目前有些中国大学对科研的奖励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根据作者发表在“知名”期刊上的文章来计算绩效“点”的做法，虽然可以扩大一些学术影响，但如果其中有些研究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其后果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声誉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四是“不发表就发臭”的政策对国家科学发展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展示创造性和想象力以及探索新理论与实验方法，都需要时间；五是发表文章太快，可能导致科学家对具体的研究和批判性思维关注不够。
怎样吸引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科研业绩的中国学者回国效力？15或20年前就负笈到国外学习的中国学者，对于他们离开中国之后中国的大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知之甚少。既然如今中国各大学已经有了这么多漂亮的大楼，那么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笔“种子钱”，以鼓励学有所成的中国科学家在暑期利用8周的时间回国，与中国的大学开展合作研究。这笔经费最好应当还足以支付陪同科学家一起回国的配偶和子女的费用。
当前世界，能源对世界每个国家都极其重要。在人类未来50年所面临的十大问题中，毫无疑问，能源首当其冲。如果世界人口以目前的增长率继续增长的话，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现在的63亿增长至100亿。按照我们现在的了解，还没有足够的能源来满足100亿人口的需要。世界每天都在使用越来越多的能源，我们正在耗尽地球的能源。因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利益出发使用现阶段相对廉价的化石燃料，而是应该从保护资源和环境出发，尽量少地使用化石能源，尽可能使用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
农业能源是一个新的科技领域，对每个国家都具有发展新产业的潜力。其中，生物燃料是一个很基础的研究领域。生物燃料包括生物乙醇和生物燃油，生物乙醇产生于糖或玉米等的发酵过程，而生物燃油则不必有发酵过程而是从谷物等农作物中提取。我们希望未来更多地依靠纤维质原料来提供生物乙醇，利用纤维质酶将纤维质原料转化为生物乙醇，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极为重要的。
氢能经济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难题。人们都希望未来的汽车将以氢气为动力，即用燃料电池使储藏在汽车里的某种形式的氢和空气中的氧进行反应产生电能，而从汽车中产生的尾气将只是水汽，这就将大为减少城市的大气污染。但现在的问题是：氢从哪里来？现阶段最为经济且最有希望的方法，是将天然气、煤或石油、甚至汽油与水结合来产生氢气。氢能经济将成为未来无污染交通极具前景的产业。
燃料电池也是一个正在成为全世界日益重视的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我的预言是，将来汽车的动力将是从仅仅使用空气和生物乙醇或生物燃油的燃料电池中产生的电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如生物乙醇和生物燃油之类的无污染、可再生、又节能的原料作为汽车动力原料。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开展一项“紧急计划”，类似于目前在许多国家进行的空间探测计划。这样一项计划在本质上不是世界各国和各个机构的相互竞争，而是需要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的农业部门以及各石油公司、各电力公司、各国政府、各大学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以实现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和机构的互惠互利。
今天的基础研究就是明天的技术。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保持在技术或工程领域的充分投资是很重要的，但为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追赶”其他国家，中国应当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经费。我希望，未来几年之内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为了在一些中国领先的领域“追赶”中国，都想来中国开展研究。我的这一希望一定会实现，一定能实现，也一定必须实现。
科学技术进步推动者的重要性
Heinrich Rohrer
IBM公司苏黎世研究中心研究员，因“发明扫描穿隧显微镜”而分享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今天的讲话不限于“基础研究的发展”这一主题，因为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既非原创也无助益。我更愿意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谈科学研究。我认为，科学研究是以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难题和找到答案为特征的，而不是以近期或长期能得到应用为标志，根本得不到应用的科学是没有意义的。不过，预测科学“发展趋势”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很少能够预言哪怕十年之内科学、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的发展，何况如今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往往是未曾预料的情况的突然出现以及相关范式的变化，推动着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并以此促进许多经济领域的增长。
很多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们的工作共同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然而，要了解科学技术进步的奥秘，还有赖于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者及其关键性作用有更明晰的认识。我认为三类科学进步推动者的特点及作用是：科研一线的科学家共同体、诸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促进组织、科学决策部门。在我看来，这三类科学进步推动者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维护科学自由。受好奇心驱动、渴望变化和创新的科学家，决定着科学进步的方向和进展。科学家的任务是质疑被公认的知识、思想、信念和方法，解决“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做“不可为”的事，不断向前沿挑战。为此，科学家需要多方面的自由，包括：在他们认为值得冒险的任何地方进行探索的自由，与他们认可的任何科学家交流与合作的自由，向科学共同体展示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在研究中出错的自由。与此同时，科学促进组织和科学决策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并保持这种自由，但也不排除有时进行明智的引导。而且，科学家也应该不时提醒自己，科学研究不单单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
我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科学家的科学自由在不断地减少。本来，对学习、思考、知识和创造的要求越高，对自由的需求就越多，但科学家由于在科学活动中采取了一些不科学的做法，使自己失去了部分自由。例如：一是以竞争取代标准。竞争是许多活动中成本较低的一种方法，但“更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好”，科学中的竞争尤其应当谨慎。如果过于关注竞争对手，为了获胜而不择手段，就会失去自由。创新不是与过去的成就竞争，而是面向未来。竞争还往往会导致偏见，对别人的创新视而不见。二是科学家当心常常会受到“找钱”和“拿项目”的诱惑。我曾说过，“有的科学家为其所做的工作而得到报酬，而有的科学家则为得到报酬而工作”。我说的后者就是经不起诱惑的科学家。三是科学家脑子里的首要问题应当是：“如果我来做这个研究，会给科学带来什么切实的变化？”即便有时没有答案，至少保持思想的自由才有成功的机会。
科学促进组织：在这类组织中，其工作人员以一线科学家或曾经有过研究经历的科学家为主，而不是官僚们。科学促进组织不应该将自己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的延伸，而应当将自己视为科学家和科学决策者的伙伴。第一，人们对科学促进组织之一的科学资助机构最多的批评是，真正创新的研究没有得到支持的机会，而得到资助的申请常常是已经进行的研究，甚至是得到过资助的项目。资助机构应当具有更多的冒险精神，甚至应当允许科学家有犯错误的自由。第二，推动科学发展最好的方式是，对已经或曾经很热门的研究要“看得紧”，对有创新、高水平的研究要“慷慨解囊”，不要在研究选题上限制太多。第三，学科交叉研究申请尽管对解决重要的科学难题能够有所贡献，但很不容易得到资助，因为此类项目容易被仅仅维护本学科利益的科学家所拒绝。不同学科交汇或科学与工程交叉领域所开展的研究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开展和支持开展这样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第四，应当鼓励科学家更多以问题为导向选择研究领域，而不是以研究手段为导向。第五，在研究结果评估和项目申请书评议中，要充分依靠专家。
科学决策部门：科学决策部门应当确保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领域从科学发展中充分受益，也使其认识到科学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包括钱财方面的支持。同时，决策部门还应当为科学发展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使得科学能够解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科学决策部门负责制定旨在发展最好的科学的战略性决策，包括成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评估科学发展状况等等。但是，科学政策应当限制通过指定研究领域和研究目标的方式直接控制科学，比如，通过专业性计划或者让科学家为合作而合作（包括国内与国际合作），而不是让合作者切实融入全世界的研究工作之中。决策部门不能在微观层面上管理科学研究，这一点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很不相同。
科学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于——科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事业，融入全球科学是提高国内科学水平的重要途径。现在，商业界已经意识到全球市场蕴涵着向国外销售本国产品与服务的巨大商机，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科学研究在国内各方面的压力下越来越关注于本国的目标。然而，工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已经揭示，全世界的科学成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了保持这一势头，维护科学自由应当成为科学政策的首要目标。
最后我就纳米科学技术谈一些看法。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和纳米技术被视为推动21世纪发展的关键技术，人们甚至谈论，在继几个世纪的产业革命和上世纪的信息革命之后，我们将迎来纳米革命。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与以往的产业革命和新的信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相比，纳米将带来更为根本的变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从微米尺度向纳米尺度的扩展，而是带来诸多方面的范式转变。例如：纳米材料将从“更小、更快、更便宜”发展到“更聪明、更复杂、更强大”，智能系统将从外部中心处理发展为局部处理与自动控制，数据处理将从电子数据处理为主扩展至纳米传感器与激励器（actuator）普及网，而研究方式则从单个学科发展到涉及纳米科学技术的众多学科，彻底打破学科壁垒。
中国在以科学为基础的
技术发展中任重道远
野依良治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理事长，因在“手性催化氧化反应”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
今天，科学技术不仅关乎经济活动，而且关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是提升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源泉，同时也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我认为，未来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将不是用于国际竞争，而是应当用于构建子孙后代每个人所共享的社会。世界各国都应当充分利用其自身的特点，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就这一点而言，我对迅猛发展中的中国抱有极大的期望。
21世纪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我们科学家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科学知识的创造，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基础研究，然后是运用科学知识发展技术。纯基础研究的发展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应当更多地向社会呼吁，强调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科学知识的发现及其利用对社会都很重要。在此，我将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技术界定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这种技术包括：确保食品供应的安全，延长人的寿命，改善生活质量，提高通讯技术水平，等等。最近，美国工程院将20世纪称作“技术创新的世纪”，并选出使我们的生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20项伟大的技术。居于首位的是电气化，然后是汽车、飞机、水的供应与运输、电子、收音机和电视机、农业机械、计算机、电话、空调与冰箱、高速公路、航天器、互联网、影像、家用电器、健康技术、石油与石化技术、激光与光纤、核技术，以及高性能物质。很显然，现代文明社会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相关，此类技术在经济上的收益也是巨大的。我们这些深深受惠于此类技术的人们，应当在诸多方面作出反应。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技术（IT）时代，对这一发展趋势，我寄予厚望，但同时又为此担忧。过去，我们只是获取和积累新知识，但从现在起，通过信息技术知识的流动将加速，基础知识将全球共享。到目前为止，知识由少数国家、组织和有权力的人们所垄断，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许多事情既不公正也不公平，因为信息的获取并非易事。如果建立起适当的信息系统，所有国家和所有人都将获取同样的知识，民主有可能在全球实现，南北差距也有可能缩小。
20世纪也是一个以战争和经济冲突为标志的竞争的世纪。在能源和资源利用上竞争的结果是，我们现在需要两个或三个地球。多亏有了IT，每个人将了解地球的极限，将竞争的世纪变成合作的世纪。当然，反之也是可能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获得知识很不容易；但现在，通过互联网我们很快就会获取信息。过去，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纵向的，以时间为纵轴，但现在不是这样了。除了真正有价值的和系统性的知识以外，一般信息无障碍地在空间横轴上流动。包括科研在内的许多工作将更少地依赖于建立在证据之上的原理。过去，科研需要切实的证据，不允许没有证据的猜测。因此，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过去发生过的或现在正在发生的现象。从现在起，由于很容易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靠的预言将变得可信与可能。
毫无疑问，人口众多的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不可忽视的存在。迅猛发展的现代中国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如：环境恶化，能源、食物和水的供应不稳定，农村问题，新兴城市问题，等等。但这些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必须和其他国家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中国通过开发自己所独有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为子孙后代呈现新的价值观。
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许多特色。中国具有绵延四千多年文明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优秀的传统技术。中国一直是东方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方面对人类贡献卓著。众所周知，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纸这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当这四大发明传至欧洲，对现代科学发展和现代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水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与西方人的还原论很不相同，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这种观念试图以统一的方式来理解人与自然。我相信，根据这种观念建立的新科学所带来的挑战，是解决人类文明危机的途径之一。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地球的整个系统加以阐明；为了探索生命科学领域和理解生物体的真正特征，有必要挑战系统生物学；为了以统一的方式科学地理解物质与精神，基于整体论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我想，这样一种方法可以回答人们“何谓幸福”的问题。
我不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中国在建设可持续的人类文明方面责任重大。毫无疑问，在未来15年，通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中国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将突飞猛进地发展。我期待着，从这一发展中受惠的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
本刊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政策局龚旭整理编译的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演讲主要内容摘编刊登，供读者研阅。
中国要重视基础研究
Alan G. MacDiarmid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因“对导电聚合物的发现和发展”而分享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
从我自己的科研经历以及与世界各地科学家长期合作的经验中，我想强调的是，科学的关键在于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大学的研究条件也大为改善。但是，漂亮的大楼和实验室并不创造新的科学技术，只有人才能创造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大楼里从事研究的人。漂亮的大楼和精良的设备有助于吸引优秀的人才，但人比大楼更重要!
研究质量是由全世界的同行来评价的。评价的方式包括，科学家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宣讲自己研究工作的次数，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其他国家的同行参考或引用的频次，等等。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拥有在5年内仅发表1篇论文，但该论文得到其他国家学者引用20次的科学家，比拥有在5年内发表10篇论文，但这10篇论文仅得到1次引用的科学家要重要得多!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大学教师的任命和职称晋升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大学在教师任命和晋升方面，应该听取世界各国同一科学领域专家的意见，由同行专家来推荐。美国的许多大学都采用这样一种方法，以确保大学的每个任命和晋升都是建立在世界最优秀的同行专家的意见之上，这对于防止一所大学或一个国家内部科学家的“近亲繁殖”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很好的研究工作，但我们常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我考虑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一些大学的现行政策不鼓励科学家开展具有诺贝尔科学奖水平的研究，即提出具有原创思想和实验技术的动议；二是要求科学家发表论文和争取科研项目的持续压力，也影响科学家开展高水平研究；三是目前有些中国大学对科研的奖励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根据作者发表在“知名”期刊上的文章来计算绩效“点”的做法，虽然可以扩大一些学术影响，但如果其中有些研究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其后果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声誉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四是“不发表就发臭”的政策对国家科学发展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展示创造性和想象力以及探索新理论与实验方法，都需要时间；五是发表文章太快，可能导致科学家对具体的研究和批判性思维关注不够。
怎样吸引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科研业绩的中国学者回国效力？15或20年前就负笈到国外学习的中国学者，对于他们离开中国之后中国的大学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知之甚少。既然如今中国各大学已经有了这么多漂亮的大楼，那么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笔“种子钱”，以鼓励学有所成的中国科学家在暑期利用8周的时间回国，与中国的大学开展合作研究。这笔经费最好应当还足以支付陪同科学家一起回国的配偶和子女的费用。
当前世界，能源对世界每个国家都极其重要。在人类未来50年所面临的十大问题中，毫无疑问，能源首当其冲。如果世界人口以目前的增长率继续增长的话，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现在的63亿增长至100亿。按照我们现在的了解，还没有足够的能源来满足100亿人口的需要。世界每天都在使用越来越多的能源，我们正在耗尽地球的能源。因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利益出发使用现阶段相对廉价的化石燃料，而是应该从保护资源和环境出发，尽量少地使用化石能源，尽可能使用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
农业能源是一个新的科技领域，对每个国家都具有发展新产业的潜力。其中，生物燃料是一个很基础的研究领域。生物燃料包括生物乙醇和生物燃油，生物乙醇产生于糖或玉米等的发酵过程，而生物燃油则不必有发酵过程而是从谷物等农作物中提取。我们希望未来更多地依靠纤维质原料来提供生物乙醇，利用纤维质酶将纤维质原料转化为生物乙醇，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极为重要的。
氢能经济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难题。人们都希望未来的汽车将以氢气为动力，即用燃料电池使储藏在汽车里的某种形式的氢和空气中的氧进行反应产生电能，而从汽车中产生的尾气将只是水汽，这就将大为减少城市的大气污染。但现在的问题是：氢从哪里来？现阶段最为经济且最有希望的方法，是将天然气、煤或石油、甚至汽油与水结合来产生氢气。氢能经济将成为未来无污染交通极具前景的产业。
燃料电池也是一个正在成为全世界日益重视的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我的预言是，将来汽车的动力将是从仅仅使用空气和生物乙醇或生物燃油的燃料电池中产生的电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如生物乙醇和生物燃油之类的无污染、可再生、又节能的原料作为汽车动力原料。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开展一项“紧急计划”，类似于目前在许多国家进行的空间探测计划。这样一项计划在本质上不是世界各国和各个机构的相互竞争，而是需要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的农业部门以及各石油公司、各电力公司、各国政府、各大学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以实现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和机构的互惠互利。
今天的基础研究就是明天的技术。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保持在技术或工程领域的充分投资是很重要的，但为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追赶”其他国家，中国应当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经费。我希望，未来几年之内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为了在一些中国领先的领域“追赶”中国，都想来中国开展研究。我的这一希望一定会实现，一定能实现，也一定必须实现。
科学技术进步推动者的重要性
Heinrich Rohrer
IBM公司苏黎世研究中心研究员，因“发明扫描穿隧显微镜”而分享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今天的讲话不限于“基础研究的发展”这一主题，因为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既非原创也无助益。我更愿意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谈科学研究。我认为，科学研究是以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难题和找到答案为特征的，而不是以近期或长期能得到应用为标志，根本得不到应用的科学是没有意义的。不过，预测科学“发展趋势”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很少能够预言哪怕十年之内科学、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的发展，何况如今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往往是未曾预料的情况的突然出现以及相关范式的变化，推动着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并以此促进许多经济领域的增长。
很多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们的工作共同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然而，要了解科学技术进步的奥秘，还有赖于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者及其关键性作用有更明晰的认识。我认为三类科学进步推动者的特点及作用是：科研一线的科学家共同体、诸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促进组织、科学决策部门。在我看来，这三类科学进步推动者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维护科学自由。受好奇心驱动、渴望变化和创新的科学家，决定着科学进步的方向和进展。科学家的任务是质疑被公认的知识、思想、信念和方法，解决“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做“不可为”的事，不断向前沿挑战。为此，科学家需要多方面的自由，包括：在他们认为值得冒险的任何地方进行探索的自由，与他们认可的任何科学家交流与合作的自由，向科学共同体展示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在研究中出错的自由。与此同时，科学促进组织和科学决策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并保持这种自由，但也不排除有时进行明智的引导。而且，科学家也应该不时提醒自己，科学研究不单单是一种自我满足，而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
我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科学家的科学自由在不断地减少。本来，对学习、思考、知识和创造的要求越高，对自由的需求就越多，但科学家由于在科学活动中采取了一些不科学的做法，使自己失去了部分自由。例如：一是以竞争取代标准。竞争是许多活动中成本较低的一种方法，但“更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好”，科学中的竞争尤其应当谨慎。如果过于关注竞争对手，为了获胜而不择手段，就会失去自由。创新不是与过去的成就竞争，而是面向未来。竞争还往往会导致偏见，对别人的创新视而不见。二是科学家当心常常会受到“找钱”和“拿项目”的诱惑。我曾说过，“有的科学家为其所做的工作而得到报酬，而有的科学家则为得到报酬而工作”。我说的后者就是经不起诱惑的科学家。三是科学家脑子里的首要问题应当是：“如果我来做这个研究，会给科学带来什么切实的变化？”即便有时没有答案，至少保持思想的自由才有成功的机会。
科学促进组织：在这类组织中，其工作人员以一线科学家或曾经有过研究经历的科学家为主，而不是官僚们。科学促进组织不应该将自己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的延伸，而应当将自己视为科学家和科学决策者的伙伴。第一，人们对科学促进组织之一的科学资助机构最多的批评是，真正创新的研究没有得到支持的机会，而得到资助的申请常常是已经进行的研究，甚至是得到过资助的项目。资助机构应当具有更多的冒险精神，甚至应当允许科学家有犯错误的自由。第二，推动科学发展最好的方式是，对已经或曾经很热门的研究要“看得紧”，对有创新、高水平的研究要“慷慨解囊”，不要在研究选题上限制太多。第三，学科交叉研究申请尽管对解决重要的科学难题能够有所贡献，但很不容易得到资助，因为此类项目容易被仅仅维护本学科利益的科学家所拒绝。不同学科交汇或科学与工程交叉领域所开展的研究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开展和支持开展这样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第四，应当鼓励科学家更多以问题为导向选择研究领域，而不是以研究手段为导向。第五，在研究结果评估和项目申请书评议中，要充分依靠专家。
科学决策部门：科学决策部门应当确保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领域从科学发展中充分受益，也使其认识到科学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包括钱财方面的支持。同时，决策部门还应当为科学发展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使得科学能够解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科学决策部门负责制定旨在发展最好的科学的战略性决策，包括成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评估科学发展状况等等。但是，科学政策应当限制通过指定研究领域和研究目标的方式直接控制科学，比如，通过专业性计划或者让科学家为合作而合作（包括国内与国际合作），而不是让合作者切实融入全世界的研究工作之中。决策部门不能在微观层面上管理科学研究，这一点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很不相同。
科学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在于——科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事业，融入全球科学是提高国内科学水平的重要途径。现在，商业界已经意识到全球市场蕴涵着向国外销售本国产品与服务的巨大商机，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科学研究在国内各方面的压力下越来越关注于本国的目标。然而，工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已经揭示，全世界的科学成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了保持这一势头，维护科学自由应当成为科学政策的首要目标。
最后我就纳米科学技术谈一些看法。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和纳米技术被视为推动21世纪发展的关键技术，人们甚至谈论，在继几个世纪的产业革命和上世纪的信息革命之后，我们将迎来纳米革命。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与以往的产业革命和新的信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相比，纳米将带来更为根本的变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从微米尺度向纳米尺度的扩展，而是带来诸多方面的范式转变。例如：纳米材料将从“更小、更快、更便宜”发展到“更聪明、更复杂、更强大”，智能系统将从外部中心处理发展为局部处理与自动控制，数据处理将从电子数据处理为主扩展至纳米传感器与激励器（actuator）普及网，而研究方式则从单个学科发展到涉及纳米科学技术的众多学科，彻底打破学科壁垒。
中国在以科学为基础的
技术发展中任重道远
野依良治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理事长，因在“手性催化氧化反应”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
今天，科学技术不仅关乎经济活动，而且关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是提升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源泉，同时也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我认为，未来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将不是用于国际竞争，而是应当用于构建子孙后代每个人所共享的社会。世界各国都应当充分利用其自身的特点，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就这一点而言，我对迅猛发展中的中国抱有极大的期望。
21世纪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我们科学家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科学知识的创造，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基础研究，然后是运用科学知识发展技术。纯基础研究的发展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应当更多地向社会呼吁，强调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科学知识的发现及其利用对社会都很重要。在此，我将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技术界定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这种技术包括：确保食品供应的安全，延长人的寿命，改善生活质量，提高通讯技术水平，等等。最近，美国工程院将20世纪称作“技术创新的世纪”，并选出使我们的生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20项伟大的技术。居于首位的是电气化，然后是汽车、飞机、水的供应与运输、电子、收音机和电视机、农业机械、计算机、电话、空调与冰箱、高速公路、航天器、互联网、影像、家用电器、健康技术、石油与石化技术、激光与光纤、核技术，以及高性能物质。很显然，现代文明社会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相关，此类技术在经济上的收益也是巨大的。我们这些深深受惠于此类技术的人们，应当在诸多方面作出反应。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技术（IT）时代，对这一发展趋势，我寄予厚望，但同时又为此担忧。过去，我们只是获取和积累新知识，但从现在起，通过信息技术知识的流动将加速，基础知识将全球共享。到目前为止，知识由少数国家、组织和有权力的人们所垄断，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许多事情既不公正也不公平，因为信息的获取并非易事。如果建立起适当的信息系统，所有国家和所有人都将获取同样的知识，民主有可能在全球实现，南北差距也有可能缩小。
20世纪也是一个以战争和经济冲突为标志的竞争的世纪。在能源和资源利用上竞争的结果是，我们现在需要两个或三个地球。多亏有了IT，每个人将了解地球的极限，将竞争的世纪变成合作的世纪。当然，反之也是可能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获得知识很不容易；但现在，通过互联网我们很快就会获取信息。过去，知识的传播仅仅是纵向的，以时间为纵轴，但现在不是这样了。除了真正有价值的和系统性的知识以外，一般信息无障碍地在空间横轴上流动。包括科研在内的许多工作将更少地依赖于建立在证据之上的原理。过去，科研需要切实的证据，不允许没有证据的猜测。因此，研究对象严格限制在过去发生过的或现在正在发生的现象。从现在起，由于很容易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靠的预言将变得可信与可能。
毫无疑问，人口众多的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不可忽视的存在。迅猛发展的现代中国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如：环境恶化，能源、食物和水的供应不稳定，农村问题，新兴城市问题，等等。但这些也是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必须和其他国家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希望中国通过开发自己所独有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为子孙后代呈现新的价值观。
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许多特色。中国具有绵延四千多年文明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优秀的传统技术。中国一直是东方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方面对人类贡献卓著。众所周知，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纸这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当这四大发明传至欧洲，对现代科学发展和现代社会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水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与西方人的还原论很不相同，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这种观念试图以统一的方式来理解人与自然。我相信，根据这种观念建立的新科学所带来的挑战，是解决人类文明危机的途径之一。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地球的整个系统加以阐明；为了探索生命科学领域和理解生物体的真正特征，有必要挑战系统生物学；为了以统一的方式科学地理解物质与精神，基于整体论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我想，这样一种方法可以回答人们“何谓幸福”的问题。
我不认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中国在建设可持续的人类文明方面责任重大。毫无疑问，在未来15年，通过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中国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将突飞猛进地发展。我期待着，从这一发展中受惠的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