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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轉化”是近年来我国文化综艺频繁涉及的命题，传统文化背后隐藏着宏大的精神居所，因而不应被束之高阁。央视在文化综艺赛道上布局畴策已久，可以说对相关的各个主题、各个模式都有所尝试。从以《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竞技，到《朗读者》《信·中国》的经典深度赏阅，再到《典籍里的中国》复归大众视野，央视文化综艺精品再次“出圈”，在全民范围内引爆了人们对文献典籍的关注度。《典籍里的中国》由央视《故事里的中国》原班人马打造，被列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重点推出的创新项目，播出仅3期后便获得豆瓣9.0的评分，成为《国家宝藏》后又一“爆款”文化综艺。借助央视大小屏联袂互动的新媒体平台，本栏目在网视终端一齐发力，身居信息庞杂的碎片化阅读时代，《典籍里的中国》以其海量的知识贮藏、年轻的影像语态，让大部头典籍不再甘于和光同尘的命运。此外，本节目还开创了文化综艺“双主持人”模式之新，主持人王嘉宁负责节目流程的自然过渡，撒贝宁则身兼主持和读书人的双重身份，亲身参与舞台剧演出并与古人对话，以形态创新带动大众文化品味的提升。
一、“典籍+多媒体”——古今联袂的文化生成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1]，这句名言启示人们在关注媒介作为信息载体的各项功能时，也不能忽略其内容本身。文献典籍是标识文字经典性的传播媒介，是信息、内容、文化的集合体。与其他媒介相比，典籍最靠近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是古人贮存与传播知识的重要渠道，其内容具有权威性、不可替代性与历时性特点。因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读者赏阅典籍，所知、所见、所感皆有不同。这说明了媒介意义下的典籍远不只是承载文字和思想的工具，它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再生成的功能。“文化+多媒体”模式下，复刻典籍、传播经典已不再是节目的首要任务，《典籍里的中国》意在激活文字与电视媒介的创造功能，生成融媒体艺术形态下的文学经典。
（一）媒介职能：经典与当下的互文见义
一档优秀的电视文化综艺恰如名师益友，承载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三重使命。既要为大众科普相关知识，更要授人以渔，使其掌握阅读、理解古代经史子集的秘钥，更要以“传道”为终极题旨，令观众树立开卷有益的价值观念，进而引导观众主动去搜寻、体悟典籍中的精华内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文化综艺的传“道”，关键要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典籍里的中国》融汇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媒介，将各类意象符号组合成统一的文化情境。正所谓文以载道，自古以来，典籍便是信息的载体，潜藏着可观的文化艺术价值，本节目以典籍为主题，自然具备深厚的历史积蕴和知识储量，而栏目本身所要做的，不是单一地筛选与开掘，而是要在过程中完成媒介形式的转化，让历史照进当下。
《天工开物》《尚书》这些国人不甚熟知的典籍，在节目的旁征博引和融会贯通下，竟成为将普罗大众引入典籍宝库的开蒙读物。《典籍里的中国》运用环幕投屏、实时跟踪等先进舞台技术，用舞美设计、灯光、LED显示屏打造出一方遗世独立的化外天地，置身其中，观众便能超越千年时空的桎梏，与古人面对面相交品谈。对于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天工开物》，节目先由蒙曼教授引经据典、释义书题，“天工”出自《尚书·禹贡》，“开物”取自《易经》的“开物成务”，蒙曼教授将其阐释为“开创万物”，提纲挈领地抓住了这部实用农经的核心思想，哪怕是未曾了解过本书的观众，也能在专家导读中快速了解其重点内容。再由张志清、张柏春等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导读，此时，大屏滚动播放书中原文及插图，配合动画特效，展示书中200多幅插图，古人炼铁纺织、汲水舂米的情境一一跃入观众眼帘。古人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智慧不再停留于纸面上，而是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元到多维的媒介转换。情境演绎环节同样兼具写实与写意的艺术风格，既抓取了科场舞弊的典型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闹场面是明末乱世的写实之笔，又充分利用贯通舞台中央的大道，以黑幕、聚光等极具戏剧写意效果的手段，来表现宋氏兄弟六试不第的坎坷仕途。文字媒介与影像媒介的互文，令严肃庄重与浪漫可爱诞生在同一处舞台上，媒介的职能互补，让历史不带一丝矫饰的意味却能更显“年轻”。
（二）媒介意识：跨越文化的表意困境
媒介以艺术为本体，故能承载千秋历史之重，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文化综艺的赏读门槛较高，许多文化综艺一味用符号呈现深层价值的手法，亦造成信息的误读和养分流失，而媒介本身的文化生成功能长时间处于虚置状态。《典籍里的中国》树立了自觉的媒介意识，电视荧屏上演的一切并非书籍的直接搬演，却无处不在传达着古人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旨趣，透过影像媒介管窥古人生活，突破了对于媒介的工具性认识，赋予影像媒介“格物以致知，经世以致用”的现实意义。
节目将媒介的文化表意功能渗透于细节之中，古人正衣冠以明礼，《典籍里的中国》首先精心复原了古人衣食起居的日常情境，节目中儒生与孔子交谈时谦恭恳切的姿态，不卑不亢的语势，精准地表现了古人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宋应星和挚友涂绍煃躺在稻田间的对话颇富生活意趣，宋应星高呼自己要做“田间的圣贤”，又演绎了古人旷达洒脱、狂放豪壮的一面。观众得以从符合史实信息的影像中谛听历史脉搏，达到增德广益，观影以知朝代兴废，明个人得失的效果。影像媒介的直观感官刺激，往往令人忽视其文化立场，将之视为电视娱情功能的载体。本节目对影像内容的推敲琢磨，使其越过符号的隔膜，直接有效地传达历史信息，整合了文字与影像媒介的表意特征，赋典籍以新生。
二、“典籍+舞台剧”——虚实之间的影像转身
舞台剧与电视综艺皆是游走于真实性与假定性之间的艺术形式。舞台剧与文化综艺的跨域互动从内容主体上构建了《典籍里的中国》，旨在以舞台剧声光影像的交错，激活典籍中的智慧密码，将“演绎”变为“演译”，通过抓取历史人物生命中的典型瞬间，以人物姿态神情的生动表演，传译出那些泛黄卷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完成媒介的互译与人物的自洽。本节目延展了“文化+故事”模式的时空边界，由沉浸式体验的精品舞台剧，连接从前、今朝、明日，促成复调时空结构下的情境穿梭，方能删繁就简，化晦涩艰深的典籍掌故为老少咸宜的情境再现。 （一）鉴古通今：时序重置与多维时空营构
舞台剧早已是我国电视综艺的“常客”，在《国家宝藏》《幻乐之城》《一本好书》等节目中舞台剧频频跨界，为考古文博赋情、与流行音乐共舞，舞台剧这种艺术形式缘何备受电视综艺青睐？应该说，根本原因在于二者间强大的共性。舞台剧与电视综艺都诞生于有限的空间内，具有舞台性、直观性与对话性特征，就像舞台剧演员需要塑造人物、完成对相应情节的演绎一样，电视综艺也需要在固定的节目流程中构建鲜活的人物。《典籍里的中国》每期节目都可以视为一部完成度极高、观赏性极强的多幕舞台剧，其视野之广、体量之大、层次之高，均超越了此前的“跨界”之作，将“文化+”的制作理念推向了全新高度。
“让经典活起来”一语破题——舞台剧叙事情境的即时性，让泛黄史册上的文字变得生动鲜活。《典籍里的中国》以主人公所处的时代为历史原点，向过去与未来两个历史维度进行延伸。伴随着伏生对《尚书》的讲述，大禹率众治水安天下，武王为九州黎民举兵伐纣，一幕幕上古史书中的情境悄然复活;展览馆中，伏生护《尚书》的佳话世代相传，童声稚嫩的孩子们齐声朗诵《尚书》，道出了古籍经典薪火相传的当代价值。两处来自他者时空的插叙，让舞台剧虚构的历史情景和真实的演绎空间碰撞出古今交汇的错落之美。《天工开物》一集的主人公本是宋应星，舞台剧却别出心裁、倒叙引题，从袁隆平探究杂交水稻之谜开篇，一路上行，追溯至明清之际，以时空的沧桑巨变，烘托千百年来我国科学家笃行真理的矢志不渝。舞台剧的演绎具有即时性，以真实的视听观感锁住受众群体，而舞台剧的时态亦是多元的，插叙、倒叙尽情重组着历史时空，从卷帙浩繁的书简中打捞出一张张生动的面孔。
（二）高格雅宗：电视仪式的意义展演
仪式是文化传统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综艺需要借助高雅、严肃的仪式行为来实现思想升格，以此消解娱乐至死的价值泡沫。尤其是传统文化综艺，如果缺少了仪式感对人物行为的包装与加工，内容便会被束缚在一个尴尬的躯壳内，成为一种拙劣而生涩的仿古表演，而没有真正回到古人生活的年代，触及古人钟鼓礼乐谱写的灵魂乐章。在《典籍里的中国》中，格调庄重、细节严密的舞台仪式在节目中比比皆是，节目组首先邀请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担任艺术总监，确保戏剧舞台的专业性、严谨性。该节目还增设了舞台剧主创人员的圆桌恳谈会，披露了海量舞台剧幕后片段。这些镜头看似与“典籍”主题没有直接关联，却在无形中完成了节目的仪式建构，正是通过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才能使观众确信舞台上演绎的内容曾真实地发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在严肃庄重的仪式氛围中表现历史典籍的可信与可敬。
以往节目的舞台剧演绎，观众只知其表、不明其里，看得见台上演员纵情投入的演绎，却无从知晓舞台剧立意、打磨、排演的深层用意。《典籍里的中国》基于电视仪式建构的理念，采用画外音解说和人物采访相结合的方式，细致呈现主创会谈、演员换装、舞台置景等各个环节，升华了戏剧舞台的人文魅力。无论舞台形式如何缤纷幻化，“典籍”始终居于节目本位，舞台剧中人物的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散发着文人墨客的风雅中正，起立、落座、行礼、交谈，演员的一切言行举止，悉数展呈了华夏礼仪之邦的气韵风范。演播室的整体氛围宛如古人书房的一隅，隐去了娱乐喧哗，处处有书声、书香为伴，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和专家、演员，在翻阅书籍和试穿复原服装时都极为细致用心，撒贝宁在拜别每期主人公时，更是特意施古礼以示恭敬。“人们在电视仪式中重新确认和巩固了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以戏仿、虚构的方式找寻到了社会联结的纽带。”[2]身居书室，自当崇书、好礼，以“书”为核心的情感仪式充盈于舞台细节与节目氛围之中，建构了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
三、“典籍+核心价值”——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传统文化具有多种层面上的意义：教育意义、宣传意义、社会伦理意义、身份标识意义等，不一而足。创作者必须将传统文化与能够展现当代价值观的艺术形式相融，以雅俗共赏的新颖方式，讲出一段历史故事的核心内容，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将其升华至艺术和民族集体身份标识的高度。
（一）知微——以人民为核心的历史观
《典籍里的中国》所选史籍，无不体现着对人命运的关切、表现和把握，《史记》《尚书》虽由宏观处著史立传，却处处流露出对百姓苍生的体恤关怀，为黎民生计而忧劳的朴实情感。《天工开物》是古代典籍中少有的实学之书，详细记录了平民百姓劳作时使用的各类工具。本节目将这部诞生于田间地头的民间智慧宝典，与高居庙堂的四书五经并提，列为全集的第二期，其用意颇深，意在提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话语秩序。古时处于边缘状态的实用科学，在今人“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中却占据重要位置，古代唯有士大夫方能释读的典籍经典，今日人人可读、人人可解，大众话语的崛起呼应了本节目的创作宗旨。
《典籍里的中国》在释义经典时强调典籍中的民本思想，《史记》一集中，《陈涉世家》中大泽乡起义的情节被演绎出来，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掷地有声，由当代读书人撒貝宁道出司马迁将陈涉列为“世家”人物的细节。人民的力量在2000年前已有显影，而节目对《尚书》的解读更是紧紧围绕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来展开，尧舜之治顺应民心，大禹为民请命、安定九州。“民为本，社稷次之”的思想早已刻入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回眸望向当今时代，人民是历史主人公的思想也已深入人心。时间长河的记忆冲刷下，文化传统的断层拉开了古人今人间的距离，而《典籍里的中国》却能够在古今时空中来往自如，根本原因便是该栏目立足于人，注重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民本思想的呈现，起到了凝聚民族文化身份、黏合历史记忆的作用。
（二）知彰——华夏一体观与文明复兴
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其国民应对本民族文化有着高度的“自知之明”，知晓文化的渊源与流向，了解其发展脉络和精神特征。“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也才会有文化自强的底气。”[3]《典籍里的中国》归根结底是要以综艺形式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自信必然来自于观众内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敬仰，节目通过“一问一答”的设问结构来建构身份认同，从而追本溯源，探中华民族之根脉。
“一问”即专家品读会中提出的观点，“一答”即观众从艺术演绎中自我参悟的答案，在设问与寻求观众反馈的有效互动中，典籍中许许多多的奥秘被观众自主地挖掘出来，不需以高高在上的口吻布道宣讲，便能阐释历史文献的人文魅力。以《史记》为例，专家率先抛出知识点——《史记》有纪传体、实录两大开创性价值，随即由观众在司马迁子继父志的生命足迹中倾听回答。太史公为千秋凛然的英雄之气著《项羽本纪》，为李广、李陵祖孙的报国情怀著《李将军列传》，受刑后忍辱负重，写下字字泣血的《报任安书》。节目对典籍温度与情怀的深掘，加深了观众对“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体悟。伏生少时学《书》，后逢战乱舍命护《书》，晚年讲学传《书》，泱泱华夏自古便是一体，对典籍的传习从古至今、绵延不绝。经由节目对典籍精华的提炼，《史记》《尚书》已不再是冰冷、晦涩的泛黄卷册，而是涌动着“家国一体”的赤子情怀和大一统思想，激荡着民族气魄与当代价值。
结语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典籍里的中国》是一场格调高雅的传播仪式，以典籍的代代相传，强化开卷有益的教化氛围。节目以舞台剧的形式向历史最深处漫溯，寻唤古老卷册中的当代省思，过去与未来的双重维度，变舞台剧艺术的即时性为历时性，恰恰应和了贯通古今的创作宗旨。本节目的成功范例启示着我们，在大众精神需求日益提升的当下，文化节目更应“饮水思源”，广开历史资源并为我所用的同时，还需定心广志，以平和之境界，深入体会传统文化的精华本义，在核心内容和精神层次上提升节目质量。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
[2]王青亦.真实电视：电视仪式与审美幻想[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80.
[3]万资姿.与文化自信相关的三对重大关系[N].光明日报，2017-04-24（15）.
一、“典籍+多媒体”——古今联袂的文化生成
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1]，这句名言启示人们在关注媒介作为信息载体的各项功能时，也不能忽略其内容本身。文献典籍是标识文字经典性的传播媒介，是信息、内容、文化的集合体。与其他媒介相比，典籍最靠近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是古人贮存与传播知识的重要渠道，其内容具有权威性、不可替代性与历时性特点。因而，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读者赏阅典籍，所知、所见、所感皆有不同。这说明了媒介意义下的典籍远不只是承载文字和思想的工具，它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再生成的功能。“文化+多媒体”模式下，复刻典籍、传播经典已不再是节目的首要任务，《典籍里的中国》意在激活文字与电视媒介的创造功能，生成融媒体艺术形态下的文学经典。
（一）媒介职能：经典与当下的互文见义
一档优秀的电视文化综艺恰如名师益友，承载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三重使命。既要为大众科普相关知识，更要授人以渔，使其掌握阅读、理解古代经史子集的秘钥，更要以“传道”为终极题旨，令观众树立开卷有益的价值观念，进而引导观众主动去搜寻、体悟典籍中的精华内容。“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文化综艺的传“道”，关键要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典籍里的中国》融汇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媒介，将各类意象符号组合成统一的文化情境。正所谓文以载道，自古以来，典籍便是信息的载体，潜藏着可观的文化艺术价值，本节目以典籍为主题，自然具备深厚的历史积蕴和知识储量，而栏目本身所要做的，不是单一地筛选与开掘，而是要在过程中完成媒介形式的转化，让历史照进当下。
《天工开物》《尚书》这些国人不甚熟知的典籍，在节目的旁征博引和融会贯通下，竟成为将普罗大众引入典籍宝库的开蒙读物。《典籍里的中国》运用环幕投屏、实时跟踪等先进舞台技术，用舞美设计、灯光、LED显示屏打造出一方遗世独立的化外天地，置身其中，观众便能超越千年时空的桎梏，与古人面对面相交品谈。对于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天工开物》，节目先由蒙曼教授引经据典、释义书题，“天工”出自《尚书·禹贡》，“开物”取自《易经》的“开物成务”，蒙曼教授将其阐释为“开创万物”，提纲挈领地抓住了这部实用农经的核心思想，哪怕是未曾了解过本书的观众，也能在专家导读中快速了解其重点内容。再由张志清、张柏春等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导读，此时，大屏滚动播放书中原文及插图，配合动画特效，展示书中200多幅插图，古人炼铁纺织、汲水舂米的情境一一跃入观众眼帘。古人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智慧不再停留于纸面上，而是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元到多维的媒介转换。情境演绎环节同样兼具写实与写意的艺术风格，既抓取了科场舞弊的典型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闹场面是明末乱世的写实之笔，又充分利用贯通舞台中央的大道，以黑幕、聚光等极具戏剧写意效果的手段，来表现宋氏兄弟六试不第的坎坷仕途。文字媒介与影像媒介的互文，令严肃庄重与浪漫可爱诞生在同一处舞台上，媒介的职能互补，让历史不带一丝矫饰的意味却能更显“年轻”。
（二）媒介意识：跨越文化的表意困境
媒介以艺术为本体，故能承载千秋历史之重，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文化综艺的赏读门槛较高，许多文化综艺一味用符号呈现深层价值的手法，亦造成信息的误读和养分流失，而媒介本身的文化生成功能长时间处于虚置状态。《典籍里的中国》树立了自觉的媒介意识，电视荧屏上演的一切并非书籍的直接搬演，却无处不在传达着古人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旨趣，透过影像媒介管窥古人生活，突破了对于媒介的工具性认识，赋予影像媒介“格物以致知，经世以致用”的现实意义。
节目将媒介的文化表意功能渗透于细节之中，古人正衣冠以明礼，《典籍里的中国》首先精心复原了古人衣食起居的日常情境，节目中儒生与孔子交谈时谦恭恳切的姿态，不卑不亢的语势，精准地表现了古人尊师重道的文化传统。宋应星和挚友涂绍煃躺在稻田间的对话颇富生活意趣，宋应星高呼自己要做“田间的圣贤”，又演绎了古人旷达洒脱、狂放豪壮的一面。观众得以从符合史实信息的影像中谛听历史脉搏，达到增德广益，观影以知朝代兴废，明个人得失的效果。影像媒介的直观感官刺激，往往令人忽视其文化立场，将之视为电视娱情功能的载体。本节目对影像内容的推敲琢磨，使其越过符号的隔膜，直接有效地传达历史信息，整合了文字与影像媒介的表意特征，赋典籍以新生。
二、“典籍+舞台剧”——虚实之间的影像转身
舞台剧与电视综艺皆是游走于真实性与假定性之间的艺术形式。舞台剧与文化综艺的跨域互动从内容主体上构建了《典籍里的中国》，旨在以舞台剧声光影像的交错，激活典籍中的智慧密码，将“演绎”变为“演译”，通过抓取历史人物生命中的典型瞬间，以人物姿态神情的生动表演，传译出那些泛黄卷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完成媒介的互译与人物的自洽。本节目延展了“文化+故事”模式的时空边界，由沉浸式体验的精品舞台剧，连接从前、今朝、明日，促成复调时空结构下的情境穿梭，方能删繁就简，化晦涩艰深的典籍掌故为老少咸宜的情境再现。 （一）鉴古通今：时序重置与多维时空营构
舞台剧早已是我国电视综艺的“常客”，在《国家宝藏》《幻乐之城》《一本好书》等节目中舞台剧频频跨界，为考古文博赋情、与流行音乐共舞，舞台剧这种艺术形式缘何备受电视综艺青睐？应该说，根本原因在于二者间强大的共性。舞台剧与电视综艺都诞生于有限的空间内，具有舞台性、直观性与对话性特征，就像舞台剧演员需要塑造人物、完成对相应情节的演绎一样，电视综艺也需要在固定的节目流程中构建鲜活的人物。《典籍里的中国》每期节目都可以视为一部完成度极高、观赏性极强的多幕舞台剧，其视野之广、体量之大、层次之高，均超越了此前的“跨界”之作，将“文化+”的制作理念推向了全新高度。
“让经典活起来”一语破题——舞台剧叙事情境的即时性，让泛黄史册上的文字变得生动鲜活。《典籍里的中国》以主人公所处的时代为历史原点，向过去与未来两个历史维度进行延伸。伴随着伏生对《尚书》的讲述，大禹率众治水安天下，武王为九州黎民举兵伐纣，一幕幕上古史书中的情境悄然复活;展览馆中，伏生护《尚书》的佳话世代相传，童声稚嫩的孩子们齐声朗诵《尚书》，道出了古籍经典薪火相传的当代价值。两处来自他者时空的插叙，让舞台剧虚构的历史情景和真实的演绎空间碰撞出古今交汇的错落之美。《天工开物》一集的主人公本是宋应星，舞台剧却别出心裁、倒叙引题，从袁隆平探究杂交水稻之谜开篇，一路上行，追溯至明清之际，以时空的沧桑巨变，烘托千百年来我国科学家笃行真理的矢志不渝。舞台剧的演绎具有即时性，以真实的视听观感锁住受众群体，而舞台剧的时态亦是多元的，插叙、倒叙尽情重组着历史时空，从卷帙浩繁的书简中打捞出一张张生动的面孔。
（二）高格雅宗：电视仪式的意义展演
仪式是文化传统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综艺需要借助高雅、严肃的仪式行为来实现思想升格，以此消解娱乐至死的价值泡沫。尤其是传统文化综艺，如果缺少了仪式感对人物行为的包装与加工，内容便会被束缚在一个尴尬的躯壳内，成为一种拙劣而生涩的仿古表演，而没有真正回到古人生活的年代，触及古人钟鼓礼乐谱写的灵魂乐章。在《典籍里的中国》中，格调庄重、细节严密的舞台仪式在节目中比比皆是，节目组首先邀请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担任艺术总监，确保戏剧舞台的专业性、严谨性。该节目还增设了舞台剧主创人员的圆桌恳谈会，披露了海量舞台剧幕后片段。这些镜头看似与“典籍”主题没有直接关联，却在无形中完成了节目的仪式建构，正是通过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才能使观众确信舞台上演绎的内容曾真实地发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在严肃庄重的仪式氛围中表现历史典籍的可信与可敬。
以往节目的舞台剧演绎，观众只知其表、不明其里，看得见台上演员纵情投入的演绎，却无从知晓舞台剧立意、打磨、排演的深层用意。《典籍里的中国》基于电视仪式建构的理念，采用画外音解说和人物采访相结合的方式，细致呈现主创会谈、演员换装、舞台置景等各个环节，升华了戏剧舞台的人文魅力。无论舞台形式如何缤纷幻化，“典籍”始终居于节目本位，舞台剧中人物的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散发着文人墨客的风雅中正，起立、落座、行礼、交谈，演员的一切言行举止，悉数展呈了华夏礼仪之邦的气韵风范。演播室的整体氛围宛如古人书房的一隅，隐去了娱乐喧哗，处处有书声、书香为伴，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和专家、演员，在翻阅书籍和试穿复原服装时都极为细致用心，撒贝宁在拜别每期主人公时，更是特意施古礼以示恭敬。“人们在电视仪式中重新确认和巩固了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以戏仿、虚构的方式找寻到了社会联结的纽带。”[2]身居书室，自当崇书、好礼，以“书”为核心的情感仪式充盈于舞台细节与节目氛围之中，建构了炎黄子孙共同的文化心理认同。
三、“典籍+核心价值”——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传统文化具有多种层面上的意义：教育意义、宣传意义、社会伦理意义、身份标识意义等，不一而足。创作者必须将传统文化与能够展现当代价值观的艺术形式相融，以雅俗共赏的新颖方式，讲出一段历史故事的核心内容，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将其升华至艺术和民族集体身份标识的高度。
（一）知微——以人民为核心的历史观
《典籍里的中国》所选史籍，无不体现着对人命运的关切、表现和把握，《史记》《尚书》虽由宏观处著史立传，却处处流露出对百姓苍生的体恤关怀，为黎民生计而忧劳的朴实情感。《天工开物》是古代典籍中少有的实学之书，详细记录了平民百姓劳作时使用的各类工具。本节目将这部诞生于田间地头的民间智慧宝典，与高居庙堂的四书五经并提，列为全集的第二期，其用意颇深，意在提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话语秩序。古时处于边缘状态的实用科学，在今人“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中却占据重要位置，古代唯有士大夫方能释读的典籍经典，今日人人可读、人人可解，大众话语的崛起呼应了本节目的创作宗旨。
《典籍里的中国》在释义经典时强调典籍中的民本思想，《史记》一集中，《陈涉世家》中大泽乡起义的情节被演绎出来，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掷地有声，由当代读书人撒貝宁道出司马迁将陈涉列为“世家”人物的细节。人民的力量在2000年前已有显影，而节目对《尚书》的解读更是紧紧围绕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来展开，尧舜之治顺应民心，大禹为民请命、安定九州。“民为本，社稷次之”的思想早已刻入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回眸望向当今时代，人民是历史主人公的思想也已深入人心。时间长河的记忆冲刷下，文化传统的断层拉开了古人今人间的距离，而《典籍里的中国》却能够在古今时空中来往自如，根本原因便是该栏目立足于人，注重以人为本的历史观和民本思想的呈现，起到了凝聚民族文化身份、黏合历史记忆的作用。
（二）知彰——华夏一体观与文明复兴
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其国民应对本民族文化有着高度的“自知之明”，知晓文化的渊源与流向，了解其发展脉络和精神特征。“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也才会有文化自强的底气。”[3]《典籍里的中国》归根结底是要以综艺形式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自信必然来自于观众内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敬仰，节目通过“一问一答”的设问结构来建构身份认同，从而追本溯源，探中华民族之根脉。
“一问”即专家品读会中提出的观点，“一答”即观众从艺术演绎中自我参悟的答案，在设问与寻求观众反馈的有效互动中，典籍中许许多多的奥秘被观众自主地挖掘出来，不需以高高在上的口吻布道宣讲，便能阐释历史文献的人文魅力。以《史记》为例，专家率先抛出知识点——《史记》有纪传体、实录两大开创性价值，随即由观众在司马迁子继父志的生命足迹中倾听回答。太史公为千秋凛然的英雄之气著《项羽本纪》，为李广、李陵祖孙的报国情怀著《李将军列传》，受刑后忍辱负重，写下字字泣血的《报任安书》。节目对典籍温度与情怀的深掘，加深了观众对“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体悟。伏生少时学《书》，后逢战乱舍命护《书》，晚年讲学传《书》，泱泱华夏自古便是一体，对典籍的传习从古至今、绵延不绝。经由节目对典籍精华的提炼，《史记》《尚书》已不再是冰冷、晦涩的泛黄卷册，而是涌动着“家国一体”的赤子情怀和大一统思想，激荡着民族气魄与当代价值。
结语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典籍里的中国》是一场格调高雅的传播仪式，以典籍的代代相传，强化开卷有益的教化氛围。节目以舞台剧的形式向历史最深处漫溯，寻唤古老卷册中的当代省思，过去与未来的双重维度，变舞台剧艺术的即时性为历时性，恰恰应和了贯通古今的创作宗旨。本节目的成功范例启示着我们，在大众精神需求日益提升的当下，文化节目更应“饮水思源”，广开历史资源并为我所用的同时，还需定心广志，以平和之境界，深入体会传统文化的精华本义，在核心内容和精神层次上提升节目质量。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9.
[2]王青亦.真实电视：电视仪式与审美幻想[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80.
[3]万资姿.与文化自信相关的三对重大关系[N].光明日报，2017-04-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