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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犹如镜子，其本质无非是对宇宙本质的映照。电影作为艺术的重要门类，同样反映着宇宙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为的东西，被发现的世界，通过类比，通过修饰，产生了某种现实，人们借助电影看到的故事，就像是戴上没有度数的镜片观察到的世界。当然，人人都会有一个先在观念的框架，这个框架使得那些相对陌生的事物可以被已知和有形的存在所解释。就像当爱情电影成为一个门类的时候，大部分人可能首先会想到《罗马假日》（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1953）、《泰坦尼克号》（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1998）、《怦然心动》（罗伯·莱纳Rob Reiner，2010）等经典浪漫电影，它们被贴上“真挚”“甜蜜”“浪漫”的标签。当爱情和青春相遇、青春和病痛相连，这样的爱情多了唯美和遗憾，尤其是“癌症”“车祸”“失忆”等情节更是成了屡试不爽的情节模式，韩国影视文化的成功输出基本依靠这一模式。从《蓝色生死恋》（尹锡湖Yoon Suk Ho，2000）、《我脑中的橡皮擦》（李宰汉John H.Lee，2004）、《伟大的愿望》（南大中Nam Dae-joong，2016）等作品的成功可见，关乎生死的命题是艺术始终追问的方向。不管是出于对人生的思考，或者是对商业票房的考量，生命、爱情、青春这些紧密联系的因素都在促进电影艺术的发展，也在表现着真正存在的现实。虽然有时候镜子反映的形象只是事物的幻影，但有些巧合也在完善着人们缺失的经验以及未曾了解的领域。
2021年3月于中国内地上映的《五尺天涯》（贾斯汀·贝尔杜尼Justin Baldoni，2021）就是这样一部映照现实又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青春爱情电影。这部电影于2019年在美国上映，当年累计票房9152万美元。2020年引进国内，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直到2021年春天才得以公映。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女主角史黛拉的原型是现实生活中确患囊肿性纤维化疾病的博主克莱尔·韦恩兰（Claire Wineland）。史黛拉作为电影角色是克莱尔的镜子，也是残酷生活被润色了的画像。电影除了展现主角史黛拉在医院生活的医疗过程、娱乐方式等日常以外，更重要的是讲述她和同样患病的男主人公威尔之间亦近亦远的情感轨迹。因为囊肿性纤维化疾病的特殊性，体内易产生大量粘液堵塞肺部，它对于健康人不具传染性，但是患者之间极容易交叉感染，因此，同样患病的患者之间必须保持至少六英尺的社交距离。爱和勇气使他们把距离变成了五尺，一尺的距离变化藏着恐惧、害怕、危险，更多是他们对于彼此的支撑和信任。在这一过程中，爱的诠释直面生命无可企及的壁垒。或许没有瑕疵的爱只有在死亡的临界点上才会被如此纯粹的展现，而对于生的渴望也只有在突发意外和死神擦肩而过以后才那么强烈。疾病使人天涯相隔，爱却在咫尺之间成全了彼此。
一、荒诞意识的孤独“求索”
传统爱情剧，尤其是韩剧，其成功的关键不是爱情本身，而是能够在有限的叙事框架中实现故事的“抑扬顿挫”，所以在《蓝色生死恋》这类影视剧中，感情的推进就有“癌症”“恋人变兄妹”等看似不合逻辑的情节。而这些反转恰恰迎合了观众的感官欲望，同时也牵引观众的猎奇心理。如果说不治之症在以往的影视剧中只是赚取眼泪的一个工具，那么随着影视行业、影视类型多元化发展进程的推进，当“癌症”等疑难杂症一次次出现的时候，它同样不可避免推动故事发展，成为影视艺术成型的重要合力。在情感之外，不少电影中显现的内核其实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生命的思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星运里的错》（约什·布恩Josh Boone，2014），《送你一朵小红花》（韩延，2020）以及《五尺天涯》这些电影均聚焦在患病的青少年群体。其共性除了男女主角都是患者以外，角色设置均是一个活泼阳光、一个安静忧郁，故事皆以轻喜剧的形式展现。当悲剧被轻松展现的时候，反而使得生命如此脆弱。“幽默使人知道，一切生命乃过眼云烟，人想要从短暂的生命中得到解脱。幽默之伟大和荒诞皆寓于生命之短暂。其意味是，人们都知道解脱的含义，在时间的流逝中，人必须一次一次驾驭解脱;自由难以企及，但自由必然是人永远渴望的目标。”[1]生活不易，世人一如既往需要为了生存而做出某些举动，其中一点便是习惯。尤其是对于影片中从小就受病魔折磨的人来说，他们需要承认药物的习惯性，需要承认缺乏正常生活的普遍性，甚至承认当病痛突然发作时候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而对抗生命无常，摆脱习惯的一种方式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和普通人无异。《星运里的错》中的男主角奥古斯都追求自由的方式是像所有同龄男生一样喜欢电子游戏、崇尚荣誉和英雄主义，如果不去追问他被截肢的右腿，谁会知道他患有骨癌;《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女主角马小远热爱生活、乐观积极，要不是头发因化疗需剃光，谁又知道她患了癌症;《五尺天涯》中的女主角史黛拉一出场，朋友聚会、有说有笑，如果不是朋友走后她戴上了氧气管，谁会知道她所处的这个温馨的房间竟是病房。
看似平静的故事其实蕴涵着浮动的不确定性，它缔造了看似平常的生活，却又连接着荒诞。逃离文学世界，眼下世界青少年的荒诞多是无病呻吟，是冷漠，是对一切缺乏激情，厌恶生活，轻视生命。比起提升对于世态万象的感知，或许对于生命的正视才是首要之事。所以，电影用最通俗的情节，带着商业企图，在隐约中透露生命的结束符合自然规律。生命真正的荒诞不是选择做现世的局外人，逃避显而易见的无意义，而是明知道生老病死无可避免，却仍然妄想通过个体的努力实现意志的自由。古人云：“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五尺天涯》中，威尔总是一个人独上高楼，在最高處望向远方的风景。人的理性与世界的非理性产生了冲突，呼喊生命往往没有回应，即使如此，也要以反抗的姿态逆流而上。电影最后镜头定格在威尔登上高楼的背影，与电影开始形成呼应，只是两次上高楼的心态已发生了转变。从与世界疏离到勇敢地正视命运，威尔坚定地再一次踏入世界，人生的意义也因此不同。
二、媒介语言的情感“对话” 当谈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时候，自由是最高追求，爱情其次，生命成了被忽视的选项。在《五尺天涯》中，生命是第一位的，与死神不断擦肩的人才会格外重视生命。为了延续生命，史黛拉积极配合治疗，自己编写提醒按时服药的软件。利用社交媒体，她和广大网友分享自己的一切，让大众认识囊肿性纤维化疾病和自己的医疗生活。利用自媒体，史黛拉实现了个人意义的最大化，同时打破了空间的局限，得以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产生对话和连接。对话不仅仅是语言的沟通，还有通过画面传递所带来的直观感受。“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2]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不只是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形式，影视技术的使用也拓展到普通人的生活中。电视演变成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只要持有带摄像功能的设备，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导演。“一种单一的语言并不是某种既定的东西……而在实质上始终是假定的……在其语言学生命的每个时刻，它都与众声喧哗的现实相对立。但与此同时，它使自身的真实呈现被感觉到是征服这种众声喧哗的一种力量，为它强加一些特定的限制，保证最大限度的相互理解以及具体化为真实的统一体。”[3]史黛拉以纪实的方式记录自己被疾病限制的生活，隔着一方屏幕，虽然不能与他人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声画合一的语言却做到了有效输出信息。和史黛拉一样患病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人出于隐私保护、自身的脆弱、舆论的压力不愿意将自己暴露在大众视野之中。史黛拉出于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勇气，乐观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苦难只有对于和她一样处在煎熬中的患病群体才有意义，但其实无论是哪个阶层，都需要唤醒逐渐弱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每一个善良且乐观的故事对每一个人都有人格重塑的意义，能够在众声喧哗中带来心灵共鸣。
电影中史黛拉和威尔的对话，常常借助媒介手段。威尔通过了解史黛拉的故事，被她吸引。即使两个人确认恋爱关系以后，他们的交流也大多借助手机。同样的病情使他们惺惺相惜，却也在他们中间划下了楚河汉界，即使这距离只有六英尺，两人也不能够有任何触碰。全智贤（Gianna Jun）和李政宰（Lee Jung Jae）演绎过分属不同时空、难以触碰的爱情，即电影《触不到的恋人》（李铉升Hyun-seung Lee，2000）;不同的是，《五尺天涯》中男女主人公在一个时空、一个医院，对话可以面对面，却不能靠近。所爱隔六尺，六尺亦可平，缩短的那一尺是勇气和无畏。五尺距离不算遥远，却又不得跨越，靠近的只有彼此眼中的深情。史黛拉和威尔的对话语言被他们的疾病所管控，充满了意图和管控点。在医院这一环境中，他们诗意的栖居需要坦诚、需要遗忘。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史黛拉和威尔在泳池边，借助一根台球杆超越肢体的接触，袒露自己身上因为治疗留下的伤疤，接着跳进泳池，通过有距离的戏水代替了身体的接触。这时的他们沉浸在遗忘之河中，忘却自身先前其他一切的语境生活，没有氧气管，不用吃药，似乎进入了隐喻的伊甸园。每种言说都属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不是漂浮在被断定的历史空气中，身体的对话超越语言本身的交流，凝结为一种理想的意识形态，与向心力一样，此时语言的离心力具有统一性。绵延的戏水时间不仅在重设语言的本质，而且理解行为本身，这也是一个对话的过程。相比以前，通过对话的男女主角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精神上都有了更深层次的合一，不是个体之间的感同身受，而是生命普遍体验的全新感知。
三、“悲剧审美”的生命成全
爱越是深刻，生命就越鲜活，人的主体性就会呈现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行为轨迹，这种改变是丰满人物需要的转换，也是剧情推进需要的设置。无论是《星运里的错》《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是《五尺天涯》，可以发现男女主人公在遇到彼此前后，性格都有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仅受到爱情的影响，更多受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疾病带来了死亡，这是生活的悲剧，而艺术能够赋予审美的，就是把本来的无意义世界永恒生成变化的过程。用尼采（Nietzsche）的悲剧世界观来看，电影情节的悲喜交加，男主女角的心态走向，无非就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同行不悖。“日神精神沉湎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酒神精神却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快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于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4]在《五尺天涯》中，电影的前半段，史黛拉就像“日神”一样充满光明，在医院这样一个森严的环境中可以保持如梦一般的生活，她不去追问所谓的手术、药物是否有作用，而是执着于活着的每一个瞬间，她展现的一直都是乐观和微笑，有一种生命意志不可摧毁的丰盈。具有“酒神”气质、在放纵中逐渐丧失生命活力的威尔在史黛拉的感染下开始重新审视并重视生命。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们的精神开始出现反转，史黛拉内心的悲怆被一点点暴露，姐姐的不幸、對父母的愧疚支撑起来的坚强外壳开始剥落，七岁时一起携手对抗病魔的好朋友坡的死亡彻底击垮了史黛拉。这时的她已经没有了“日神”的克制，她极力想要打破自己一直以来遵守的秩序，逃出医院的放纵、坠入冰湖的意外，都是“酒神”生命力的展现。威尔反而有了对生命的新的渴望，愿意用美好、甚至幻觉装点痛苦，想要更认真地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以及史黛拉的。尤其当沉溺水中的“星星幻觉”出现的时候，是他们精神短暂重合的时刻，是来自敢于同生命和灾难抗衡的胜利感，却也显现出更浓郁的悲剧色彩。
就像日和月不能同时出现一样，“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也无法同时决定生命的强弱盛衰。悲剧的审美必然带来空间乃至时间的距离，这种分离不断激发更有力的新生。《星运里的错》男女主角天各一方;《送你一朵小红花》结局隐晦，羊群中唯一的小红花其实也说明了死亡间隔了人的距离;《五尺天涯》中距离一直存在，爱偷来了一尺的空间距离，却带来了无可预估的死亡概率。即使在“日神精神”的指引下，男女主角把医院生活借由距离的缩短增添了梦的情致和乐趣，但无法触摸、不能靠近的彼此即使再有声有色，还是充满了“酒神精神”悲剧的壮丽。尤其是在威尔看到史黛拉坠下冰湖几乎快要失去她的时候，在死亡如此靠近的瞬间，为了给史黛拉人工呼吸，他们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有了身体的接触，偶然的拯救者却不能成为永恒的陪伴者。这种成全在于“超人”，明白生命的毁灭，但更肯定生命的创造，这是一种出于个人选择的超人意志。用艺术、用浪漫的现代性、用悬挂起来的火树银花，反抗疾病、反抗死亡，重新肯定爱的力量。威尔说：“如果你爱某个人，就必须学会放手。”尤其在他看到史黛拉快死的那一刻，他明白生命的内核是爱。而爱并不一定要占有、要亲密无间，分离是爱情的升华，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语境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反复咏叹河水的阻隔，使得心上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距离永远存在、无法消除，它包蕴着凄凉伤感，但“隔岸的风景”也是美的最好印证，尤其在距离与生命的延续息息相关的时候，成全就是崇高的体现。毕竟如果肉体难以保存，那么精神又怎么得到拯救？我们凭借意义行走于虚无的辽阔苍穹，对生命的辩护在于对个体的尊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是对美的注解，也是悲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
结语
命运的选择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疾病苦苦求索，想要窥见一眼希望的曙光。在医院这个地方，有人死去，有人降生;有人饱受折磨，不断与死神擦肩而过，也有人用自己的坚强乐观在生命的沙漠中开出一朵朵娇艳的花朵。借助媒介把原本被死亡恐惧封闭起来的空间延伸出去，意志的直接语言可以重新建构生命的价值。无论最普遍的外部生活还是最寻常的内部体验，都在个体寻求对话的过程中有了明晰性。爱情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起伏交错中，依靠悲剧的“崇高”，爱情成为生命源泉的不竭动力。相守固然美好，而意义的扩展有时也需要成全的勇气，这是对生命的清醒意识，也是对此在的确认。命运无法确定，但存在的当下却是真实可感的。如果“落花风雨更伤春”，那么“不如怜取眼前人”。
参考文献：
[1][荷]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211.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11.
[3][美]哈比布.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M].阎嘉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563.
[4][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6.
2021年3月于中国内地上映的《五尺天涯》（贾斯汀·贝尔杜尼Justin Baldoni，2021）就是这样一部映照现实又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青春爱情电影。这部电影于2019年在美国上映，当年累计票房9152万美元。2020年引进国内，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直到2021年春天才得以公映。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女主角史黛拉的原型是现实生活中确患囊肿性纤维化疾病的博主克莱尔·韦恩兰（Claire Wineland）。史黛拉作为电影角色是克莱尔的镜子，也是残酷生活被润色了的画像。电影除了展现主角史黛拉在医院生活的医疗过程、娱乐方式等日常以外，更重要的是讲述她和同样患病的男主人公威尔之间亦近亦远的情感轨迹。因为囊肿性纤维化疾病的特殊性，体内易产生大量粘液堵塞肺部，它对于健康人不具传染性，但是患者之间极容易交叉感染，因此，同样患病的患者之间必须保持至少六英尺的社交距离。爱和勇气使他们把距离变成了五尺，一尺的距离变化藏着恐惧、害怕、危险，更多是他们对于彼此的支撑和信任。在这一过程中，爱的诠释直面生命无可企及的壁垒。或许没有瑕疵的爱只有在死亡的临界点上才会被如此纯粹的展现，而对于生的渴望也只有在突发意外和死神擦肩而过以后才那么强烈。疾病使人天涯相隔，爱却在咫尺之间成全了彼此。
一、荒诞意识的孤独“求索”
传统爱情剧，尤其是韩剧，其成功的关键不是爱情本身，而是能够在有限的叙事框架中实现故事的“抑扬顿挫”，所以在《蓝色生死恋》这类影视剧中，感情的推进就有“癌症”“恋人变兄妹”等看似不合逻辑的情节。而这些反转恰恰迎合了观众的感官欲望，同时也牵引观众的猎奇心理。如果说不治之症在以往的影视剧中只是赚取眼泪的一个工具，那么随着影视行业、影视类型多元化发展进程的推进，当“癌症”等疑难杂症一次次出现的时候，它同样不可避免推动故事发展，成为影视艺术成型的重要合力。在情感之外，不少电影中显现的内核其实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生命的思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星运里的错》（约什·布恩Josh Boone，2014），《送你一朵小红花》（韩延，2020）以及《五尺天涯》这些电影均聚焦在患病的青少年群体。其共性除了男女主角都是患者以外，角色设置均是一个活泼阳光、一个安静忧郁，故事皆以轻喜剧的形式展现。当悲剧被轻松展现的时候，反而使得生命如此脆弱。“幽默使人知道，一切生命乃过眼云烟，人想要从短暂的生命中得到解脱。幽默之伟大和荒诞皆寓于生命之短暂。其意味是，人们都知道解脱的含义，在时间的流逝中，人必须一次一次驾驭解脱;自由难以企及，但自由必然是人永远渴望的目标。”[1]生活不易，世人一如既往需要为了生存而做出某些举动，其中一点便是习惯。尤其是对于影片中从小就受病魔折磨的人来说，他们需要承认药物的习惯性，需要承认缺乏正常生活的普遍性，甚至承认当病痛突然发作时候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而对抗生命无常，摆脱习惯的一种方式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和普通人无异。《星运里的错》中的男主角奥古斯都追求自由的方式是像所有同龄男生一样喜欢电子游戏、崇尚荣誉和英雄主义，如果不去追问他被截肢的右腿，谁会知道他患有骨癌;《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女主角马小远热爱生活、乐观积极，要不是头发因化疗需剃光，谁又知道她患了癌症;《五尺天涯》中的女主角史黛拉一出场，朋友聚会、有说有笑，如果不是朋友走后她戴上了氧气管，谁会知道她所处的这个温馨的房间竟是病房。
看似平静的故事其实蕴涵着浮动的不确定性，它缔造了看似平常的生活，却又连接着荒诞。逃离文学世界，眼下世界青少年的荒诞多是无病呻吟，是冷漠，是对一切缺乏激情，厌恶生活，轻视生命。比起提升对于世态万象的感知，或许对于生命的正视才是首要之事。所以，电影用最通俗的情节，带着商业企图，在隐约中透露生命的结束符合自然规律。生命真正的荒诞不是选择做现世的局外人，逃避显而易见的无意义，而是明知道生老病死无可避免，却仍然妄想通过个体的努力实现意志的自由。古人云：“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五尺天涯》中，威尔总是一个人独上高楼，在最高處望向远方的风景。人的理性与世界的非理性产生了冲突，呼喊生命往往没有回应，即使如此，也要以反抗的姿态逆流而上。电影最后镜头定格在威尔登上高楼的背影，与电影开始形成呼应，只是两次上高楼的心态已发生了转变。从与世界疏离到勇敢地正视命运，威尔坚定地再一次踏入世界，人生的意义也因此不同。
二、媒介语言的情感“对话” 当谈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时候，自由是最高追求，爱情其次，生命成了被忽视的选项。在《五尺天涯》中，生命是第一位的，与死神不断擦肩的人才会格外重视生命。为了延续生命，史黛拉积极配合治疗，自己编写提醒按时服药的软件。利用社交媒体，她和广大网友分享自己的一切，让大众认识囊肿性纤维化疾病和自己的医疗生活。利用自媒体，史黛拉实现了个人意义的最大化，同时打破了空间的局限，得以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产生对话和连接。对话不仅仅是语言的沟通，还有通过画面传递所带来的直观感受。“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却斑斓夺目。”[2]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不只是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形式，影视技术的使用也拓展到普通人的生活中。电视演变成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只要持有带摄像功能的设备，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导演。“一种单一的语言并不是某种既定的东西……而在实质上始终是假定的……在其语言学生命的每个时刻，它都与众声喧哗的现实相对立。但与此同时，它使自身的真实呈现被感觉到是征服这种众声喧哗的一种力量，为它强加一些特定的限制，保证最大限度的相互理解以及具体化为真实的统一体。”[3]史黛拉以纪实的方式记录自己被疾病限制的生活，隔着一方屏幕，虽然不能与他人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声画合一的语言却做到了有效输出信息。和史黛拉一样患病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人出于隐私保护、自身的脆弱、舆论的压力不愿意将自己暴露在大众视野之中。史黛拉出于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勇气，乐观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苦难只有对于和她一样处在煎熬中的患病群体才有意义，但其实无论是哪个阶层，都需要唤醒逐渐弱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每一个善良且乐观的故事对每一个人都有人格重塑的意义，能够在众声喧哗中带来心灵共鸣。
电影中史黛拉和威尔的对话，常常借助媒介手段。威尔通过了解史黛拉的故事，被她吸引。即使两个人确认恋爱关系以后，他们的交流也大多借助手机。同样的病情使他们惺惺相惜，却也在他们中间划下了楚河汉界，即使这距离只有六英尺，两人也不能够有任何触碰。全智贤（Gianna Jun）和李政宰（Lee Jung Jae）演绎过分属不同时空、难以触碰的爱情，即电影《触不到的恋人》（李铉升Hyun-seung Lee，2000）;不同的是，《五尺天涯》中男女主人公在一个时空、一个医院，对话可以面对面，却不能靠近。所爱隔六尺，六尺亦可平，缩短的那一尺是勇气和无畏。五尺距离不算遥远，却又不得跨越，靠近的只有彼此眼中的深情。史黛拉和威尔的对话语言被他们的疾病所管控，充满了意图和管控点。在医院这一环境中，他们诗意的栖居需要坦诚、需要遗忘。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史黛拉和威尔在泳池边，借助一根台球杆超越肢体的接触，袒露自己身上因为治疗留下的伤疤，接着跳进泳池，通过有距离的戏水代替了身体的接触。这时的他们沉浸在遗忘之河中，忘却自身先前其他一切的语境生活，没有氧气管，不用吃药，似乎进入了隐喻的伊甸园。每种言说都属于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不是漂浮在被断定的历史空气中，身体的对话超越语言本身的交流，凝结为一种理想的意识形态，与向心力一样，此时语言的离心力具有统一性。绵延的戏水时间不仅在重设语言的本质，而且理解行为本身，这也是一个对话的过程。相比以前，通过对话的男女主角无论是情感上还是精神上都有了更深层次的合一，不是个体之间的感同身受，而是生命普遍体验的全新感知。
三、“悲剧审美”的生命成全
爱越是深刻，生命就越鲜活，人的主体性就会呈现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行为轨迹，这种改变是丰满人物需要的转换，也是剧情推进需要的设置。无论是《星运里的错》《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是《五尺天涯》，可以发现男女主人公在遇到彼此前后，性格都有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仅受到爱情的影响，更多受到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疾病带来了死亡，这是生活的悲剧，而艺术能够赋予审美的，就是把本来的无意义世界永恒生成变化的过程。用尼采（Nietzsche）的悲剧世界观来看，电影情节的悲喜交加，男主女角的心态走向，无非就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同行不悖。“日神精神沉湎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酒神精神却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快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于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4]在《五尺天涯》中，电影的前半段，史黛拉就像“日神”一样充满光明，在医院这样一个森严的环境中可以保持如梦一般的生活，她不去追问所谓的手术、药物是否有作用，而是执着于活着的每一个瞬间，她展现的一直都是乐观和微笑，有一种生命意志不可摧毁的丰盈。具有“酒神”气质、在放纵中逐渐丧失生命活力的威尔在史黛拉的感染下开始重新审视并重视生命。随着剧情的推进，他们的精神开始出现反转，史黛拉内心的悲怆被一点点暴露，姐姐的不幸、對父母的愧疚支撑起来的坚强外壳开始剥落，七岁时一起携手对抗病魔的好朋友坡的死亡彻底击垮了史黛拉。这时的她已经没有了“日神”的克制，她极力想要打破自己一直以来遵守的秩序，逃出医院的放纵、坠入冰湖的意外，都是“酒神”生命力的展现。威尔反而有了对生命的新的渴望，愿意用美好、甚至幻觉装点痛苦，想要更认真地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以及史黛拉的。尤其当沉溺水中的“星星幻觉”出现的时候，是他们精神短暂重合的时刻，是来自敢于同生命和灾难抗衡的胜利感，却也显现出更浓郁的悲剧色彩。
就像日和月不能同时出现一样，“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也无法同时决定生命的强弱盛衰。悲剧的审美必然带来空间乃至时间的距离，这种分离不断激发更有力的新生。《星运里的错》男女主角天各一方;《送你一朵小红花》结局隐晦，羊群中唯一的小红花其实也说明了死亡间隔了人的距离;《五尺天涯》中距离一直存在，爱偷来了一尺的空间距离，却带来了无可预估的死亡概率。即使在“日神精神”的指引下，男女主角把医院生活借由距离的缩短增添了梦的情致和乐趣，但无法触摸、不能靠近的彼此即使再有声有色，还是充满了“酒神精神”悲剧的壮丽。尤其是在威尔看到史黛拉坠下冰湖几乎快要失去她的时候，在死亡如此靠近的瞬间，为了给史黛拉人工呼吸，他们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有了身体的接触，偶然的拯救者却不能成为永恒的陪伴者。这种成全在于“超人”，明白生命的毁灭，但更肯定生命的创造，这是一种出于个人选择的超人意志。用艺术、用浪漫的现代性、用悬挂起来的火树银花，反抗疾病、反抗死亡，重新肯定爱的力量。威尔说：“如果你爱某个人，就必须学会放手。”尤其在他看到史黛拉快死的那一刻，他明白生命的内核是爱。而爱并不一定要占有、要亲密无间，分离是爱情的升华，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语境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反复咏叹河水的阻隔，使得心上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距离永远存在、无法消除，它包蕴着凄凉伤感，但“隔岸的风景”也是美的最好印证，尤其在距离与生命的延续息息相关的时候，成全就是崇高的体现。毕竟如果肉体难以保存，那么精神又怎么得到拯救？我们凭借意义行走于虚无的辽阔苍穹，对生命的辩护在于对个体的尊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是对美的注解，也是悲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
结语
命运的选择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疾病苦苦求索，想要窥见一眼希望的曙光。在医院这个地方，有人死去，有人降生;有人饱受折磨，不断与死神擦肩而过，也有人用自己的坚强乐观在生命的沙漠中开出一朵朵娇艳的花朵。借助媒介把原本被死亡恐惧封闭起来的空间延伸出去，意志的直接语言可以重新建构生命的价值。无论最普遍的外部生活还是最寻常的内部体验，都在个体寻求对话的过程中有了明晰性。爱情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起伏交错中，依靠悲剧的“崇高”，爱情成为生命源泉的不竭动力。相守固然美好，而意义的扩展有时也需要成全的勇气，这是对生命的清醒意识，也是对此在的确认。命运无法确定，但存在的当下却是真实可感的。如果“落花风雨更伤春”，那么“不如怜取眼前人”。
参考文献：
[1][荷]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211.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11.
[3][美]哈比布.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M].阎嘉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563.
[4][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