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三四月间，父亲病情危重。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我们决定把《薛暮桥回忆录》重印，以便在他辞世后送给他的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以及经济界的同仁，一方面是为给大家留个纪念，另一方面也是为传播他的思想。于是，在对全书做了一遍检校后，过了“五一”长假，我就把书稿送到天津人民出版社。遗憾的是，这件事启动得太迟了，新书的问世没有赶上父亲的葬礼。在葬礼上，我们向前来吊唁的人们分送了《薛暮桥晚年文稿》。2006年元旦一过，当再版的《薛暮桥回忆录》运到家里以后，我们马上把它与山西经济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薛暮桥专集》一起，分送大家。就这样，我们先后从出版社购买的500本《回忆录》和300本《专集》、300本《晚年文稿》，大部分被赠送了出去。每每想到读者可能正在翻阅这三本书，我就会觉得，“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多么真切的现实。
　　这不由令我想起1996年的秋天。当我们将从天津取回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第一版《薛暮桥回忆录》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夙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暮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磨难，又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但父亲那时尚在第一线工作，十分繁忙，所以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人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到没有必要。那做些什么呢?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摞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父亲从来没有用文字记录事情的习惯，但他那大脑就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敏感，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人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休养，药物对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了。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时候，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战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方面，都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没能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对第三部分进行修改乃至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都有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久已习惯了亲自动笔的父亲对这种既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做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官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现实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没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 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深了解体制，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经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在圈外人看，可能会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人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驭复杂事情和人物，常想，若是父亲能以他们这种方式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仍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二十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也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我们深知，父亲已是过时的人物了，出这本书是要贴钱的，所以我们对三联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帧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二百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患肺炎，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抢救之后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起，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直到整整六年后的2005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