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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儿童文学翻译因其目标读者是儿童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在分析儿童文学翻译特殊性的基础上，从阐释学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文章认为，阐释学理论中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及“效果历史”三大概念对儿童文学翻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及指导作用。
关键词：阐释学理论 儿童文学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儿童文学是针对儿童读者创作的，对教育和培养儿童有着多方面的作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培养儿童良好的思想品质，塑造其高尚情操，还能够增长儿童对自然、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知识。翻译引入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更是能够大大拓展儿童读者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和欣赏异域文化，发展他们的语言思维能力及想象力，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同时对儿童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尚处于边缘地位，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深层次理论研究还较少，对儿童文学翻译特殊性的关注度也不是很高。因此，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分析儿童文学翻译特殊性的基础上，尝试将阐释学理论导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探讨阐释学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 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
儿童文学作品不同于普通文学主要就在于它的读者对象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必须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它不仅要符合儿童的身心特点，是积极向上的、乐观的，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而且还应当是生动有趣、充满想象力的，从而使儿童读者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儿童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揣摩着儿童的心理，站在儿童的角度，与儿童读者进行着对话，从而在选材、故事情节、修辞手法、语言特点等方面做到最大程度地贴近儿童的世界。儿童曾经被当做是成人的附属品，直到五四以后才逐渐被看作是独立的、完全的个人。首先，儿童有着自己完全独立的人格；其次，儿童有着与成人不一样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儿童期在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人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格，爱护儿童的天性。谈及儿童文学翻译，或许很多人都会认为它并不十分困难，因为既然读者对象是儿童，那不就是把原作的意思，采用孩子能懂的简单词句用译入语重新表达一次嘛。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接受者是儿童读者，而儿童读者有其独特的心理特点、思维特点及语言特点，儿童眼中的世界与成人眼中的世界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儿童文学翻译的难度甚至大于成人文学翻译。译者不仅要以儿童的身份充分理解原著，还要把原著精神用适合于儿童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表达的过程就跟原作者的创作过程是一样的，需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与孩子进行对话，而这个过程甚至比原作者的创作更加困难，因为译者只能充当“传话筒”，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还得考虑这个意思是否能被儿童读者接受。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译者不能忘记自己翻译的是儿童文学作品，更不能忘记译作的读者是孩子，对儿童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同时，儿童文学翻译应保证广大少年儿童通过译文获得与原文读者同等的审美感受，了解异域文化，受到一定的启发和教育。
二 阐释学理论
阐释学（Hermeneutics）有时也称为诠释学或解释学，它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是因为语言在我们人类生活中起着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无论在哪里，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都需要交流，因而必然会有“语言”的产生，无论这种语言是有声的还是无声的。然而由于历史、地域等多方面的差异，语言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变动性及多义性等特征。我们想借助语言确定自身及外部世界便因此而不断受到阻碍。为了使语言对我们自身及外部世界的确认更为接近“真实存在”，阐释学便应运而生。中世纪的古典阐释学主要是对《圣经》及其他神学著作进行阐释，以昭明上帝的旨意。海德格尔基于阐释学的传统思想，将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发展成为本体论研究。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变，将人的历史性和人的理性进行综合考虑，进一步把阐释学发展成为系统的现代哲学阐释学，从而将阐释学推向兴盛。
西方现代阐释学探求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是“解释的科学和方法论”。现代阐释学因自身特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特征而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直接导致接受美学的产生，还为阐发研究、译介学等带来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启迪。“理解的历史性”、“视野融合”及“效果历史”是现代阐释学的重要理论原则。现代阐释学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认为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它的理解，而理解必定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读者还是原文本，都嵌于历史之中，因而必然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而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性，而是去正确地适应和评价它”。同时理解的过程又是一个视野融合的过程，理解在本质上就是过去与现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场对话，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视野逐渐达到融合的过程。效果历史是读者与文本关系的历史，是读者与文本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产物，简而言之，效果历史就是读者与文本间“对话”的结果。现代阐释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非专门针对翻译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理解和解释文学艺术作品。
三 阐释学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1 “理解的历史性”与儿童文学翻译
人是历史存在的人，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背景，这些历史性语境就构成了译者的“前理解”。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是在“前理解”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环境，不带任何主观因素、“透明”地去理解原文本。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理解，总要受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本身生活的语言环境与生活经验的影响，因此必然是相对的、不完善的。作为原文本的第一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的理解阶段对原文本的阐释无疑是历史性的，必然受到特定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便为“误读”、“误译”及“有意识的误译”提供了哲学理据。
晚清时期，中国遭遇列强入侵，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及各种文学作品。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需求、切身利益去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因此翻译中的“有意识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所谓误读，“在实践意义上是主体对于对象的有目的的选择，是以‘他者’的存在来补充自身的‘匮乏’，是借助一个未必可靠的镜中影像来肯定和确定自身。”晚清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根本出发点要么是教训儿童读者，要么是启发儿童的爱国之心，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成人本位”思想。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体现不出儿童特点，许多译作都加上了成人化教训色彩，翻译方法有违儿童趣味，其中大量作品甚至称不上是翻译，而是以传统道德为标准的、通过任意增删的重述和改编，完全背离了原文的神韵。而五四时期则译介了许多适合儿童心理，有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优秀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译者因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开始关注儿童，开始把儿童看做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发现观”，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材和翻译方法都非常注重。 2 “视界融合”与儿童文学翻译
视界（又称为视域、视野、境界）这个概念在阐释学理论中与前理解或偏见概念是紧密相关的。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界：理解者的视界及文本的视界。理解者有其特定的视界，这种视界是他所在的历史文化环境所赋予的。而文本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视界，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作为特定历史文化存在的个人所创造出来的。译者所翻译出来的译本是结合了原作的视界和译者自身的视界，从而产生出来的新视界，这便是“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当“视界”融合时，理解事件就产生了。因此，即便是同一个时代，由于译者自身成长环境、知识背景不同，同一作品也会有不同的译本。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的视界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必然涉及到如何转换视界的问题，也就是说，译者必须对儿童读者的视界进行准确估计。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的理解阶段，译者通过与原文本的交流达成视界融合；在其表达阶段，译者首先需要准确估计儿童读者的期待视界，充分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并通过各种翻译策略帮助其实现视界融合。在这两个阶段都有译者的主观能动的参与因素，并带有译者的历史性偏见和个人偏见，而这种偏见是由特定的历史客观因素决定的。
3 “效果历史”与儿童文学翻译
效果历史说更加支持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也因此获得了正面价值。译语文本是对原语文本和译语文化的一种超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译语文本独立于原语文本，它在译语文化中取得特有的身份和地位，并实现其相应的社会功能。原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首先向作为阐释者的译者开放，并在译者身上实现其效果。译者在阅读原文本的过程中，对原文作者的思想观点或赞同、或反对、或争论，不断地激荡升华自己的思想观点或修正甚至改变自己对某事物的理解与看法，并在现实中表现出来。这种“对话”的结果就是“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仅体现在译者个人的言行举止中，还会充分地表现在他的翻译中，并对译语读者产生“效果”。另一方面，经过译者操控和调试的译语文本又向译语读者开放，并在他们身上实现其“效果”。原语文本正是经由译语文本并在译语读者身上进而在译语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效果历史”，才真正具有了现实意义。这“效果历史”即是对译语读者及译语文化的某种作用或影响：积极的，往往会推动译语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观念、社会习惯等的变革或嬗变；消极的，则可能会影响译语社会的正常秩序，阻碍或延缓其健康发展或引起其某些方面的畸变。而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由于儿童读者的特殊性，译者的操控和调试便显得尤为重要，译者必须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翻译对象，并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以实现历史及译者本身所期待的“效果”。
四 结语
现代阐释学理论对比较文学等领域的解释力无疑是非常强大的，虽然其初衷并非专门针对翻译，但它与翻译过程的理解阶段和表达阶段存在诸多共通或相似之处，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作为文学翻译一部分的儿童文学翻译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阐释学理论对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基于上文的分析与探讨，我们可以看出，阐释学理论里“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概念对儿童文学翻译都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及指导意义。翻译儿童文学时，译者应该时时记住自己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这样才能创作出适合儿童阅读并为他们深深喜爱的优秀作品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儿童文学翻译的目的与功能。
注：本文系2010年四川理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名称：阐释学视域下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地位研究，项目编号：2010XJKYW1。
参考文献：
[1] 韩进：《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兼与胡从经同志商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
[2] 程晓：《文化翻译理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 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中国翻译》，2003年第6期。
[4] 陈跃红：《文化壁垒、文化传统、文化阐释——关于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及其出路问题》，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向洪全：《从阐释学理论论翻译文学与译语文化的互动》，《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刘春智，女，1975—，四川安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四川理工学院翻译研究中心。
彭腾瑶，女，1977—，四川富顺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工作单位：四川理工学院翻译研究中心。
关键词：阐释学理论 儿童文学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儿童文学是针对儿童读者创作的，对教育和培养儿童有着多方面的作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培养儿童良好的思想品质，塑造其高尚情操，还能够增长儿童对自然、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知识。翻译引入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更是能够大大拓展儿童读者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和欣赏异域文化，发展他们的语言思维能力及想象力，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同时对儿童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目前，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尚处于边缘地位，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深层次理论研究还较少，对儿童文学翻译特殊性的关注度也不是很高。因此，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在分析儿童文学翻译特殊性的基础上，尝试将阐释学理论导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探讨阐释学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 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
儿童文学作品不同于普通文学主要就在于它的读者对象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必须是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它不仅要符合儿童的身心特点，是积极向上的、乐观的，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而且还应当是生动有趣、充满想象力的，从而使儿童读者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儿童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揣摩着儿童的心理，站在儿童的角度，与儿童读者进行着对话，从而在选材、故事情节、修辞手法、语言特点等方面做到最大程度地贴近儿童的世界。儿童曾经被当做是成人的附属品，直到五四以后才逐渐被看作是独立的、完全的个人。首先，儿童有着自己完全独立的人格；其次，儿童有着与成人不一样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儿童期在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人们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格，爱护儿童的天性。谈及儿童文学翻译，或许很多人都会认为它并不十分困难，因为既然读者对象是儿童，那不就是把原作的意思，采用孩子能懂的简单词句用译入语重新表达一次嘛。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接受者是儿童读者，而儿童读者有其独特的心理特点、思维特点及语言特点，儿童眼中的世界与成人眼中的世界在很多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儿童文学翻译的难度甚至大于成人文学翻译。译者不仅要以儿童的身份充分理解原著，还要把原著精神用适合于儿童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表达的过程就跟原作者的创作过程是一样的，需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与孩子进行对话，而这个过程甚至比原作者的创作更加困难，因为译者只能充当“传话筒”，传达原作者的意思，还得考虑这个意思是否能被儿童读者接受。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译者不能忘记自己翻译的是儿童文学作品，更不能忘记译作的读者是孩子，对儿童独特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同时，儿童文学翻译应保证广大少年儿童通过译文获得与原文读者同等的审美感受，了解异域文化，受到一定的启发和教育。
二 阐释学理论
阐释学（Hermeneutics）有时也称为诠释学或解释学，它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是因为语言在我们人类生活中起着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无论在哪里，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都需要交流，因而必然会有“语言”的产生，无论这种语言是有声的还是无声的。然而由于历史、地域等多方面的差异，语言便不可避免地具有变动性及多义性等特征。我们想借助语言确定自身及外部世界便因此而不断受到阻碍。为了使语言对我们自身及外部世界的确认更为接近“真实存在”，阐释学便应运而生。中世纪的古典阐释学主要是对《圣经》及其他神学著作进行阐释，以昭明上帝的旨意。海德格尔基于阐释学的传统思想，将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发展成为本体论研究。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变，将人的历史性和人的理性进行综合考虑，进一步把阐释学发展成为系统的现代哲学阐释学，从而将阐释学推向兴盛。
西方现代阐释学探求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是“解释的科学和方法论”。现代阐释学因自身特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特征而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直接导致接受美学的产生，还为阐发研究、译介学等带来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启迪。“理解的历史性”、“视野融合”及“效果历史”是现代阐释学的重要理论原则。现代阐释学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认为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它的理解，而理解必定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读者还是原文本，都嵌于历史之中，因而必然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而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性，而是去正确地适应和评价它”。同时理解的过程又是一个视野融合的过程，理解在本质上就是过去与现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场对话，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的视野逐渐达到融合的过程。效果历史是读者与文本关系的历史，是读者与文本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产物，简而言之，效果历史就是读者与文本间“对话”的结果。现代阐释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非专门针对翻译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理解和解释文学艺术作品。
三 阐释学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1 “理解的历史性”与儿童文学翻译
人是历史存在的人，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背景，这些历史性语境就构成了译者的“前理解”。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是在“前理解”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环境，不带任何主观因素、“透明”地去理解原文本。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理解，总要受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本身生活的语言环境与生活经验的影响，因此必然是相对的、不完善的。作为原文本的第一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的理解阶段对原文本的阐释无疑是历史性的，必然受到特定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便为“误读”、“误译”及“有意识的误译”提供了哲学理据。
晚清时期，中国遭遇列强入侵，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科技著作及各种文学作品。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需求、切身利益去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因此翻译中的“有意识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所谓误读，“在实践意义上是主体对于对象的有目的的选择，是以‘他者’的存在来补充自身的‘匮乏’，是借助一个未必可靠的镜中影像来肯定和确定自身。”晚清时期儿童文学翻译的根本出发点要么是教训儿童读者，要么是启发儿童的爱国之心，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成人本位”思想。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体现不出儿童特点，许多译作都加上了成人化教训色彩，翻译方法有违儿童趣味，其中大量作品甚至称不上是翻译，而是以传统道德为标准的、通过任意增删的重述和改编，完全背离了原文的神韵。而五四时期则译介了许多适合儿童心理，有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优秀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的译者因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开始关注儿童，开始把儿童看做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发现观”，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材和翻译方法都非常注重。 2 “视界融合”与儿童文学翻译
视界（又称为视域、视野、境界）这个概念在阐释学理论中与前理解或偏见概念是紧密相关的。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界：理解者的视界及文本的视界。理解者有其特定的视界，这种视界是他所在的历史文化环境所赋予的。而文本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视界，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作为特定历史文化存在的个人所创造出来的。译者所翻译出来的译本是结合了原作的视界和译者自身的视界，从而产生出来的新视界，这便是“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当“视界”融合时，理解事件就产生了。因此，即便是同一个时代，由于译者自身成长环境、知识背景不同，同一作品也会有不同的译本。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的视界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必然涉及到如何转换视界的问题，也就是说，译者必须对儿童读者的视界进行准确估计。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的理解阶段，译者通过与原文本的交流达成视界融合；在其表达阶段，译者首先需要准确估计儿童读者的期待视界，充分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并通过各种翻译策略帮助其实现视界融合。在这两个阶段都有译者的主观能动的参与因素，并带有译者的历史性偏见和个人偏见，而这种偏见是由特定的历史客观因素决定的。
3 “效果历史”与儿童文学翻译
效果历史说更加支持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也因此获得了正面价值。译语文本是对原语文本和译语文化的一种超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译语文本独立于原语文本，它在译语文化中取得特有的身份和地位，并实现其相应的社会功能。原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首先向作为阐释者的译者开放，并在译者身上实现其效果。译者在阅读原文本的过程中，对原文作者的思想观点或赞同、或反对、或争论，不断地激荡升华自己的思想观点或修正甚至改变自己对某事物的理解与看法，并在现实中表现出来。这种“对话”的结果就是“效果”。这种“效果”不仅仅体现在译者个人的言行举止中，还会充分地表现在他的翻译中，并对译语读者产生“效果”。另一方面，经过译者操控和调试的译语文本又向译语读者开放，并在他们身上实现其“效果”。原语文本正是经由译语文本并在译语读者身上进而在译语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效果历史”，才真正具有了现实意义。这“效果历史”即是对译语读者及译语文化的某种作用或影响：积极的，往往会推动译语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观念、社会习惯等的变革或嬗变；消极的，则可能会影响译语社会的正常秩序，阻碍或延缓其健康发展或引起其某些方面的畸变。而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由于儿童读者的特殊性，译者的操控和调试便显得尤为重要，译者必须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翻译对象，并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以实现历史及译者本身所期待的“效果”。
四 结语
现代阐释学理论对比较文学等领域的解释力无疑是非常强大的，虽然其初衷并非专门针对翻译，但它与翻译过程的理解阶段和表达阶段存在诸多共通或相似之处，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作为文学翻译一部分的儿童文学翻译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阐释学理论对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基于上文的分析与探讨，我们可以看出，阐释学理论里“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概念对儿童文学翻译都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及指导意义。翻译儿童文学时，译者应该时时记住自己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这样才能创作出适合儿童阅读并为他们深深喜爱的优秀作品来，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儿童文学翻译的目的与功能。
注：本文系2010年四川理工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名称：阐释学视域下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地位研究，项目编号：2010XJKYW1。
参考文献：
[1] 韩进：《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兼与胡从经同志商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
[2] 程晓：《文化翻译理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 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中国翻译》，2003年第6期。
[4] 陈跃红：《文化壁垒、文化传统、文化阐释——关于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及其出路问题》，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 向洪全：《从阐释学理论论翻译文学与译语文化的互动》，《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刘春智，女，1975—，四川安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四川理工学院翻译研究中心。
彭腾瑶，女，1977—，四川富顺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工作单位：四川理工学院翻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