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住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我的丈夫在那里的空军服役。我们有六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不到九岁，最小的六个月，体重只有2.2公斤。我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没时间出门和人交往，但是我订阅了一本《读者文摘》杂志，每一期都从封面看到封底。我从杂志上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鲜事，看杂志成了我唯一的消遣。
　　1965年的一期杂志上说，纽约正在召开世界博览会，读者能借此机会通过杂志结识笔友，我看到这个消息很兴奋。我只需要填一张报名表，寄到纽约世博会“派克钢笔馆”，那里的电脑就能给我匹配一个志趣相投的笔友。同年六月，我收到了世博会寄来的邮件，从而结识了我的笔友，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安吉拉·琼斯女士。
　　我们俩很快成了亲密朋友，我们通过信件聊生活、聊喜欢的书、电影和日常琐事，也聊天下大事。安吉拉白天当办事员上班，晚上回大学校园，毕业后在加州一所中学教书。我进修之后，在当地一座中学图书馆上班，一直干了二十年。现在我们俩都退休了。
　　我有六个孩子，安吉拉有三个孩子，我们都经历了不少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一次圣诞节，我们第一次通了电话，当时我们一家人正在海边吃野餐，安吉拉一家人的窗外大雪飘飘。
　　我的丈夫参加了越南战争，他回来之后，我们的婚姻破裂，我成了单亲妈妈。那段时间，安吉拉给了我关爱和支持，陪伴着我度过了艰苦时光。我们的很多信件都是在卧室里写成的，说起政治时，我们的看法有时相同，有时不同。遇到开心的事，我们俩会坐在电视前，一边打电话一边喜极而泣。
　　1988年，安吉拉从美国来澳大利亚，先去布里斯班看世博会，然后去乌卢鲁、大堡礁，最后来我在史蒂芬斯港的家，我們俩终于第一次见了面。安吉拉很喜欢澳大利亚，一共来过五次，游历过澳大利亚很多地方。事实上，她拿到的博士学位就是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
　　安吉拉的丈夫吉米去世后，我和她一起祈祷，并且给她寄去了一个玩具考拉，希望藉此给她一些安慰。1992年，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了她的女儿玛丽娅的婚礼。我在那里见到了她的三个漂亮、热情并且幽默大方的孩子，我们一起度过了几天特别开心的时光。
　　在美国，我在安吉拉所在的学校做了一次演讲。我告诉台下的学生们：澳大利亚在地球上与美国相对的位置，澳大利亚的一些养牛场面积比美国德州的面积还大，澳大利亚的袋鼠不会在大街上跑……1500名学生认真地听着，全都露出了惊奇的目光。
　　纽约市的报纸报道了我和安吉拉的故事，派克公司得知后，送给了我们俩每人一支漂亮的钢笔，这个礼物给我们俩再合适不过了。
　　我和安吉拉有过很多次见面，但我们至今仍保持着长长的通信习惯。我的家现在人口很多，我有了孙子和曾孙，有的就住在我家附近。安吉拉也有了孙女，只是还没有曾孙。她的儿子在军队中服役多年，最近退了休。
　　安吉拉有一件澳大利亚丛林居民穿的防水大衣、一顶阿酷布拉帽。我给她寄过一些澳大利亚的东西，有澳大利亚的饼干、咸味酱和不少书。下次我给她寄的书将是一本澳大利亚英语词典，她是休·杰克曼的粉丝，杰克曼在参加音乐剧《奥兹国的男孩》的演出期间，安吉拉曾经在舞台门口和他交谈。
　　我和安吉拉一起度过了过去52年的漫长人生旅程，我们互相关心，一起笑、一起哭，我们分享各自的生活经历，也互相学到了很多，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本小小的杂志。
　　（摘自《知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