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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性与暴力的解构，是叶兆言在《状元境》中所采用的新历史主义叙事策略。在书写民国历史的过程中，叶兆言刻意调整小说内部的叙事时间，用古典式的语言、多元化的叙事结构和南京的风俗民情来解构性与暴力，淡化历史的残酷，使文本呈现出冲淡平和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性与暴力；《状元境》；叙事策略
作者简介：刘蓉（1990-），女，汉族，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性与暴力，一直是文学写作的主要表现内容。“各民族的神话中，‘性与暴力’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先人们除了创世的想象以外，对‘性与暴力’倾注了那么汹涌的激情，一方面表明人对于‘性与暴力’的需要（需要生殖、需要宣泄苦闷、需要掠夺），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性与暴力’对于人的命运的某种象征意义——无论法律多么健全，道德多么严峻，人的苦难多与‘性与暴力’有不解之缘。”[1]也就是说，“性与暴力”长久以来被当做是操控命运的某种神秘力量而成为作家们解释历史的一种话语权力。这种叙事传统，经过文革时期革命意识形态的覆盖之后，在十七年文学中出现了某种“自觉的”变形和隐藏，而成為主流话语的附庸。而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作家们逐渐强烈的表达自我和控诉意识以及西方文艺理论的传播，“性与暴力”以多元化的形式在各种文学浪潮中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它既是伤痕反思文学中解构文革神话的突出形式，又是先锋作家们表达其启蒙诉求的重要武器，同时也成为90年代世俗化文学中的两大支柱性主题。然而在《状元境》中，作家并没有通过“性与暴力”的描述来反映残酷血腥的民国历史，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淡化时代印记，用民间视角叙述被大历史所遮蔽的个人和家族的故事，把南京的地域文化特色推向前台，使其在时间的流逝中呈现出一种永恒的宁静和闲适。这种叙事模式使得《状元境》在90年代纷杂的文学环境中显得更为独树一帜。
一、文本的内部叙事时间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中，偶然性绝不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言：“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的通常做法是，指出迄今为止已被当作偶然性的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能够加以合理解释的，是包含着能够说明更广泛的各种类型的意义。”[2]作家们为了表现历史的真实性，往往精心选取几个宏大的历史场景，用几条线索构建一个文本故事将这几个场景串联起来，通过情节的设计为历史的向前推动寻求某种合法化的历史逻辑。在这种创作观念之下，每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必然有着某种潜在的历史渊源。而这种历史合力的冲突和碰撞正是作家们需要通过历史逻辑去填充的叙述空白。因此，在历史小说家笔下，叙事时间的合理化和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传统的历史小说往往有着恢弘的史诗性场景和大我式的战斗英雄形象，战争和政权的更迭过程中往往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和无尽的尸骸，继而给文本带来了浓烈的沉重和悲凉。新时期以来，小说家们不再沉醉于历史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时间的合理有序，而开始寻求历史之外的生命的可能性。作为新历史观的践行者，叶兆言开始在《状元境》等小说中设置文本内部的时间长度，进行消解历史的沉重感的尝试。
《状元境》以民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小说延续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传统，并没有正面描写重大的战争场面，也没有花大篇幅来描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生活变迁，而是重新设置事件叙述的篇幅，对历史进行简约化处理。与此同时作者也刻意断裂掉文本内部的一些因果关系，给文本留出叙述空白，让生活的磨难和暴力在寥寥数语中成为模糊记忆的映像，而把这种由叙事策略带来的生命的恒常推向前台。因而在小说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笔带过，人物的成长经历也往往经过作者的精心剪裁，而那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却时常被作者放大，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渐渐忽略掉作为背景而出现的历史的存在和人物成长历程中的沉重，而逐步陷入至作者编织的循环的生活之中。
比如说在文本中，作者着重刻画的是张二胡、三姐和英雄三个人物。张二胡是个极其窝囊的小男人，而在故事的结尾却成为了状元境中最富有的人；三姐由妓女变成司令的姨太太，其后又成为了张二胡的老婆。生活在民国时期的戏子、妓女、“英雄”本是作家们结构传奇故事的最佳功能性人物，社会的动荡给文本的暴力叙事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战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压抑，为了摆脱这种压抑，人们理所应当会对某些正统的社会伦理做出反抗，在这些反抗之中暴力和性则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宣泄方式。然而作者在结构文本时，却将这些苦难和宣泄苦难的过程偷偷隐去，无论是英雄成为司令的战斗史还是张二胡成为有钱人的发迹史，亦或是三姐的来历，作者都用模糊的叙述轻轻掠过，仿佛这段人生的苦难并不存在，而这段经历也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性格产生任何影响，英雄依旧是那个“侠客”，张二胡仍然是那个懦弱的“小男人”，而三姐也一直是那个风流的泼辣女子。与之相反，日常生活场景却被重复提及，尤其是拉二胡的场景在文本中被描写了数十次，被抽象成为一个功能符号。因而，在文本内部存在着两个节奏的时间宽度，这种跳跃的叙事节奏所产生的张力则大大削弱了苦难的冲击，结构了“暴力与性”的叙述，而给作品带来了轻缓平和的美学效果。
二、文本的语言
作为一位家学渊源颇为深厚的作家，叶兆言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非常执着于汉语特点的突出。他认为“汉语确实有自己的表达特色，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当代创作应该把汉语的特点表达出来。” 而这种表达特色则表现为：“汉语有固定的传统，有习惯的表达方式，有特定的韵律等。” [3]
《状元境》是一篇典型描写世俗生活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俗世生活的刻画使得作品语言的烟火气息非常浓厚，流水一般松散平实的语言时常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之中，而与此同时，作者本身的文人气质也映射至作品的叙述之中。这就使文本在表达层面上呈现出文白相间、错落有致的古典韵味。而这种古典韵味本身就带有古时缓慢的气质，一方面无意识地拖慢了文本的叙述节奏，另一方面也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清幽宁静的诗意。这就使得《状元境》中的暴力场面和性描写在文本中陷入了语言层面上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消解了人物内在欲望的挣扎与宣泄，与作品本身的松散平和形成了共鸣。 譬如说在小说中曾描写过一场张二胡打架的场景。张二胡作为状元境中有名的窝囊男人，平时待人可谓是小心翼翼，可是当他在面对杨矮子的一再无端挑衅之后，竟然有了要发泄暴力的欲望。作者在描写这一场面的时候并不像余华一般或是将血淋淋的场面一点点掰碎开来铺陈在读者面前，或是冷峻地拷问人物的内心，给人物施加心理压力，从而带给读者极致压抑的阅读体验，与之相反，他试图着舒化由暴力所带来的视觉冲击。这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叶兆言对古代传统武侠小说的模仿，白描的手法、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以及对场面和人物心理的克制化书写与张二胡此刻狂暴的内心形成了互相拆解的文学效果。在这种语言的映衬之下，张二胡作为施暴者少了几分血腥而颇有几分侠客的意味。
又譬如《状元境》中的性描写。作为一位深受海明威“冰山理论”影响的作家，叶兆言的性描写的实践上也保持了简约典雅的风格。纵观整部小说，作者在描写男女情欲时尽量避免了正面描写，而是用跳跃式的语言去弥补时间的缝隙，同时选用清新纯净的词语加以富有暗示性的意象缀合成句，给读者以美的阅读享受。这种描述方法在实际上剥离了人物的内心欲望和感官图像，在语言上实现了对古典美的追求。
三、文本的南京风韵
与同时期的作家极力构建地理层面上的“精神家园”一样，叶兆言也非常注重南京文化风情的呈现。尤其是在《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秦淮河的独特地理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人们性格形成所造成的影响。南京作为旧时帝都，经历过数次战争的冲洗和文化的重构，也接受了世纪末的颓废气息，然而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南京人依旧保持了古时的勤恳内敛和南方人的闲适平和。赵东华主编的《南京的性格》中提到：“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性格，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人的性格。南京人自己最清楚，没有温州人做生意的天才，更没有上海人的精明、灵活，但是南京人肯吃苦，勤劳肯干，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地做事，这便是南京人的长处，兴许这一条被人看成是大萝卜。”[4]叶兆言正是用这种南京性格来构筑南京人自身的精神“城堡”，用轻缓的态度来化解残酷的战争和邪恶的命运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
《状元境》可以说是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最具有南京文化气息的文本。渗透着“六朝的金粉和烟水气”的夫子庙、弥漫着玫瑰香气的秦淮河画舫以及“夫子庙三杰、城南三害、状元境三霸”的传说使得文本的地域风情显得极为醇厚。而生活在状元境中的普通民众也将这种地域文化融合进了自身的精神肌理之中，在复杂的人生际遇之中始终保持了沖淡平和的一面。譬如说《状元境》中的张二胡。他是个典型地受到南京文化影响的民间艺人，机缘巧合与司令部的沈姨太（三姐）成为夫妻，然而面对婆媳之间的冲突，他左右规劝仍无力改变，在三姐逼死母亲之后，他虽然自责却仍旧不敢对三姐说一句重话，甚至在面对三姐的不忠行为时，他的反应也是“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生来是女人，是女人多好……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和三姐换一个人，如果他是女的，如果她是男的。”[5]可以说二胡的怯来源于自身的忍耐和对于外部暴力冲击的自我排解和豁达，而这种忍耐和豁达也正是南京的“张二胡们”抵御外部势力对于自身情感冲击的利器，当他们抽离了暴力对精神的压迫，用一种平和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苦难时，他们也摆脱了异己力量的控制。能够在秦淮河流下印记的从来都不是时代的暴力，而是悠悠扬扬的二胡声，“从秦淮河到状元境，从状元境回秦淮河。”[6]
综上所述，叶兆言在文本叙事方面所作出的新历史主义尝试，将大历史虚化为背景，而聚焦于普通人的俗世生活，消解了暴力与性对人们内在精神的压迫，而替之以清新的文字、独特的南京文化以及潜藏于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内核，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樊星.人生之谜——叶兆言小说论（1985-1989）[J].当代作家评论，1990（3）：41.
[2][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1.
[3]周新民，叶兆言.写作就是反模仿——叶兆言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3）：32.
[4]赵东华.南京的性格[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222.
[5]叶兆言.夜泊秦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50.
[6]叶兆言.夜泊秦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79.
关键词：性与暴力；《状元境》；叙事策略
作者简介：刘蓉（1990-），女，汉族，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性与暴力，一直是文学写作的主要表现内容。“各民族的神话中，‘性与暴力’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先人们除了创世的想象以外，对‘性与暴力’倾注了那么汹涌的激情，一方面表明人对于‘性与暴力’的需要（需要生殖、需要宣泄苦闷、需要掠夺），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性与暴力’对于人的命运的某种象征意义——无论法律多么健全，道德多么严峻，人的苦难多与‘性与暴力’有不解之缘。”[1]也就是说，“性与暴力”长久以来被当做是操控命运的某种神秘力量而成为作家们解释历史的一种话语权力。这种叙事传统，经过文革时期革命意识形态的覆盖之后，在十七年文学中出现了某种“自觉的”变形和隐藏，而成為主流话语的附庸。而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作家们逐渐强烈的表达自我和控诉意识以及西方文艺理论的传播，“性与暴力”以多元化的形式在各种文学浪潮中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它既是伤痕反思文学中解构文革神话的突出形式，又是先锋作家们表达其启蒙诉求的重要武器，同时也成为90年代世俗化文学中的两大支柱性主题。然而在《状元境》中，作家并没有通过“性与暴力”的描述来反映残酷血腥的民国历史，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淡化时代印记，用民间视角叙述被大历史所遮蔽的个人和家族的故事，把南京的地域文化特色推向前台，使其在时间的流逝中呈现出一种永恒的宁静和闲适。这种叙事模式使得《状元境》在90年代纷杂的文学环境中显得更为独树一帜。
一、文本的内部叙事时间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中，偶然性绝不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言：“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的通常做法是，指出迄今为止已被当作偶然性的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能够加以合理解释的，是包含着能够说明更广泛的各种类型的意义。”[2]作家们为了表现历史的真实性，往往精心选取几个宏大的历史场景，用几条线索构建一个文本故事将这几个场景串联起来，通过情节的设计为历史的向前推动寻求某种合法化的历史逻辑。在这种创作观念之下，每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必然有着某种潜在的历史渊源。而这种历史合力的冲突和碰撞正是作家们需要通过历史逻辑去填充的叙述空白。因此，在历史小说家笔下，叙事时间的合理化和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传统的历史小说往往有着恢弘的史诗性场景和大我式的战斗英雄形象，战争和政权的更迭过程中往往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和无尽的尸骸，继而给文本带来了浓烈的沉重和悲凉。新时期以来，小说家们不再沉醉于历史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时间的合理有序，而开始寻求历史之外的生命的可能性。作为新历史观的践行者，叶兆言开始在《状元境》等小说中设置文本内部的时间长度，进行消解历史的沉重感的尝试。
《状元境》以民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小说延续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传统，并没有正面描写重大的战争场面，也没有花大篇幅来描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生活变迁，而是重新设置事件叙述的篇幅，对历史进行简约化处理。与此同时作者也刻意断裂掉文本内部的一些因果关系，给文本留出叙述空白，让生活的磨难和暴力在寥寥数语中成为模糊记忆的映像，而把这种由叙事策略带来的生命的恒常推向前台。因而在小说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笔带过，人物的成长经历也往往经过作者的精心剪裁，而那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却时常被作者放大，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渐渐忽略掉作为背景而出现的历史的存在和人物成长历程中的沉重，而逐步陷入至作者编织的循环的生活之中。
比如说在文本中，作者着重刻画的是张二胡、三姐和英雄三个人物。张二胡是个极其窝囊的小男人，而在故事的结尾却成为了状元境中最富有的人；三姐由妓女变成司令的姨太太，其后又成为了张二胡的老婆。生活在民国时期的戏子、妓女、“英雄”本是作家们结构传奇故事的最佳功能性人物，社会的动荡给文本的暴力叙事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战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也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压抑，为了摆脱这种压抑，人们理所应当会对某些正统的社会伦理做出反抗，在这些反抗之中暴力和性则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宣泄方式。然而作者在结构文本时，却将这些苦难和宣泄苦难的过程偷偷隐去，无论是英雄成为司令的战斗史还是张二胡成为有钱人的发迹史，亦或是三姐的来历，作者都用模糊的叙述轻轻掠过，仿佛这段人生的苦难并不存在，而这段经历也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性格产生任何影响，英雄依旧是那个“侠客”，张二胡仍然是那个懦弱的“小男人”，而三姐也一直是那个风流的泼辣女子。与之相反，日常生活场景却被重复提及，尤其是拉二胡的场景在文本中被描写了数十次，被抽象成为一个功能符号。因而，在文本内部存在着两个节奏的时间宽度，这种跳跃的叙事节奏所产生的张力则大大削弱了苦难的冲击，结构了“暴力与性”的叙述，而给作品带来了轻缓平和的美学效果。
二、文本的语言
作为一位家学渊源颇为深厚的作家，叶兆言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非常执着于汉语特点的突出。他认为“汉语确实有自己的表达特色，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当代创作应该把汉语的特点表达出来。” 而这种表达特色则表现为：“汉语有固定的传统，有习惯的表达方式，有特定的韵律等。” [3]
《状元境》是一篇典型描写世俗生活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俗世生活的刻画使得作品语言的烟火气息非常浓厚，流水一般松散平实的语言时常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之中，而与此同时，作者本身的文人气质也映射至作品的叙述之中。这就使文本在表达层面上呈现出文白相间、错落有致的古典韵味。而这种古典韵味本身就带有古时缓慢的气质，一方面无意识地拖慢了文本的叙述节奏，另一方面也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清幽宁静的诗意。这就使得《状元境》中的暴力场面和性描写在文本中陷入了语言层面上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消解了人物内在欲望的挣扎与宣泄，与作品本身的松散平和形成了共鸣。 譬如说在小说中曾描写过一场张二胡打架的场景。张二胡作为状元境中有名的窝囊男人，平时待人可谓是小心翼翼，可是当他在面对杨矮子的一再无端挑衅之后，竟然有了要发泄暴力的欲望。作者在描写这一场面的时候并不像余华一般或是将血淋淋的场面一点点掰碎开来铺陈在读者面前，或是冷峻地拷问人物的内心，给人物施加心理压力，从而带给读者极致压抑的阅读体验，与之相反，他试图着舒化由暴力所带来的视觉冲击。这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叶兆言对古代传统武侠小说的模仿，白描的手法、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以及对场面和人物心理的克制化书写与张二胡此刻狂暴的内心形成了互相拆解的文学效果。在这种语言的映衬之下，张二胡作为施暴者少了几分血腥而颇有几分侠客的意味。
又譬如《状元境》中的性描写。作为一位深受海明威“冰山理论”影响的作家，叶兆言的性描写的实践上也保持了简约典雅的风格。纵观整部小说，作者在描写男女情欲时尽量避免了正面描写，而是用跳跃式的语言去弥补时间的缝隙，同时选用清新纯净的词语加以富有暗示性的意象缀合成句，给读者以美的阅读享受。这种描述方法在实际上剥离了人物的内心欲望和感官图像，在语言上实现了对古典美的追求。
三、文本的南京风韵
与同时期的作家极力构建地理层面上的“精神家园”一样，叶兆言也非常注重南京文化风情的呈现。尤其是在《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秦淮河的独特地理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人们性格形成所造成的影响。南京作为旧时帝都，经历过数次战争的冲洗和文化的重构，也接受了世纪末的颓废气息，然而生活在江南水乡的南京人依旧保持了古时的勤恳内敛和南方人的闲适平和。赵东华主编的《南京的性格》中提到：“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性格，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人的性格。南京人自己最清楚，没有温州人做生意的天才，更没有上海人的精明、灵活，但是南京人肯吃苦，勤劳肯干，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地做事，这便是南京人的长处，兴许这一条被人看成是大萝卜。”[4]叶兆言正是用这种南京性格来构筑南京人自身的精神“城堡”，用轻缓的态度来化解残酷的战争和邪恶的命运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
《状元境》可以说是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最具有南京文化气息的文本。渗透着“六朝的金粉和烟水气”的夫子庙、弥漫着玫瑰香气的秦淮河画舫以及“夫子庙三杰、城南三害、状元境三霸”的传说使得文本的地域风情显得极为醇厚。而生活在状元境中的普通民众也将这种地域文化融合进了自身的精神肌理之中，在复杂的人生际遇之中始终保持了沖淡平和的一面。譬如说《状元境》中的张二胡。他是个典型地受到南京文化影响的民间艺人，机缘巧合与司令部的沈姨太（三姐）成为夫妻，然而面对婆媳之间的冲突，他左右规劝仍无力改变，在三姐逼死母亲之后，他虽然自责却仍旧不敢对三姐说一句重话，甚至在面对三姐的不忠行为时，他的反应也是“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生来是女人，是女人多好……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和三姐换一个人，如果他是女的，如果她是男的。”[5]可以说二胡的怯来源于自身的忍耐和对于外部暴力冲击的自我排解和豁达，而这种忍耐和豁达也正是南京的“张二胡们”抵御外部势力对于自身情感冲击的利器，当他们抽离了暴力对精神的压迫，用一种平和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苦难时，他们也摆脱了异己力量的控制。能够在秦淮河流下印记的从来都不是时代的暴力，而是悠悠扬扬的二胡声，“从秦淮河到状元境，从状元境回秦淮河。”[6]
综上所述，叶兆言在文本叙事方面所作出的新历史主义尝试，将大历史虚化为背景，而聚焦于普通人的俗世生活，消解了暴力与性对人们内在精神的压迫，而替之以清新的文字、独特的南京文化以及潜藏于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化内核，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樊星.人生之谜——叶兆言小说论（1985-1989）[J].当代作家评论，1990（3）：41.
[2][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1.
[3]周新民，叶兆言.写作就是反模仿——叶兆言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3）：32.
[4]赵东华.南京的性格[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222.
[5]叶兆言.夜泊秦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50.
[6]叶兆言.夜泊秦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