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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近66岁的阮瑞仪和老伴唐英敏离开了上海，去美国纽约和大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如何申请到美国的老人屋并且在不拖累子女的情况下过好晚年，是他们的养老故事。
居住在大阪的福田，已经70岁了。作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福田组织了老人读书社。“现在政府收钱越来越积极，而我们的福利越来越差了。”他说，前几年，隔段时间会有护理人员到家中探望一次，平时还会有电话随访，而现在已经没有人来管这些了。
面临养老问题的不仅仅是中国。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均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上进行艰难的平衡。
美国养老故事
到美国已24年的唐英敏目前居住在纽约的老人屋里，这是地处纽约黄金地段的房子，面积约6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这个地段的这个面积的房屋，现在每月租金超过2000美元。”唐的大女儿阮淑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于收入很低的老人而言，根本无法承担。
而纽约对老人屋的房租规定使得老人屋的政策得以持续执行：即老人只需支付自己收入的1/ 3作为房租，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足。例如，房屋的市价租金为2000美元，老人的收入是900美元每月，那老人的房租支出只需300美元，其余的1700美元由政府补贴给房东。
政府对养老的福利政策不止于房租补贴。唐英敏和老伴阮瑞仪入住老人屋后，每周享有7个半天的免费看护服务、全免费医疗救助服务、1美元电话包月服务，以及每月近200美元的食品补贴券。
这让阮淑英在爸妈养老问题上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阮淑英在美国的职业是一名社区医生，她的丈夫从事建筑设计行业，24年前父母来美国和她一起生活的时候，自己的一双儿女正在念大学，父母来了以后本来正好够用的公寓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在美国5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向政府申请老人住房，房源在每个区都有，因此在父母来美国两年后，阮淑英开始着手为他们申请老年房的程序。
在美国，如果老人身体不错，生活能够自理，老两口完全可以独立生活。所以，集体照顾生活型即老年公寓型的养老方式较为普遍。这种生活也属于独立生活方式范畴之内，但许多方面比单独居住还方便得多。居住区一般提供午餐或午晚两餐，免去买菜做饭这一生活中的大负担。同时，居住区内的交通、游泳池、医疗点、银行、便利店、理发美容店、洗衣店、打扫房间和安全保卫服务等设施一应俱全，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凡是居住公寓楼的住户，对公寓内所有的保健和运动设施的使用完全免费。
如果老人身体不好，就需视情况雇人帮助照料饮食起居。雇人的种类有钟点工、白天工和全日工等。也有需要专门人员照顾的老人，选择到养老院生活。在养老院生活有点像长期住医院，但以养老生活为主。在这里生活起居每日有人照顾，并根据需要进行医疗和体质甚至是肢体、语言功能训练。但这类养老院收费不菲。
支付这些养老费用，主要是由老人自己和家庭、保险公司和政府三者共同承担。但养老机构也有经营性质和慈善性质之分，绝大多数属于经营性机构。一些穷人付不起费用，也可以申请政府的救济计划享受养老。如果家庭资产用完了可以申请政府救济。
美国的养老政策对穷人和富人都较好
政府通知看房的时候，唐英敏正回国探亲，女儿阮淑英便陪着老父亲去看了抽到的房源，当时他们打算如果房源偏僻、条件不好就放弃这次机会，等下一次再抽签。没想到的是，这次的老人房位于纽约最高级的住宅区附近，中央公园旁边。
“这是一处犹太人的房屋，屋龄很年轻，设施也齐备。”
父亲阮瑞仪并不满足于在家里安养天年的简单生活。为了打发时间，会计出身的他开始为一些华人小企业做账，“美国的退休金计算是按照点数分档的，主要基数是你退休前30年平均的缴税数额。”阮淑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老年房的分配原则采取排号和抽签结合的方式进行：即排号前列者通过抽签决定不同的房源。“填表是个复杂的程序，对没有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华人来说比较困难，我们的运气不错，交表后半年就抽到了房子。”阮淑英说。
2004年阮瑞仪罹患胃癌，手术前他回到上海见了亲朋好友，回到纽约，最终因手术不治离世。而没有在美国工作过一天的唐英敏至今住在老人屋里，享受着所有的福利。“我爸爸生前的福利转移到妈妈身上。”
但是这样的福利仅仅针对老人，如果其子女去探望父母，需要留宿老人屋，必须提前申请，且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星期，一旦被举报将失去继续居住的资格。
阮淑英说，美国的养老政策对穷人和富人都较好，但对于中产阶层则相当苛刻。“只要银行账户上有2000美元的存款，你就不能享受养老院的政府补贴，而一般美国的养老院月收费要高达1万美元左右，退休后的普通人根本住不起，如果你想用政府补贴住进免费养老院也可以，请把所有的钱先花完。”
“我的一个朋友，退休前年收入有15万美元左右，在美国算是中上收入了，退休后她和丈夫觉得负担不起纽约的生活，在智利买了房子，去那里养老了。”阮淑英说。
介乎保险和时间银行
“国外的确有一些非常好的养老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像美国的太阳城就是老年社区的经典案例。这是一个房地产项目，完全商业化。又如一些养老公寓把养老和金融资产盘活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养老模式。再如日本的时间银行，长期护理的办法也非常好。”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日本的城市街头，随处可见老人的身影：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餐厅里，60多岁的大叔和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身着工作服在餐桌间忙碌；而在街头行驶的出租车驾驶室里，更是以满头银发的老年人居多。
日本政府公布的2010版日本老龄化社会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同比增加79万人，达到了2901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占总人口的22. 7%。据专家预计，到2055年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将达到40%左右。与中国养老问题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日本的老龄化也伴随着“少子化”现象。
目前，日本老人有在家庭养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居家养老；也有在养老院养老的，但更注重营造家庭的气氛；还有就是老人们白天聚在一起说话、喝茶、吃饭，晚上回家，这被称为居家日间服务。
位于大阪市中央区的一家居家日间服务中心的二楼，老人活动室被布置得十分温馨。老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唱卡拉OK，做手工，还可以享受美容、康复训练、洗澡等服务。
日本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大体分为两种：民营的老人福祉设施和私立的高端养老院。两者经过政府批准后由民间企业来经营，民营机构接受政府补贴。
为了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避免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政府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基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服务质量、老人评价等。这些评价不是通过简单的检查、打分来达到警示督促的作用，而是在分析养老院现实的基础上由专业机构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法。
2000年，日本在世界上首推养老护理保险制度（介护保险制度），国民需要交纳一定的保险费，65岁后就可以接受这项保险提供的服务。需要介护时可提出申请，经审查确认后可享受保险部门提供的不同等级的服务，被保险人只需承担10%的费用。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有精细的划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食物、不能记忆等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服务。
配合养老护理制度，日本还推行了“地区综合护理服务系统”。具体来说，是要打造“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在距离大概30分钟路程的社区内，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
再好的设想也需要人来完成。但是在日本同样面临着养老护理人员匮乏的问题。在日本，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不高，平均月工资20万日元。而日本国民人均月工资标准是50万日元。为此，日本政府日前给每个养老护理人员每个月增加了1. 5万日元的工资。
而“时间银行”概念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养老护理人手缺乏的问题。
日本时间银行的形成，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1973年石油危机，日本政府没有预算，无法再提供民众公共服务，只好请民众互助。在养老问题上，时间银行便成为了 “今天我照顾你，明天他照顾我”的循环养老服务模式。
“上海市正在研究老年护理保障计划，借鉴先期老龄化国家的经验，发展多层次的社会养老服务，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护理为一体的服务体系，探索护理保障资金支持。尤其是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上门、日托为主要形式，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章淑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时间银行的概念，我们也考虑过，但是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率太高，如果在某地为老年人服务几小时后，到其他地方是否仍然承认服务时间有效。这就要政府有一套完善的养老体系和政策来支持。” 彭希哲说。
养老政策需要整合成一个体系
“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日本外务省日中经济室室长古谷德郎曾公开表示。
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这部法律迄今有过多次修订，其主要内容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强调发挥老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特长，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探索和逐渐确立一种适合于老人居家养老的方式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政预算上实行优惠政策；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当然，日本、美国等均属发达国家，养老的标准相对比较高。但重视养老问题是值得借鉴的。
201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针对养老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做立法调研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考虑要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机构来关注养老问题。针对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的养老机构还要适当放大。适当的社会、政府养老要放开一点。家庭养老的功能在弱化，要呼吁社会化多元的养老机构。而这些都需要从法律上给予确定和解释。”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秋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修订草案新增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草案还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老年人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财政支出也在增加。
“现在问题就是资源还没有整合，这需要在政府机构中设立这么一个相关的部门来统领全局，协调其他部门。然后，就要建立一系列老年人的公共政策，包括推进老年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提高家庭养老的能力，鼓励志愿者服务，鼓励政府出钱购买养老服务。这些政策都需要整合成一个体系。现存的居家养老、长期护理等都离不开相应的法规条例。在一些细节上，政府要鼓励推动，媒体要引导舆论，这样，我们的养老问题就可以逐步得到改善了。”彭希哲说。
居住在大阪的福田，已经70岁了。作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福田组织了老人读书社。“现在政府收钱越来越积极，而我们的福利越来越差了。”他说，前几年，隔段时间会有护理人员到家中探望一次，平时还会有电话随访，而现在已经没有人来管这些了。
面临养老问题的不仅仅是中国。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均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上进行艰难的平衡。
美国养老故事
到美国已24年的唐英敏目前居住在纽约的老人屋里，这是地处纽约黄金地段的房子，面积约6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这个地段的这个面积的房屋，现在每月租金超过2000美元。”唐的大女儿阮淑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于收入很低的老人而言，根本无法承担。
而纽约对老人屋的房租规定使得老人屋的政策得以持续执行：即老人只需支付自己收入的1/ 3作为房租，差额部分由政府补足。例如，房屋的市价租金为2000美元，老人的收入是900美元每月，那老人的房租支出只需300美元，其余的1700美元由政府补贴给房东。
政府对养老的福利政策不止于房租补贴。唐英敏和老伴阮瑞仪入住老人屋后，每周享有7个半天的免费看护服务、全免费医疗救助服务、1美元电话包月服务，以及每月近200美元的食品补贴券。
这让阮淑英在爸妈养老问题上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阮淑英在美国的职业是一名社区医生，她的丈夫从事建筑设计行业，24年前父母来美国和她一起生活的时候，自己的一双儿女正在念大学，父母来了以后本来正好够用的公寓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在美国5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向政府申请老人住房，房源在每个区都有，因此在父母来美国两年后，阮淑英开始着手为他们申请老年房的程序。
在美国，如果老人身体不错，生活能够自理，老两口完全可以独立生活。所以，集体照顾生活型即老年公寓型的养老方式较为普遍。这种生活也属于独立生活方式范畴之内，但许多方面比单独居住还方便得多。居住区一般提供午餐或午晚两餐，免去买菜做饭这一生活中的大负担。同时，居住区内的交通、游泳池、医疗点、银行、便利店、理发美容店、洗衣店、打扫房间和安全保卫服务等设施一应俱全，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凡是居住公寓楼的住户，对公寓内所有的保健和运动设施的使用完全免费。
如果老人身体不好，就需视情况雇人帮助照料饮食起居。雇人的种类有钟点工、白天工和全日工等。也有需要专门人员照顾的老人，选择到养老院生活。在养老院生活有点像长期住医院，但以养老生活为主。在这里生活起居每日有人照顾，并根据需要进行医疗和体质甚至是肢体、语言功能训练。但这类养老院收费不菲。
支付这些养老费用，主要是由老人自己和家庭、保险公司和政府三者共同承担。但养老机构也有经营性质和慈善性质之分，绝大多数属于经营性机构。一些穷人付不起费用，也可以申请政府的救济计划享受养老。如果家庭资产用完了可以申请政府救济。
美国的养老政策对穷人和富人都较好
政府通知看房的时候，唐英敏正回国探亲，女儿阮淑英便陪着老父亲去看了抽到的房源，当时他们打算如果房源偏僻、条件不好就放弃这次机会，等下一次再抽签。没想到的是，这次的老人房位于纽约最高级的住宅区附近，中央公园旁边。
“这是一处犹太人的房屋，屋龄很年轻，设施也齐备。”
父亲阮瑞仪并不满足于在家里安养天年的简单生活。为了打发时间，会计出身的他开始为一些华人小企业做账，“美国的退休金计算是按照点数分档的，主要基数是你退休前30年平均的缴税数额。”阮淑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老年房的分配原则采取排号和抽签结合的方式进行：即排号前列者通过抽签决定不同的房源。“填表是个复杂的程序，对没有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华人来说比较困难，我们的运气不错，交表后半年就抽到了房子。”阮淑英说。
2004年阮瑞仪罹患胃癌，手术前他回到上海见了亲朋好友，回到纽约，最终因手术不治离世。而没有在美国工作过一天的唐英敏至今住在老人屋里，享受着所有的福利。“我爸爸生前的福利转移到妈妈身上。”
但是这样的福利仅仅针对老人，如果其子女去探望父母，需要留宿老人屋，必须提前申请，且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星期，一旦被举报将失去继续居住的资格。
阮淑英说，美国的养老政策对穷人和富人都较好，但对于中产阶层则相当苛刻。“只要银行账户上有2000美元的存款，你就不能享受养老院的政府补贴，而一般美国的养老院月收费要高达1万美元左右，退休后的普通人根本住不起，如果你想用政府补贴住进免费养老院也可以，请把所有的钱先花完。”
“我的一个朋友，退休前年收入有15万美元左右，在美国算是中上收入了，退休后她和丈夫觉得负担不起纽约的生活，在智利买了房子，去那里养老了。”阮淑英说。
介乎保险和时间银行
“国外的确有一些非常好的养老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像美国的太阳城就是老年社区的经典案例。这是一个房地产项目，完全商业化。又如一些养老公寓把养老和金融资产盘活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养老模式。再如日本的时间银行，长期护理的办法也非常好。”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日本的城市街头，随处可见老人的身影：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餐厅里，60多岁的大叔和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身着工作服在餐桌间忙碌；而在街头行驶的出租车驾驶室里，更是以满头银发的老年人居多。
日本政府公布的2010版日本老龄化社会白皮书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同比增加79万人，达到了2901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占总人口的22. 7%。据专家预计，到2055年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将达到40%左右。与中国养老问题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日本的老龄化也伴随着“少子化”现象。
目前，日本老人有在家庭养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居家养老；也有在养老院养老的，但更注重营造家庭的气氛；还有就是老人们白天聚在一起说话、喝茶、吃饭，晚上回家，这被称为居家日间服务。
位于大阪市中央区的一家居家日间服务中心的二楼，老人活动室被布置得十分温馨。老人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唱卡拉OK，做手工，还可以享受美容、康复训练、洗澡等服务。
日本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大体分为两种：民营的老人福祉设施和私立的高端养老院。两者经过政府批准后由民间企业来经营，民营机构接受政府补贴。
为了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避免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政府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基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服务质量、老人评价等。这些评价不是通过简单的检查、打分来达到警示督促的作用，而是在分析养老院现实的基础上由专业机构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法。
2000年，日本在世界上首推养老护理保险制度（介护保险制度），国民需要交纳一定的保险费，65岁后就可以接受这项保险提供的服务。需要介护时可提出申请，经审查确认后可享受保险部门提供的不同等级的服务，被保险人只需承担10%的费用。
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有精细的划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食物、不能记忆等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服务。
配合养老护理制度，日本还推行了“地区综合护理服务系统”。具体来说，是要打造“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在距离大概30分钟路程的社区内，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
再好的设想也需要人来完成。但是在日本同样面临着养老护理人员匮乏的问题。在日本，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不高，平均月工资20万日元。而日本国民人均月工资标准是50万日元。为此，日本政府日前给每个养老护理人员每个月增加了1. 5万日元的工资。
而“时间银行”概念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养老护理人手缺乏的问题。
日本时间银行的形成，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1973年石油危机，日本政府没有预算，无法再提供民众公共服务，只好请民众互助。在养老问题上，时间银行便成为了 “今天我照顾你，明天他照顾我”的循环养老服务模式。
“上海市正在研究老年护理保障计划，借鉴先期老龄化国家的经验，发展多层次的社会养老服务，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医疗护理为一体的服务体系，探索护理保障资金支持。尤其是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以上门、日托为主要形式，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章淑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时间银行的概念，我们也考虑过，但是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率太高，如果在某地为老年人服务几小时后，到其他地方是否仍然承认服务时间有效。这就要政府有一套完善的养老体系和政策来支持。” 彭希哲说。
养老政策需要整合成一个体系
“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日本外务省日中经济室室长古谷德郎曾公开表示。
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这部法律迄今有过多次修订，其主要内容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强调发挥老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特长，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探索和逐渐确立一种适合于老人居家养老的方式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政预算上实行优惠政策；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当然，日本、美国等均属发达国家，养老的标准相对比较高。但重视养老问题是值得借鉴的。
201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针对养老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做立法调研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考虑要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机构来关注养老问题。针对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的养老机构还要适当放大。适当的社会、政府养老要放开一点。家庭养老的功能在弱化，要呼吁社会化多元的养老机构。而这些都需要从法律上给予确定和解释。”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秋琴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修订草案新增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草案还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老年人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财政支出也在增加。
“现在问题就是资源还没有整合，这需要在政府机构中设立这么一个相关的部门来统领全局，协调其他部门。然后，就要建立一系列老年人的公共政策，包括推进老年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提高家庭养老的能力，鼓励志愿者服务，鼓励政府出钱购买养老服务。这些政策都需要整合成一个体系。现存的居家养老、长期护理等都离不开相应的法规条例。在一些细节上，政府要鼓励推动，媒体要引导舆论，这样，我们的养老问题就可以逐步得到改善了。”彭希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