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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逐步升温，在2008-2010年间，笔者有幸三次赴欧洲（荷兰、英国、比利时）举办多场粤乐专场演出及乐器研发（大胡新作品首演）等活动。通过这几次经历，首先对能够在海外国际平台展示家乡音乐文化感到自豪，并从中了解到海外音乐文化局面及海外音乐人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些看法和期望；结合我国音乐文化意识形态的现状，引发出笔者对中国传统音乐价值观等问题作出一些思考与启示。
一、荷兰——粤乐小组首赴海外
“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馨》”在荷兰成立于1990年，基金会从事中国音乐的国际性推广活动，内容包括：每年召开国际研讨会，出版定期刊物《馨》（CHIME），以及安排中国音乐的各种活动等。2005年基金会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艾河之畔音乐厅联合举办“中国音乐的对照与反差”系列音乐会。2007年下旬，由笔者组建的“余乐夫及南亭会粤乐小组”（高胡—余乐夫、扬琴—吴迪、萧笛—李志成、秦琴 阮—童绍民、椰胡—郎平）得到了举办方的邀请，于2008年1月18日在艾之畔音乐厅举行“中国文化对照与反差———传统粤乐音乐会”。
虽然我们对传统作品对是如此热爱，但难免有所顾虑：万里之外的欧洲文明，会从什么角度来欣赏东方文明？整场下来的小组奏广东音乐是否会令观众觉得乏味？是否需要增加一些主流国乐作品来润饰？我们的传统音律他们会否觉得不协调？然而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问题在与荷兰邀请方代表施聂女士的一次通话中得到了意料外的答案。电话中的她提及到大会最近已经听过了我们的专辑并进行了分析，有几个问题他们很感兴趣；一是关于这种传统粤乐的演奏是否采用背谱方式；第二，是否采用了特定的音律；第三，是否整场音乐会都演奏这种风格的曲目。当时笔者还不能确定她这些问题的立场，但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一种追求高水准的学术气场。笔者便回答肯定了前两个问题，并试探地问：“您看我们需要在音乐会上加演一些其他风格的中国作品吗？”令笔者意外的是，她非常肯定地回答：“噢，千万不要，我们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你们擅长的风格！”这句话不但彻底地令笔者抛开了之前的顾虑，更令笔者发自内心地对欧洲人的文化欣赏能力以及开阔的艺术视野产生崇敬。之后她还谈到欧洲的民间音乐也有特殊音律，即兴演奏等特点，也流露出他们对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民间音乐的浓厚兴趣与保护意识等等。当笔者把这个消息跟小组队员们传达后，大家对这次即将到来的荷兰之行更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演出当天我们来到了艾河控制之畔音乐厅进行走台。音乐厅中等规模，是为演奏室内乐而设计，演奏厅顶部可作升降以不同人数与音乐风格的混响，以求精益求精。在这种环境演奏，当然是幸福的事情。我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走台试音，在短暂的休息与晚餐中，我们与又施聂女士谈论音乐。身为荷兰贵族的她，虽是白分之百洋血统，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迷， 年轻时在中国上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言行举止也少了几分洋气，多了几分中国女性的雅慧。她说：“我的家族几代都是贵族，过了我这一代，资金也用得七七八八了，我打算把现在拥有的钱，基本上都用在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上面，这也是我的人生追求。”不知道是否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偏爱，她还说到：“现在许多欧洲听众已经对欧洲音乐缺乏新鲜感了，反而对外族文化发掘很有兴趣，特别是不受欧洲音乐影响的原生态艺术，当然这也是请你们来的原因。”这类问题虽然笔者也经常与知音朋友谈论，也跟她颇有共鸣，但当一个洋人在笔者面前这样提及，顿时内心还是不胜感慨，在守护传统艺术方面，也更肯定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演出进行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左右，曲目有《雨打芭蕉》、《双声恨》、《连环扣》、《平湖秋月》、《思念》等。这里包括了软弓、硬弓组合、五架头 、三架头与独奏形式，虽以传统曲目为主，也演奏了少量创作曲目，也有意识地突出了每件乐器的特点，如椰胡与洞箫《禅院钟声》，扬琴、秦琴与椰胡《银河会》等。音乐会始末，观众门都给予了热情，返台时演奏的《步步高》，更是达到气氛的最高点。
事实上，近几十年我国家的学院派音乐教育在以欧洲音乐理念为宗旨的规范意识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风骨与精髓，单就音律的争论确实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有提倡以十二平均率“规范”民间音律的；有坚持各地民间传统律制的；音律运用的概念模糊也大有人在，等等……许多学者在肯定西方音乐理念原则的同时，怀疑甚至否定自身的传统文化特性，这种以否定自我价值以示肯定他人的姿态，几乎成了近代国人价值观的习惯。细心思考一下，难道不觉得有失偏颇？东西南北水土不一，西瓜南果各显其精，艺术亦然。最低限度，所有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的各种音律特性是可以并存的，它们需要并存！现在我们站在欧洲舞台用我们的音乐语言说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欧洲人希望看到的，他们的热情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演出完毕，我们跟一些留下来的听众进行了交流，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带来的粤乐唱片也很受欢迎，这时，Snear帮我们清算了销售数量后说：“成绩很不错！剩下这几张我都要了吧，还有明天荷兰日报会有记者会来采访你们，我来做翻译。”
我们在酒店大堂见了记者，经介绍他是专门从事艺术方面的采访，在行内也颇具权威。他之后的提问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问到：“你们是学院派的老师与学生，你们是如何喜爱上传统音乐的？在学院派院校发展传统音乐困难吗？你们也会演奏现代音乐吗？”这些问题显然一针见血，特别是关于学院派院校中传统音乐的处境与现状，这也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由于中国的许多传统音乐的酝酿、形成均来自民间，其伟大成就与民间艺人不可分割。而这种来自于民间蕴藏着深厚的东方艺术精髓的艺术形态，还不能在学院派院校的教学理念下很好地消化与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抵触。例如：1.现行的视唱练耳教育大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音律概念，线条的起伏与气度；2.大量西方练习曲教材的运用扼杀了演奏中国传统音乐的灵活性、人性与想象空间；。3.学院派的“发展”、“创新”意识强势，淡却了许多人从事传统音乐活动的热情；4.戏曲艺术与音乐专业院校教学体系的脱节造成民乐学生缺乏传统审美情怀。单就这几点，已经足以对中国传统音乐带来重创！这里引用一句话“不要妄想只用一个办法解决所有问题”。面对这些现状，我们也只能从自身做起，通过建立与粤乐小组并长期运行，不断摄取前人的成就和深入民间团体、乐社等吸取养分，以至有所继承及展望创新。 荷兰之行，获益甚多，在技艺上得到锻炼是必然，更多的是对艺术思想的启发与收获。虽不敢说是千里遇知音，想必在艺术上的坚持，确实多了几分肯定。因为在传统音乐的领域，我们还太年轻，虽说有心，当然还需要更多的历练与人生感悟。
二﹑英国——《牛弓》首演之传统技法与现代观念结合
英国之行首先要感谢一直旅居英国的粤乐演奏家及作曲家廖桂雄先生。身为利物蒲市中国文化统筹的廖先生，早年以一曲《喜开镰》而扬名中国，如今虽扎根于海外，却一直从事着中国音乐文化推广及乐器研发。在他的促成下，于2009年元月，笔者得以与英国利物蒲皇家交响乐团合作，首演由英国著名作曲家Ian Stepen创作的胡琴（大胡）作品《牛弓》。这是乐团首次向中国邀请国乐演奏家进行合作。上述中的大胡，为廖先生毕生心血之作并不为过，数十年来，廖先生为扩充中国胡琴制作领域，填补低音胡琴之空白地带作出了巨大努力。《牛弓》的诞生，意味着胡琴家族又一新成员在开创历史。
作者Ian通过电邮向笔者表达了他对作品的期望：“在演奏风格上，因合成器的局限，小样只能体现独奏与乐队间的整体出入布局，而在独奏部分，希望能够发挥中国弦乐的特点，我对中国胡琴不够了解，但当然不希望它的演绎最终会像提琴。”这个想法令笔者非常兴奋而有共鸣！虽然从音乐结构与编制上，《牛弓》属于典型的现代派作品，但是许多细节的处理，是完全可以与胡琴传统技法有所结合的。而这也是笔者想提出的——“传统技法与现代观念之结合”之想法。这也与Ian不谋而合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胡琴新作品辈出，其中以借鉴西洋提琴技巧和曲式结构等手法的作品占较大比例。这也是当代我国的许多作曲家其创作理念及学习历程，由于历史等客观因素，均以西方人的音理和西方人的艺术观来审视自己祖国“母”音乐文化，甚至在不充分了解东方审美或对传统艺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状况下往往得出“中国音乐落后” 等结论。这种意识形态，甚至成为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所谓“发展中国音乐”的原动力。无奈，历史已是如此写成，现在中国音乐的局面可谓“不敢全盘西化，又不愿意全盘中国化”。而胡琴类全盘趋向提琴化，也成为了现今客观事实了。试问一个放弃自己“根”的民族，它的存在意义又何在呢？当然在此也不能妄下成功或失败的结论。而从事中国弦乐演奏与教育的笔者，深深感受到传统意识淡薄，被边缘化的现状，为传统艺术而惋惜。庆幸的是，笔者能在充满传统音乐氛围的家庭成长，这种环境得使笔者对传统艺术有着深厚感情与不同的价值观。
音乐的表达手法不仅是一种形式，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宇宙观和生命观。例如我国的传统音乐，均与其当地语言、生活习惯以及生存环境与条件紧密相连。“如果有一天人类的历史聚合为一种单一的文化和文明，那将预示着我们的灭亡”（波尼亚托夫斯基）。这句话深深地披露出每个种族对自身文化坚守与守护的重要性。如果在吸收外族文明的同时，最终得到扼杀自我的结果，这无疑是最大的悲哀。
为此，对于演奏许多新创作型作品时的自我要求，往往会尽量谋求它与传统理念的合理驳接，以达到“双赢”的效果。因为作品的规模、篇幅与编制已充分体现出其时代性，所以独奏不应受西洋理念的过于约束，尽可能地保留其特有的民族特性。正如Ian所期望的，《牛弓》的独奏部分，在与乐队配合工整的基础上，散板或旋律线条等部分我都尽量发挥出中国弦乐的特性，努力寻找伸缩可能性与体现空间感，使用适度的滑音，装饰音与重拍移位等，使之突出东方线条审美与气度，刻画出胡琴的不可代替性。事实上这种做法也已有不少先例，单就以笔者所从事的高胡演奏专业范畴来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创作曲目如：高胡与管弦乐《珠江之恋》（乔飞曲）、高胡协奏曲《琴诗》（李助昕、余其伟曲）、《粤魂》（李助昕曲）、高胡与乐队《出海》（卜灿荣曲）、《小鸟天堂》（卜灿荣曲）、高胡协奏曲《莱村女》（房晓敏曲）、高胡与乐队《花朝月夕》（房晓敏曲）等，其中包括了西洋交响与民族交响编制的作品。它们的独奏部分，演奏者（余其伟、卜灿荣、陈国产）都能合理地融入传统技法与曲目相结合，始终不离“粤味”。至于使用的分寸，也相当谨慎，既不会百分百地照搬，同时也照顾到不同乐曲或片段的需要 ，这非常考验独奏者对传统根基的积淀程度与理解力。既要保住“根”又不乏大胆视野，是一门相当综合的学问。这种创作与演奏理念正是笔者所向往的。
在英国的排练安排在利物浦皇家交响音乐厅，它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笔者与廖先生到达后，《牛弓》作者Ian Stephen与此次演出的指挥美国人Clark Rundell已经在此等候，大家热情地相互介绍后，笔者便来到休息室与指挥进行了一次对谱，很顺利，整曲下来并没有间断，这时大家都流露出轻松的笑容。
演出的当晚笔者进一步得知，此音乐会是为中国新年而举办，作品《牛弓》也是为中国迎来牛年而得名。全场音乐会全部演奏中国作品，包括有谭盾的《距离》、陈其钢的《道情》等。演出当晚座无虚席，其中有利物蒲市长与中国文化参赞等高级官员，而《牛弓》也是当晚的重头节目。紧张与动力加兴奋，使在台上的笔者更加投入与高度集中，13分钟的曲子就如一瞬指间，当曲子一完，观众热情不止，作者Ian激动地跑上台上与笔者拥抱，指挥Clark也在喊“great sound”……
首演的成功，使笔者有了再次与利物浦皇家交响乐团合作的机会。在2010年中国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上，代表英国音乐文化， 主题为“利物蒲之夜”音乐会于10月16日在上海世博演艺厅公演。音乐会除了交响乐团为主阵容外，另邀请了英国老牌电子组合OMD与The Scaffold乐队等各种团体助阵。在他们前往上海之前，“利物浦之夜”音乐会率先于10月2日在利物浦亮相。而《牛弓》的选入，使笔者成为这次英国音乐文化盛事中唯一邀请的“外国人”。此次，作者Ian对作品在编制上进行了扩充，乐队阵容更为庞大，指挥换也成了英籍俄国人Vasili Petrenko。这两场演出，作为华人的笔者能代表英方出席国际文化盛事，在人生艺术生涯中，确实有着特殊意义。通过演绎新作品，也大大丰富了自己的音乐视野，在此再向廖先生及作曲家Ian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牛弓》的上演，也进一步印证了创新与传统理念结合的可行性、必要性。如何站在世界舞台看待中国艺术？中国音乐的发展前景与方向如何？这些问题在当代也争论不休。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局，一切事物都要与时俱进，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自身、在接收外来文化增益自己的同时应该慎之又慎，这种态度，对我们新一代音乐工作者来说尤甚重要。
三﹑比利时——粤乐亮相欧罗巴利亚国际艺术节
欧罗巴利亚艺术节是国际上知名艺术节之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宫的倡议下，“欧罗巴利亚”国际协会于1969年成立，并在当年举办了首届艺术节。2009年10月，围绕着“古老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多彩的中国，中国与世界”四大主题的第22届欧罗巴利亚艺术节在比利时拉开帷幕。艺术节历时4个月，总共举行了50多场展览，450多场文艺演出，以展示出中国古今各方面艺术成就。得到比利时方面的邀请，“余乐夫及南亭会粤乐小组”赴往参演。 由中国文化部带领出发，小组的四场音乐会分别安排在：洛克伦——Oudenbos教堂（2009.11.6）、布鲁塞尔 De Pianotabriek文化中心（2009.11.7）、迪尔比克敌制 Westrand 文化中心（2009.11.8）与Itferbeek 伊特比克（2009.11.9）。面对连续四场专场演出，我们在服装，曲目以及乐器方面都作了相对调整。考虑到是国际性音乐节，为了使外国观众能在视听觉上全面感受东方传统文化，在服饰上我们由常用的中山装改为传统长衫，希望更能体现音乐与外观上的统一。在曲目上，除了演奏舞台性及炫技性较强的《双声恨》、《雨打芭蕉》、《连环扣》等，有意识地增加一些较少上舞台而在民间却非常受欢迎的曲目，如《落花天》、《岐山凤》、《西江月》、《银河会》等，目的在于突出更朴实的民间风俗情怀，展现真实的生活写照与风土人情及真挚的人性和感情表达。说来，之前通过学习与演奏这些曲目，大家都有了很深的体会：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乡村生活，在大城市长大的年轻人来说，相对舞台化且具表现张力的作品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和演绎；而像上述作品或属乡间情调浓郁，或情感平和而内在，就显得难以下手了。后经反复磨合与学习研究，才慢慢地掌握了这种中庸兼内在的演奏状态。有趣的是，大家渐渐地更喜欢演奏这类作品，它们似乎更贴近人性，远离功利，近于生活，也更能体显出广府人的性格特质。
每场演出后，许多观众对我们的乐器十分感兴趣，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在他们所看到的这次艺术节中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展演的演员中，我们的年龄是最小的，居然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对于我们为什么在传统音乐如此专注的问题很感兴趣。当时的作答虽由于语言障碍未能尽言，但确实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事实上，基于在中国的现阶段意识形态影响下，主流社会普遍弥漫着“发展，创新，改革”等主导思想，这样使得许多传统文化艺术的生存领域自然地受到冷落；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传统意识淡泊已是事实。而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继承与创新本应是并肩进行的。由于笔者自幼得益于家庭环境的熏陶，同时在大学期间又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小组建立至今，与其说是一直坚持，倒不如说是乐在其中。多年的实践，让我们充分地领略到传统音乐的魅力，演奏它们除了是必要的技术支持以外，更多的是友情的体现，生活体验以及共同的人生态度等等。这显然不是刀光剑影，飞沙走石的舞台表演，但是，这种富于真切情感流露，广阔表达空间的演奏状态，让我们更感受到艺术的情趣，找到真实的自我。虽然我们如此溺爱于传统音乐，但我们决不反对创新，我们生活在当代，衣食住行处处现代化，对新鲜事物处处关心，只是在对待新思维的介入时，多了几分古今对照而已。就如我们在许多新作品的演绎上，总能找到利用传统审美去润饰的部分。在笔者看来，这样是十分健康合理的，现代作品引出了许多技法上的突破，学院派手法足以解决问题，而在表现人性与内心的部分，传统意识的积淀往往能有更深刻的关照。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复古文化早已盛行，这里包括了各行各业，无论衣食住行，体现出现代人对昔日文化经典的回味与向往，透露出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与不可代替性。
四、结语
欧洲之行之经历固然不能对中国音乐状况谓之全面对照与评价，但毕竟欧洲音乐历史悠久，而在全球有其标志性的影响，欧洲音乐人之文化沉淀、触觉与眼光当然不容忽视。通过与欧洲三国的文化人或音乐人交流、合作与演出实践，似乎找到了同一种文化价值观：“无论你是身上流着哪个种族的血液，说的是哪种方言，你们的音乐就是它的载体，都是世界文化中灿烂的一员，它们都受到尊重，你们需要保卫它！”
我们所说的传统审美，即所谓从古至今国人所积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情趣，代表着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它有着强烈的生命力与历史延伸力。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既是学习中国音乐的必要根基，也为创作与发展深厚内涵的中国音乐不断提供源泉与动力。
中华音乐，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城乡共响。我们必定要用严谨的态度审视视之，切勿采用“千篇一律，文化共和”等轻蔑态度谋之“发展”，不受短暂的历史背景或功利影响，这样我们才能够与“根”同在，随“根”伸展，无愧于中华音乐史！
一、荷兰——粤乐小组首赴海外
“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馨》”在荷兰成立于1990年，基金会从事中国音乐的国际性推广活动，内容包括：每年召开国际研讨会，出版定期刊物《馨》（CHIME），以及安排中国音乐的各种活动等。2005年基金会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艾河之畔音乐厅联合举办“中国音乐的对照与反差”系列音乐会。2007年下旬，由笔者组建的“余乐夫及南亭会粤乐小组”（高胡—余乐夫、扬琴—吴迪、萧笛—李志成、秦琴 阮—童绍民、椰胡—郎平）得到了举办方的邀请，于2008年1月18日在艾之畔音乐厅举行“中国文化对照与反差———传统粤乐音乐会”。
虽然我们对传统作品对是如此热爱，但难免有所顾虑：万里之外的欧洲文明，会从什么角度来欣赏东方文明？整场下来的小组奏广东音乐是否会令观众觉得乏味？是否需要增加一些主流国乐作品来润饰？我们的传统音律他们会否觉得不协调？然而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问题在与荷兰邀请方代表施聂女士的一次通话中得到了意料外的答案。电话中的她提及到大会最近已经听过了我们的专辑并进行了分析，有几个问题他们很感兴趣；一是关于这种传统粤乐的演奏是否采用背谱方式；第二，是否采用了特定的音律；第三，是否整场音乐会都演奏这种风格的曲目。当时笔者还不能确定她这些问题的立场，但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一种追求高水准的学术气场。笔者便回答肯定了前两个问题，并试探地问：“您看我们需要在音乐会上加演一些其他风格的中国作品吗？”令笔者意外的是，她非常肯定地回答：“噢，千万不要，我们要的就是原汁原味的你们擅长的风格！”这句话不但彻底地令笔者抛开了之前的顾虑，更令笔者发自内心地对欧洲人的文化欣赏能力以及开阔的艺术视野产生崇敬。之后她还谈到欧洲的民间音乐也有特殊音律，即兴演奏等特点，也流露出他们对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民间音乐的浓厚兴趣与保护意识等等。当笔者把这个消息跟小组队员们传达后，大家对这次即将到来的荷兰之行更充满了信心与期待。
演出当天我们来到了艾河控制之畔音乐厅进行走台。音乐厅中等规模，是为演奏室内乐而设计，演奏厅顶部可作升降以不同人数与音乐风格的混响，以求精益求精。在这种环境演奏，当然是幸福的事情。我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走台试音，在短暂的休息与晚餐中，我们与又施聂女士谈论音乐。身为荷兰贵族的她，虽是白分之百洋血统，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迷， 年轻时在中国上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言行举止也少了几分洋气，多了几分中国女性的雅慧。她说：“我的家族几代都是贵族，过了我这一代，资金也用得七七八八了，我打算把现在拥有的钱，基本上都用在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上面，这也是我的人生追求。”不知道是否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偏爱，她还说到：“现在许多欧洲听众已经对欧洲音乐缺乏新鲜感了，反而对外族文化发掘很有兴趣，特别是不受欧洲音乐影响的原生态艺术，当然这也是请你们来的原因。”这类问题虽然笔者也经常与知音朋友谈论，也跟她颇有共鸣，但当一个洋人在笔者面前这样提及，顿时内心还是不胜感慨，在守护传统艺术方面，也更肯定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演出进行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左右，曲目有《雨打芭蕉》、《双声恨》、《连环扣》、《平湖秋月》、《思念》等。这里包括了软弓、硬弓组合、五架头 、三架头与独奏形式，虽以传统曲目为主，也演奏了少量创作曲目，也有意识地突出了每件乐器的特点，如椰胡与洞箫《禅院钟声》，扬琴、秦琴与椰胡《银河会》等。音乐会始末，观众门都给予了热情，返台时演奏的《步步高》，更是达到气氛的最高点。
事实上，近几十年我国家的学院派音乐教育在以欧洲音乐理念为宗旨的规范意识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民间艺术的风骨与精髓，单就音律的争论确实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有提倡以十二平均率“规范”民间音律的；有坚持各地民间传统律制的；音律运用的概念模糊也大有人在，等等……许多学者在肯定西方音乐理念原则的同时，怀疑甚至否定自身的传统文化特性，这种以否定自我价值以示肯定他人的姿态，几乎成了近代国人价值观的习惯。细心思考一下，难道不觉得有失偏颇？东西南北水土不一，西瓜南果各显其精，艺术亦然。最低限度，所有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的各种音律特性是可以并存的，它们需要并存！现在我们站在欧洲舞台用我们的音乐语言说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欧洲人希望看到的，他们的热情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演出完毕，我们跟一些留下来的听众进行了交流，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带来的粤乐唱片也很受欢迎，这时，Snear帮我们清算了销售数量后说：“成绩很不错！剩下这几张我都要了吧，还有明天荷兰日报会有记者会来采访你们，我来做翻译。”
我们在酒店大堂见了记者，经介绍他是专门从事艺术方面的采访，在行内也颇具权威。他之后的提问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问到：“你们是学院派的老师与学生，你们是如何喜爱上传统音乐的？在学院派院校发展传统音乐困难吗？你们也会演奏现代音乐吗？”这些问题显然一针见血，特别是关于学院派院校中传统音乐的处境与现状，这也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由于中国的许多传统音乐的酝酿、形成均来自民间，其伟大成就与民间艺人不可分割。而这种来自于民间蕴藏着深厚的东方艺术精髓的艺术形态，还不能在学院派院校的教学理念下很好地消化与分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抵触。例如：1.现行的视唱练耳教育大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音律概念，线条的起伏与气度；2.大量西方练习曲教材的运用扼杀了演奏中国传统音乐的灵活性、人性与想象空间；。3.学院派的“发展”、“创新”意识强势，淡却了许多人从事传统音乐活动的热情；4.戏曲艺术与音乐专业院校教学体系的脱节造成民乐学生缺乏传统审美情怀。单就这几点，已经足以对中国传统音乐带来重创！这里引用一句话“不要妄想只用一个办法解决所有问题”。面对这些现状，我们也只能从自身做起，通过建立与粤乐小组并长期运行，不断摄取前人的成就和深入民间团体、乐社等吸取养分，以至有所继承及展望创新。 荷兰之行，获益甚多，在技艺上得到锻炼是必然，更多的是对艺术思想的启发与收获。虽不敢说是千里遇知音，想必在艺术上的坚持，确实多了几分肯定。因为在传统音乐的领域，我们还太年轻，虽说有心，当然还需要更多的历练与人生感悟。
二﹑英国——《牛弓》首演之传统技法与现代观念结合
英国之行首先要感谢一直旅居英国的粤乐演奏家及作曲家廖桂雄先生。身为利物蒲市中国文化统筹的廖先生，早年以一曲《喜开镰》而扬名中国，如今虽扎根于海外，却一直从事着中国音乐文化推广及乐器研发。在他的促成下，于2009年元月，笔者得以与英国利物蒲皇家交响乐团合作，首演由英国著名作曲家Ian Stepen创作的胡琴（大胡）作品《牛弓》。这是乐团首次向中国邀请国乐演奏家进行合作。上述中的大胡，为廖先生毕生心血之作并不为过，数十年来，廖先生为扩充中国胡琴制作领域，填补低音胡琴之空白地带作出了巨大努力。《牛弓》的诞生，意味着胡琴家族又一新成员在开创历史。
作者Ian通过电邮向笔者表达了他对作品的期望：“在演奏风格上，因合成器的局限，小样只能体现独奏与乐队间的整体出入布局，而在独奏部分，希望能够发挥中国弦乐的特点，我对中国胡琴不够了解，但当然不希望它的演绎最终会像提琴。”这个想法令笔者非常兴奋而有共鸣！虽然从音乐结构与编制上，《牛弓》属于典型的现代派作品，但是许多细节的处理，是完全可以与胡琴传统技法有所结合的。而这也是笔者想提出的——“传统技法与现代观念之结合”之想法。这也与Ian不谋而合了。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胡琴新作品辈出，其中以借鉴西洋提琴技巧和曲式结构等手法的作品占较大比例。这也是当代我国的许多作曲家其创作理念及学习历程，由于历史等客观因素，均以西方人的音理和西方人的艺术观来审视自己祖国“母”音乐文化，甚至在不充分了解东方审美或对传统艺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状况下往往得出“中国音乐落后” 等结论。这种意识形态，甚至成为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所谓“发展中国音乐”的原动力。无奈，历史已是如此写成，现在中国音乐的局面可谓“不敢全盘西化，又不愿意全盘中国化”。而胡琴类全盘趋向提琴化，也成为了现今客观事实了。试问一个放弃自己“根”的民族，它的存在意义又何在呢？当然在此也不能妄下成功或失败的结论。而从事中国弦乐演奏与教育的笔者，深深感受到传统意识淡薄，被边缘化的现状，为传统艺术而惋惜。庆幸的是，笔者能在充满传统音乐氛围的家庭成长，这种环境得使笔者对传统艺术有着深厚感情与不同的价值观。
音乐的表达手法不仅是一种形式，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宇宙观和生命观。例如我国的传统音乐，均与其当地语言、生活习惯以及生存环境与条件紧密相连。“如果有一天人类的历史聚合为一种单一的文化和文明，那将预示着我们的灭亡”（波尼亚托夫斯基）。这句话深深地披露出每个种族对自身文化坚守与守护的重要性。如果在吸收外族文明的同时，最终得到扼杀自我的结果，这无疑是最大的悲哀。
为此，对于演奏许多新创作型作品时的自我要求，往往会尽量谋求它与传统理念的合理驳接，以达到“双赢”的效果。因为作品的规模、篇幅与编制已充分体现出其时代性，所以独奏不应受西洋理念的过于约束，尽可能地保留其特有的民族特性。正如Ian所期望的，《牛弓》的独奏部分，在与乐队配合工整的基础上，散板或旋律线条等部分我都尽量发挥出中国弦乐的特性，努力寻找伸缩可能性与体现空间感，使用适度的滑音，装饰音与重拍移位等，使之突出东方线条审美与气度，刻画出胡琴的不可代替性。事实上这种做法也已有不少先例，单就以笔者所从事的高胡演奏专业范畴来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新创作曲目如：高胡与管弦乐《珠江之恋》（乔飞曲）、高胡协奏曲《琴诗》（李助昕、余其伟曲）、《粤魂》（李助昕曲）、高胡与乐队《出海》（卜灿荣曲）、《小鸟天堂》（卜灿荣曲）、高胡协奏曲《莱村女》（房晓敏曲）、高胡与乐队《花朝月夕》（房晓敏曲）等，其中包括了西洋交响与民族交响编制的作品。它们的独奏部分，演奏者（余其伟、卜灿荣、陈国产）都能合理地融入传统技法与曲目相结合，始终不离“粤味”。至于使用的分寸，也相当谨慎，既不会百分百地照搬，同时也照顾到不同乐曲或片段的需要 ，这非常考验独奏者对传统根基的积淀程度与理解力。既要保住“根”又不乏大胆视野，是一门相当综合的学问。这种创作与演奏理念正是笔者所向往的。
在英国的排练安排在利物浦皇家交响音乐厅，它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笔者与廖先生到达后，《牛弓》作者Ian Stephen与此次演出的指挥美国人Clark Rundell已经在此等候，大家热情地相互介绍后，笔者便来到休息室与指挥进行了一次对谱，很顺利，整曲下来并没有间断，这时大家都流露出轻松的笑容。
演出的当晚笔者进一步得知，此音乐会是为中国新年而举办，作品《牛弓》也是为中国迎来牛年而得名。全场音乐会全部演奏中国作品，包括有谭盾的《距离》、陈其钢的《道情》等。演出当晚座无虚席，其中有利物蒲市长与中国文化参赞等高级官员，而《牛弓》也是当晚的重头节目。紧张与动力加兴奋，使在台上的笔者更加投入与高度集中，13分钟的曲子就如一瞬指间，当曲子一完，观众热情不止，作者Ian激动地跑上台上与笔者拥抱，指挥Clark也在喊“great sound”……
首演的成功，使笔者有了再次与利物浦皇家交响乐团合作的机会。在2010年中国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上，代表英国音乐文化， 主题为“利物蒲之夜”音乐会于10月16日在上海世博演艺厅公演。音乐会除了交响乐团为主阵容外，另邀请了英国老牌电子组合OMD与The Scaffold乐队等各种团体助阵。在他们前往上海之前，“利物浦之夜”音乐会率先于10月2日在利物浦亮相。而《牛弓》的选入，使笔者成为这次英国音乐文化盛事中唯一邀请的“外国人”。此次，作者Ian对作品在编制上进行了扩充，乐队阵容更为庞大，指挥换也成了英籍俄国人Vasili Petrenko。这两场演出，作为华人的笔者能代表英方出席国际文化盛事，在人生艺术生涯中，确实有着特殊意义。通过演绎新作品，也大大丰富了自己的音乐视野，在此再向廖先生及作曲家Ian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牛弓》的上演，也进一步印证了创新与传统理念结合的可行性、必要性。如何站在世界舞台看待中国艺术？中国音乐的发展前景与方向如何？这些问题在当代也争论不休。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局，一切事物都要与时俱进，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自身、在接收外来文化增益自己的同时应该慎之又慎，这种态度，对我们新一代音乐工作者来说尤甚重要。
三﹑比利时——粤乐亮相欧罗巴利亚国际艺术节
欧罗巴利亚艺术节是国际上知名艺术节之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宫的倡议下，“欧罗巴利亚”国际协会于1969年成立，并在当年举办了首届艺术节。2009年10月，围绕着“古老的中国，当代的中国，多彩的中国，中国与世界”四大主题的第22届欧罗巴利亚艺术节在比利时拉开帷幕。艺术节历时4个月，总共举行了50多场展览，450多场文艺演出，以展示出中国古今各方面艺术成就。得到比利时方面的邀请，“余乐夫及南亭会粤乐小组”赴往参演。 由中国文化部带领出发，小组的四场音乐会分别安排在：洛克伦——Oudenbos教堂（2009.11.6）、布鲁塞尔 De Pianotabriek文化中心（2009.11.7）、迪尔比克敌制 Westrand 文化中心（2009.11.8）与Itferbeek 伊特比克（2009.11.9）。面对连续四场专场演出，我们在服装，曲目以及乐器方面都作了相对调整。考虑到是国际性音乐节，为了使外国观众能在视听觉上全面感受东方传统文化，在服饰上我们由常用的中山装改为传统长衫，希望更能体现音乐与外观上的统一。在曲目上，除了演奏舞台性及炫技性较强的《双声恨》、《雨打芭蕉》、《连环扣》等，有意识地增加一些较少上舞台而在民间却非常受欢迎的曲目，如《落花天》、《岐山凤》、《西江月》、《银河会》等，目的在于突出更朴实的民间风俗情怀，展现真实的生活写照与风土人情及真挚的人性和感情表达。说来，之前通过学习与演奏这些曲目，大家都有了很深的体会：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经历乡村生活，在大城市长大的年轻人来说，相对舞台化且具表现张力的作品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和演绎；而像上述作品或属乡间情调浓郁，或情感平和而内在，就显得难以下手了。后经反复磨合与学习研究，才慢慢地掌握了这种中庸兼内在的演奏状态。有趣的是，大家渐渐地更喜欢演奏这类作品，它们似乎更贴近人性，远离功利，近于生活，也更能体显出广府人的性格特质。
每场演出后，许多观众对我们的乐器十分感兴趣，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在他们所看到的这次艺术节中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展演的演员中，我们的年龄是最小的，居然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对于我们为什么在传统音乐如此专注的问题很感兴趣。当时的作答虽由于语言障碍未能尽言，但确实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事实上，基于在中国的现阶段意识形态影响下，主流社会普遍弥漫着“发展，创新，改革”等主导思想，这样使得许多传统文化艺术的生存领域自然地受到冷落；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传统意识淡泊已是事实。而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继承与创新本应是并肩进行的。由于笔者自幼得益于家庭环境的熏陶，同时在大学期间又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小组建立至今，与其说是一直坚持，倒不如说是乐在其中。多年的实践，让我们充分地领略到传统音乐的魅力，演奏它们除了是必要的技术支持以外，更多的是友情的体现，生活体验以及共同的人生态度等等。这显然不是刀光剑影，飞沙走石的舞台表演，但是，这种富于真切情感流露，广阔表达空间的演奏状态，让我们更感受到艺术的情趣，找到真实的自我。虽然我们如此溺爱于传统音乐，但我们决不反对创新，我们生活在当代，衣食住行处处现代化，对新鲜事物处处关心，只是在对待新思维的介入时，多了几分古今对照而已。就如我们在许多新作品的演绎上，总能找到利用传统审美去润饰的部分。在笔者看来，这样是十分健康合理的，现代作品引出了许多技法上的突破，学院派手法足以解决问题，而在表现人性与内心的部分，传统意识的积淀往往能有更深刻的关照。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复古文化早已盛行，这里包括了各行各业，无论衣食住行，体现出现代人对昔日文化经典的回味与向往，透露出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与不可代替性。
四、结语
欧洲之行之经历固然不能对中国音乐状况谓之全面对照与评价，但毕竟欧洲音乐历史悠久，而在全球有其标志性的影响，欧洲音乐人之文化沉淀、触觉与眼光当然不容忽视。通过与欧洲三国的文化人或音乐人交流、合作与演出实践，似乎找到了同一种文化价值观：“无论你是身上流着哪个种族的血液，说的是哪种方言，你们的音乐就是它的载体，都是世界文化中灿烂的一员，它们都受到尊重，你们需要保卫它！”
我们所说的传统审美，即所谓从古至今国人所积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情趣，代表着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它有着强烈的生命力与历史延伸力。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既是学习中国音乐的必要根基，也为创作与发展深厚内涵的中国音乐不断提供源泉与动力。
中华音乐，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城乡共响。我们必定要用严谨的态度审视视之，切勿采用“千篇一律，文化共和”等轻蔑态度谋之“发展”，不受短暂的历史背景或功利影响，这样我们才能够与“根”同在，随“根”伸展，无愧于中华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