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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处不在的官迷,反映了以权利为生命中心的官本位文化,折射出河南落后的精神边缘化现象。
关键词:文学豫军;官本位文化;精神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4-0119-02
权力高于一切的世界观,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啥都没有,尽一切手段占有权力的人生观,造就河南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为权力而斗争的英雄豪杰来说,是自我价值承认、人生目标实现的必经之路,对长期处于权力边缘,因面子小而受歧视的人来说,就是翻身求解放最饥渴的需要。
李佩甫《城的灯》成功塑造了一个为出人头地而奋斗的中国于连形象,使《城的灯》读起来像中国的《红与黑》。冯家昌,小名刚蛋,是上梁村一个入赘户的儿子。老实巴交的父亲、单门独户的地位、财不如人的经济状况(走亲戚只有一包礼品,别人都是四五包,甚至十包)、母亲早逝,这一切不幸,使刚蛋幼年就尝够了没面子的屈辱,早早投入到人际斗争的漩涡,也过早洞晓了村里礼道人情的淡薄无力。六岁那年,邻居“刘一刀”侵占他家一尺宅基地,把他家的桐树据为己有,这毫不遮掩的欺负人行为,压垮了冯门一家,“老姑父”求遍全村,无人出来主持公道。九岁那年,父亲犯了投机倒把(糟头发换针的拨浪鼓)错误,家庭外交的大权落在冯家昌身上。一件怪事让他亲眼目睹到村里人脸面和礼道的虚伪,一个专门逢年过节时走亲戚的点心匣子,不知何时被人装上八个驴粪蛋冒充礼品,竟然在亲戚之间畅通无阻通行好几年。十二岁时,母亲死了,为了葬礼,他一家一家地磕头,细细感受“投降”的滋味。这一切激发了他发奋图强、出人头地的雄心和狠劲。帮助他放下一切包袱,在人生的攀登中,一步步攀升。但成功的孩子同时又是迷路的孩子,小说详细记录了他沿途的自我迷失过程。母亲死了,没人给他们做鞋,他领着弟弟们炼铁脚。虐待肉体的同时,也是磨练灵魂的冷酷,因为崇拜吃苦、依赖自我虐待的同时,也丢失了对人间温情的希望。所以,当一双新鞋带着一个姑娘的关心和爱放在他面前时,他想到的是躲避。他怕人嘲笑,想保留个人仅剩下的最后一点面子,他怕欠人情,不想承认低人一等。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为了不辜负心中的姑娘,同时又是他的恩人刘汉香,他参军以后,拼命也要穿上“四个兜”。心中的渴望时时表露在脸上,就成了一个饥饿的乞丐,时时渴盼别人的施舍和帮助。他成功了,连长指导他“忍住”和“吃苦”。所谓“忍住”就是发挥贫贱生命的特长,充分作践自己,在人与人的竞争中占有优势。所谓吃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克服骄娇二气,而是“死吃”,在吃苦竞赛中抢得头名。关键一个“抢”字,要置战友情同志爱于不顾,把其他人挤在后面,独占为数很少的提干机会。后来他又学会了“交心”和“能藏”。“交心”是要交出自己的最后一点顾虑和面子,毫无保留地向组织与领导投降;“能藏”是决不以真面示人,决不暴露自己的野心和优长。后来他又学会了背叛。背叛爱情,背叛良心。一个灵魂无牵无挂的饿狼,要攫取人生的一个个美食,当然,他成功了。但是,当他带领着人模人样的“蛋”们衣锦还乡时,剩下的只有空洞的肉体和丢失“家”的痛苦。
李佩甫的另一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同样刻画了一位找不到“家”和自我的官迷:国。不同于冯家昌,国是个吃百家奶长大的,从小是“二队长”,受全村人的关怀和偏爱,同乡亲有深厚的情感联系。正是背负着乡亲的厚望和“争气”的重托,国在中学阶段就积极投入到政治运动的行列,被养父一巴掌打回老家以后,又从公社通讯员干起。在官场中,他凭借本能和聪明投入到揣摩人与人的“艺术”之中,“细心地观察了公社大院里的每个人,每件事”,“这种静静的旁观使他在潜移默化中走向成熟”。正是政治上的成熟,使他一步步爬上官场的高位。但官场的成功并不能带来心灵的满足,“每当夜深人静时,拷问就开始了……他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失去了最最要紧的东西,你切断了你的根。”
总结官场艺术、剖析官人的人格变异,记录单位里小人物的无助与悲哀,在刘震云的小说《官场》、《官人》、《单位》里,有十分精到的描写,在占《羊的门》一半篇幅的呼国庆身上,也有真实的呈现。可以说,展现县、村两级的官文化,是河南作家的特色与特长,几乎每一部豫军文学都有几笔深刻的描写。但深刻不等于超脱,瓦解官本位文化,不能依靠理性和文化批判,最终的历史推动者在现实物质世界。
在学习了德里达、拉康以后,我们仍然有必要坚持在每一个社会事件的存在(being)背后,都有着丰富复杂的意义(meaning)——根源于过去、勾连着现在、并预示着未来。关于文学豫军,批评家们大多关注的是这一文学事件蕴涵的文化意义。总体来说,有两点结论:一点是乡土情结,一点是权力崇拜。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对这两点的平面化阐释,继续深挖其表现和意义谱系,会发现它们是互相联系的。我认为这些联系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边缘化精神现象。河南文学的边缘化精神现象具体表现有:
(一)远离风潮前沿。在文学领域,河南很少有引领文学风潮的人物,多是追风随潮,勉强跻身其后,成为大军一员的跟潮者;或者是远离风潮,执著地面对独立的耕耘者。新文学以来,徐玉诺、冯沅君属于前者,师陀属于后者,王实味也许属于前者,不过是勇敢地闭上了眼睛,没搞清时间与空间。新中国以来,名声最大的姚雪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表《李自成》,同新时期文学似乎步调不一,即使在《李自成》第一部发表时的60年代,也同当时的阶级斗争文学或者百花文学有一定距离。李准《黄河东流去》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是在1985年(上卷出版于1979年,下卷出版于1984年),但那几年先是伤痕、反思文学如火如荼,后是地域文学、寻根文学如雨后春笋。比较寻根文学,黄泛区逃难民众没有韩少功笔下偏远地域的荒蛮与神秘,比较地域文学,体现在黄泛区难民身上的民族韧性,同京味“神鞭”、津味“烟壶儿”负载的民粹文化也大相径庭。近年蜂拥而至的张宇、李佩甫、田中禾、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等人,既不属于新感觉、也不属于新都市,更不属于新女性、新人类,也不见会掀起新的文学浪潮。因而,在波涛汹涌的文学潮流来临之际,少见河南作家的身影,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舞台上,记不住河南文人的名字。他们不是不想弄潮,而是弄不上。所以只能耕耘自己的自留地,因而也使河南作家的作品拥有了一些跨时代的因素。感觉起来,李准的人物李麦和刘绍棠作品《蒲柳人家》里的人物近似,张宇的人物李福贵和从前卖稻种的梁生保们也有神合之处。他们不生活在偏远的湘西、闽、藏,以神奇的陌生化地域色彩取胜;也不浮在时代大潮的浪尖上,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格;更没陶醉于十里洋场的洋派(现代)生活中,模仿外民族的焦虑与痛苦。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是最大众化的中国农民和城市贫民,除了生存以及更好的生存(改变或者说试图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生活状态)之外,没有特殊的嗜好、身份与追求。在他们那里,没有人性而只有人品、人情;没有人生、人欲而只有生活。理解他们,不应该从世界话语的天上向下看,而应该从过日子的地上走近看。
(二)远离文化核心。远离风潮前沿与远离文化核心有关。“中原塌陷”是经济学界发明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中原塌陷最严重的倒是文化塌陷。有史以来的几千年间,中原曾是中华民族的中心舞台,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现在,中原文化已经塌陷到中原文人连提出塌陷的能力和热情都没有,可以说是安于塌陷的程度。回顾近代史,几百年来,河南从来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文化的集中地。不要比京津地区和大上海,他们称呼我们为“河南老乡”。新文化以来,东南有江浙,开中国新文化之先,诞生了新文学史上的多少大家和硕儒;西北有陕甘,宝塔山的精神是新中国文学的基石,信天游,山药蛋,是配给制时代中国的主要精神食粮。河南坐落在东南西北之间,时而左顾,时而右盼,跟在别人的后面,虚心学习,作了多少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事情。比如大跃进时期,后来居上,大放卫星,大跃进诗歌,骄傲一时,耻辱半生。这一切种种,决定了在文化中国的版图中,河南文化只有听话权,缺少说话力。在这种状态下,河南的文人更亲近的是文化的底层,受民情民俗和底层民众生活影响更深,而不是新思潮、新观念、新话语。
(三)远离权力中心。北宋以来,河南一直是政治角力的战场,而不是政权安营的都会。数百年的时间里,河南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建构的底层。如果说,西北地区在权力东移后经历的是孤寂与落寞,中原地区经历的则是权力时常经过的热闹和磨难。百姓是墙头草,哪边风来哪边倒,河南是演武场,只见扛枪,不见举旗。长期的历史境遇严重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心理和民众性格。第一:关注政治。目睹政治权利的威力,深切体会到政治与小民生活休戚相关。第二:官迷。远离权力核心,不了解政治本质,只见识政治表层,不去关心政治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历史选择,只迷恋权力的巨大现实威力和个人生活好处。第三:土化政治。上行下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基层运行方式,河南人见识得最多,感受的最深,自下而上看政治,目睹了多少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政治表演。河南人往往鄙视那些挥舞着的招牌,只注意他们的“落地”方式。
远离就是距离,距离产生美,于是,时尚、文化精英、中央政府这些概念,在河南人眼里,不仅仅具有强大的理性力量,还拥有不可思议的非理性的诱惑力,产生宗教似的敬仰和崇拜。河南人崇拜时尚、崇拜文化、崇拜权利。远离又是隔膜,隔膜使事物变异,时尚变异、文化变异、权力变异。在河南这个大染缸里,时尚、文化、权力离开了它们的本质,表现为形式的末梢和琐屑。
精神边缘化也有好处。远离纷争的喧嚣,各种思想在这里沉淀,远离主义的高蹈,各种运动在这里现行。这里更接近社会底层的民情,更接近文化意义的实际,更接近 “人”的现实本质。如果说京海关系代表中西关系有点牵强的话,北京和河南的关系则是典型的中央地方关系,是典型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双轨制、市场化大潮,在北京看到的是策源谋划,理论生成;在河南看到的才是实践运作,历史结果。
边缘化精神现象并不是河南人的专利,乔典运说河南人是中国的妈,我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代表,河南是中国的“中国”。中国在世界上自称“中国”,河南在中国自称“中原”,指同一种地理状态;河南在中国属于农业大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国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同一种经济文化状态;中国是文明古国,河南是炎黄故里,都有精神胜利的资本;河南在中国被丑化,中国在世界上被妖魔化,处境同样尴尬。如果说北京、上海是中国的面子,河南则是中国的里子。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扩大化了的河南,作为一个文化实体,中国在世界上的边缘化精神现象更为突出。中国在以英美基督教文化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只是一个被看的“他者”,还是一个亦步亦趋,有时邯郸学步的跟班。河南人的坏毛病中国人都有。
OFFICIAL CULTURE and Spirit Bordering
——THE FIGURES OF VILLAGE HEADS AND OFFICIAL CULTURE IN HE NAN LITERATURE
SUN Bao-ling,SUN Yun-hua
Abstract: The persons who are crazy in the official positions are everywhere, which shows the official culture with the center of right. This refracts the phenomenon of backward spirit bordering in Henan.
Key words: YuJun Literature Official Culture Spirit Bordering
关键词:文学豫军;官本位文化;精神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4-0119-02
权力高于一切的世界观,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啥都没有,尽一切手段占有权力的人生观,造就河南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为权力而斗争的英雄豪杰来说,是自我价值承认、人生目标实现的必经之路,对长期处于权力边缘,因面子小而受歧视的人来说,就是翻身求解放最饥渴的需要。
李佩甫《城的灯》成功塑造了一个为出人头地而奋斗的中国于连形象,使《城的灯》读起来像中国的《红与黑》。冯家昌,小名刚蛋,是上梁村一个入赘户的儿子。老实巴交的父亲、单门独户的地位、财不如人的经济状况(走亲戚只有一包礼品,别人都是四五包,甚至十包)、母亲早逝,这一切不幸,使刚蛋幼年就尝够了没面子的屈辱,早早投入到人际斗争的漩涡,也过早洞晓了村里礼道人情的淡薄无力。六岁那年,邻居“刘一刀”侵占他家一尺宅基地,把他家的桐树据为己有,这毫不遮掩的欺负人行为,压垮了冯门一家,“老姑父”求遍全村,无人出来主持公道。九岁那年,父亲犯了投机倒把(糟头发换针的拨浪鼓)错误,家庭外交的大权落在冯家昌身上。一件怪事让他亲眼目睹到村里人脸面和礼道的虚伪,一个专门逢年过节时走亲戚的点心匣子,不知何时被人装上八个驴粪蛋冒充礼品,竟然在亲戚之间畅通无阻通行好几年。十二岁时,母亲死了,为了葬礼,他一家一家地磕头,细细感受“投降”的滋味。这一切激发了他发奋图强、出人头地的雄心和狠劲。帮助他放下一切包袱,在人生的攀登中,一步步攀升。但成功的孩子同时又是迷路的孩子,小说详细记录了他沿途的自我迷失过程。母亲死了,没人给他们做鞋,他领着弟弟们炼铁脚。虐待肉体的同时,也是磨练灵魂的冷酷,因为崇拜吃苦、依赖自我虐待的同时,也丢失了对人间温情的希望。所以,当一双新鞋带着一个姑娘的关心和爱放在他面前时,他想到的是躲避。他怕人嘲笑,想保留个人仅剩下的最后一点面子,他怕欠人情,不想承认低人一等。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为了不辜负心中的姑娘,同时又是他的恩人刘汉香,他参军以后,拼命也要穿上“四个兜”。心中的渴望时时表露在脸上,就成了一个饥饿的乞丐,时时渴盼别人的施舍和帮助。他成功了,连长指导他“忍住”和“吃苦”。所谓“忍住”就是发挥贫贱生命的特长,充分作践自己,在人与人的竞争中占有优势。所谓吃苦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克服骄娇二气,而是“死吃”,在吃苦竞赛中抢得头名。关键一个“抢”字,要置战友情同志爱于不顾,把其他人挤在后面,独占为数很少的提干机会。后来他又学会了“交心”和“能藏”。“交心”是要交出自己的最后一点顾虑和面子,毫无保留地向组织与领导投降;“能藏”是决不以真面示人,决不暴露自己的野心和优长。后来他又学会了背叛。背叛爱情,背叛良心。一个灵魂无牵无挂的饿狼,要攫取人生的一个个美食,当然,他成功了。但是,当他带领着人模人样的“蛋”们衣锦还乡时,剩下的只有空洞的肉体和丢失“家”的痛苦。
李佩甫的另一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同样刻画了一位找不到“家”和自我的官迷:国。不同于冯家昌,国是个吃百家奶长大的,从小是“二队长”,受全村人的关怀和偏爱,同乡亲有深厚的情感联系。正是背负着乡亲的厚望和“争气”的重托,国在中学阶段就积极投入到政治运动的行列,被养父一巴掌打回老家以后,又从公社通讯员干起。在官场中,他凭借本能和聪明投入到揣摩人与人的“艺术”之中,“细心地观察了公社大院里的每个人,每件事”,“这种静静的旁观使他在潜移默化中走向成熟”。正是政治上的成熟,使他一步步爬上官场的高位。但官场的成功并不能带来心灵的满足,“每当夜深人静时,拷问就开始了……他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失去了最最要紧的东西,你切断了你的根。”
总结官场艺术、剖析官人的人格变异,记录单位里小人物的无助与悲哀,在刘震云的小说《官场》、《官人》、《单位》里,有十分精到的描写,在占《羊的门》一半篇幅的呼国庆身上,也有真实的呈现。可以说,展现县、村两级的官文化,是河南作家的特色与特长,几乎每一部豫军文学都有几笔深刻的描写。但深刻不等于超脱,瓦解官本位文化,不能依靠理性和文化批判,最终的历史推动者在现实物质世界。
在学习了德里达、拉康以后,我们仍然有必要坚持在每一个社会事件的存在(being)背后,都有着丰富复杂的意义(meaning)——根源于过去、勾连着现在、并预示着未来。关于文学豫军,批评家们大多关注的是这一文学事件蕴涵的文化意义。总体来说,有两点结论:一点是乡土情结,一点是权力崇拜。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对这两点的平面化阐释,继续深挖其表现和意义谱系,会发现它们是互相联系的。我认为这些联系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边缘化精神现象。河南文学的边缘化精神现象具体表现有:
(一)远离风潮前沿。在文学领域,河南很少有引领文学风潮的人物,多是追风随潮,勉强跻身其后,成为大军一员的跟潮者;或者是远离风潮,执著地面对独立的耕耘者。新文学以来,徐玉诺、冯沅君属于前者,师陀属于后者,王实味也许属于前者,不过是勇敢地闭上了眼睛,没搞清时间与空间。新中国以来,名声最大的姚雪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表《李自成》,同新时期文学似乎步调不一,即使在《李自成》第一部发表时的60年代,也同当时的阶级斗争文学或者百花文学有一定距离。李准《黄河东流去》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是在1985年(上卷出版于1979年,下卷出版于1984年),但那几年先是伤痕、反思文学如火如荼,后是地域文学、寻根文学如雨后春笋。比较寻根文学,黄泛区逃难民众没有韩少功笔下偏远地域的荒蛮与神秘,比较地域文学,体现在黄泛区难民身上的民族韧性,同京味“神鞭”、津味“烟壶儿”负载的民粹文化也大相径庭。近年蜂拥而至的张宇、李佩甫、田中禾、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等人,既不属于新感觉、也不属于新都市,更不属于新女性、新人类,也不见会掀起新的文学浪潮。因而,在波涛汹涌的文学潮流来临之际,少见河南作家的身影,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舞台上,记不住河南文人的名字。他们不是不想弄潮,而是弄不上。所以只能耕耘自己的自留地,因而也使河南作家的作品拥有了一些跨时代的因素。感觉起来,李准的人物李麦和刘绍棠作品《蒲柳人家》里的人物近似,张宇的人物李福贵和从前卖稻种的梁生保们也有神合之处。他们不生活在偏远的湘西、闽、藏,以神奇的陌生化地域色彩取胜;也不浮在时代大潮的浪尖上,只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格;更没陶醉于十里洋场的洋派(现代)生活中,模仿外民族的焦虑与痛苦。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是最大众化的中国农民和城市贫民,除了生存以及更好的生存(改变或者说试图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生活状态)之外,没有特殊的嗜好、身份与追求。在他们那里,没有人性而只有人品、人情;没有人生、人欲而只有生活。理解他们,不应该从世界话语的天上向下看,而应该从过日子的地上走近看。
(二)远离文化核心。远离风潮前沿与远离文化核心有关。“中原塌陷”是经济学界发明的一个概念,我觉得,中原塌陷最严重的倒是文化塌陷。有史以来的几千年间,中原曾是中华民族的中心舞台,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现在,中原文化已经塌陷到中原文人连提出塌陷的能力和热情都没有,可以说是安于塌陷的程度。回顾近代史,几百年来,河南从来不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文化的集中地。不要比京津地区和大上海,他们称呼我们为“河南老乡”。新文化以来,东南有江浙,开中国新文化之先,诞生了新文学史上的多少大家和硕儒;西北有陕甘,宝塔山的精神是新中国文学的基石,信天游,山药蛋,是配给制时代中国的主要精神食粮。河南坐落在东南西北之间,时而左顾,时而右盼,跟在别人的后面,虚心学习,作了多少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事情。比如大跃进时期,后来居上,大放卫星,大跃进诗歌,骄傲一时,耻辱半生。这一切种种,决定了在文化中国的版图中,河南文化只有听话权,缺少说话力。在这种状态下,河南的文人更亲近的是文化的底层,受民情民俗和底层民众生活影响更深,而不是新思潮、新观念、新话语。
(三)远离权力中心。北宋以来,河南一直是政治角力的战场,而不是政权安营的都会。数百年的时间里,河南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建构的底层。如果说,西北地区在权力东移后经历的是孤寂与落寞,中原地区经历的则是权力时常经过的热闹和磨难。百姓是墙头草,哪边风来哪边倒,河南是演武场,只见扛枪,不见举旗。长期的历史境遇严重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心理和民众性格。第一:关注政治。目睹政治权利的威力,深切体会到政治与小民生活休戚相关。第二:官迷。远离权力核心,不了解政治本质,只见识政治表层,不去关心政治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历史选择,只迷恋权力的巨大现实威力和个人生活好处。第三:土化政治。上行下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基层运行方式,河南人见识得最多,感受的最深,自下而上看政治,目睹了多少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政治表演。河南人往往鄙视那些挥舞着的招牌,只注意他们的“落地”方式。
远离就是距离,距离产生美,于是,时尚、文化精英、中央政府这些概念,在河南人眼里,不仅仅具有强大的理性力量,还拥有不可思议的非理性的诱惑力,产生宗教似的敬仰和崇拜。河南人崇拜时尚、崇拜文化、崇拜权利。远离又是隔膜,隔膜使事物变异,时尚变异、文化变异、权力变异。在河南这个大染缸里,时尚、文化、权力离开了它们的本质,表现为形式的末梢和琐屑。
精神边缘化也有好处。远离纷争的喧嚣,各种思想在这里沉淀,远离主义的高蹈,各种运动在这里现行。这里更接近社会底层的民情,更接近文化意义的实际,更接近 “人”的现实本质。如果说京海关系代表中西关系有点牵强的话,北京和河南的关系则是典型的中央地方关系,是典型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从土改、合作化、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双轨制、市场化大潮,在北京看到的是策源谋划,理论生成;在河南看到的才是实践运作,历史结果。
边缘化精神现象并不是河南人的专利,乔典运说河南人是中国的妈,我说河南人是中国人的代表,河南是中国的“中国”。中国在世界上自称“中国”,河南在中国自称“中原”,指同一种地理状态;河南在中国属于农业大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国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同一种经济文化状态;中国是文明古国,河南是炎黄故里,都有精神胜利的资本;河南在中国被丑化,中国在世界上被妖魔化,处境同样尴尬。如果说北京、上海是中国的面子,河南则是中国的里子。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扩大化了的河南,作为一个文化实体,中国在世界上的边缘化精神现象更为突出。中国在以英美基督教文化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只是一个被看的“他者”,还是一个亦步亦趋,有时邯郸学步的跟班。河南人的坏毛病中国人都有。
OFFICIAL CULTURE and Spirit Bordering
——THE FIGURES OF VILLAGE HEADS AND OFFICIAL CULTURE IN HE NAN LITERATURE
SUN Bao-ling,SUN Yun-hua
Abstract: The persons who are crazy in the official positions are everywhere, which shows the official culture with the center of right. This refracts the phenomenon of backward spirit bordering in Henan.
Key words: YuJun Literature Official Culture Spirit Bord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