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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金的《寒夜》从启蒙现代性的层面,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焦虑置于民族战争的时代背景中予以考量,通过知识分子的阉割焦虑和城市恐惧书写了启蒙和救赎碰壁和被搁置的现实。现代化进程中进步神话的破灭和精英秩序的瓦解,让我们思考主体性自由和生存本真性的追求被阻隔和中断的问题。现代性的危机和困惑,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寻主体自由的文化存在的表征,也是现代中国建构独立强大的民族国家所要时刻关注与不断解决的现实问题。作为一种启蒙意识和人文精神鞭策的现代性仍然需要进步和完善,现代性的历程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知识分子;现代性;生存焦虑;启蒙;救赎
中图分类号:I26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4-0174-04
现代中国步入工业社会与西方国家在历时性上存在时间差,在共时性上又存在着空间差,从而导致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无法克服被动的姿态,使得现代性的本土化进程充满艰辛与暧昧。同时,伴随五四运动应运而生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亲历了五四的狂飙突进之后,在抗战时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困惑。巴金的《寒夜》着眼于抗战时期小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以汪文宣及其家庭的毁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由残缺的现代性而造成的生存现实主义悲剧,那就是精神阉割的焦虑与启蒙救赎的无望,主体性自由和生存本真性的追求被残忍地阻隔。现代性的危机与困惑,显而易见地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寻主体自由的文化存在的表征,也是现代中国建构独立强大的民族国家所要时刻关注与不断解决的问题。
一、阉割焦虑: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抑
巴金在《寒夜》中将汪文宣置于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旧社会制度下、被战时社会环境扭曲了灵魂的可怜的知识分子形象:面黄肌瘦,疾病缠身,犹豫不决,唯唯诺诺。于母亲,他是甘于受其庇护的长不大的孩子;于妻子,他是病态的懦弱无能的丈夫;于同事,他是肮脏可怕的疾病传染源。他在肺结核的折磨中不断自戕,在慈母与爱妻的二项冲突中走向毁灭,最后于寒夜中伴随着抗战胜利的欢呼悲惨地死去。作品中的汪文宣更多以“儿子”的形象出场,其个体理性的成长,已经失却了那种坚定地、肯定年轻一代的五四时代的文化语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儿子形象。
汪文宣的生存焦虑最为直接的表达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肺结核疾病。疾病隐喻在现代文学中是一个独特而又普遍的现象,它“不但向我们证实了中国现代小说对身体的关注,也向我们证实了它对个人精神的关注,它不但记录了现代人受难的身体,也记录了现代人受难的心灵,双重的受难把现代知识分子引向了走向救赎之路的痛苦历程。”[1]
首先,汪文宣的肺结核指向自身性本能的压抑,长期的疾病折磨造成其瘫痪衰弱,进而性本能的释放与宣泄受阻,他睡觉的时候经常“睡不踏实,总有一种疲乏,昏沉的感觉压着他”,带着头痛入睡,不一会儿又在睡梦中惊醒,“背发冷,头发烧,累极了,出了一身汗”。他对妻子有着性本能的冲动,他对自己的妻子与陈主任密切的交往决不会不在乎,妻子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健康肉体,既引得他爱慕,又成为他精神阉割的原动力,“原欲以焦虑的方式来求得发泄,乃是由于潜抑作用的直接命运”[2]。他爱妻子,却不能满足双方性的要求,性欲与爱情的冲突成为其内心最为隐秘的焦虑的根源。一面是“不死不活”的汪文宣,一面是意态轩昂的陈奉光,性本能的冲动让曾树生抵挡不了性能量释放的诱惑,她要“看到一个活人”,她“需要幸福”,因而她更愿意在银行当一个花瓶,将陈主任作为感情依附的对象。“五四作品中现代新爱意识被看成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道德理性中精神中重要的价值指向”[3],作为生命最基本层面的性爱意识的追求,曾经是向封建道德发动进攻的最为锐利的武器,现在却被无情地阉割,爱情或婚姻只能以悲剧结束。
其次,汪文宣的肺结核指向个人人际关系的疏离,带着自责、忏悔、忍让、懦弱沦落为彻彻底底的“零余者”,“疾病在文学中的功用往往作为比喻,用以说明一个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变得特殊了,生活的进程对他来说不再是老样子了,不再是正常和理所当然的了。”[4]因为疾病,他不能给予妻子性生活的满足,也失去了自身获得性爱的权利。妻子与陈主任在一起给自己戴了绿帽子,虽然痛苦,仍选择了理解、讨好与忍让,甚至怂恿妻子跟随陈主任去兰州。曾树生一直把文宣当作可怜的病人看待,夫妻之间的感情被压在了苦难的深处,在艰难地挣扎后坚定地认为她不该“牺牲自己的幸福来陪伴他”,离去终成现实。因为疾病,得到的是母亲更加过度的关心和照顾,极度压缩了汪文宣的成长空间,养成其孩子气的性格,在母亲面前,他永远是“小孩子似的”,沉浸在母亲保护的感激中,不曾有坚决对抗的刚强与勇气,服从本质歪曲了母子之间正常的关系。因为疾病,时时招来同事的鄙夷与排挤,周主任阴冷的表情,吴科长严厉的目光总使他毛骨悚然,直到后来被周主任一脚踢开,彻底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因为疾病,儿子小宣与他没有亲近感,况且小宣那未老先衰的面孔,“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也预示了疾病已经蔓延到下一代,阉割效应在此延续。
另外,汪文宣的肺结核指向他自我阉割的心理隐喻,疾病已经消磨了他的锐气与锋芒,消磨掉了他的愤怒与不满,甚至也消磨掉了他的眼泪与悲哀。“可怕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和态度”[5],汪文宣与曾树生年轻时有着为国家和民族做点有益的事的理想,那个美好的理想即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贫病交加中的苟且偷生,使得理想离他越来越远,汪文宣将理想的破灭归结于他无法根治的病。疾病被他当作退让和逃避未有解决的问题的一种策略,甚至自虐地想,“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在肺病的折磨中进行着死亡本能的高峰体验。
汪文宣死亡的宿命也与汪母的畸形爱欲高度相关,它是汪文宣走向毁灭的助推器。实际上对于汪文宣生存焦虑的主要原因,巴金在《寒夜》一、二章中即完成了结构性的描述,他的毁灭是生命在两种“爱”的冲突中逐渐消蚀的结果,是汪母畸形爱欲催化的产物。
作品中汪文宣的父亲不在场已经是一种失语的状态,汪母还通过贬低的策略丑化其形象,使儿子失去了成长引路人,失去了对话的机会,失去了确证自身的对象,从而无法言说自我身份。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汪母成为理所当然的“代父”,把握了父子二元关系模式的话语权,儿子成为其权力意志施虐的对象化存在,女权阉割造成汪文宣男性尊严的信心缺失,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权。汪母这位“代父”跟儿子说话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无微不至的关心,一是歇斯底里的轻蔑,不仅包揽了儿子的生活起居,还操持了儿子婚姻爱情。“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的阉割,揭示了父权文化中父亲作为家长对儿子习以为常的虐待,其突出特征就是被阉割的儿子只能生活在关于个体主体性的想象之中有所挣扎却无力行动,父型文化对儿子个体的阉割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儿子自觉地接受阉割,体现出病态的特征。”[6]汪文宣在母亲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连第二章的梦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妈”,“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妈说·妈镇静·妈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向母亲辩驳与理论的力量,只能哀求树生于母亲和好,“妈”已经成为一个父权象征的符号,使得汪文宣对母亲的权威表示认同,对其规训甘愿臣服。即使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儿子也不能规避精神层面的阉割,儿子已经不是追求个人独立发展空间的自主个体,个体理性的追求再次受阻。
刘艳认为,汪母对儿子的依恋中有着虽隐犹显的性欲色彩[7]。她忍辱负重,将全部的爱强加于儿子头上,供儿子读大学,照顾生活起居,“她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她只想独自占有文宣,哪怕自甘沦落为一个二等老妈子。当儿子为树生的不回家或离去而担心时,她会指责儿子没出息,“她?你相信她?”母亲冷笑一声,接着轻蔑地说,“她是一只野鸟,你放出去休想收她回来”。她极擅于争风吃醋,容忍不得文宣对树生的过问和关心,妒忌和憎恨是她一贯的表现,一旦感到树生在文宣心中占了上风自己受到冷落,便使用非常恶毒的嘲讽的话语极力发泄自己的不满,根本无视文宣内心的感受和逐渐严重的病情。“一位母亲可以把她曾经被迫,加以压抑的野心,转移至儿子身上,她也可以从他身上期望所有的满足,而这满足是她在其男性情结中所留下来的”[8],她将从丈夫那里缺失的爱移情到儿子身上,以求获得对异性满足的愿望,性本能的长期压抑融合进母亲对儿子的爱产生一种复杂的排他情绪,使得她用尽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爱欲的理想王国,而不允许树生对她的威胁,文宣与树生爱得越深,所激起的汪母的气愤和嫉妒就更浓厚。
二、城市恐惧:金钱与权力的双重迫害
现代性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性充满了文化转型时期的畸变性和复杂性,现代性对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艺术自由的三位一体的现代性理念的追求给我们带来现代的科技文明,先进的生活方式,新鲜的生活观念,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也将“越来越多的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就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9]。现代城市作为实践现代性的试验场,既是展示现代性文明成果的载体,又是各种矛盾集中呈现的橱窗。巴金在《寒夜》中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伤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寒夜》的故事环境非常具有典型性,战时的陪都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云集的城市,使得巴蜀之地在现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意象和意义。抗战时期,许多作家携家带口奔赴重庆,开始了艰辛的逃难生活,这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冰心、巴金、张恨水等。水土不服的痛苦不必说,住所的简陋与可怖不必说,单是“作家在精神上承受的压力比一般人更多更重,生活的贫苦和辗转流徙,精神的紧张和巨大压力,使得他们承受着双重摧残,贫和病成为寄居在作家身上的孪生兄弟”[10]。汪文宣所患的致命的肺病,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专利,不仅治疗的代价高而且很难治愈,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羸弱的身体就会病上加病,还得带病工作来缓解日益贫困拮据的生活,这样的恶性循环给汪文宣一样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
抗战时期,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城市平民的生活境遇逐渐恶化,这从汪文宣多次提到的洗衣大娘的价格可略见一斑。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妈,以后衣服给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城市经济的发达是个体理性实现的重要的条件,然而“货币带来了个体的极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由”[11]。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汪文宣只能在一家官商合办的图书公司做着初级而繁重的校对工作,微薄的薪水难以养家糊口。曾树生在大川银行作职员,也只能以花瓶的名号换来屈辱的收入,这与周主任、吴科长的优哉游哉却活得很滋润形成鲜明的对照。抗战前知识分子多从事教书和出版两项职业,收入丰厚,生活也算小康,战争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渠道,脚夫和打扫卫生的比作家文人赚得多,维持起码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像汪文宣这样的底层公务员连给妻子买个生日蛋糕都成了奢侈的梦想,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贫穷不断摧毁着文人们所坚守的最后的精神阵地,当失掉这最后的阵地,知识分子就沦落为和其他平民一样,坠入社会的底层,只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活着,承担启蒙与救赎的重任的知识阶层被抛向了万丈深渊,城市与战争带给他们无穷的灾难。
不可否认地,“货币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最独特的特点,”[12]与贫穷密切相关的金钱在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夫妻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是维系双方关系的唯一工具。文宣生病需要树生的钱来治,小宣的学费也要由树生承担,即使后来分隔两地,也是靠树生寄来的钱维持着联系。写信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内容越来越少,只剩下寄来的维持生计与治病的钱。如果不是“家”里需要钱,文宣和树生之间还能维持那么长时间的联系吗?同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唐柏青穷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爱人的死亡,理想的破灭,现实让他一步步走向沉沦,作为好朋友的文宣却不能施以任何帮助,只能看着朋友继续悲惨的非人的生活。周主任做寿,同事们为了巴结他都要出份子钱,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文宣还是打肿脸充胖子去了,人到了,钱也到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同他讲话,大家都在忙着觥筹交错,奉承周主任,说些让人“恶心”的话。有多重现代性内涵的金钱话语指向世俗的市民社会,并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巴金既认为金钱在现代社会是个体生存和自由的保障,又对人际关系的金钱化倾向心存忧虑和愤慨。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向人类精神结构渗透,造成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包括爱情、亲情、友情都难以维系,这是现代性异化的悲哀。
以周主任为首的公司领导所代表的权力阶层的压迫也使得汪文宣这样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寻找真理的勇气和热情。官商合办的图书公司死气沉沉,职员们没有工作的激情与活力,传统的封建制度因素渗透到所谓的现代企业中,小知识者在由战争和政治腐败引起的艰难环境中只能暴露自有的虚弱。小潘的挖苦,其他同事的嘲笑,周主任锋利的目光让汪文宣感到屈辱却不敢反抗,恶心的油墨,乏味的译文,单调的工作让汪文宣感到窒息却又无法逃离。祛魅力的社会环境中,权利和知识对抗将知识分子羁押和遗忘,外在环境的钳制压制了主体内在自觉性的追求,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的获得显得艰难而又渺茫。
小知识者伴随五四运动的春雷冲出了传统的旧家庭的束缚,获得了恋爱与婚姻自由的机会,但是在城市中建立新的家庭和新的生存秩序时遭遇困窘。汪文宣和曾树生追求新式婚姻的幸福,没有举行婚礼却被汪母当做对树生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宝和依据,现代道德理性不敌传统封建道德。“中国的五四运动最终没能培养出像文艺复兴那样的巨人,中国的知识阶层没有能形成一支独立而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像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13]冲出樊笼的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没有找到恰当的位置,环境和制度的阻碍使他们抛弃了年轻时的理想,背离了个性解放的道路,走进了另一个非理性的樊笼,从而也印证了鲁迅先生的观点,中国是未曾存在真正的知识阶层的。小知识分子的局限导致其反抗乏力,没有解决腺癌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启蒙和救赎的任务被搁置,为新的民族国家奉献的热忱在军阀混战、异国入侵、政治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冰冷下去,新的家庭的灭亡也预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艰辛与遥远。
此外,巴金在作品中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多少也有反映。老鼠是不仅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跑来跑去,而且也在汪文宣的家中啃噬着已经破烂不堪的皮鞋,老鼠就像旧社会旧制度中的毒瘤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为了孩子的教育,树生还是选择让小宣去贵族学校念书,不断上涨的学费让汪家不堪重负,小宣身体不好却没钱来买营养品,不能健健康康地成长,少年老成,最后终因家庭的破败中断了学业,宣告了曾树生和汪文宣对儿子教育期望的终结,汪母对孙子依靠理想的终结,启蒙的可能和依靠孩子来救赎未来的希望愈加微弱了。
三、救赎无望:绝望和虚无的双重体验
在黑格尔的头脑中,现代首先是一个决心与传统断裂的概念。钱钟文认为,现代性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14]。现代启蒙者一直确信社会个体和社会整体被救赎的可能性,象征现代性的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前景也是他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五四青年经历了那个冲破牢笼呼吸新鲜空气的狂飙突进的时代,迈出了与传统决裂的步伐,虽然启蒙加剧了分裂,新的革命潮流来临,国民性的启蒙任务远未完成。
巴金在《寒夜》中的梦魇叙事最为集中地展现了汪文宣自我救赎地反抗绝望。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到汪文宣的梦,可怕的梦,短而奇怪的梦,梦使他恐惧,梦使他疲倦,梦中母亲和树生继续着永不停息的争吵,树生跟随陈主任离去的恐惧时刻威胁着他,死亡的本能不断地召唤他。随着肺病越来越严重,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短,或者经常处于似睡非睡的臆想状态,或者做着令他恐惧的梦,而且频率也越来越高。弗洛伊德说,“梦通过象征来表现其隐匿的思想,”[15]梦魇更深刻地表达了汪文宣内心的焦虑,想要摆脱生存焦虑的困境却又无法逃离的精神分裂情况。第二章对梦的完整的叙述,为汪文宣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母亲和妻子的矛盾笼罩着他从未散去,梦中树生与他的决裂成为她飞往兰州的铺垫,是母亲亲手将其推向坟墓的也在此得到证实。汪文宣的自我救赎还表现在他不断地努力想维护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的渴望。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斡旋,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赚钱为妻子买生日蛋糕,为挽留她增添一丝希望。他关心母亲,不忍看着她劳累受苦;他爱惜妻子,不忍拿妻子用“屈辱”赚来的钱治病;他渴求自己健健康康,减轻家人的负担。但是,他最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疾病让他失语,宣告了自我身份言说的不能,自我救赎的失败,宣告了自我启蒙的失败和个人理想的幻灭,失语蕴涵了更大的失败感和绝望。他没有逃脱母亲的阉割困境,也没有走出妻子的情爱困境,只能在个体主体性想象中挣扎却无力行动。
汪母和曾树生将救赎的期望押在治疗汪文宣的肺病上,这也隐喻的意义在于想要救赎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这个尝试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失败的基调。汪母信奉中医,这个老中医却很虚伪很昏庸,对病入膏肓的文宣只开一些常规的药,对医学的无知和对人命的漠视令人心寒,妻子曾树生信奉西医,却迫于婆婆的压力只能违心地请来中医。还可以注意到的是,树生从兰州寄来陈主任写的让汪文宣去看西医的介绍信,被汪母无情地扼杀了,这里中医和西医的对抗与消长中所传达的功能隐喻在于,传统道德理性和观念的延宕,导致科学理性仍然不能战胜强势的封建传统,“五四知识分子想要在新的现代中获得重生,那么所有的中国传统就必须毁灭,传统的死亡是中国向现代神奇跃进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消灭传统,新鲜、甘美、光明、热情、欢爱的年轻的心自我才会在死灰中更生。”[16]
病痛中的汪文宣得到更多的是同事们的冷眼旁观,但至少还有钟老的帮助与鼓励,这让汪文宣在冰冷的图书公司里看到一点儿亮光,感受到一丝人情味。钟老仿佛是救命稻草一样,他是唯一愿意主动与文宣说话的人,他给予文宣生活的信心与鼓励,他给予重病中的文宣宽慰,他给文宣争取来继续工作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帮助与破败的社会大环境相比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就像风中的烛火,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钟老的死亡,使得这仅有的亮光也消失了。等到同事们为避免和他同时就餐写给他联名信时,他彻底被抛弃了,标志了他的启蒙与救赎的终结。
汪文宣和曾树生可能在儿子小宣身上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拼命地工作让儿子进入贵族学校读书,文宣还宽慰母亲说自己病逝后小宣是她可以依靠的希望,而汪母恰恰从小宣少年老成的病态的脸上读出了绝望,这一张少年老成的脸又何尝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呢?衰老羸弱、缺乏活力的国家又怎能成为可以依靠的希望呢?“父母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的造成向不可摆脱,社会历史的因素和人性自身弱点都是不可忽视的。双重的因素造成双重困境,全体成人都无法抗拒,抗拒能力更弱的孩子的救赎就更是成为不可能的了”[17],父辈的困境小宣可以逃离吗?不能,孩子的失学和不知去向都预示了未来救赎的希望的渺茫。自我救赎的无果和他者救赎的失败,深刻地体现了汪文宣自身的反抗绝望,救赎之路成为一种绝望和虚无的双重体验,知识分子被扔进了万丈深渊。
严家炎在《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一文中提到,所谓现代性,指的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将爱之标准[18]。虽然五四启蒙在新文化运动中得以诞生和发展,民族战争的潮流遮蔽了启蒙的声音,现代性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寒夜》的故事所呈现的具体时代,从整体社会结构到个人的文化选择的心理机制都表现出严重的扭曲和混乱的病态特征,传统的延宕和新生活的追求形成强烈的冲撞。民族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汪文宣这类平凡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所传达的生存焦虑,启发我们思考启蒙批判和现代性的完善的问题,努力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掘,去蔽祛魅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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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阉割焦虑: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抑
巴金在《寒夜》中将汪文宣置于民族战争的大背景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旧社会制度下、被战时社会环境扭曲了灵魂的可怜的知识分子形象:面黄肌瘦,疾病缠身,犹豫不决,唯唯诺诺。于母亲,他是甘于受其庇护的长不大的孩子;于妻子,他是病态的懦弱无能的丈夫;于同事,他是肮脏可怕的疾病传染源。他在肺结核的折磨中不断自戕,在慈母与爱妻的二项冲突中走向毁灭,最后于寒夜中伴随着抗战胜利的欢呼悲惨地死去。作品中的汪文宣更多以“儿子”的形象出场,其个体理性的成长,已经失却了那种坚定地、肯定年轻一代的五四时代的文化语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儿子形象。
汪文宣的生存焦虑最为直接的表达就是越来越严重的肺结核疾病。疾病隐喻在现代文学中是一个独特而又普遍的现象,它“不但向我们证实了中国现代小说对身体的关注,也向我们证实了它对个人精神的关注,它不但记录了现代人受难的身体,也记录了现代人受难的心灵,双重的受难把现代知识分子引向了走向救赎之路的痛苦历程。”[1]
首先,汪文宣的肺结核指向自身性本能的压抑,长期的疾病折磨造成其瘫痪衰弱,进而性本能的释放与宣泄受阻,他睡觉的时候经常“睡不踏实,总有一种疲乏,昏沉的感觉压着他”,带着头痛入睡,不一会儿又在睡梦中惊醒,“背发冷,头发烧,累极了,出了一身汗”。他对妻子有着性本能的冲动,他对自己的妻子与陈主任密切的交往决不会不在乎,妻子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健康肉体,既引得他爱慕,又成为他精神阉割的原动力,“原欲以焦虑的方式来求得发泄,乃是由于潜抑作用的直接命运”[2]。他爱妻子,却不能满足双方性的要求,性欲与爱情的冲突成为其内心最为隐秘的焦虑的根源。一面是“不死不活”的汪文宣,一面是意态轩昂的陈奉光,性本能的冲动让曾树生抵挡不了性能量释放的诱惑,她要“看到一个活人”,她“需要幸福”,因而她更愿意在银行当一个花瓶,将陈主任作为感情依附的对象。“五四作品中现代新爱意识被看成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道德理性中精神中重要的价值指向”[3],作为生命最基本层面的性爱意识的追求,曾经是向封建道德发动进攻的最为锐利的武器,现在却被无情地阉割,爱情或婚姻只能以悲剧结束。
其次,汪文宣的肺结核指向个人人际关系的疏离,带着自责、忏悔、忍让、懦弱沦落为彻彻底底的“零余者”,“疾病在文学中的功用往往作为比喻,用以说明一个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变得特殊了,生活的进程对他来说不再是老样子了,不再是正常和理所当然的了。”[4]因为疾病,他不能给予妻子性生活的满足,也失去了自身获得性爱的权利。妻子与陈主任在一起给自己戴了绿帽子,虽然痛苦,仍选择了理解、讨好与忍让,甚至怂恿妻子跟随陈主任去兰州。曾树生一直把文宣当作可怜的病人看待,夫妻之间的感情被压在了苦难的深处,在艰难地挣扎后坚定地认为她不该“牺牲自己的幸福来陪伴他”,离去终成现实。因为疾病,得到的是母亲更加过度的关心和照顾,极度压缩了汪文宣的成长空间,养成其孩子气的性格,在母亲面前,他永远是“小孩子似的”,沉浸在母亲保护的感激中,不曾有坚决对抗的刚强与勇气,服从本质歪曲了母子之间正常的关系。因为疾病,时时招来同事的鄙夷与排挤,周主任阴冷的表情,吴科长严厉的目光总使他毛骨悚然,直到后来被周主任一脚踢开,彻底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因为疾病,儿子小宣与他没有亲近感,况且小宣那未老先衰的面孔,“一张带着成人表情的小孩脸”也预示了疾病已经蔓延到下一代,阉割效应在此延续。
另外,汪文宣的肺结核指向他自我阉割的心理隐喻,疾病已经消磨了他的锐气与锋芒,消磨掉了他的愤怒与不满,甚至也消磨掉了他的眼泪与悲哀。“可怕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和态度”[5],汪文宣与曾树生年轻时有着为国家和民族做点有益的事的理想,那个美好的理想即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贫病交加中的苟且偷生,使得理想离他越来越远,汪文宣将理想的破灭归结于他无法根治的病。疾病被他当作退让和逃避未有解决的问题的一种策略,甚至自虐地想,“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在肺病的折磨中进行着死亡本能的高峰体验。
汪文宣死亡的宿命也与汪母的畸形爱欲高度相关,它是汪文宣走向毁灭的助推器。实际上对于汪文宣生存焦虑的主要原因,巴金在《寒夜》一、二章中即完成了结构性的描述,他的毁灭是生命在两种“爱”的冲突中逐渐消蚀的结果,是汪母畸形爱欲催化的产物。
作品中汪文宣的父亲不在场已经是一种失语的状态,汪母还通过贬低的策略丑化其形象,使儿子失去了成长引路人,失去了对话的机会,失去了确证自身的对象,从而无法言说自我身份。父亲角色的缺失使得汪母成为理所当然的“代父”,把握了父子二元关系模式的话语权,儿子成为其权力意志施虐的对象化存在,女权阉割造成汪文宣男性尊严的信心缺失,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权。汪母这位“代父”跟儿子说话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无微不至的关心,一是歇斯底里的轻蔑,不仅包揽了儿子的生活起居,还操持了儿子婚姻爱情。“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中的阉割,揭示了父权文化中父亲作为家长对儿子习以为常的虐待,其突出特征就是被阉割的儿子只能生活在关于个体主体性的想象之中有所挣扎却无力行动,父型文化对儿子个体的阉割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儿子自觉地接受阉割,体现出病态的特征。”[6]汪文宣在母亲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连第二章的梦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妈”,“你真好,你对我太好了”,“妈说·妈镇静·妈在什么地方”;他没有向母亲辩驳与理论的力量,只能哀求树生于母亲和好,“妈”已经成为一个父权象征的符号,使得汪文宣对母亲的权威表示认同,对其规训甘愿臣服。即使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儿子也不能规避精神层面的阉割,儿子已经不是追求个人独立发展空间的自主个体,个体理性的追求再次受阻。
刘艳认为,汪母对儿子的依恋中有着虽隐犹显的性欲色彩[7]。她忍辱负重,将全部的爱强加于儿子头上,供儿子读大学,照顾生活起居,“她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她只想独自占有文宣,哪怕自甘沦落为一个二等老妈子。当儿子为树生的不回家或离去而担心时,她会指责儿子没出息,“她?你相信她?”母亲冷笑一声,接着轻蔑地说,“她是一只野鸟,你放出去休想收她回来”。她极擅于争风吃醋,容忍不得文宣对树生的过问和关心,妒忌和憎恨是她一贯的表现,一旦感到树生在文宣心中占了上风自己受到冷落,便使用非常恶毒的嘲讽的话语极力发泄自己的不满,根本无视文宣内心的感受和逐渐严重的病情。“一位母亲可以把她曾经被迫,加以压抑的野心,转移至儿子身上,她也可以从他身上期望所有的满足,而这满足是她在其男性情结中所留下来的”[8],她将从丈夫那里缺失的爱移情到儿子身上,以求获得对异性满足的愿望,性本能的长期压抑融合进母亲对儿子的爱产生一种复杂的排他情绪,使得她用尽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爱欲的理想王国,而不允许树生对她的威胁,文宣与树生爱得越深,所激起的汪母的气愤和嫉妒就更浓厚。
二、城市恐惧:金钱与权力的双重迫害
现代性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性充满了文化转型时期的畸变性和复杂性,现代性对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艺术自由的三位一体的现代性理念的追求给我们带来现代的科技文明,先进的生活方式,新鲜的生活观念,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也将“越来越多的精神焦虑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在此背景下现代性就成了危机和困惑的代名词”[9]。现代城市作为实践现代性的试验场,既是展示现代性文明成果的载体,又是各种矛盾集中呈现的橱窗。巴金在《寒夜》中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伤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寒夜》的故事环境非常具有典型性,战时的陪都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云集的城市,使得巴蜀之地在现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意象和意义。抗战时期,许多作家携家带口奔赴重庆,开始了艰辛的逃难生活,这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冰心、巴金、张恨水等。水土不服的痛苦不必说,住所的简陋与可怖不必说,单是“作家在精神上承受的压力比一般人更多更重,生活的贫苦和辗转流徙,精神的紧张和巨大压力,使得他们承受着双重摧残,贫和病成为寄居在作家身上的孪生兄弟”[10]。汪文宣所患的致命的肺病,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专利,不仅治疗的代价高而且很难治愈,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的羸弱的身体就会病上加病,还得带病工作来缓解日益贫困拮据的生活,这样的恶性循环给汪文宣一样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
抗战时期,经济萧条,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城市平民的生活境遇逐渐恶化,这从汪文宣多次提到的洗衣大娘的价格可略见一斑。
“外面大娘洗,你知道要多少钱一个月·一千四百元,差不多又涨了一倍了!”
“妈,以后衣服给大娘去洗罢,今天说定了啊·不过这万把块钱也不经用啊!”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城市经济的发达是个体理性实现的重要的条件,然而“货币带来了个体的极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一种消极的自由”[11]。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汪文宣只能在一家官商合办的图书公司做着初级而繁重的校对工作,微薄的薪水难以养家糊口。曾树生在大川银行作职员,也只能以花瓶的名号换来屈辱的收入,这与周主任、吴科长的优哉游哉却活得很滋润形成鲜明的对照。抗战前知识分子多从事教书和出版两项职业,收入丰厚,生活也算小康,战争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谋生渠道,脚夫和打扫卫生的比作家文人赚得多,维持起码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像汪文宣这样的底层公务员连给妻子买个生日蛋糕都成了奢侈的梦想,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贫穷不断摧毁着文人们所坚守的最后的精神阵地,当失掉这最后的阵地,知识分子就沦落为和其他平民一样,坠入社会的底层,只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活着,承担启蒙与救赎的重任的知识阶层被抛向了万丈深渊,城市与战争带给他们无穷的灾难。
不可否认地,“货币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最独特的特点,”[12]与贫穷密切相关的金钱在汪文宣与曾树生的夫妻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是维系双方关系的唯一工具。文宣生病需要树生的钱来治,小宣的学费也要由树生承担,即使后来分隔两地,也是靠树生寄来的钱维持着联系。写信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内容越来越少,只剩下寄来的维持生计与治病的钱。如果不是“家”里需要钱,文宣和树生之间还能维持那么长时间的联系吗?同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唐柏青穷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爱人的死亡,理想的破灭,现实让他一步步走向沉沦,作为好朋友的文宣却不能施以任何帮助,只能看着朋友继续悲惨的非人的生活。周主任做寿,同事们为了巴结他都要出份子钱,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文宣还是打肿脸充胖子去了,人到了,钱也到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同他讲话,大家都在忙着觥筹交错,奉承周主任,说些让人“恶心”的话。有多重现代性内涵的金钱话语指向世俗的市民社会,并且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巴金既认为金钱在现代社会是个体生存和自由的保障,又对人际关系的金钱化倾向心存忧虑和愤慨。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向人类精神结构渗透,造成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包括爱情、亲情、友情都难以维系,这是现代性异化的悲哀。
以周主任为首的公司领导所代表的权力阶层的压迫也使得汪文宣这样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寻找真理的勇气和热情。官商合办的图书公司死气沉沉,职员们没有工作的激情与活力,传统的封建制度因素渗透到所谓的现代企业中,小知识者在由战争和政治腐败引起的艰难环境中只能暴露自有的虚弱。小潘的挖苦,其他同事的嘲笑,周主任锋利的目光让汪文宣感到屈辱却不敢反抗,恶心的油墨,乏味的译文,单调的工作让汪文宣感到窒息却又无法逃离。祛魅力的社会环境中,权利和知识对抗将知识分子羁押和遗忘,外在环境的钳制压制了主体内在自觉性的追求,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的获得显得艰难而又渺茫。
小知识者伴随五四运动的春雷冲出了传统的旧家庭的束缚,获得了恋爱与婚姻自由的机会,但是在城市中建立新的家庭和新的生存秩序时遭遇困窘。汪文宣和曾树生追求新式婚姻的幸福,没有举行婚礼却被汪母当做对树生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宝和依据,现代道德理性不敌传统封建道德。“中国的五四运动最终没能培养出像文艺复兴那样的巨人,中国的知识阶层没有能形成一支独立而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像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13]冲出樊笼的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没有找到恰当的位置,环境和制度的阻碍使他们抛弃了年轻时的理想,背离了个性解放的道路,走进了另一个非理性的樊笼,从而也印证了鲁迅先生的观点,中国是未曾存在真正的知识阶层的。小知识分子的局限导致其反抗乏力,没有解决腺癌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启蒙和救赎的任务被搁置,为新的民族国家奉献的热忱在军阀混战、异国入侵、政治黑暗的社会环境中冰冷下去,新的家庭的灭亡也预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艰辛与遥远。
此外,巴金在作品中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多少也有反映。老鼠是不仅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跑来跑去,而且也在汪文宣的家中啃噬着已经破烂不堪的皮鞋,老鼠就像旧社会旧制度中的毒瘤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为了孩子的教育,树生还是选择让小宣去贵族学校念书,不断上涨的学费让汪家不堪重负,小宣身体不好却没钱来买营养品,不能健健康康地成长,少年老成,最后终因家庭的破败中断了学业,宣告了曾树生和汪文宣对儿子教育期望的终结,汪母对孙子依靠理想的终结,启蒙的可能和依靠孩子来救赎未来的希望愈加微弱了。
三、救赎无望:绝望和虚无的双重体验
在黑格尔的头脑中,现代首先是一个决心与传统断裂的概念。钱钟文认为,现代性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14]。现代启蒙者一直确信社会个体和社会整体被救赎的可能性,象征现代性的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前景也是他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五四青年经历了那个冲破牢笼呼吸新鲜空气的狂飙突进的时代,迈出了与传统决裂的步伐,虽然启蒙加剧了分裂,新的革命潮流来临,国民性的启蒙任务远未完成。
巴金在《寒夜》中的梦魇叙事最为集中地展现了汪文宣自我救赎地反抗绝望。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到汪文宣的梦,可怕的梦,短而奇怪的梦,梦使他恐惧,梦使他疲倦,梦中母亲和树生继续着永不停息的争吵,树生跟随陈主任离去的恐惧时刻威胁着他,死亡的本能不断地召唤他。随着肺病越来越严重,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短,或者经常处于似睡非睡的臆想状态,或者做着令他恐惧的梦,而且频率也越来越高。弗洛伊德说,“梦通过象征来表现其隐匿的思想,”[15]梦魇更深刻地表达了汪文宣内心的焦虑,想要摆脱生存焦虑的困境却又无法逃离的精神分裂情况。第二章对梦的完整的叙述,为汪文宣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母亲和妻子的矛盾笼罩着他从未散去,梦中树生与他的决裂成为她飞往兰州的铺垫,是母亲亲手将其推向坟墓的也在此得到证实。汪文宣的自我救赎还表现在他不断地努力想维护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的渴望。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母亲和妻子之间斡旋,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赚钱为妻子买生日蛋糕,为挽留她增添一丝希望。他关心母亲,不忍看着她劳累受苦;他爱惜妻子,不忍拿妻子用“屈辱”赚来的钱治病;他渴求自己健健康康,减轻家人的负担。但是,他最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疾病让他失语,宣告了自我身份言说的不能,自我救赎的失败,宣告了自我启蒙的失败和个人理想的幻灭,失语蕴涵了更大的失败感和绝望。他没有逃脱母亲的阉割困境,也没有走出妻子的情爱困境,只能在个体主体性想象中挣扎却无力行动。
汪母和曾树生将救赎的期望押在治疗汪文宣的肺病上,这也隐喻的意义在于想要救赎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这个尝试从一开始就定下了失败的基调。汪母信奉中医,这个老中医却很虚伪很昏庸,对病入膏肓的文宣只开一些常规的药,对医学的无知和对人命的漠视令人心寒,妻子曾树生信奉西医,却迫于婆婆的压力只能违心地请来中医。还可以注意到的是,树生从兰州寄来陈主任写的让汪文宣去看西医的介绍信,被汪母无情地扼杀了,这里中医和西医的对抗与消长中所传达的功能隐喻在于,传统道德理性和观念的延宕,导致科学理性仍然不能战胜强势的封建传统,“五四知识分子想要在新的现代中获得重生,那么所有的中国传统就必须毁灭,传统的死亡是中国向现代神奇跃进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消灭传统,新鲜、甘美、光明、热情、欢爱的年轻的心自我才会在死灰中更生。”[16]
病痛中的汪文宣得到更多的是同事们的冷眼旁观,但至少还有钟老的帮助与鼓励,这让汪文宣在冰冷的图书公司里看到一点儿亮光,感受到一丝人情味。钟老仿佛是救命稻草一样,他是唯一愿意主动与文宣说话的人,他给予文宣生活的信心与鼓励,他给予重病中的文宣宽慰,他给文宣争取来继续工作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帮助与破败的社会大环境相比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就像风中的烛火,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钟老的死亡,使得这仅有的亮光也消失了。等到同事们为避免和他同时就餐写给他联名信时,他彻底被抛弃了,标志了他的启蒙与救赎的终结。
汪文宣和曾树生可能在儿子小宣身上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拼命地工作让儿子进入贵族学校读书,文宣还宽慰母亲说自己病逝后小宣是她可以依靠的希望,而汪母恰恰从小宣少年老成的病态的脸上读出了绝望,这一张少年老成的脸又何尝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呢?衰老羸弱、缺乏活力的国家又怎能成为可以依靠的希望呢?“父母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的造成向不可摆脱,社会历史的因素和人性自身弱点都是不可忽视的。双重的因素造成双重困境,全体成人都无法抗拒,抗拒能力更弱的孩子的救赎就更是成为不可能的了”[17],父辈的困境小宣可以逃离吗?不能,孩子的失学和不知去向都预示了未来救赎的希望的渺茫。自我救赎的无果和他者救赎的失败,深刻地体现了汪文宣自身的反抗绝望,救赎之路成为一种绝望和虚无的双重体验,知识分子被扔进了万丈深渊。
严家炎在《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一文中提到,所谓现代性,指的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将爱之标准[18]。虽然五四启蒙在新文化运动中得以诞生和发展,民族战争的潮流遮蔽了启蒙的声音,现代性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寒夜》的故事所呈现的具体时代,从整体社会结构到个人的文化选择的心理机制都表现出严重的扭曲和混乱的病态特征,传统的延宕和新生活的追求形成强烈的冲撞。民族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汪文宣这类平凡个体的日常生活中所传达的生存焦虑,启发我们思考启蒙批判和现代性的完善的问题,努力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现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掘,去蔽祛魅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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