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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瑛，1970年生于湖南。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社会》执行主编、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1994年和1999年先后在湘潭大学获史学学士学位和哲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肖瑛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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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瑛，1970年生于湖南。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社会》执行主编、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1994年和1999年先后在湘潭大学获史学学士学位和哲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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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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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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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研究》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是我国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学术界、实务界等进行国际金融问题研究及决策时的重要参考。本刊立足于金融,特色在国际,关键是理论深度及学术前沿。《国际金融研究》开设“金融理论与政策”“环球金融”“金融机构研究”“金融市场”和“公司金融”等栏目。
高瑞泉，1948年生于无锡，曾在农村插队落户8年有余．1982年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为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嗣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母校任教至今。曾赴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论中心（1997）、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1999）访学；曾任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台湾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从2000年至2009年，先后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职。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一个重要瓶颈,即如何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提高人民币的使用。发展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是完善人民币环流机制,从而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使用比例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本文分别从国别视角(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分部门视角(即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企业),对惯性效应、网络效应、币值稳定性以及金融结构因素对本币国际债券市场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应当加快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建设,提高外汇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探索在宏观经济“新常态”下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市场化机制,提高各
本文谈四个方面：第一，全球化是人类趋利行为，无法阻挡；第二，中国与全球化以及中美关系；第三，全球化存在负能量的传播，这需要予以纠正；第四，最近美欧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其本质是纠偏（但可能矫枉过正），而非逆全球化。
采用1999—2011年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和理论依据的区域金融发展指标——边际债务效用。基于Boyd＆lalal（2012）的分析框架，金融发展通过改变融资环境影响企业的融资．因此企业的边际债务效用可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本文研究发现，金融机构越发达的地区，边际债务效用越高。另外，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到更加严格的融资约束．而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向非国有企业提供更加平等的融资机会。
及时有效地识别和监测金融风险,判断风险的演化方向,对于宏观审慎措施和危机干预措施的制定有重要意义。然而,许多常用的风险度量指标仅适用于单个市场,难以反映系统性风险。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金融市场风险联动性、传染性的显著增强,本文基于这个特征,构建了描述中国金融市场系统性压力的指数——中国CISS。本文选取债券市场、金融部门、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13个子指标,用子指标间时变的相关系数矩阵作为动态权重,对市场间相关性增强且各子指标均上升到高位的情况(显示风险在市场之间的传染)赋予更高的权
本文基于STAR模型和LT-TVP-VAR模型,从非对称性和时变性两个角度,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与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正向作用效果强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负向作用效果。相比正向产出冲击,负向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作用效果更强。随着货币冲击由低强度过渡到高强度,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强,高强度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要强于低强度产出冲击。货币政策与产出冲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对外贸易依存度、金融发展指数,以及工业生产指数为条件变量的PCHVAR模型,研究G20成员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非对称与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条件变量及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冲击下,实际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呈现非对称与异质性。面对同等利率冲击,在上述三种条件指数较高的国家中,产出缺口均表现为负向响应,响应程度也存在差异性,但通货膨胀响应方向存在异质性;面对同等货币供应量冲击,对外贸易依存度高或工业生产指数高的国家,产出缺口呈正向响应,且通货膨胀的负向响应程度更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低或
银行业与实体行业间存在复杂网络连接,银行系统稳定受各行业影响。本文将实体行业纳入银行系统性风险分析框架,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探讨实体—银行间系统性风险双向反馈机理,对风险在实体—银行间的传递渠道和溢出效应进行剖析。随后,构建时变t-Copula-CoVaR模型,测度我国各实体行业与银行业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实体—银行间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显著,且呈时变特征。具体来看,房地产业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最大;其次为交通运输业、采掘业、钢铁业、化工业。银行业对各行业的风险溢出存在差异,风险溢出效应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