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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缘起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汇报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随即古装戏在全国禁演，一批反映革命历史和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新戏，占领了全国的文艺舞台。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江青亲自到北京京剧一团，参与将沪剧《芦荡火种》移植成同名京剧的工作。1964年春，毛泽东主席支持“京剧革命”，观看了《芦荡火种》演出，并指出：要突出武装斗争，剧名改为《沙家浜》。从此，江青成为领导“京剧革命”的旗手，参与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海港》以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改编、排演，这几台戏被新闻媒体称之为江青领导的八个“样板戏”。
继《沙家浜》演出取得成功之后，江青又亲自策划，将红极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岩》改编成京剧，仍由北京京剧一团演出，指定汪曾祺（京剧《沙家浜》的执笔）和阎肃（歌剧《江姐》的执笔）共同编剧。一时间兴师动众，调兵遣将，备受戏曲界关注，当时有人预言京剧《红岩》将成为八个样板戏以外的“老九”。
江青督阵，京剧《红岩》上马
1965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江青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京剧改编《红岩》专题讨论会，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北京京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诗人袁水拍，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江青指定的京剧《红岩》两名执笔者汪曾祺、阎肃等人应召出席。开场白由江青就京剧改编小说《红岩》的具体设想、总体原则、情节结构和场次处理以及许云峰、江姐的形象塑造等作了说明，她宣称用十年时间打造京剧《红岩》（1968年2月，中央文革文艺组内部出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收入了江青这次讲话的记录稿）。江青讲完，林默涵首先发言，他支持京剧改编《红岩》，但不赞成剧情脱离小说原著，他认为江姐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如果把她壮烈牺牲改成被营救出狱，恐怕群众难以接受。江青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你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然后，又笑着请小说作者发言。杨益言和罗广斌就《红岩》改编京剧讲了全力配合之类表态性质的话。汪曾祺事先不知道这次座谈会的内幕，他只听别人发言，自已始终缄口未语。他记得江青嘱咐罗广斌，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可以按照戏来改。（见汪朗：《老头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109页）
那天的讨论会过后，北京京剧团遵照江青的指示，立即成立了《红岩》剧组，由赵燕侠、马长礼领衔，分别扮演江姐、许云峰;汪曾祺、阎肃担任执笔改编，剧团安排他俩和罗广斌、杨益言住到六国饭店，很快又搬到颐和园里，专心致志地建构京剧《红岩》剧本提纲。1965年2月27日，中宣部致函重庆市委宣传部，说北京京剧团正在改编《红岩》，该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将率领编剧、导演和演员共43人，前往重庆深入生活、修改剧稿，请重庆市委予以帮助。与此同时，江青给罗广斌打電话，委托他带领《红岩》剧组去重庆体验生活。她说她要去上海，就不跟大家一起去了。
同年3月，北京京剧团《红岩》剧组到达重庆。据汪曾祺回忆：“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阎肃还被反铐着。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受刑、开追悼大会，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念悼词后说：‘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大家唱成了《国歌》。演习山上暴动时，赵燕侠在农家避雨，突然发现一只猫，她怕猫，吓得飞快跑回招待所。”（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汪曾祺被北京京剧团隔离审查，他在1978年4月所写“我的检查”里称：“那次讨论会，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份“我的检查”，收入陈徒手所撰《汪曾祺文革十年》，标题改为《江青与我的“解放”》，先是发表在1998年11期《读书》杂志，2016年1月6日又出现在“东方历史评论”网站）。
《红岩》异化出《山城旭日》
北京京剧团遵照毛主席看完《芦荡火种》后所提意见，着手修改剧本，剧名改为《沙家浜》，中央要求1965年的“五一节”公演重新加工的这台戏。《红岩》剧组是在《沙家浜》原班人马的基础上组建的，加工《沙家浜》任务紧迫，《红岩》要给《沙家浜》让路。于是，在上海坐镇的江青把《红岩》剧组从重庆召到上海，突击加工《沙家浜》，执笔编剧汪曾祺遵照毛主席所提意见，修改《沙家浜》剧本时，强调武装斗争的主题，突出新四军从正面打进沙家浜，剧中的阿庆嫂从一号人物让位给郭建光，审查通过后，汪曾祺马不停蹄回北京继续改编《红岩》。
1966年的春节前夕，京剧《红岩》改编本已经接近尾声，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接到江青从上海打来的电话，通知汪曾祺、阎肃立即去上海研究关于京剧《红岩》事宜。李琪汇报“剧本只差最后一场，可否再等几天？” 江青说：“不要写了，马上来！” 于是，李琪带着薛恩厚、汪曾祺、阎肃乘飞机抵达上海。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他们。当时的情况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把十几名部队的文艺名家集中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连续20天，观看了30余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国产故事影片，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里给所看过的这些电影作品扣上“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之类的帽子，呈送中央。大概是江青听说小说《红岩》所描写当年四川的党史背景复杂以后，意识到不能在自己主持的作品里出现类似的问题，于是在座谈会刚一结束，便把汪曾祺、阎肃召到上海，果断地决定京剧《红岩》脱离小说窠臼，编一出另起炉灶的《红岩》，剧名定为《山城旭日》，把江姐的身份改成由军队党组织派出的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而是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汪曾祺和阎肃俯首听命，按照江青的设想，两天两夜赶写出《山城旭日》的剧本大纲。江青表示满意，叫他们回北京去写。 《山城旭日》唯一公开亮相
汪曾祺、阎肃完成的《山城旭日》，把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与小说《红岩》不再一样，《红岩》里的人物在《山城旭日》里全改了名姓，与川东地下党毫无关系。几经修改，试排，江青也点头认可。这时，“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一时间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中，早在几年前已经由上级批准摘了“右派”帽子的汪曾祺，又被剧团“造反派”揪出示众。让汪曾祺意想不到的是，他突然于1967年4月17日从被隔离的“牛棚”里解放出来，而且奉命于当晚和阎肃一起陪同江青观看《山城旭日》内部试演。风云突变让思想毫无准备的汪曾祺不明所以，他记不清看戏过程中江青说了些什么，似乎说过：“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幕间休息时，江青还说了一句：“好不好，任人去说，但总比演帝王将相好吧！”演出后还召开了小范围座谈会。除了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其他人所谈都是关于“文革”的事。（陆建华：《汪曾祺传》17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
几天后，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报第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山城旭日》悄然落幕
“文革”以前，天津小百花剧团是文化部的重点剧团，在全国剧坛颇有声望，“文革”开始后天津实行军管，66军宣传科的魏之山科长此刻在支左联络站负责文化宣传口，他对小百花剧团多有关照。那时我在这家剧团充任编剧，他嘱咐我们，年轻同志不要掺和派性斗争，沉下心来编写有水平的新戏。那时的天津文艺界特别关注北京同行的动态，一有行动迅速紧跟。魏科长也时常到剧团通报北京文艺界的信息，北京京剧团改编《红岩》，我们很早就从魏科长嘴里听说了，他希望这出戏上演以后，尽快把它移植成河北梆子。
当社会各界对即将“占领舞台”的《山城旭日》拭目以待的时候，1967年5月上旬的一天，魏之山科长来到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原小百花剧团），传达“五一”节当晚江青陪同毛主席接见样板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江青谈到《战斗在滹沱河上》《敌后武工队》《人民在战斗》等几部长篇小说可以改编为现代京剧，而对已经“排练成功”的京剧《山城旭日》只字未提。当时我曾向魏科长询问《山城旭日》的进展情况，魏科长说好像暂停了，至于为什么，魏科长说没听到确切消息。那以后，京剧《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无声无息”了。
同年6月24日重庆出版的《鲁迅战报》第5期，登出这样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著《红岩》沒有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二、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何曾想到，这出折腾了两年多备选样板“老九”的《山城旭日》，竟然只彩排过一次便偃旗息鼓，没有了下文。
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已经“排练成功”的《山城旭日》？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有所涉及：“看《山城旭日》彩排后，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什么也没说，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净是概念。’”（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里）据汪曾祺猜测，可能与《山城旭日》的女主角是从“二野”派去的有关，“二野”就是有名的刘邓大军。而邓小平此时已成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万一有人指责《山城旭日》“替邓小平树碑立传”，那可得小心了。还有一种猜测：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参加了当时的派系斗争，被指责为“畏罪自杀”。罗广斌与《红岩》和《山城旭日》的关系尽人皆知，如果罗广斌真有政治问题，《山城旭日》难免受牵连。以此来看，为避免麻烦，江青放弃这个戏，是很有可能的。
56年前江青一手策划、亲自指挥《红岩》异化出的京剧《山城旭日》，就这样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作者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章 洁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汇报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随即古装戏在全国禁演，一批反映革命历史和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新戏，占领了全国的文艺舞台。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江青亲自到北京京剧一团，参与将沪剧《芦荡火种》移植成同名京剧的工作。1964年春，毛泽东主席支持“京剧革命”，观看了《芦荡火种》演出，并指出：要突出武装斗争，剧名改为《沙家浜》。从此，江青成为领导“京剧革命”的旗手，参与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海港》以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改编、排演，这几台戏被新闻媒体称之为江青领导的八个“样板戏”。
继《沙家浜》演出取得成功之后，江青又亲自策划，将红极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岩》改编成京剧，仍由北京京剧一团演出，指定汪曾祺（京剧《沙家浜》的执笔）和阎肃（歌剧《江姐》的执笔）共同编剧。一时间兴师动众，调兵遣将，备受戏曲界关注，当时有人预言京剧《红岩》将成为八个样板戏以外的“老九”。
江青督阵，京剧《红岩》上马
1965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江青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京剧改编《红岩》专题讨论会，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北京京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诗人袁水拍，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江青指定的京剧《红岩》两名执笔者汪曾祺、阎肃等人应召出席。开场白由江青就京剧改编小说《红岩》的具体设想、总体原则、情节结构和场次处理以及许云峰、江姐的形象塑造等作了说明，她宣称用十年时间打造京剧《红岩》（1968年2月，中央文革文艺组内部出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收入了江青这次讲话的记录稿）。江青讲完，林默涵首先发言，他支持京剧改编《红岩》，但不赞成剧情脱离小说原著，他认为江姐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如果把她壮烈牺牲改成被营救出狱，恐怕群众难以接受。江青不以为然地反驳说：“你要允许我试验！允许我失败！”然后，又笑着请小说作者发言。杨益言和罗广斌就《红岩》改编京剧讲了全力配合之类表态性质的话。汪曾祺事先不知道这次座谈会的内幕，他只听别人发言，自已始终缄口未语。他记得江青嘱咐罗广斌，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可以按照戏来改。（见汪朗：《老头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109页）
那天的讨论会过后，北京京剧团遵照江青的指示，立即成立了《红岩》剧组，由赵燕侠、马长礼领衔，分别扮演江姐、许云峰;汪曾祺、阎肃担任执笔改编，剧团安排他俩和罗广斌、杨益言住到六国饭店，很快又搬到颐和园里，专心致志地建构京剧《红岩》剧本提纲。1965年2月27日，中宣部致函重庆市委宣传部，说北京京剧团正在改编《红岩》，该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将率领编剧、导演和演员共43人，前往重庆深入生活、修改剧稿，请重庆市委予以帮助。与此同时，江青给罗广斌打電话，委托他带领《红岩》剧组去重庆体验生活。她说她要去上海，就不跟大家一起去了。
同年3月，北京京剧团《红岩》剧组到达重庆。据汪曾祺回忆：“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扯红’（暴动）;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阎肃还被反铐着。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受刑、开追悼大会，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念悼词后说：‘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大家唱成了《国歌》。演习山上暴动时，赵燕侠在农家避雨，突然发现一只猫，她怕猫，吓得飞快跑回招待所。”（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汪曾祺被北京京剧团隔离审查，他在1978年4月所写“我的检查”里称：“那次讨论会，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份“我的检查”，收入陈徒手所撰《汪曾祺文革十年》，标题改为《江青与我的“解放”》，先是发表在1998年11期《读书》杂志，2016年1月6日又出现在“东方历史评论”网站）。
《红岩》异化出《山城旭日》
北京京剧团遵照毛主席看完《芦荡火种》后所提意见，着手修改剧本，剧名改为《沙家浜》，中央要求1965年的“五一节”公演重新加工的这台戏。《红岩》剧组是在《沙家浜》原班人马的基础上组建的，加工《沙家浜》任务紧迫，《红岩》要给《沙家浜》让路。于是，在上海坐镇的江青把《红岩》剧组从重庆召到上海，突击加工《沙家浜》，执笔编剧汪曾祺遵照毛主席所提意见，修改《沙家浜》剧本时，强调武装斗争的主题，突出新四军从正面打进沙家浜，剧中的阿庆嫂从一号人物让位给郭建光，审查通过后，汪曾祺马不停蹄回北京继续改编《红岩》。
1966年的春节前夕，京剧《红岩》改编本已经接近尾声，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接到江青从上海打来的电话，通知汪曾祺、阎肃立即去上海研究关于京剧《红岩》事宜。李琪汇报“剧本只差最后一场，可否再等几天？” 江青说：“不要写了，马上来！” 于是，李琪带着薛恩厚、汪曾祺、阎肃乘飞机抵达上海。江青在锦江饭店接见了他们。当时的情况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把十几名部队的文艺名家集中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连续20天，观看了30余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国产故事影片，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里给所看过的这些电影作品扣上“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美化叛徒”之类的帽子，呈送中央。大概是江青听说小说《红岩》所描写当年四川的党史背景复杂以后，意识到不能在自己主持的作品里出现类似的问题，于是在座谈会刚一结束，便把汪曾祺、阎肃召到上海，果断地决定京剧《红岩》脱离小说窠臼，编一出另起炉灶的《红岩》，剧名定为《山城旭日》，把江姐的身份改成由军队党组织派出的女干部，不通过地方党，而是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汪曾祺和阎肃俯首听命，按照江青的设想，两天两夜赶写出《山城旭日》的剧本大纲。江青表示满意，叫他们回北京去写。 《山城旭日》唯一公开亮相
汪曾祺、阎肃完成的《山城旭日》，把江姐改为二野部队派到四川领导游击队，与小说《红岩》不再一样，《红岩》里的人物在《山城旭日》里全改了名姓，与川东地下党毫无关系。几经修改，试排，江青也点头认可。这时，“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一时间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中，早在几年前已经由上级批准摘了“右派”帽子的汪曾祺，又被剧团“造反派”揪出示众。让汪曾祺意想不到的是，他突然于1967年4月17日从被隔离的“牛棚”里解放出来，而且奉命于当晚和阎肃一起陪同江青观看《山城旭日》内部试演。风云突变让思想毫无准备的汪曾祺不明所以，他记不清看戏过程中江青说了些什么，似乎说过：“你们用毛主席诗词作为每场的标题，倒省事啊！”幕间休息时，江青还说了一句：“好不好，任人去说，但总比演帝王将相好吧！”演出后还召开了小范围座谈会。除了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谈了一些对戏的意见外，其他人所谈都是关于“文革”的事。（陆建华：《汪曾祺传》17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
几天后，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报第69期，刊登了一则简讯：“由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革命现代京剧《山城旭日》已胜利排练成功，于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彩排，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等同志观看了演出，并上台接见了全体演员。”
《山城旭日》悄然落幕
“文革”以前，天津小百花剧团是文化部的重点剧团，在全国剧坛颇有声望，“文革”开始后天津实行军管，66军宣传科的魏之山科长此刻在支左联络站负责文化宣传口，他对小百花剧团多有关照。那时我在这家剧团充任编剧，他嘱咐我们，年轻同志不要掺和派性斗争，沉下心来编写有水平的新戏。那时的天津文艺界特别关注北京同行的动态，一有行动迅速紧跟。魏科长也时常到剧团通报北京文艺界的信息，北京京剧团改编《红岩》，我们很早就从魏科长嘴里听说了，他希望这出戏上演以后，尽快把它移植成河北梆子。
当社会各界对即将“占领舞台”的《山城旭日》拭目以待的时候，1967年5月上旬的一天，魏之山科长来到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原小百花剧团），传达“五一”节当晚江青陪同毛主席接见样板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江青谈到《战斗在滹沱河上》《敌后武工队》《人民在战斗》等几部长篇小说可以改编为现代京剧，而对已经“排练成功”的京剧《山城旭日》只字未提。当时我曾向魏科长询问《山城旭日》的进展情况，魏科长说好像暂停了，至于为什么，魏科长说没听到确切消息。那以后，京剧《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无声无息”了。
同年6月24日重庆出版的《鲁迅战报》第5期，登出这样一则简讯：“京剧《山城旭日》，中央已决定弃稿不演了，因为：一、原著《红岩》沒有反映历史真实，在重庆解放时，地下党近于没有;二、没有反映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何曾想到，这出折腾了两年多备选样板“老九”的《山城旭日》，竟然只彩排过一次便偃旗息鼓，没有了下文。
江青为什么最后放弃已经“排练成功”的《山城旭日》？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有所涉及：“看《山城旭日》彩排后，江青问陈伯达意见，陈什么也没说，康生冷不丁说了一句：‘净是概念。’”（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里）据汪曾祺猜测，可能与《山城旭日》的女主角是从“二野”派去的有关，“二野”就是有名的刘邓大军。而邓小平此时已成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万一有人指责《山城旭日》“替邓小平树碑立传”，那可得小心了。还有一种猜测：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参加了当时的派系斗争，被指责为“畏罪自杀”。罗广斌与《红岩》和《山城旭日》的关系尽人皆知，如果罗广斌真有政治问题，《山城旭日》难免受牵连。以此来看，为避免麻烦，江青放弃这个戏，是很有可能的。
56年前江青一手策划、亲自指挥《红岩》异化出的京剧《山城旭日》，就这样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作者为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