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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校《隋书》十年，头发花白。他头一次坐京沪高铁的一等座，就是参加《隋书》修订本的出版座谈会。有朋友开玩笑，讲他《隋书》看多了，大约变得和隋炀帝一样奢靡了。
《隋书》修订启动于2009年。依例，修订主持人要选择相应的断代史学者和文献整理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贵就此接下委托。吴玉贵长期从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献整理，这次与同研究室的孟彦弘一起修订。2019年2月《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时，吴玉贵已经退休，被复旦大学特聘。
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中，《隋书》修订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书。
“工作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华书局开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他全程参与。2007年5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以来，二十四史修订本（下称修订本）先后出版《史记》《辽史》《宋书》和《隋书》在内的八部。徐俊有些遗憾，他退休前应该看不到修订本出齐，“现在只能抱着‘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慢慢磨了”。
中国古代这24部正史共3213卷，4000万字，修撰从汉武帝时代到清乾隆年间，长达1800多年，涵盖中国历史近4000年。
1950年代末，在中央指示下，中华书局开始全面点校整理二十四史。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开始，聚集了顾颉刚、陈乃乾等著名学者，为推动工作进度，唐长孺、郑天挺和王仲荦等学者陆续进京，住进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整理因“文革”中断，1971年重启，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下称点校本）出齐。近20年，“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终于完成。
点校本自此成为权威与通行的版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景蜀慧告诉记者，从她读书开始，这套书就是史学专业所有同学的必备，王仲荦等参与点校的学者都是代表性学者。而今，她正主持《南齐书》《梁书》和《陈书》的修订工作。
但集全国之力完成的点校本仍然存在较多缺憾。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一些海外善本无法利用，且当时要求“反对繁琐考证”，学术工作无可奈何地受到局势影响。二十四史因此部分采用“无底本校勘”，选择几种善本校勘，具体异文“不主一本，择善而从”，极易造成混乱。
往昔的遗憾令徐俊殊为看重这轮修订，困难很多，版本、校勘、标点和前人经验都需顾及。不过，至少流落世界各地的善本更容易获取了，史学研究也有长足进步。他乐观地设想，十年就够了。现在看来这真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前真的没想到会花这么久”
座谈会上，一位学者略带商榷地询问，为什么不利用更多新出土史料来校订《隋书》。“我们是校书，不是改书！”孟彦弘回应得略显激动。
“校书不改书”是孟彦弘和吴玉贵一起确立的原则。对于点校修订者，校书工作就是“为古人做嫁衣、为后人做嫁衣”。吴玉贵在座谈会上强调，那“不是显示学术个性的舞台”。“点校，就是磨，一遍遍磨。”孟彦弘说。这种描述适用于任何史书。
版本调查是第一步。“主要的善本藏在哪里？哪个版本适合做底本？确定底本之后，哪些可以拿来做通校本、做参校本。”景蜀慧告诉记者。这项工作完成后，学者们需要做出样稿交给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审定，确定修订工作的基本规范。
2013年，《史记》修订率先完成。1959年为了赶国庆十周年，这部“二十四史之首”的点校本没有留下一条校勘记。“校勘工作我们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主持修订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说。
《史记》修订用了十个版本，几乎每个版本都作了通校，起初两年修订小组只做这一项工作。八年里《史记》修订本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改动重要标点6000多处，大量讹误、脱落、衍生和颠倒的文字得以改正，人名、地名、书名和史实等诸多标点方面的错误也得到纠正。
为确保标准统一和修订质量，校勘记和标点长编都由赵生群负责，从每个标点的定夺到每条校勘记的初稿撰写，几乎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仅清代学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这个版本，牵涉到校勘问题一万条以上，赵生群花整整一年逐条审核。
上课之外，赵生群集中精力投入《史记》修订。他基本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下课立即打车回家。同事感到奇怪，他解释：尽早赶回家睡午觉，下午才有精神继续工作。为争取时间，他八年没承担课题，“连申报都没有申报，时间非常紧张，不可能心有旁骛”。
“如果想要做好的话，真的必须要这样。”自《南齐书》修订启动，景蜀慧除了教学就是修订，“以前真的没想到会花这么久，以为中间用几年把这个事情了了。”景蜀慧笑道，如果年轻十岁，她想继续深入研究“南朝五史”。
每个修订组至少配有一位责任编辑，《明史》这类大部头甚至配有三位。编辑组的工作量与修订组几乎一样大，任何一条校勘，以及标点和文字的改正都要逐个复核。修订本定稿前，修订组通常被请到中华书局附近的招待所，两组一起在会议室连日讨论，用一周左右当场解决所有问题。接着，专家还要对修订稿加以二审、三审。
修订本工作每一步都必须能够回溯。学者们领到中华书局统一印装的“工作本”，其底本是老点校本，所有校勘记录都在“工作本”上清晰留存。任何一處改动都必须写成校勘长编，格式固定，卷次、页码、行次、原文、校勘记录、校改方案……甚至出版者与修订者的电子邮件也要打印存档。
校勘的真正难度往往不是辨析版本间文字异同，而在于“找到各种材料的渊源关系”。近年新出土隋唐墓志数量巨大，对纠正人名、地名和年代错讹都有一定价值，但尺度如何，怎样判定是原书错误还是后人错误，全都是问题。“我们的工作比较倾向于保守。”吴玉贵说。
“看起来很平淡，但它背后确实许多难度。这个难度并不像直接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更像从盆地到高原，可能开始很缓，但是它最后会上到一个相当高的海拔。”景蜀慧体会到一种“慢慢往上爬”的感觉。 “一种支撑平庸生活的英雄梦想”
“这里有好多人的心血。”孟彦弘感叹。他说话语气急促，常伴有大幅肢体动作，不时爽朗大笑；搭档吴玉贵声音洪亮，但讲话不急不缓，条理清晰。他们相识近25年了。
1994年，孟彦弘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恰与吴玉贵在同一间研究室，那时起就一直共事。吴玉贵长孟彦弘十岁，俩人成了忘年交。“人跟人，跟狗跟狗一样，味对，才行。”孟彦弘回忆，“他开始挺烦我，后来就很包容我了。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叫‘大盆扣小盆’，长者会容忍后生。”
相处多年令他们工作得颇为默契，遇到不同见解就反复讨论，没为此红过脸。“说得多了，相互影响，就自然往一起凑，意见就渐趋一致了。”除了他们这种学者搭档，修订组中还有老师带学生的组合。
“中华书局即将开始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工程，计划用时五至七年。我已经接下《辽史》……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苗润博一字一句地把邮件念给记者听，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雅博士后，发件的刘浦江教授已经因病去世四年。刘浦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年4月30日给参与《辽史》修订工作的学生群发这封邮件；2013年6月14日，修订初稿完成前一晚，他兴奋地再次与学生分享。
刘浦江主持的《辽史》修订组由学生构成。2007年5月19日，他与六个学生开始第一次读书课。每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两周一次，后来改为每周一次，六年周周如此。读书课前，学生们分头点校各卷，完成修订稿，上课前准备好“点校初稿”和“点校后台”。
上课时，主讲人逐字逐句大声朗读初稿内容，标点也不能漏下。一段内容完毕，刘浦江常“责难”主讲人字有没有错，读的有没有错，史料有没有遗漏，理解是否正确……对于观点，他关心“你的后台硬不硬”，即支撑观点的那一摞史料。学生们期待读书课，又倍感紧张。
刘浦江每天打电话询问进展，读书课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学生的错误。一卷《辽史》几次课才能读完，一条校勘记往往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逼迫’带来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压抑与苦闷，而是一种时时能进步、天天有奔头的学术氛围，一种支撑平庸生活的英雄梦想。”苗润博向记者回忆。
分卷点校完成时，修订组的学生发表了二十多篇与《辽史》辨正相关的札记、专题论文，林鹄还出版专著《〈辽史·百官志〉考订》。陈晓伟、邱靖嘉、曹流和康鹏等参与者已经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就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追忆刘浦江时，认为他“非常有意识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带出一批辽金史研究的新军”。
《辽史》修订完成前，刘浦江时而感到孤寂。他曾在20年前出版的《辽金史论》一书自序自陈：“做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那种风光的场面自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话说回来，史学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虽无‘黄金屋’‘颜如玉’，但自有一种旁人难以体味的乐趣，沉潜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够了。”
2013年6月，116卷《辽史》修订初稿完成，繁重的统稿工作由刘浦江独自承担。他的身体那时出现问题，后被确诊为淋巴瘤晚期。他在病床上为修订收尾，2015年1月6日去世，享年54岁。
修订过程中有数位学者离开。2013年，《宋史》修订组主持人裴汝诚教授去世，他是唯一一位先后参加二十四史点校与修订的学者。同年，《三国志》修订主持人吴金华教授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
“看中能力之外，我是个‘闲人’，没有其他事务缠身。”对于受邀参与《隋书》修订，孟彦弘的解释如玩笑一般。这个称号来自北大历史系教授荣新江，他大大方方地接受。孟彦弘多年没有申报国家项目，没有社会活动，一年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的考核也勉强“应付”。“事情少，就闲嘛，就有时间做这种熬时间的工作。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孟彦弘些微自嘲地说道，“闲人最适合做这种事！”
《史记》《隋书》《辽史》等史书修订都熬了八九年，却无法計入学者的“考核绩效”。“我们做了近十年，但不抵本院规定的核心期刊中发表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孟彦弘说，“除了发议论、骂人，就一无所长了。退休了大概也只能看看书、发发微博。别的不会干，百无一用，给家庭贡献约为零，给社会贡献也约为零，就是自己乐了。”
“入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行当，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比较高兴。”孟彦弘补充道。赵生群也提到，古籍整理研究很难申报项目和奖项，而这两项都是大学考核的重要内容。促使他参与修订的，是《史记》的重要性和自己的兴趣。
一位修订主持人告诉记者，他平时要完成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量，备课就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类似《二十四史》点校修订这样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需要十年磨一剑，需要长期坐冷板凳，但目前大多数单位的考核制度不利于类似项目的开展，大环境如此，个人难以改变。”他在邮件中直言自己非常着急，也很无奈。
1950年代的点校集全国之力，中华书局为此聘请众多学者，唐长孺、郑天挺、王仲荦等学者都暂停教学，从外地调往北京。“现在的学者很忙。”徐俊对修订进度缓慢表示理解。
参与修订的年轻学者们也感到了压力。参与《南齐书》修订时，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周文俊是博士一年级学生。当时他还有学位论文、发表论文和跨校区助教等任务。
周文俊延迟博士毕业两年，相同情况发生在所有参与《南齐书》修订的学生身上。中大的“延毕”学生不能获得补助金，基本没有了任何生活来源。“这些都是他们为修订工作所做的贡献。”景蜀慧心疼自己的学生。她解释，博士论文一般较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生们还要参加修订，看文献、讨论、写长编和校勘记，“很辛苦，但没有任何人抱怨”。
“不坐几十年冷板凳，是很难见到成效的。”趙生群教授告诉记者，这是古文献研究的常态。从事相关研究，对学者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首先要读懂古书，其次要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翻阅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要有所发明，并非易事。而古文献学科几乎没有所谓“权威期刊”，青年学者成长不易。
“把原来一个标点都没有的书，变成现代人能用的书”
1973年春，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合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楼顶，前排坐着顾颉刚、白寿彝、唐长孺、杨伯峻……后排站着张政烺、启功、王钟翰、赵守俨等学者。这张《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的老先生们，多数已经故去。
王仲荦教授点校《南齐书》时没有技术帮助，全靠从小读古文的“童子功”。如今，修订二十四史有人名和地名的索引，各种工具书，每个字都可以在数据库里迅速检索。“当年‘点’的时候，他全部靠自己，靠记忆、靠印象，印象中这个人在哪部书里，就去查。”徐俊告诉记者。
徐俊记得，很多修订主持人说过，要让他们白手起家，点标点，十几年也做不出来。“点校本当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原来一个标点都没有的书，变成现代人能用的书。”而修订工作是对点校本标点和校勘记错误的纠正与补充，发现标点有错误的很少。“1950年代还没有标点符号用法，它是标点使用不规范，有些史改得比较多，真正把句子读破的很少。”
“我们是望尘莫及的。”至今想来，景蜀慧都佩服老先生们，他们为现今的修订打下了基础，“这份宝贵也是继承他们的传统。”
古籍整理修订发展迅速，也越发规范，但仍有可议之处。学者唐圭璋1930年代开始编著《全宋词》，196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耗费30年心血，如果现在有人以“重编”名义出版，署名为自己，“事实上90%的功劳都是唐先生的”。徐俊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先辈的不尊重。
点校二十四史，老先生们除工资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最开始，“参加点校工作不署点校者姓名”是不成文的规定，“文革”后重印，历次点校人员的姓名才写进了《出版说明》。而现在，有些“点校”不叫“点校”，叫“点钱”，一位学者提起自己曾听说，某个古籍整理项目每点校多少字便给多少钱。“有时候很多钱，其实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
（摘自4月25日《南方周末》。作者分别为该报记者、特约撰稿人）
《隋书》修订启动于2009年。依例，修订主持人要选择相应的断代史学者和文献整理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贵就此接下委托。吴玉贵长期从事隋唐史研究及文献整理，这次与同研究室的孟彦弘一起修订。2019年2月《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时，吴玉贵已经退休，被复旦大学特聘。
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中，《隋书》修订本是出版的第八部史书。
“工作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感慨。2005年起，中华书局开始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他全程参与。2007年5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以来，二十四史修订本（下称修订本）先后出版《史记》《辽史》《宋书》和《隋书》在内的八部。徐俊有些遗憾，他退休前应该看不到修订本出齐，“现在只能抱着‘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慢慢磨了”。
中国古代这24部正史共3213卷，4000万字，修撰从汉武帝时代到清乾隆年间，长达1800多年，涵盖中国历史近4000年。
1950年代末，在中央指示下，中华书局开始全面点校整理二十四史。从《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开始，聚集了顾颉刚、陈乃乾等著名学者，为推动工作进度，唐长孺、郑天挺和王仲荦等学者陆续进京，住进西郊翠微路的中华书局大院。整理因“文革”中断，1971年重启，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下称点校本）出齐。近20年，“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终于完成。
点校本自此成为权威与通行的版本。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景蜀慧告诉记者，从她读书开始，这套书就是史学专业所有同学的必备，王仲荦等参与点校的学者都是代表性学者。而今，她正主持《南齐书》《梁书》和《陈书》的修订工作。
但集全国之力完成的点校本仍然存在较多缺憾。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一些海外善本无法利用，且当时要求“反对繁琐考证”，学术工作无可奈何地受到局势影响。二十四史因此部分采用“无底本校勘”，选择几种善本校勘，具体异文“不主一本，择善而从”，极易造成混乱。
往昔的遗憾令徐俊殊为看重这轮修订，困难很多，版本、校勘、标点和前人经验都需顾及。不过，至少流落世界各地的善本更容易获取了，史学研究也有长足进步。他乐观地设想，十年就够了。现在看来这真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前真的没想到会花这么久”
座谈会上，一位学者略带商榷地询问，为什么不利用更多新出土史料来校订《隋书》。“我们是校书，不是改书！”孟彦弘回应得略显激动。
“校书不改书”是孟彦弘和吴玉贵一起确立的原则。对于点校修订者，校书工作就是“为古人做嫁衣、为后人做嫁衣”。吴玉贵在座谈会上强调，那“不是显示学术个性的舞台”。“点校，就是磨，一遍遍磨。”孟彦弘说。这种描述适用于任何史书。
版本调查是第一步。“主要的善本藏在哪里？哪个版本适合做底本？确定底本之后，哪些可以拿来做通校本、做参校本。”景蜀慧告诉记者。这项工作完成后，学者们需要做出样稿交给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审定，确定修订工作的基本规范。
2013年，《史记》修订率先完成。1959年为了赶国庆十周年，这部“二十四史之首”的点校本没有留下一条校勘记。“校勘工作我们基本上是白手起家。”主持修订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生群说。
《史记》修订用了十个版本，几乎每个版本都作了通校，起初两年修订小组只做这一项工作。八年里《史记》修订本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改动重要标点6000多处，大量讹误、脱落、衍生和颠倒的文字得以改正，人名、地名、书名和史实等诸多标点方面的错误也得到纠正。
为确保标准统一和修订质量，校勘记和标点长编都由赵生群负责，从每个标点的定夺到每条校勘记的初稿撰写，几乎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仅清代学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这个版本，牵涉到校勘问题一万条以上，赵生群花整整一年逐条审核。
上课之外，赵生群集中精力投入《史记》修订。他基本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下课立即打车回家。同事感到奇怪，他解释：尽早赶回家睡午觉，下午才有精神继续工作。为争取时间，他八年没承担课题，“连申报都没有申报，时间非常紧张，不可能心有旁骛”。
“如果想要做好的话，真的必须要这样。”自《南齐书》修订启动，景蜀慧除了教学就是修订，“以前真的没想到会花这么久，以为中间用几年把这个事情了了。”景蜀慧笑道，如果年轻十岁，她想继续深入研究“南朝五史”。
每个修订组至少配有一位责任编辑，《明史》这类大部头甚至配有三位。编辑组的工作量与修订组几乎一样大，任何一条校勘，以及标点和文字的改正都要逐个复核。修订本定稿前，修订组通常被请到中华书局附近的招待所，两组一起在会议室连日讨论，用一周左右当场解决所有问题。接着，专家还要对修订稿加以二审、三审。
修订本工作每一步都必须能够回溯。学者们领到中华书局统一印装的“工作本”，其底本是老点校本，所有校勘记录都在“工作本”上清晰留存。任何一處改动都必须写成校勘长编，格式固定，卷次、页码、行次、原文、校勘记录、校改方案……甚至出版者与修订者的电子邮件也要打印存档。
校勘的真正难度往往不是辨析版本间文字异同，而在于“找到各种材料的渊源关系”。近年新出土隋唐墓志数量巨大，对纠正人名、地名和年代错讹都有一定价值，但尺度如何，怎样判定是原书错误还是后人错误，全都是问题。“我们的工作比较倾向于保守。”吴玉贵说。
“看起来很平淡，但它背后确实许多难度。这个难度并不像直接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山，更像从盆地到高原，可能开始很缓，但是它最后会上到一个相当高的海拔。”景蜀慧体会到一种“慢慢往上爬”的感觉。 “一种支撑平庸生活的英雄梦想”
“这里有好多人的心血。”孟彦弘感叹。他说话语气急促，常伴有大幅肢体动作，不时爽朗大笑；搭档吴玉贵声音洪亮，但讲话不急不缓，条理清晰。他们相识近25年了。
1994年，孟彦弘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恰与吴玉贵在同一间研究室，那时起就一直共事。吴玉贵长孟彦弘十岁，俩人成了忘年交。“人跟人，跟狗跟狗一样，味对，才行。”孟彦弘回忆，“他开始挺烦我，后来就很包容我了。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叫‘大盆扣小盆’，长者会容忍后生。”
相处多年令他们工作得颇为默契，遇到不同见解就反复讨论，没为此红过脸。“说得多了，相互影响，就自然往一起凑，意见就渐趋一致了。”除了他们这种学者搭档，修订组中还有老师带学生的组合。
“中华书局即将开始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工程，计划用时五至七年。我已经接下《辽史》……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苗润博一字一句地把邮件念给记者听，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博雅博士后，发件的刘浦江教授已经因病去世四年。刘浦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07年4月30日给参与《辽史》修订工作的学生群发这封邮件；2013年6月14日，修订初稿完成前一晚，他兴奋地再次与学生分享。
刘浦江主持的《辽史》修订组由学生构成。2007年5月19日，他与六个学生开始第一次读书课。每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两周一次，后来改为每周一次，六年周周如此。读书课前，学生们分头点校各卷，完成修订稿，上课前准备好“点校初稿”和“点校后台”。
上课时，主讲人逐字逐句大声朗读初稿内容，标点也不能漏下。一段内容完毕，刘浦江常“责难”主讲人字有没有错，读的有没有错，史料有没有遗漏，理解是否正确……对于观点，他关心“你的后台硬不硬”，即支撑观点的那一摞史料。学生们期待读书课，又倍感紧张。
刘浦江每天打电话询问进展，读书课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学生的错误。一卷《辽史》几次课才能读完，一条校勘记往往反复琢磨两三个小时。“‘逼迫’带来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压抑与苦闷，而是一种时时能进步、天天有奔头的学术氛围，一种支撑平庸生活的英雄梦想。”苗润博向记者回忆。
分卷点校完成时，修订组的学生发表了二十多篇与《辽史》辨正相关的札记、专题论文，林鹄还出版专著《〈辽史·百官志〉考订》。陈晓伟、邱靖嘉、曹流和康鹏等参与者已经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就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追忆刘浦江时，认为他“非常有意识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带出一批辽金史研究的新军”。
《辽史》修订完成前，刘浦江时而感到孤寂。他曾在20年前出版的《辽金史论》一书自序自陈：“做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对话者，与唐宋史学界那种风光的场面自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话说回来，史学研究原本就是寂寞之道，其中虽无‘黄金屋’‘颜如玉’，但自有一种旁人难以体味的乐趣，沉潜其中，足以安身立命，也就足够了。”
2013年6月，116卷《辽史》修订初稿完成，繁重的统稿工作由刘浦江独自承担。他的身体那时出现问题，后被确诊为淋巴瘤晚期。他在病床上为修订收尾，2015年1月6日去世，享年54岁。
修订过程中有数位学者离开。2013年，《宋史》修订组主持人裴汝诚教授去世，他是唯一一位先后参加二十四史点校与修订的学者。同年，《三国志》修订主持人吴金华教授因心脏病突发离世。
“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
“看中能力之外，我是个‘闲人’，没有其他事务缠身。”对于受邀参与《隋书》修订，孟彦弘的解释如玩笑一般。这个称号来自北大历史系教授荣新江，他大大方方地接受。孟彦弘多年没有申报国家项目，没有社会活动，一年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的考核也勉强“应付”。“事情少，就闲嘛，就有时间做这种熬时间的工作。熬得久了，磨得多了，就完成了。”孟彦弘些微自嘲地说道，“闲人最适合做这种事！”
《史记》《隋书》《辽史》等史书修订都熬了八九年，却无法計入学者的“考核绩效”。“我们做了近十年，但不抵本院规定的核心期刊中发表一篇三五千字的文章。”孟彦弘说，“除了发议论、骂人，就一无所长了。退休了大概也只能看看书、发发微博。别的不会干，百无一用，给家庭贡献约为零，给社会贡献也约为零，就是自己乐了。”
“入了一个自己喜欢的行当，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比较高兴。”孟彦弘补充道。赵生群也提到，古籍整理研究很难申报项目和奖项，而这两项都是大学考核的重要内容。促使他参与修订的，是《史记》的重要性和自己的兴趣。
一位修订主持人告诉记者，他平时要完成教学和科研的工作量，备课就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类似《二十四史》点校修订这样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需要十年磨一剑，需要长期坐冷板凳，但目前大多数单位的考核制度不利于类似项目的开展，大环境如此，个人难以改变。”他在邮件中直言自己非常着急，也很无奈。
1950年代的点校集全国之力，中华书局为此聘请众多学者，唐长孺、郑天挺、王仲荦等学者都暂停教学，从外地调往北京。“现在的学者很忙。”徐俊对修订进度缓慢表示理解。
参与修订的年轻学者们也感到了压力。参与《南齐书》修订时，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周文俊是博士一年级学生。当时他还有学位论文、发表论文和跨校区助教等任务。
周文俊延迟博士毕业两年，相同情况发生在所有参与《南齐书》修订的学生身上。中大的“延毕”学生不能获得补助金，基本没有了任何生活来源。“这些都是他们为修订工作所做的贡献。”景蜀慧心疼自己的学生。她解释，博士论文一般较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生们还要参加修订，看文献、讨论、写长编和校勘记，“很辛苦，但没有任何人抱怨”。
“不坐几十年冷板凳，是很难见到成效的。”趙生群教授告诉记者，这是古文献研究的常态。从事相关研究，对学者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首先要读懂古书，其次要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翻阅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要有所发明，并非易事。而古文献学科几乎没有所谓“权威期刊”，青年学者成长不易。
“把原来一个标点都没有的书，变成现代人能用的书”
1973年春，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合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楼顶，前排坐着顾颉刚、白寿彝、唐长孺、杨伯峻……后排站着张政烺、启功、王钟翰、赵守俨等学者。这张《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的老先生们，多数已经故去。
王仲荦教授点校《南齐书》时没有技术帮助，全靠从小读古文的“童子功”。如今，修订二十四史有人名和地名的索引，各种工具书，每个字都可以在数据库里迅速检索。“当年‘点’的时候，他全部靠自己，靠记忆、靠印象，印象中这个人在哪部书里，就去查。”徐俊告诉记者。
徐俊记得，很多修订主持人说过，要让他们白手起家，点标点，十几年也做不出来。“点校本当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原来一个标点都没有的书，变成现代人能用的书。”而修订工作是对点校本标点和校勘记错误的纠正与补充，发现标点有错误的很少。“1950年代还没有标点符号用法，它是标点使用不规范，有些史改得比较多，真正把句子读破的很少。”
“我们是望尘莫及的。”至今想来，景蜀慧都佩服老先生们，他们为现今的修订打下了基础，“这份宝贵也是继承他们的传统。”
古籍整理修订发展迅速，也越发规范，但仍有可议之处。学者唐圭璋1930年代开始编著《全宋词》，196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耗费30年心血，如果现在有人以“重编”名义出版，署名为自己，“事实上90%的功劳都是唐先生的”。徐俊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先辈的不尊重。
点校二十四史，老先生们除工资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最开始，“参加点校工作不署点校者姓名”是不成文的规定，“文革”后重印，历次点校人员的姓名才写进了《出版说明》。而现在，有些“点校”不叫“点校”，叫“点钱”，一位学者提起自己曾听说，某个古籍整理项目每点校多少字便给多少钱。“有时候很多钱，其实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
（摘自4月25日《南方周末》。作者分别为该报记者、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