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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正式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欧洲应用技术大学起步较早，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探索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发展之路有一定借鉴意义。本刊特组“欧洲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专题，以期为我国地方院校的转型发展提供些许启示。德国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华人教授丁永健在应用型工科人才的培养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瑞士应用科学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分析》一文以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为例，从人才培养理念、招生录取机制、课程教学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其人才培养模式；《芬兰应用技术大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全景式地介绍了芬兰应用技术大学的概况；《赫尔辛基城市应用技术大学质量保障体系评析》则聚焦具体的一所大学，探讨其质量保障体系。
摘 要：丁永健教授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电气系，曾任职于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发电部及意昂电力集团，具有17年工业界经验，现任德国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院长。丁教授是中国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全国首套数字化安全仪控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曾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仪控专家，兼任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留德华人教授协会董事会成员、德国逸远教育与慈善基金会副会长。本刊就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及德国“工业4.0”战略等问题对丁教授进行了专访。丁教授提出，应用型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同样重要；应用型大学要注重教学实践；“工业4.0”战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德联合办学宜以“2 2”项目为主。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德国；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工业4.0；中德合作
一、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中国积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丁永健：我觉得中国教育部决定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是非常正确、合理的举措。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确实需要两种人才：基础研究型和应用技术型，且后者的需求数量应该高于前者。以德国为例，近60%的工科类大学毕业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应用型大学（Fachhochschule，FH）培养的。因此，我常常对来访的国内同行说，德国之所以能制造出举世公认的高质量工业产品，应用型大学功不可没。当然，也得承认基础研究型大学（德国也称为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的价值，他们中的多数其实也从事的是应用型工作，比如项目工程师或售后服务。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根据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的理念，教学、科研、就业/创业是一体的。应用型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只是侧重点不同，但绝不能忽视科学研究。比如，开发自动化系统的一个新的现场总线，也许就是某几个大公司或研究所的任务，但要推广到各行各业，就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又比如，开发安卓系统只是谷歌一家公司的事，但它的应用软件开发及满足千家万户的各种需求就需要大量的、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德国科技部设有专门的支持应用型大学进行科研活动的款项，如FH-Profund，FH-Impuls，ZIM，ForMat（Research for market）等。部分拨款，如中小企业创新专项只能是高校和中小型企业合作申请，以利于科技成果向产品转化。我执教的德国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就是申请这些项目的主力军，此外还包括少量和综合性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
二、德国应用型大学生源广，
教师职前工作经验丰富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应用型大学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德国有哪些可供我们借鉴的良好经验？
丁永健：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原因之一是我离开中国30多年了，对国内高校工作缺少经验，偶尔回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只是走马观花。我在这里只能是抛砖引玉，介绍下德国做法供国内同事们参考。
我们学理工科的人喜欢从产品的生命周期出发考虑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应用型高校的生源从哪里来，如何招生？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德国的体制相对比国内灵活些。以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为例，我们约一半的大一新生毕业于文理中学（相当于国内普通高中，毕业考试的德语名称为Abitur）；另一半学生接受过德国典型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后来通过大专或高职学习，取得了大学入学资格（专业受限制，也叫Fachabitur）；还有个别学生学徒期满后工作多年且已经具备带徒资格（师傅，Meister），他们通过专门的入学理论考试，被破格录取。
第二个问题是谁来教，如何教？从原则上来说，德国应用型大学的师资要求和综合性大学的师资要求差别不大。工科教授一般要求获得博士学位后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其中至少有3年的校外工作经验，一般是工业界或校外研究机构，如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所等。我本人曾在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GRS）任职，加上后来在西门子发电部和意昂电力集团的工作经历，共计17年的校外工作经验。因为教授职位数目有限，且一般为终身公务员制，所以德国工科教授是直接“双师型招聘上岗”，而不需接受职前培训。在教学方面，应用型高校的课程设计理论深度比研究型高校浅些，但实验课会多一些。一般情况下，理论课时和实验课时的安排会尽量达到2：1。大学三年级以后，会增加选修内容和研讨班，选修内容占学生总学分的5%～10%，研讨班主要是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并培养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举例来说，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机电类专业学士的学时是7个学期（3年半），其中包含6个学期的理论学习，第7个学期是工业实习及学士论文撰写。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一边在公司实习，一边寻找合适的论文主题，由公司资深工程师和学校教授双重辅导，帮助学生独立解决某一工程问题。这一点估计在国内还不容易做到。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国内有些公司似乎不太重视人才的发掘，也不愿意进行早期投资。这几年，德国经济状况较好，所以不少学生是拿着工作合同返校进行论文答辩。因为德国的劳动保护法注重保护弱者、对资方不利，所以很多公司其实是利用学生在实习期公司不受法律解聘条款约束的时机，考查学生，为公司注入合适的新鲜血液。而且，在学生实习期间，公司付费较少，每月300～800欧元，相当于学生的食宿费。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能力已经与年青工程师相差不大，但公司向后者所支付的工资要高出前者数倍以上。 三、校际合作应对“工业4.0”带来的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电气工程方面的专家，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德国“工业4.0”战略。该战略给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带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工程技术教育方面？
丁永健：2013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德国“工业4.0”战略是由德国联邦教研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推动的国家级战略，旨在提高德国工业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工业4.0”战略对应用型大学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经费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但如果能够积极应对挑战，将不足转化为优势，这就是机遇。
具体而言，“工业4.0”对教学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在于从用户端到工厂的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由此需要的物联网、机器人、虚拟物理系统、大数据分析等关键技术。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现有的自动化专业课程不能完全覆盖这些内容，由于经费限制，学校也不可能增加教授数量。我校的解决方案是和综合性大学马格德堡大学（Otto-von-Quericke- University of Magdeburg）开展联合办学。2015年冬季学期，我们联合开设了“信息技术与智能化系统”本科专业，马格德堡大学承担约60%的课程，我校承担40%，学生将来的毕业证书上将会印有两校的校徽。如此一来，双方通过教学模块共享，很好地解决了因资金不足而无法新增教授职位的挑战。而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两所学校只召开了两次教授联合会议，就编制了该专业的教学大纲，然后报双方系务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批准，州文化部备案，效率极高。
“工业4.0”战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我之前主要从事核电站安全仪控方面的工作，由于德国政府的特殊核电政策，我的教学领域改为工业自动化。我的实验室里有个示范车间，我在那里主要从事自动化互联网的安全性、可靠性研究。我近期刚与两所综合性大学和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德国分部申请到联邦经济技术部一个关于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测试方法研究的为期3年的课题，并作为项目总协调人。该项目计划联合培养8名博士研究生，其中2名来自中国。
四、加强教学质量认证，
探索中德教育合作之路
《世界教育信息》：在中德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认证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丁永健：中德高校合作互利、互补性强。德国是除美国以外为中国培养高级人才最多的国家，而且不收取学费。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出于国际主义理想，而是希望联合培养的人才能够成为促进中德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2015年10月，默克尔总理访华时与李克强总理一同参观了合肥学院，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和该校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我也在那里以及其他几所学校任兼职教授。我认为，两国高校要不断寻求最适合、最高效的合作。在德国，公务员的身份对教授的时间和工作义务的限制较大。据我了解，在中德联合办学模式中，尤其是“3 1”模式中，对中国的教学输出任务往往让德方高校很头疼——德国高校一般比较认真遵守合同，大多数学校又没有经济支持机制（少量出差补贴对教授们动力不大），所以，现在很多德国高校都对开展新的合作项目较为谨慎。我认为，中德联合办学应以“2 2”项目为主，只有高质量的高校联盟适合开展“3 1”项目。中德教育合作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困难，如德语是较难学习的一门语言，留学生在德国学习时间太短不易得到德国工业界的认同和接受。
我于2015年10月在宁波参加主题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中德论坛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德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ASIIN）的第三方认证系统，由中德双方组成混合专家组进行专业试点认证，这样会加深合作双方对彼此教学模块的了解，并有利于质量保障体系的融合。
编辑 郭伟 校对 吴婷
摘 要：丁永健教授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电气系，曾任职于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发电部及意昂电力集团，具有17年工业界经验，现任德国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院长。丁教授是中国田湾核电站一号机组全国首套数字化安全仪控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曾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仪控专家，兼任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电气专家委员、留德华人教授协会董事会成员、德国逸远教育与慈善基金会副会长。本刊就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及德国“工业4.0”战略等问题对丁教授进行了专访。丁教授提出，应用型大学与综合性大学同样重要；应用型大学要注重教学实践；“工业4.0”战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德联合办学宜以“2 2”项目为主。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德国；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工业4.0；中德合作
一、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中国积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丁永健：我觉得中国教育部决定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同时，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是非常正确、合理的举措。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确实需要两种人才：基础研究型和应用技术型，且后者的需求数量应该高于前者。以德国为例，近60%的工科类大学毕业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应用型大学（Fachhochschule，FH）培养的。因此，我常常对来访的国内同行说，德国之所以能制造出举世公认的高质量工业产品，应用型大学功不可没。当然，也得承认基础研究型大学（德国也称为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的价值，他们中的多数其实也从事的是应用型工作，比如项目工程师或售后服务。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根据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的理念，教学、科研、就业/创业是一体的。应用型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相比只是侧重点不同，但绝不能忽视科学研究。比如，开发自动化系统的一个新的现场总线，也许就是某几个大公司或研究所的任务，但要推广到各行各业，就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又比如，开发安卓系统只是谷歌一家公司的事，但它的应用软件开发及满足千家万户的各种需求就需要大量的、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德国科技部设有专门的支持应用型大学进行科研活动的款项，如FH-Profund，FH-Impuls，ZIM，ForMat（Research for market）等。部分拨款，如中小企业创新专项只能是高校和中小型企业合作申请，以利于科技成果向产品转化。我执教的德国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就是申请这些项目的主力军，此外还包括少量和综合性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
二、德国应用型大学生源广，
教师职前工作经验丰富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应用型大学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德国有哪些可供我们借鉴的良好经验？
丁永健：这个问题不易回答，原因之一是我离开中国30多年了，对国内高校工作缺少经验，偶尔回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只是走马观花。我在这里只能是抛砖引玉，介绍下德国做法供国内同事们参考。
我们学理工科的人喜欢从产品的生命周期出发考虑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应用型高校的生源从哪里来，如何招生？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德国的体制相对比国内灵活些。以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为例，我们约一半的大一新生毕业于文理中学（相当于国内普通高中，毕业考试的德语名称为Abitur）；另一半学生接受过德国典型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后来通过大专或高职学习，取得了大学入学资格（专业受限制，也叫Fachabitur）；还有个别学生学徒期满后工作多年且已经具备带徒资格（师傅，Meister），他们通过专门的入学理论考试，被破格录取。
第二个问题是谁来教，如何教？从原则上来说，德国应用型大学的师资要求和综合性大学的师资要求差别不大。工科教授一般要求获得博士学位后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其中至少有3年的校外工作经验，一般是工业界或校外研究机构，如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所等。我本人曾在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GRS）任职，加上后来在西门子发电部和意昂电力集团的工作经历，共计17年的校外工作经验。因为教授职位数目有限，且一般为终身公务员制，所以德国工科教授是直接“双师型招聘上岗”，而不需接受职前培训。在教学方面，应用型高校的课程设计理论深度比研究型高校浅些，但实验课会多一些。一般情况下，理论课时和实验课时的安排会尽量达到2：1。大学三年级以后，会增加选修内容和研讨班，选修内容占学生总学分的5%～10%，研讨班主要是鼓励学生积极探索并培养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举例来说，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机电类专业学士的学时是7个学期（3年半），其中包含6个学期的理论学习，第7个学期是工业实习及学士论文撰写。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一边在公司实习，一边寻找合适的论文主题，由公司资深工程师和学校教授双重辅导，帮助学生独立解决某一工程问题。这一点估计在国内还不容易做到。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国内有些公司似乎不太重视人才的发掘，也不愿意进行早期投资。这几年，德国经济状况较好，所以不少学生是拿着工作合同返校进行论文答辩。因为德国的劳动保护法注重保护弱者、对资方不利，所以很多公司其实是利用学生在实习期公司不受法律解聘条款约束的时机，考查学生，为公司注入合适的新鲜血液。而且，在学生实习期间，公司付费较少，每月300～800欧元，相当于学生的食宿费。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能力已经与年青工程师相差不大，但公司向后者所支付的工资要高出前者数倍以上。 三、校际合作应对“工业4.0”带来的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电气工程方面的专家，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德国“工业4.0”战略。该战略给德国应用技术大学带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工程技术教育方面？
丁永健：2013年4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德国“工业4.0”战略是由德国联邦教研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推动的国家级战略，旨在提高德国工业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工业4.0”战略对应用型大学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经费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但如果能够积极应对挑战，将不足转化为优势，这就是机遇。
具体而言，“工业4.0”对教学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在于从用户端到工厂的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由此需要的物联网、机器人、虚拟物理系统、大数据分析等关键技术。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现有的自动化专业课程不能完全覆盖这些内容，由于经费限制，学校也不可能增加教授数量。我校的解决方案是和综合性大学马格德堡大学（Otto-von-Quericke- University of Magdeburg）开展联合办学。2015年冬季学期，我们联合开设了“信息技术与智能化系统”本科专业，马格德堡大学承担约60%的课程，我校承担40%，学生将来的毕业证书上将会印有两校的校徽。如此一来，双方通过教学模块共享，很好地解决了因资金不足而无法新增教授职位的挑战。而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两所学校只召开了两次教授联合会议，就编制了该专业的教学大纲，然后报双方系务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批准，州文化部备案，效率极高。
“工业4.0”战略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我之前主要从事核电站安全仪控方面的工作，由于德国政府的特殊核电政策，我的教学领域改为工业自动化。我的实验室里有个示范车间，我在那里主要从事自动化互联网的安全性、可靠性研究。我近期刚与两所综合性大学和法国阿海珐集团（AREVA）德国分部申请到联邦经济技术部一个关于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测试方法研究的为期3年的课题，并作为项目总协调人。该项目计划联合培养8名博士研究生，其中2名来自中国。
四、加强教学质量认证，
探索中德教育合作之路
《世界教育信息》：在中德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认证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丁永健：中德高校合作互利、互补性强。德国是除美国以外为中国培养高级人才最多的国家，而且不收取学费。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出于国际主义理想，而是希望联合培养的人才能够成为促进中德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2015年10月，默克尔总理访华时与李克强总理一同参观了合肥学院，马格德堡应用技术大学和该校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我也在那里以及其他几所学校任兼职教授。我认为，两国高校要不断寻求最适合、最高效的合作。在德国，公务员的身份对教授的时间和工作义务的限制较大。据我了解，在中德联合办学模式中，尤其是“3 1”模式中，对中国的教学输出任务往往让德方高校很头疼——德国高校一般比较认真遵守合同，大多数学校又没有经济支持机制（少量出差补贴对教授们动力不大），所以，现在很多德国高校都对开展新的合作项目较为谨慎。我认为，中德联合办学应以“2 2”项目为主，只有高质量的高校联盟适合开展“3 1”项目。中德教育合作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困难，如德语是较难学习的一门语言，留学生在德国学习时间太短不易得到德国工业界的认同和接受。
我于2015年10月在宁波参加主题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中德论坛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德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ASIIN）的第三方认证系统，由中德双方组成混合专家组进行专业试点认证，这样会加深合作双方对彼此教学模块的了解，并有利于质量保障体系的融合。
编辑 郭伟 校对 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