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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里，老公房中，高层群租房内，更多的郭海萍正在憧憬和打拼着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未来。但上海并不满足，这座城市还在以自己膨胀的引力吸引着各地逐梦的年轻人，成就或吞没他们。
“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一百六十多年前，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到“人的异化”时，世界上还没有白领，也没有住房按揭。
从马尔代夫到秦皇岛
2009年7月，《蜗居》在上海电视剧频道首播。
2009年夏天毕业的Vicky,把自己看做前几年中的海萍，不过，从憧憬到迷茫，她只用了半年时间。
Vicky出生在四川的一座三线城市，高中加大学在上海生活了七年，“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毕业时就留下了”。
她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法律系，在上海，这所大学最近几年的录取分数曾一度仅次于北大清华。去年，Vicky还通过了被称为“中华第一考”的全国司法考试。
“我就是想做个好律师，”Vicky说，自信满满的她找工作时只把简历投给律师事务所，“一直等到快毕业，才收到了律所的几份OFFER，最终定下一家，岗位是‘职业见习生’”。
这家业内知名的律所给新人的薪金并不高，“月薪两千，其中还有五百是上海律师协会的补贴，不签劳动合同，也就没有任何社会保障，”Vicky对这样的待遇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很高兴能如愿进入理想的行业。
一段时间之后，Vicky慢慢发现自己每天的工作并不那么“高级”。“就是不停地到银行陪客户签贷款合同，然后安排抵押，周而复始”
Vicky现在和男朋友一起在离单位很近的地方租了套一室一厅的老公房，窗子正对陆家嘴的楼群，“30多平方，月租两千四，我俩的收入扣掉房租水电等，剩下的只够生活，根本攒不下钱，”说着这些，Vicky的表情从一个刚入职的迷茫小白领，变成了为生活琐碎而絮叨的郭海萍。
Vicky的书架上有一层是关于旅游的，毕业前她打算一年后能到马尔代夫玩一趟，然后目标就被一次次地修改，先改成了巴厘岛，然后是马来西亚的热浪岛，“现在看来，还是去济州岛吧，再不成就去秦皇岛?”
“早没什么职业理想了，也不想成就什么事业了，只想稍微多赚点钱，每个目能过得充裕点，不用每次到了交房租还信用卡的时候就发愁。买房?即使家里付首付，将来也是背着一座山，等中彩票吧，”Vicky第一次总结了毕业半年身上的变化，自已也有些吃惊。
五年一梦
《蜗居》中一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海萍带着妹妹到一处偏远的楼盘选房，房子很让人满意，但手机上却收到了“江苏移动欢迎您”的短信，与此类似的还有北京版的“河北移动欢迎您”，这一幕并不是全编剧想象力丰富的创造。
2004年从武汉大学日语专业毕业来到上海的丁宁算是众多年轻白领中比较成功的。从当初每月300元的群租房，到后来和男友合租的老公房；两个普通外企职员，年薪也慢慢涨到了20万，Vicky有过的困惑她也曾有过，但“都咬牙挺过去了”。
直到2007年，已经结婚的她觉得该买房了。
“父母帮不上我们，自己的钱也不多，只能买首付不超10万，全价30万上下的房子，”符合这样要求的房子，只能在比外环更远的“乡下地方”找。
两人贷款买了花桥2800元／平方米的小复式房，房子总价35万，距离市中心正好35公里。事实上，这里已经隶属江苏昆山。
“手机信号很乱，一下是‘上海移动欢迎您’，一下是‘江苏移动欢迎您’，我们还可以同时装0512和021两个区号的固定电话。”
2008年，丁宁怀孕了，发现如果出生在昆山，孩子将不能报上海户口。于是在楼市低迷的2008年底，她和老公又贷款在嘉定的黄渡镇买了套小户型，这里距昆山花桥镇不过八公里，但已经算上还地界。
今年，两人本打算把两套房子都卖掉，再换套更好的房子，却发现房价早已不是去年的样子。“人眼的房子都在200万以上，一算还得贷100万，即使分30年还，一个月还要6000元，”丁宁说，“我们这收入还贷问题不大，但想想这债要背这么久，很不平衡，我们也算小中产阶级了吧，怎么还被这些基率的生活所需压着呢?”
经过反复斟酌，2009年秋天，丁宁和丈夫决定离开上海，群职，卖房，回武汉，不做房奴了。
“我喜欢上海，”丁宁说，“但上海太‘挤’了，在这里生活太憋屈，这样算是向上海认输吧。”
《蜗居》中郭海萍盘算买房时对老公说，“你负责问你爸妈借4万，我负责问我爸妈要2万，另外2万我把海藻结婚的钱拿来先用一用，让她等等再结。”
推动剧情发展的那笔今天看来小得像笑话一样的首府，在现实中也只是房奴生活的序曲。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把他们甩下，甩下房贷和让人羡慕的上海白领身份，”丁宁说。
先过着吧
家在新疆的张夏与朋友合租在3號线北端的最末一站附近，“还有几公里就到长江口”的地方。
2008年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进入上海文广集团某频道，即使在上海同学眼里，这也是份让人羡慕的工作。经过努力，她的工作已经按照自己的规划从行政转到采编。毕业一年多，她对工作的理想也没变，“找到值得拍的故事，把它们拍下来，做能成为瓯史的纪录片”。
“严格讲我不算白领吧?电视民工，”张夏自嘲，她在一档专题类节目中做记者兼编导，几乎每月都要出差，“一年的任务量是至少8个片子，每个片子稿酬2000块，如果完不成任务，底薪也会被扣掉。”
让张夏有些满足感的是自己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不用每天去挤地铁。但麻烦的是，由于住得太远，“要么不加班，要么加一夜，住得太远，9点之后就坐不到轻轨了还要走过火车站下面长长的换乘通道，一年多时间，我被偷了十多回，估计小偷都认识我了，”张夏说。
张夏也看《我局》，但并没有像Vicky那样的感同身受，“自己先过着吧，想不了那么远”。
她的学妹薛林则更看得开，今年秋天，刚工作的她从《财经》杂志辞职，如今正在厦门的青年旅馆做义工，“这叫‘间隔年’”，她说。
但薛林显然不能代表年轻人的主流，研究生毕业的刘琪，几个月前才和男友从重庆来到上海，他们的专业是英文，想做的工作是把国内优秀的汉语文字作品翻成英文出版，他们已经在出版社找到了工作，描绘自己未来的笔已经握在手中。这才是大多数。
石库门里，老公房中，高层群租房内，更多的郭海萍正在憧憬和打拼着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未来。但上海并不满足，这座城市还在以自己膨胀的伟力吸引着各地逐梦的年轻人。成就或吞没他们。
2009年12月，位于杨浦区东北角，有上海的“天水围”之称的新江湾城，一块地以37.2亿的成交价被拍走，折算成楼面地阶，是3.25万每平米。这在2009年已经不算新闻。
城市，真的让生活更美好?
“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一百六十多年前，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到“人的异化”时，世界上还没有白领，也没有住房按揭。
从马尔代夫到秦皇岛
2009年7月，《蜗居》在上海电视剧频道首播。
2009年夏天毕业的Vicky,把自己看做前几年中的海萍，不过，从憧憬到迷茫，她只用了半年时间。
Vicky出生在四川的一座三线城市，高中加大学在上海生活了七年，“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毕业时就留下了”。
她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法律系，在上海，这所大学最近几年的录取分数曾一度仅次于北大清华。去年，Vicky还通过了被称为“中华第一考”的全国司法考试。
“我就是想做个好律师，”Vicky说，自信满满的她找工作时只把简历投给律师事务所，“一直等到快毕业，才收到了律所的几份OFFER，最终定下一家，岗位是‘职业见习生’”。
这家业内知名的律所给新人的薪金并不高，“月薪两千，其中还有五百是上海律师协会的补贴，不签劳动合同，也就没有任何社会保障，”Vicky对这样的待遇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很高兴能如愿进入理想的行业。
一段时间之后，Vicky慢慢发现自己每天的工作并不那么“高级”。“就是不停地到银行陪客户签贷款合同，然后安排抵押，周而复始”
Vicky现在和男朋友一起在离单位很近的地方租了套一室一厅的老公房，窗子正对陆家嘴的楼群，“30多平方，月租两千四，我俩的收入扣掉房租水电等，剩下的只够生活，根本攒不下钱，”说着这些，Vicky的表情从一个刚入职的迷茫小白领，变成了为生活琐碎而絮叨的郭海萍。
Vicky的书架上有一层是关于旅游的，毕业前她打算一年后能到马尔代夫玩一趟，然后目标就被一次次地修改，先改成了巴厘岛，然后是马来西亚的热浪岛，“现在看来，还是去济州岛吧，再不成就去秦皇岛?”
“早没什么职业理想了，也不想成就什么事业了，只想稍微多赚点钱，每个目能过得充裕点，不用每次到了交房租还信用卡的时候就发愁。买房?即使家里付首付，将来也是背着一座山，等中彩票吧，”Vicky第一次总结了毕业半年身上的变化，自已也有些吃惊。
五年一梦
《蜗居》中一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海萍带着妹妹到一处偏远的楼盘选房，房子很让人满意，但手机上却收到了“江苏移动欢迎您”的短信，与此类似的还有北京版的“河北移动欢迎您”，这一幕并不是全编剧想象力丰富的创造。
2004年从武汉大学日语专业毕业来到上海的丁宁算是众多年轻白领中比较成功的。从当初每月300元的群租房，到后来和男友合租的老公房；两个普通外企职员，年薪也慢慢涨到了20万，Vicky有过的困惑她也曾有过，但“都咬牙挺过去了”。
直到2007年，已经结婚的她觉得该买房了。
“父母帮不上我们，自己的钱也不多，只能买首付不超10万，全价30万上下的房子，”符合这样要求的房子，只能在比外环更远的“乡下地方”找。
两人贷款买了花桥2800元／平方米的小复式房，房子总价35万，距离市中心正好35公里。事实上，这里已经隶属江苏昆山。
“手机信号很乱，一下是‘上海移动欢迎您’，一下是‘江苏移动欢迎您’，我们还可以同时装0512和021两个区号的固定电话。”
2008年，丁宁怀孕了，发现如果出生在昆山，孩子将不能报上海户口。于是在楼市低迷的2008年底，她和老公又贷款在嘉定的黄渡镇买了套小户型，这里距昆山花桥镇不过八公里，但已经算上还地界。
今年，两人本打算把两套房子都卖掉，再换套更好的房子，却发现房价早已不是去年的样子。“人眼的房子都在200万以上，一算还得贷100万，即使分30年还，一个月还要6000元，”丁宁说，“我们这收入还贷问题不大，但想想这债要背这么久，很不平衡，我们也算小中产阶级了吧，怎么还被这些基率的生活所需压着呢?”
经过反复斟酌，2009年秋天，丁宁和丈夫决定离开上海，群职，卖房，回武汉，不做房奴了。
“我喜欢上海，”丁宁说，“但上海太‘挤’了，在这里生活太憋屈，这样算是向上海认输吧。”
《蜗居》中郭海萍盘算买房时对老公说，“你负责问你爸妈借4万，我负责问我爸妈要2万，另外2万我把海藻结婚的钱拿来先用一用，让她等等再结。”
推动剧情发展的那笔今天看来小得像笑话一样的首府，在现实中也只是房奴生活的序曲。
“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把他们甩下，甩下房贷和让人羡慕的上海白领身份，”丁宁说。
先过着吧
家在新疆的张夏与朋友合租在3號线北端的最末一站附近，“还有几公里就到长江口”的地方。
2008年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进入上海文广集团某频道，即使在上海同学眼里，这也是份让人羡慕的工作。经过努力，她的工作已经按照自己的规划从行政转到采编。毕业一年多，她对工作的理想也没变，“找到值得拍的故事，把它们拍下来，做能成为瓯史的纪录片”。
“严格讲我不算白领吧?电视民工，”张夏自嘲，她在一档专题类节目中做记者兼编导，几乎每月都要出差，“一年的任务量是至少8个片子，每个片子稿酬2000块，如果完不成任务，底薪也会被扣掉。”
让张夏有些满足感的是自己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不用每天去挤地铁。但麻烦的是，由于住得太远，“要么不加班，要么加一夜，住得太远，9点之后就坐不到轻轨了还要走过火车站下面长长的换乘通道，一年多时间，我被偷了十多回，估计小偷都认识我了，”张夏说。
张夏也看《我局》，但并没有像Vicky那样的感同身受，“自己先过着吧，想不了那么远”。
她的学妹薛林则更看得开，今年秋天，刚工作的她从《财经》杂志辞职，如今正在厦门的青年旅馆做义工，“这叫‘间隔年’”，她说。
但薛林显然不能代表年轻人的主流，研究生毕业的刘琪，几个月前才和男友从重庆来到上海，他们的专业是英文，想做的工作是把国内优秀的汉语文字作品翻成英文出版，他们已经在出版社找到了工作，描绘自己未来的笔已经握在手中。这才是大多数。
石库门里，老公房中，高层群租房内，更多的郭海萍正在憧憬和打拼着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未来。但上海并不满足，这座城市还在以自己膨胀的伟力吸引着各地逐梦的年轻人。成就或吞没他们。
2009年12月，位于杨浦区东北角，有上海的“天水围”之称的新江湾城，一块地以37.2亿的成交价被拍走，折算成楼面地阶，是3.25万每平米。这在2009年已经不算新闻。
城市，真的让生活更美好?